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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区域和地方市场在近代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从整个市场结构来看，是狭隘的，仍以地方小市场和城市市场为主，长距离贩运贸易受到极大限制。这主要是以下因素所致。
第一，集约化生产的程度低。农业集约化生产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近代上游地区集约化的生产并不鲜见，但程度很低，农业生产缺乏区域间的分工，一些主要产品分布甚广，如水稻和小麦在成都平原、川东、川南等广大区域普遍而分散种植，甘蔗种植则分布于沱江流域、渠江流域、岷江流域、长江沿岸和叙南地区等，茶于盆地丘陵及四周高山均有种植，其余如棉、蚕丝、药材、麻等在全域皆广泛分布。由于各地自给性强，对外的依赖较少，各州县的输入输出品多以盐和粮食为大宗，其他则不过是小规模的调剂，而且尽量以邻近州县互补。如西充县“货则布、麻、油漆、蓝靛，恒恒皆备”；
定远县“多务本力农，不习经商，或遇附近州县丰歉不一，仅有将米谷舟运保宁、重庆一带地方以通缓急”。
结果造成各州县产品结构相似，这种状况对专业化的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工是不利的。
第二，商品生产的分散性，农业和手工业缺乏分离。上游地区自然经济虽受到侵害，但其结构并未受到沉重打击，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也没有被消灭。如武胜县直至民国时期仍是“市中所集，强半天然物品，其出于制造者概系工人一手一足之劳”。
在广大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当稳固。这种稳固表现在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三位一体的结合上。广大农民仍以农业为依托，把手工业和商业作为一种补充，结果是商品市场十分狭小，难以给国内大市场的建立创造充分条件。
第三，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制约。地理环境的封闭是造成长江上游地区近代市场发展不充分的重要原因。这一地区受外界商品的冲击相对要小，经济独立性强，由于交通的困难，中间转运和转卖的次数比较多，增加了交易的风险，长途贩运成本甚高，往往无利可图。如自流井“交通不便，且河流甚小，岩堰甚多，出口入口之百物，非用担挑，即用驼力，米炭日用所需之品亦因道途艰险，价值加昂”。
陆路交通不发达而以水运为主，水运又主要依靠小木船。在缺乏近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近代商业的发展当然是困难重重。重庆海关税务司就指出：“资本家要在四川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与外界联系，努力改善交通工具。”
但直至民国时期，上游交通困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由于以上诸种原因，近代长江上游区域市场得不到正常发展，未能根本冲破传统地方市场的界限，因此整个市场的规模狭小。所谓市场大小，实际就是商品流通量的多少。商品流通促进了资本的积累，贸易为资本产生提供了条件。商品化的程度往往是衡量一个地区市场发展程度的标准。近代上游地区与外界的经济联系虽有所加强，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市场体系。其商品流通主要还是反映在区域内各州县之间，区域外和国外在该处的商品流通是很有限的。据清末官方估计，成都平原“各府州县民间服用所需，仍土货多而洋货少”。
由于自然经济的牢固性，农民仍被禁锢在土地之上，进行着自给性为主的生产。在长江上游广大农村，农民除了自己家庭所需外，剩余的再供给市场，这抵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自然经济的解体是近代工业出现的前提，上游地区自然经济解体不充分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不少穷乡僻壤仍处于封闭状态。原本非常狭小的市场又有相当部分被洋货挤占，留给民族工业商品的市场就更微乎其微了。商品经济能不能发展，关键就在市场范围的扩大程度。而市场范围要扩大，首先即需打破市场的地域限制，使地方性的狭小市场变为全国性的广大市场。市场的狭小和不充分严重影响了上游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近代工业出现之后，这种阻碍性就表现得更为突出。而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拖延了中国这一广大内陆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本章最早版本曾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第105～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