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人口、耕地与粮食问题

清代四川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人口、耕地及粮食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这也是我们从事社会史研究的起点。这种区域性人口、耕地及粮食的研究，为清代中国人口与人口压力问题的宏观研究提供了个案依据。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归纳为若干方面。

第一，清代四川的人口是以移民为主体的。明末清初的战争造成四川人口的大量流失，但由于能获取土地和优惠垦荒政策的吸引力，大量人口向已开发区自由迁徙，这种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对恢复川省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导致了四川的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第二，整个清代的四川人口统计十分混乱，以致我们难以弄清实际数量，这直接影响到全国的人口统计，因此，需要对清代四川人口统计进行全面整理修正。研究表明，所谓川省八千万人口纯系虚构，摊丁入亩之后，人丁不承担赋税，因而导致地方为粉饰政绩而滥报“滋生”人口，嘉庆之后浮夸风愈演愈烈。清末川省的实际人口应在4500万左右。

第三，同人口统计一样，川省耕地面积统计也不可信，据估计，隐匿至少一倍以上。这种情形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川省田制紊乱、荒垦频繁和田土零碎，这导致了清丈困难、零星土地免课以及嘉庆之后新增田土未予登记。这种状况在全国都不同程度存在，严重妨碍了我们对清代人口、人口压力及社会问题的认识。清末川省在册耕地仅4700多万亩，但据研究，实际数字应在9000万至1亿亩之间。

第四，在农业社会中，人均耕地面积和粮食提供的数量是确定人们生活水平和人口是否形成压力及压力大小的最基本的指标。在清代，川省粮食亩产由118斤提高到215斤左右，但人均耕地面积也由十余亩减少到2亩多。清前期川省提供粮食20亿～47亿斤已足够川省食用且大量出口，清后期可生产粮食174亿～190亿斤，但由于人口剧增而难保温饱。

第五，对区域性人口、耕地及粮食的研究告诉我们，早在19世纪四川便已出现人口压力问题。据我们对适度人口的研究，四川嘉庆中期便已超出适度人口700多万，到清末超出2700多万。为维持如此众多人口的生存，只能降低生活水平。即使按最低生活标准看，清末的四川每年也缺粮食约75亿斤，缺粮人口1200多万。

近两百年来，四川由于人口增长而造成的人口压力格局一直未出现根本好转，而且还有加剧之势。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耕地和自然资源有限，而人口的增长及对自然的索取和消耗是无限的。对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粮食的综合研究表明，我们丝毫没有理由因所谓“地大物博”而掉以轻心，而应该对耕地和自然资源的严重不足深感忧虑。

本章最早版本曾连载于《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第90～105页；第4期，第7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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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以下方法算出：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前的人口数不可靠，我们以清查后的乾隆四十一年全国26823.8万人为基期数（ P _o ），以嘉庆十七年的33370万人为终期数（ P _n ），按公式 ，即 。即6‰。罗尔纲先生的测算还要低，为5.66‰（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8卷第1期，1949年1月。

[2] 根据公式 P _n = P _o （1+ r ） ⁿ ， P _n =98.7（1+9‰） ¹²⁷ =308（万）。

[3] 川省移民会馆的名称、主要建筑、所奉神祇先贤如下表：

[4] Decennial Reports，1891，Chungking .

[5] 具体统计见下表：

[6] 明代四川人口见下表：

[7] 按公式 ，即30‰。

[8] 。

[9] 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Chungking.

[10] Decennial Reports，1891，Chungking.

[11] 表1-26的耕地面积指数表明，从同治到民国初，四川耕地约每20年增加2%，考虑到嘉道时期土地开垦余地大于同光时期，耕地增加也应快于同光时期，因此，我们按约每20年耕地增加6%的速度算出嘉庆至同治年间的耕地修正数：

[12] 下面列出按册载耕地和人口数计算的川省人均耕地数，以供参考： me9OP3HxhQlxKt5dvFfFi81oMH+KdbIuNLzd8bkB0ZY0n+Nj0PSoxExrw8wsU0W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