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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代，第一批中国移民到达旧金山，他们来美国的目的只是希望挣到足够的钱以便回国安度余生。
随后到达美国的新移民，大多是希望从水灾、饥荒和太平天国之乱中解脱出来的农民、手工工匠和难民，加州金矿的发现给他们带来一个极好的机会。这样，一个综合的推力把大量的华人带到美国。截至1860年，美国大约有3.4万华人，同年旧金山海关的记录表明又有4.6万中国人进入。
在那时，加州人口的38%是在国外出生的，中国人占加州人口的大约9%。然而，由于他们大多是成年男子，因此华人大约占加州全部劳动力的25%。
在1880年代的中国移民中，男性占了95%，到1890年，中国移民中的男性与女性之比为 27∶1。
这种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原因是，当中国人离开祖国时，一般倾向于带儿子而不是女儿同往。这除了妇女守家的传统外，还由于海外基本没有适合妇女的职业。另外，“从1870年代初开始，美国各级政府对中国妇女移民的竭力限制，成为更重要的因素”。
1882年，美国通过了禁止中国劳工移民的法案。在1840年代到1890年代间，大约有36万华人移民到美。同期，27万回到中国。
1880年代中国移民的数量达到最高点，在10.5万到10.7万之间。之后，数量逐年下降，到1940年代，中国移民仅有大约7.7万人。
早在1850年代中国移民便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在美国城市的华人社区中，中国社会组织的类型大致有血缘集团、地缘集团、利益集团和经济集团四种类型，分别建立了宗族、会馆、秘密社会和行会组织。
血缘集团即宗族，在美国华人社会也被称为“姓界”，通常以一个姓为基础，但有时也包括两个或更多的姓氏。当时，较为普遍的是小的姓氏集团联合为一个统一的较大组织，以便于与较大姓界进行更有效的竞争。例如在加州河谷城有八个堂存在，其中四个是单姓，其余是多姓的联合。
同样，一个姓具有两个或三个宗族组织也不鲜见，例如在纽约华人社区，黄姓、李姓各有两个宗族集团，陈姓有三个。他们可能祖先不同或分别来自不同地区。在宗族内部一般都有较小的、称为“房”的分支，这是严格按照他们在中国村庄的划分而设立的，每个分支下辖十几二十人，这是中国移民中“最原始的组织形式，很像一种不很正规的互助组织，因此在成员中具有其他组织所没有的亲密的个人联系”。
在纽约的陈姓有二十多个这样的房。一般来讲强的房控制弱的房，并成为姓界的首领。
有时几个宗族可能联合成一个超级组织，一般的情况是组织内的成员或他们的祖先是结拜兄弟，或有传统友情，或是远亲，或来自同一地区。如在纽约由刘、关、张加上赵姓家族组成的兄弟会，便是因其所奉的先祖在三国时代有刎颈之交。
在1930年代全美大约有60个姓氏。叶氏在匹兹堡、梅氏在芝加哥等都建立了强大的宗族组织，令其他家族难以与之抗争。
地缘集团即会馆，一般由讲同一方言或来自中国同一地区的移民组成，在美国华人社会中又称“邑界”，在功能上与姓界有相同之处，但结构相异。那些来自不同地区的普通劳工、服务业工人、工匠以及商人都按照他们的方言以及在中国的村庄或县组织起来。最早的会馆是1851年在旧金山建立的新邑会馆。一战前绝大部分中国移民来自广州周围几百里以内的地区，但仍有不同的方言集团。主要的集团有三邑（包括南海、番禺和顺德）、四邑（包括新会、新宁、开平和恩平）和客家等。在纽约有两大会馆，一个代表了三邑等六个地区，一个则全来自台山。在一些小的华人社区中，全部移民来自同一地方，因此没有会馆。例如在河谷城的中国人都来自广东四邑，因而没有类似的基于语言或地域的组织与之竞争，不过宗族却发展起来。
以谋取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秘密社会组织在美国称“堂”，又称“堂界”，其最初目的是联合小宗族去对抗大宗族的盘剥和利益侵害，但后来却发展成为争夺唐人街权力和控制非法营生的暴力组织。许多堂先在美国西岸建立，随后便扩展到全国。协胜堂和致公堂在东、西岸都有影响，俊英堂、秉公堂、萃胜堂和合胜堂以西部为势力范围，英安堂主要在加州和亚利桑那州活动，安良堂的分布则广及东部、中西部和南部。其成员的吸收是按利益关系而非血缘或地缘关系，“……无法给堂的成员以积极的定义，他们一般都是绝望的、没有财产的年轻人。他们生性好斗，伤害他人。最重要的是，除了他们自己有限的小圈子外，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家庭背景和来自何地”。
三合会是华人社区的主要秘密社会组织，其分支众多，如秉公堂、安良堂和协胜堂等，凡有一定规模的华人社区都有它的分会。在20世纪之交，旧金山的秘密社会的分会就达50多个。
姓界和邑界是华人社区传统的合法组织，但在一些没有这些组织的地区，秘密社会成为唯一的社会组织。各阶层的中国移民加入堂主要是为得到经济保护，有时是为报私仇。每一个堂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一般成员都在自己组织的势力范围内做生意以避免纠纷。但由于堂的势力范围往往不很清楚，在那些界限模糊的边缘地区经常会发生冲突。
除了血缘、地缘和秘密社会组织外，各个行业还成立有自己的行业组织，如中国餐馆协会（The Chinese Restaurant Association）、华人洗衣房联盟（The Chinese Hand Laundry Alliance），还有联合华人社区各行业商人的中华商会（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等。中华商会作为一个经济和社会单位发挥作用，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在辛亥革命和一战期间，中华海员会（The Seamen's Institute）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比较活跃，但后来便趋于沉寂。
在华人社区中，洗衣和餐馆是最大的行业。到1873年中国移民在整个河谷城洗衣房做工的有300多名，他们由洗衣房公会（Washermen's Guild）控制。
在1930年代，纽约大约有3550个中国洗衣房和1000多家中餐馆。
在这一时期，洗衣房联盟几乎遍布各主要城市，受到中国商人和洗衣房工人的支持。为了更好地组织起来，洗衣房工人组织在芝加哥、费城、华盛顿、纽黑文以及波士顿都建立了总部。一般来讲，这些行会组织的建立较宗族、会馆和堂要迟，基本上在1910年以后。它们并不像宗族、会馆和堂那样发挥长期的强烈影响，而且还经常依靠这三类组织。
宗族、会馆、堂和行会并不总是相互排斥的，一个中国移民可同时属于这四类组织。有时堂也可能控制会馆的领导权，也有可能一个大的宗族集团控制一个堂或一个会馆、一个行会。所以，这些组织的会员经常是相互重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