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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地区是集市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所谓集市，在传统社会中主要指农村市场，是以地方定期交易为核心的经济流通机构。集市总的经济意义主要由其向经济区提供商品与劳务的作用、在连接经济中心的销售渠道结构中的地位、在运输网络中的位置所决定。集市（包括市、集、场等）是沟通各地经济联系的主要渠道，即所谓“乡非镇则财不聚，镇非乡则利不通”。
这些农村集市是农民之间以及农民和商贩之间进行交易的立足点，是一种初级市场形态。集市初为小生产者交换和调剂产品的场所，赶场者出售其多余或结剩的产品，换回自己不能生产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用品。这种原始市场既是产品供应的起点，亦为销售的终点，往往没有居间和转手的过程。近代长江上游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纯粹的原始市场已极少见，集市实际已成为土产品的集散地。它既可作为输出市场的起点，又是农民日常生活品销售的终点，它依赖高一级市场销售其聚集的土产，又将高一级市场运来的商品出售给农民，成为商品流通网络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环节。
随着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各地出现了不少专门性集市，即专做某种或某几种商品的交易。这类集市着重聚集本地出产的某种产品，专为满足生产某一产品的小生产者销售其产品而设置。如双流县的簇桥场是一个以蚕丝交易为主的市场，甚至起着集散的作用，其丝有的来自温江、简州等地。郫县为粮油作物产地，因此县境内各集市多以粮油为主，如县城市场“其市则米为大宗，菜籽及油次之，麦又次之”。
东乡县的南坝场是由鸦片交易发展起来的，“各省烟商麇集”，每年销售数万担，后由于清末禁烟而衰落。
这些专业性的集市建立在农民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比较活跃，是自然经济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它们适应农村家庭手工业、小贩和小商人之间进行商业活动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较大范围的商品供求。它们与综合性集市一样，体现了调剂农民经济生活和组织农村小商品生产运销的职能。而且，专门性市场一般也并不排斥其他商品的交易。
长江上游地区集市贸易的发达还与居住散布形式密切相关。成都平原和北方（如华北平原）的农村居住形式有很大差别，前者是分散式的，后者是集结式的。集结的和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华北村庄，有较紧密的村民关系，而村庄之间却比较孤立和内向；分散的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成都平原村庄（严格地讲不能称为“村庄”，称“乡村”可能更恰当些），乡民关系较松散，而乡际关系却较密切。
这些密切的乡际关系网，是长江上游内部商品流通的有利条件。各乡农民均需要通过基层市场来进行交换，以弥补一家一户独居生活上乃至心理上的欠缺。
上游农民在生活的许多方面要依赖于集市。由于上游地区普遍实行押租制和货币地租，农民必须将农产品送到集市上易钱交纳。对那些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和其他专业生产的农户来说，农村集市与他们关系更密切。上游农民一般都有农闲从事贩卖的习惯，他们赶场的范围有时是很广的。如广安农民往南部、蓬溪、射洪等地商贸，“以米豆去，以盐归，络绎往来，道路如织”。
合州产炭，“一经出炭，数百里亦必麇集。但得日满百钱，即已充足，为衣为食，绰绰有余，又能给家人衣食”。
他们的活动加强了农民与集市的联系，推动了农村集市的兴旺发展。
集市作为地方物资交易的场所往往受到地方官的重视，有官吏管理，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显得比一般村落更为重要。集市内设有管理人员，称为“场头”“客长”等，负责控制物价、平息争讼、惩办奸狡、维持治安等。大小集市一般都有规则，如巴县八庙堂虽仅有“贸民十余家”，但也订有场市章程。主要内容有（1）规定场期。定场期为三、六、十日。（2）场市风气。只许商民“以货物登市贸易，凡奇技淫巧，有坏风俗事端，概行禁止”，而且不许“结盟聚众”和“摇钱赌博，开设烟馆”。（3）交易规则。买卖货物“听民面议成交，不许奸商巨贾从旁怂恿，把持行市”。（4）场市区划。各项货物如米粮、牲畜等“分别安置立市成交”。（5）排解纠纷。设一处作为“公地”，有纠纷则“凭众理剖”，以免“酿成事端”。
集市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酒店、茶馆是农民的聚会之所。那些平时因散居而显得闭塞的人们在那里传播各种信息，诸如当地新闻、官府政令、婚丧嫁娶等。人们在那里交流感情和增广见闻，商人在那里洽谈生意，高利贷者在那里商议放债，媒人在那里撮合婚姻，巫师、道士在那里卜卦算命，民间郎中在那里切脉看病，拳师在那里舞刀弄棍，跑江湖者在那里兜售假药，文人墨客在那里说天道地，秘密帮会在那里招贤纳徒、结兄拜弟，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
集市也是人们消遣娱乐的地方。大多数农民在一生中，从孩提到垂老，活动的范围就在周围若干集市之内。他们在那里发蒙和成长，集市上的迎神赛会、庙会、闯江湖者的表演、戏班的剧目、往来客人的谈吐，都塑造着他们的心灵和行为方式。集市可以说是他们接触外界的一扇窗户。所以说集市的作用和功能恐怕很难仅从经济一个侧面就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