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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密度往往是一个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反映。这里所说的市场以基本市场（集市、墟市）为主，包括地区市场、市镇、市集各个层次。长江上游的市场非常多，有人估计，嘉庆前后川省有场5000个左右，清末约有4000个。
若按四川142厅州县计算，平均每个厅州县约28个场。在一些交通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市场更多，如地处长江畔的涪州，市场多达120个，涪江和嘉陵江交汇点的合州有73个。
长江上游的市场与全国一样有固定的场期。场期的安排基本是相互错开的，这样可提高农民的赶场率。从贸易周期上看，以旬三场为主。在川西平原经济发达地区，场期则较为密集，有旬四场甚至旬五场的。如郫县犀浦场“市以二、四、七、十日”，郫县的“县市，奇日一集”，处于水陆交通之地的郫县三堰场“市以双日”。
场期密集反映了这些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较高。施坚雅曾对场期的安排问题进行过研究，他认为决定场期最主要的不是避免同邻场冲突，而是不和上层市集的集期相冲突，相邻的市场场期相同经常可见，市集和墟市撞期的情形却少有。若某市集的集期是一、四、七或四、七、十，那它周围的市场一般就只能在二、五、八和三、六、九两个场期内选择。
避免墟市与市集撞期解决了许多小贩的生计。农村中的小贩大多只在一个市集交易范围内活动，他们以市集为据点，到各墟市与农民进行交易，然后回市集将收购来的农产品出售，并补充存货。如晚清成都附近的中和镇场期为一、四、七，周围有墟市6个，那么在中和镇交易范围内的小贩可以有这样的行程：初一逗留在集上交易，初二、初三到两个墟市，初四到中和镇，初五、初六到另两个墟市，初七回到中和镇，初八、初九到其余两个墟市，初十再回中和镇休息一天后，十一日开始又按这个程序到各地行贩。每10天之内，既不会错过中和镇的3天集期，也可走遍属于中和镇的6个墟市。除小贩外，其他行当诸如江湖郎中、说书先生、算命先生、手工工匠等也多这样活动。
关于市场密度的考察有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即供给者的需求圈和商品的销售域。所谓需求圈，即一个具有足够的消费需求，从而使供给者能挣得正常利润的地区，它反映了提供某些劳务的规模经济以及由于零售商相互间设点的接近而产生的凝聚优势。需求圈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每个地区单位的平均购买力。一些重要商品的销售域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经济距离（换算为运输成本的地理距离）和生产成本。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耕地面积和人口密度决定了需求圈和销售域的大小。
场均耕地和场均人口表明了市场所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是市场发展的决定因素，它们制约了市场的商品流通和交易数额。据统计，嘉庆时期全川每场平均有耕地1.5万亩，各州县场均耕地80%以上集中在4000～40000亩，场均人口以1000～8000人为多，到光宣时期场均人口大多在3000～15000人。
市场的密度往往取决于单位面积的购买力，单位面积购买力取决于人口密度。在经济发达地区场均人口比较高，如川西平原的成都府场均人口都在7000以上，其中成都、华阳、金堂、温江、新都、郫县、简州、崇庆、崇宁、新津、什邡等县都已逾万人，可以推测这些地区市场的规模都不小。
各地区在市场活动的人究竟有多少？这只能根据有关资料进行估计。如崇宁县场均人口为2.3万，其中包括妇女和小孩，他们赶场的频率很难确定。我们可按家庭对外活动的主体男劳动力来估计，也就是说按赶场的最低人口数来推测。嘉庆中期崇宁男丁约10万人，按每人每月赶场三次算，那么每月计有30万人次赶场，每旬10万人次。若按一场可容纳2000人计算，旬计6000，那么崇宁应有市场16个左右。而当时仅有市场3个，这即意味着平均每场有万人左右。实际上，按每丁每月赶三场算是比较保守的。据宣统《广安州新志》称，广安市场“贩夫贩竖间期云集，大市率万人，小市亦五六千”。
光绪时广安有41个场，按每场5000人、每旬3场算，那么每月仅广安州赶场人次即达185万，其交易额和货物流通量就可想而知了。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人们的商品需要必须得到满足，这就要求一定区域内能容纳相应的赶场人数。要达到这一目的，可以有三条途径。一是增加场期频率，如由旬二场到三场、四场乃至隔日一场。二是扩大市场规模，如在市场内扩展许多“小市”等。三是增加市场。按上游地区习惯，当一般州县按旬三场的办法不能满足人们赶场需要时，一些新场就应运而生。例如温江县嘉庆时期有市场10个，场均人口1.3万人。随着对市场需求的增加，光绪时期市场增加近一倍，达到19个，而场均人数下降至9000人左右。
增加市场是满足人们商品交换和流通需求的一种形式，每一个市场所服务的区域面积一般表示了它的实际交易范围。在近代的长江上游，每个市场服务范围在40～10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以市场为中心，人们活动半径在3～5公里。不过由于市场的增多，人们的交易更为方便，缩短了赶场的路程。农民的活动半径也有所变化。如川西平原的新津嘉庆时有6个场，场均范围32平方公里，人们的平均活动半径约为3公里；到光绪时期市场增至19个，场均范围减小至16平方公里，人们的平均活动半径约为2公里，赶场缩短了1/3的路程。一些边缘经济区反映了同样的现象，如川北山区的江油县嘉庆时有21个场，场均面积92平方公里，平均活动半径为5公里；到光绪时期市场增加到31个，场均范围减小至63平方公里，平均活动半径为4公里，人们赶场可缩短1/5的路程。应该指出的是，赶场路程的缩短，绝不意味着人们活动范围的缩小，恰恰相反，由此人们有了更多的赶场机会，增加了赶场次数和赶场地区。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口密度的不同，各地区的市场分布也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讲，经济中心区和次经济中心区市场密度较边缘区要高。嘉庆时地处经济中心区的成都府场均范围为48平方公里，即平均活动半径为3.9公里；次经济中心区的眉州场均范围为39.5平方公里，平均活动半径为3.5公里。而近边缘区潼川府场均范围为78平方公里，平均活动半径约为5公里。远边缘区的龙安府场均范围为428平方公里，平均活动半径达11公里多。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次经济中心区的绵州市场就不太密集。市场的密集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映了人们赶场的频繁和市场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亦说明了农民日常生活对市场的依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