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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必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治理是一项历史性很强的社会活动，人类社会的每个时期都有着适应这个时期社会状况的社会治理，任何抽象地谈论社会治理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所以，当我们思考社会治理的问题时，需要为它确立起一个坐标。我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过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现在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人类社会的这三个历史阶段是我们考察社会治理的基本坐标，特别是这三个历史阶段中的人际关系，是社会治理得以展开的基础。
农业社会也被认为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人们之间拥有一种天然的习俗型信任。工业社会被认为是陌生人社会，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的，表现出契约型信任的特征。我们正在走进的后工业社会将是一个匿名社会。虽然这是一个匿名社会，但人们必须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合作行动，因而人际关系应当被定义为合作关系。在人们之间，也应当建立起合作型信任。人类社会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的人际关系是与历史上的各个阶段都不同的，因而，也决定了社会治理的不同。正是这一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面向后工业社会去构想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出发点。
农业社会属于熟人社会，工业社会属于陌生人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化，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运动而完成的。在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地区，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是一个自然过程，经历过摧毁旧世界的革命运动，所建立起来的是我们今天身处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呈现出的是陌生人社会的特征，并按照陌生人的交往和活动的需要而建立起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后发展地区，也都经历过大致相同的工业化、城市化运动。不过，直到今天，这些后发展地区还有着艰巨的工业化、城市化任务。就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实表现看，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往往混杂、重叠和胶合在一起，从而在社会治理上出现了政策和行为选择上的诸多困难。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历史发展“单线论”和“多线论”的争论。具体地说，“单线论”往往认为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开辟的道路是可以复制的，可以为后发展国家所效仿。我们所熟知的所谓现代化理论，开出的就是这一发展药方。“多线论”则认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可以有多条道路供选择。持这种观点的理论有很多，但在影响上都不及现代化理论。在这场争论中，各方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也都会到更为遥远的历史中去寻找可以证明自己所主张的历史发展模式的依据。现在看来，这方面的争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不过，在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单线论”与“多线论”间的争论曾经非常激烈，也为一些国家突出强调自主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某种思想支持。但从总体上看，那些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新建立起来的国家，往往在实践上更多地受到了现代化理论的引导。
总的说来，不管一个地区在社会发展中走出了什么样的道路，但都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也就是说，就既有的各个国家的历史来看，大都曾经历过一个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也都在晚近的时期相继进入了工业社会。尽管北非、中东一带迄今还具有明显的农业社会的特征，但其他地区都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即便是中国这样一个前进步伐较为缓慢的国家，也在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正在走进一个扩大和巩固工业化、城市化成果的阶段。就中国20世纪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历程看，总体上说，不仅在工业化、城市化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而且也较好地承担起了后工业化的诸多课题。中国沿海一带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本身就证明了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课题被同时承担了起来，而且作了较好的处理。虽然在此过程中关于后工业化问题的理论自觉尚未显现出来，但在“实事求是”以及“从实际出发”精神的引领下，还是作出了诸多宝贵探索。在今天，如果中国的理论界和研究者能够认真地总结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并进行系统化的理论建构的话，相信能够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
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不同是非常明显的。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或者说，在熟人社会的社会形态中，发挥社会整合作用的主要是习俗、习惯和道德等，人们之间因为拥有了建立在习俗、习惯和道德基础上的习俗型信任关系而能够在共同体生活中获得一种和谐机制。一些解读中国社会的学者往往对农业社会的所谓“小政府”（这是一个误会，政府是一个现代概念，在农业社会中根本就没有政府）津津乐道，认为“皇权不下县”为社会留下了广阔的自治空间。我们认为，所谓“自治”是与“他治”相对应的。农业社会是一个同质性社会，并未实现社会分化，因而也就没有“他治”。在没有“他治”的情况下，又怎会有“自治”呢？所以，试图从历史中去寻找理解当下社会治理的依据，肯定是不成功的。
