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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必须依赖一定的经济区域，城市则在媒介和一定经济区域内各种交换活动的参与中出现和发展起来。城市商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城市所吸引、辐射区域的大小，取决于与城市发生流通地区的范围和流通量。近代中国在19世纪末已形成了若干以一个大都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长江上游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巨区，以重庆为中心，又可分为若干较小的、有层次的经济区。
由于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城市和口岸，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显露了地域的区别，从而形成了区域经济。这种区域经济的划分往往以地域的自然界线为基础，以大宗商品作物和工商业经济的分布为依据。上游自然地理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以长江为主干，各支流自北而南注入，形成了一个以航运为中心的交通联系网络，这些江河往往成为大多数经济区域的自然界线。
在近代，长江上游地区存在围绕8个城市运转的经济和商业贸易区域，即以重庆为中心的上川东区，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区，以南充为中心的川北区，以乐山为中心的上川南区，以宜宾为中心的川南区，以泸州为中心的下川南区，以万县为中心的川东区和以广元为中心的川西北区。
区域条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城市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职能，发展速度多快，不但取决于城市本身，而且取决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区域经济的特点。如重庆所处的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位置，决定了它在省际乃至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在经济活动中，商业贸易点广泛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和角落，形成一定的空间布局。每一经济中心分布点都是在特定的地理、自然、历史、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它们一旦形成城镇和市场分布点，其位置便相对稳定，一般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城市经济中心的吸引作用、辐射作用和中介作用，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它们的合力构成了城市经济中心对区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范围也可称为城市“经济力场”，也就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经济区与行政区不同，它没有明确的界线，或者说它的界线是模糊的，我们一般可以通过流通影响力的大小，来把握经济区的存在及其范围。国外城市学专家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认为城市引力与城市中的人口和贸易额成正比，而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就是说，一个城市的人口或商业贸易额愈大，引力愈大。
商品流通是通过特定流通部门所进行的一系列复杂的聚散活动而实现的，长江上游这样一个大的区域不可能由一个统一的流通中心完成聚散，因而其商品流通只能通过许多大小、层次不同的地域流通中心来实现，这些大小、层次和位置不同的地域流通中心一方面联系着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另一方面各层次、各级流通中心之间也保持着复杂的纵、横向流通联系，从而在长江上游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连续不断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流通主体的空间结构网。第一层次也是最基本的层次是农村，它是各级市场的基础。第二层次是基本市场，其特点是分布广、覆盖面大，单位面积内商业贸易的数量少、密度低、布局分散，供给量和需求者的数量多于媒介者，流通量相对较小。第三层次是地区市场，多是商业性的城镇。其数量大、分布广，商业贸易密度超过第二层次，媒介者比重较大，而且具有较配套的流通机构，是城乡交流的重要环节。第四层次是区域市场，多是中等城市，数量上较前两个层次大为减少，商业贸易密度较高，贸易半径较大，门类齐全，可以承担较大规模的流通，但它们的贸易主要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在整个贸易的空间结构中，它们处于中间层次。一方面联系着本地区的县城、乡镇和广大农村，另一方面联系着更高层次的高级市场，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第五层次即多功能高级市场，指数量不多的经济中心城市。其特点是商业贸易机构高度集中，密度很大，具有发达配套的流通机构，能够承担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商业活动的半径大，在区域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巨区的流通中心，是在大的经济区域中实现协调、同步、有序的流通活动的关键。
长江上游中心地带的经济区域，包括2个中心城市，即重庆和成都；5个区域城市，即泸州、宜宾、乐山、万县和南充（当时有6个区域城市，只有广元在核心之外）；16个地区城市，即达县、三汇、广安、涪州、合州、荣昌、合江、阆中、绵州、三台、遂宁、汉州、灌县、简州、内江、邛州（当时有21个地区城市，除上述外，还有奉节、彭水、雅安、略阳和昭通）。统属关系见表2-1。贸易系统所属的地区城市并不是绝对的，实际上是相互交叉的。例如三台既可属川西区，也可属川北区；荣昌既可属上川东区，也可属下川南区；遂宁既可属川北区，也可属川西区；等等。
表2-1 清代长江上游城市系统
上述城市对与之有联系的周围地区来说，具有作为贸易中心的地理的、社会的、经济的有利条件；另外，以城市为中心进行贸易活动，对周围地区和广大农村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很有利。贸易中心的核心是“市”而不是“城”，因而贸易中心的作用的强度和范围，基本上不受城墙的限制，而扩展到更远的地区。
各城市贸易中心是依靠一定的运输路线来联结的。区域市场的发展，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陆路，如涪州即为上游内外相通的重要商路之一。涪州位于重庆以东450里处，在黔江与长江交汇的角上，不仅是上游西南部全部天然水路口岸的起点，而且是往湖南的重要陆路的起点。这条陆路入湘境后分为三线，即水路达汉口，陆路至江西和经广西到广东，上游所需东部各省货物和洋货全靠该路供应。宜昌开埠前，这条陆路的重要性超过水路，道光年间，“洋货入川，由粤海关报验完税后，从湖南之郴州、常德转龙潭、龚滩，出涪州以达重庆”。
宜昌开为商埠并通行轮船后，这条陆路方失去原有的重要地位，而丰都、忠州、万县、宜昌和沙市的陆路日趋繁荣。
上游中心地通往云贵的南部商路也进一步得到开辟。由重庆南下或西行运至云贵和边藏的主要有棉纱、匹头、丝、茶、苏广杂货、食盐、瓷器、铁器等，由云贵、边藏运至重庆再分散外省的主要有山货、牛羊皮、杂皮、药材以及云南个旧的锡等。到光绪时期，民间陆运组织“麻乡约”甚至由昆明将丝、茶和锡制品等运往越南和缅甸。
但长江上游的商运是以水路为主体的，长途贩运的发展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大都市串联，形成商业贸易网络。成都府16州县物产和嘉定府的物产大多靠岷江运出。又如沱江流域的糖、盐、棉等，其支流上自流井的盐，基本靠沱江运出，“泸州商业，亦赖此以繁盛”。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长江、涪江、渠江的河运而繁盛。涪州亦有河运之便，黔江从贵州思南府北折入川，经涪州城东北入长江，可通舟楫数百里，涪州因此成为桐油、茶等物资的集散地，“每岁此等货物卖买额达八十万两以上”。
长江上游的商品出入基本上依靠木船。运出以粮、盐、糖、桐油、山货、土特产等为主，大多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进口以棉纱、布匹、杂货、海产等为主，多由干流散放各支流而上。运出的桐油、茶、山货等大多运往华东再转运国内外，盐、糖、纸、粮等主要运往云贵、两湖、陕甘、江浙等地。近代以来上游各流域的木船运输业有所发展，特别是宜昌、重庆开埠后进出口运量大增，推动了木船营运的繁荣。有人估计，1880年代在宜昌—重庆航线上，有民船6000～7000只，船户和纤工总计不少于20万人。
这种长途贩运的兴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长江上游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市场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