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语：公司法规则的正当性

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这一目标的法律规则不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 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则取决于“正当化的过程”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运用的“说理的技术”。

公司法的不确定性，使我们无法通过纯粹的逻辑方式来证明它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公司法的合理性必须由其所处的市场环境来检验。即便同处一国，美国特拉华州所具有的种种优势，使得该州的公司法远远不足以为其他各州所效仿。我们所习惯的“从外向里看”问题分析范式，在此必须得到一次警醒。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的公司改革法案。接连出现的重大市场欺诈激怒了美国社会，民众强烈要求必须从重从快处罚肇事者，政治家顺应多数民意，立足清理整顿的公司改革法案很快就出台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一片呼吁惩罚、严格管制和加强立法的声浪中，只有少数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如果相信当前最重要的需求就是新的法律和管制，我们就没有从此次和此前的丑闻中得到什么教训。我们可以颁布一系列的法律，但是，下一轮公司丑闻就会证明它们大多并没有什么用处，从而又被废止。自由经济真正的敌人是道德相对主义，每一个人的良心才是真正管用的市场警察。” 的确，市场丑闻几乎属于经济发展的周期反应，将美国接连出现的市场欺诈丑闻完全归咎于法律之粗疏，无疑有失公允。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先生也说，是股票期权的巨大诱惑使人们丢掉了良心。美国希望通过严苛的公司法案恢复美国民众对市场的信心，但却在同时挫伤了冒险和创新的精神，其利弊得失的衡量，还是个有待市场检验的问题。

公司法实质意义上的正当性，来源于立法机关制定公司法时所运用的思想和智识合理性。在制定公司法时，立法者必须按照合同的规则和市场的路径来进行，而不能依赖于国家的强制力恣意妄为，这样，作为结果的公司法规则才能获得合理性。“寻求合法性的过程，即在一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强制意味的环境中，实现当事方如果完全自愿地参与所可以获得的价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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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场论战的详细资料，请参见 Columbia Law Review ，1989，No.7。

[2] Jensen and 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3 J.FIN.ECON .305，360（1976）.

[3] Alchian and Demsetz，“Production，Information Costs，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62 AM. ECON.REV .777（1972）.

[4] Jensen and 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3 J.FIN.ECON .305，360（1976）.

[5] 参见Hayek， 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Rules and Order （ 2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pp.11，289。对于哈耶克而言，公司存在本身，即足以说明其为个人服务的目的。

[6] 参见Hayek， 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Rules and Order （ 2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pp.19，113。转引自邓正来《社会秩序规则的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北大法律评论》1999年第2期。

[7] Meckling，“Values and the Choice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Social Sciences”，112 Schweizerische Zeitschrift Fur Volkwirtschaft Und Statistik 148（1976）.

[8] Jensen & 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3 J.FIN.ECON .305，360（1976）.

[9]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o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Aseley （ed.），Longmans，Green，and Co.，1920，p.75.

[10] Kenneth Arrow，“Risk Perception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20 Econo.Inquiry 1，5（1982）.

[11] Brudney，“Corporate Governance，Agency Costs，and the Rhetoric of Contract”，85 Colum. L. Rev .1414（1985）.

[12] Clark，“Agency Costs Versus Fiduciary Duties”，in Principles and Agents：The Structure of Business ，J.Pratt & R.Zeckhauger ed.，（1985），p.61.

[13] Paul J.Gudel，“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 and the Concept of Exchange”，46 Buff.L.Rev .763（1998）.

[14] 参见 A Contracts Anthology ，Peter Linzer ed.，2nd ed. Anderson Pub.Co.，1995，p.92。

[15] 参见Paul J.Gudel，“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 and the Concept of Exchange”，46 Buff. L. Rev .763（1998）。在该文中，作者对Ian R.Macneil教授的著作 Contract：Exchange Transactions and Relations 赞誉有加。

[16] Ian R.Macneil， Contracts：Exchange Transactions and Relations ，2nd ed.，The Foundation Press，1978，p.13.

[17] 参见Williamson，“The Modern Corporation：Origins，Evolutions，Attributes”，19 J. Econ. Lit .1537（1981）。

[18] Thomas Nagel， Equality and Parti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93. hVEp6v8LHbO75veNEnxY9zAGaLrGUWaDQ0VD8Vt44jKaDn2Gur7RyHmvUu2+XG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