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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城市发展的基础是商业贸易，城市是商品的集散地，转运贸易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由城市经济组成的网络，成为联系各地市场的中心。这些中心又可分为商业性城镇（地区城市）、集散市场（区域城市）和多功能高级市场（中心城市）等。应该指出，一般来说集散市场较商业性城镇规模要大，但两者的区别并不在规模大小，而是其市场的功能。一些较小的集镇仍可起到集散市场的作用，亦有不少城镇具有两种市场的功能。
清代商品性农业发展以及随之兴起的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等促进了城镇的勃兴与繁荣，城镇日益成为农村和初级市场同区域城市、中心城市、国内各地区市场联系的纽带。有些大镇已逐渐发展成为附近几个市镇的商品流通中心，初步突破了地方性狭小市场的格局。如郫县县市“赶集日，县境商贾咸至，他县如成都、新都之商亦至，交易之金，或数十万，或数万，或数千”。
这些城镇贸易货物种类繁多、商品流通量大、货源广泛充足，可谓“百货丛集”。市内一般分有规模、数量不一的大市和小市。如崇庆县市“商贾云集，百货列肆”，城内东西南北街均有市。五显庙为茧市；火神庙一带为柴市。另外还有米市、木材市、小春市、炭草市、麻布市、烟市、麻市、杂货市、白布市、甘蔗市等。
在比较偏僻的南溪县，城内各专门市场均按街道分布，有粮食、菜、烟、布、炭等各类小市10余个。
市场的扩大是交易兴旺的结果，合州县城“历为繁盛区域，水陆骈集，人烟辐辏，日日为市”。特别是5月新丝、小麦、油菜、豆等出产后，城内“操物贾者，为交易者，肩有担，手有提”，“拥挤不通”，各“茶房酒肆，生理一旺”。
广安城在光绪年间有“铺户居民三千余，街道十八，鱼盐、珠翠、棉布、锦帛、米谷珍错，百货毕集，人称小渝城焉”。
川北的南充县城“迄清末世，渐臻繁盛，工商勃兴，人物萃集，毕屋栉比，珍货云屯，内外城间已无隙地”。
蓬溪县的周口镇由于商业发达，到清末时已是“人烟稠密，计已二千余家，商业贸易甲于州城”。
一些边区城镇也逐渐发展，如雷波城“商贾云集，云、桂、两湖、豫、粤之民，亦群趋此间贩卖货物”。到民国时城内居民已有两千余户，商业交易热闹非常，“世有小成都之称”。
商业性城镇既有一定区域内商品集散的功能，又有满足周围小生产者对市场经常性的要求的功能，并对附近的市场有一定的支配力。无论从城区规模、商品流通规模大小、交易种类、市民阶层结构来看，它们都是集市发展的高级形式，是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集聚点，起着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
集散市场往往在省际地区，或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处川陕要道的广元为陕甘药材的集散市场，陕西的药材由广元转销外省，甘肃的麝香也多在此交易。泸州是自流井、犍为和沱江沿岸等地盐的集散地，因而发展甚快，其交易之巨，在长江上游除重庆外，“无能及之者”。
赵家渡则为川西平原和沱江流域许多州县货物的集散地，川西德阳、汉州等地的大米，什邡、新都、郫县的烟叶，川北潼川的蚕丝，沱江中下游资州、内江等地的蔗糖，温江、江津、泸州等地的杂货，皆运此再转销他处。灌县城是沟通川西平原与川北山区贸易交通的枢纽，为山货、药材、皮毛以及大宗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城内外廛肆罗列，有银号数家，东街尤百货骈阗，商贾麇集，以贩运药材、羊毛者特多，行销渝、宜、汉、沪”。
一些省际地区的州县城镇，虽规模不大，但仍具有集散市场的功能。如地处川陕边境的城口厅“百工匠艺多别省别邑之人，商贾亦多外来，以棉花布帛杂货于市场，与四乡居民交易，复贩卖药材、茶叶、香菇、木耳、椒蜜、猪牛等物往各省发卖”。
邻近湘黔的彭水也是“舟楫往来，商贾辐辏，百货云集，并与楚、黔、闽、粤、江右等省俱通商贩焉”。
一些城市由于历史的原因或其所处的重要位置，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多种功能的高级市场，并逐渐因商业的繁荣发展而成为大都市，这种市场往往数量少而作用大。处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点的重庆和川西平原的成都就是这样的城市，它们既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又是重要的商业中心、集散市场和转运市场。
重庆是清代长江上游重要的商业和货物集散中心，近代以后由于对外贸易的开辟，进一步刺激了重庆商业的发展。例如重庆的山货业便起了巨大变化。开埠前的山货原由药材字号附带经营，并未独立成帮，间有经营牛皮渣滓加工的胶帮附带运销牛羊皮出省，亦有经销洋货的广帮贩运生猪鬃加工后出口，均属小本经营，品种不多，数量有限。1890年代初，山货出口品种和数量急剧上升，由原来的猪鬃、牛羊皮等数种迅速增加到30余种。到清末民初时，除已有洋行10余家外，重庆专营山货的字号亦发展到10余家，中路商20～30家，行栈10余家。
19世纪末重庆已成为洋货输入西南的转口地。进口的洋布均从重庆再远销到上游各地大中城市，如成都、嘉定、叙府、绵州、南充等地，并逐步向云贵浸销。以经营洋布为业的重庆布匹字号随之大为发展，广货铺也应运而生，大小水客经常云集重庆。布匹字号也由从汉口进货改为从上海进货，独资经营者也逐渐增多。光绪中重庆布匹字号约有60家，甲午战后各种洋布充斥市场，重庆作为洋布西南转运枢纽的作用也更为突出。那些获得大利的各州县水客，转而在重庆开设字号，光宣年间布匹字号已增至90家左右。
在商业活动中，重庆各行业形成了各类组织严密、环环相扣的交易系统，出现了从事商业活动的各种层次的人物，他们在商业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相异，得到的商业利润也不同，但他们各自构成了商业活动中不可取代的一环。各种经纪人、中路、洋行和字号，都是城市贸易的流通媒介，起着中间商的作用。由于卖与买的双方能够直接与中间商进行交易，所以中间商的出现可以减少或割断生产者间的直接联系。这样方便了交换，缩短了交易的距离与时间，从而把复杂的交易活动简化了，同时也就扩大了交易的规模。
在近代，成都是长江上游除重庆之外的商业活动的交结点，“货物充牣，民户殷繁。自甘肃至云南，自岷江至西藏，其间数千里内，林总者流，咸来懋迁取给”。与重庆不同的是，直至19世纪末成都受洋货的冲击还较小，土货的交易仍居主要地位。1897年法国人马尼爱游历成都时记述，“洋货甚希，各物皆中国自制。而细考之下，似有来自欧洲者，但大半挂日本牌记。出口货有丝绸、布匹两项，物既粗劣，价反加昂，惟耐久经用，行销故广。不特销于四川，即毗邻各省，亦争相购致也。销路之远，可至广西、云南，及于北沂各埠”。像草帽、药材等土货都在成都聚集并大量出口，“能在各通商口觅得西国主顾，装船后运赴汉口，以达上海”。如法国某洋行将草帽“发行欧洲，岁约数千余包也”，各种草药“尤以成都为荟萃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