如果说农业社会的那种基于习俗、习惯和道德整合所形成的生活状态是一种自治的话，那也应当被看作一种“自然的自治”。也就是说，它尚未实现自觉，并不是一种有着自觉性的“自我治理”。其实，“自治”与“他治”都是在工业社会中才出现的社会治理现象，只有在工业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自治”与“他治”才是一个可以去加以讨论的话题。如果在农业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去寻找和发现社会自治的样板，并试图去作用于实践，那必然会形成严重的误导。我们说农业社会中所存在的是一种“自然的自治”，实际上是在现代话语环境下对它的界定，所包含的是对那种治理形态的否定。也就是说，在那种治理形态中，并不包含现代意义上的“自治”概念所指称的内容。因为农业社会并不存在“自治”与“他治”的问题，那种基于习俗、习惯的生活状态是浑然一体的，不从属于现代性分析意义上的理解，不用在“自治”与“他治”的意义上去加以认识。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生成了陌生人社会。对于这一社会形态而言，需要通过健全法制和民主的途径去获得理性秩序。因此，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人们也将工业社会的治理形态称作法治。法治也往往被视为法律制度框架下的治理，而法律制度则是产生于熟人社会解体后的废墟之上的。熟人社会中的那些习俗、习惯以及道德等规范人们行为的因素的消失，或者说这些因素失灵了，留下了某些空白，以至于不得不建立起法制去填补这个空白。法制意味着系统化的规则，人们被要求在规则所规范的空间中去开展行动，从而极大地排斥了习俗、习惯和道德等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作用。这也就是社会治理的外在化，即不再依靠那些可以为人们所内化的习俗、习惯、道德等而实现治理和达成秩序。
随着法制的健全，人与人之间是否存在着信任关系的问题也变得无关紧要了。可以认为，法制的完善往往潜在地包含着这样一重隐喻：一个社会即使没有信任也能够运行，而且其运行状况可能还是非常良好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信任的消解，虽然法治可以在许多领域中显示其治理功能，而且在总体上，也是表现得较为良好的，但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人们之间的交往却必须付出越来越高昂的成本。正是这一点，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扩大而言，不仅是在日常生活领域，而且在私人领域，特别是在交往过程中，单凭正式文本确立起来的契约关系并不能使社会达到健康无碍的地步，而且，人们也逐渐地认识到，良序的社会生活形态还是需要得到信任的支持的。
从总的历史进程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开启的是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行程，同样，这也可以看作熟人社会的解体和陌生人社会的发生过程。尽管熟人社会的因素与陌生人社会的因素在此过程中处于此消彼长之中，但在某个静止的截面上，所呈现出来的是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交叠在一起的状况。比如，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所框定的身份松动了，以同事为特征的熟人开始朝着陌生化的方向转变。同时，在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过程中，农村中固有的那种熟人社会中的习俗、习惯等又被带入了城市这一陌生的环境中来。在“农民工”转化为陌生人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熟人社会中的习俗和习惯。此时，在社会治理方面，熟人社会中的习俗、习惯以及道德已经无法再为社会治理提供支持了，从而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习俗、习惯以及道德无法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支持，也就是说，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是不能够依赖习俗、习惯和道德力量的；另一方面，当我们要求去建立、健全民主和法制的时候，又受到习俗、习惯等因素的抵制，使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无法有效地达到预期目标，使依法治理经常性地表现出一种漫画图景。
托夫勒在谈到农业社会时准确地指出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小规模的地方性生产，培养人们非常狭隘的浓厚的地方观念。他们大多数人只关心自己，而和他们的邻居和村庄一起排外。”
这个时候，一个地域也就是一个世界，是只属于熟人的世界。在熟人的世界中，陌生人任何时候以及在任何地点都是可疑的和受到排斥的。在行动上，要么把陌生人赶出去，要么把陌生人变成熟人。总之，“消灭”陌生人。也就是说，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是地域性的社会，而地域性社会又是确定性的社会，其中的一切，都似乎是千古不易的。熟人社会的格局是每一个人都熟悉的、习惯的和被看作自然的，人们排斥一切不确定性的因素，也总是能够成功地消除一切不确定性的因素。所以，这种地域性的社会不仅会由于自然的原因而封闭，也会由于社会的以及心理的原因而变得封闭，人们甚至在心理上不能接受陌生因素的侵入，即不允许陌生因素打破他们如此习惯了的世界。
可以说，在农业社会中，是非常容易对陌生人与熟人进行识别和区分的。比如，借助于风俗方面的因素，就可以明确地把熟人与陌生人区别开来。在这个社会中，陌生人就是陌生人，熟人就是熟人，他们都在作为人的完整性上属于陌生人或熟人。事实上，这是一个熟人社会，陌生人对于这个社会的生活以及社会治理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熟人是可以成功地“消灭”陌生人的。比如，中国农业社会在这方面就表现得极为典型。在北宋时期，用不到几代人的时间就从根本上把移民而来的犹太人变成了熟人，而在欧洲，直到今天，犹太人依然是犹太人。这说明在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熟人社会发育得非常成熟和健全，有着强大的溶解异质因素的能力，能够把陌生人同化为熟人。与之相比，欧洲则要逊色得多。
然而，在工业社会中，陌生人和熟人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模糊了，陌生人之间可能会因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而具有熟人的性质，而熟人之间可能会因相互猜忌而成为陌生人。由于都操普通话，人们可能来自一个地点甚至有着少量的血缘关系，进行交往活动的时候，也必须相互把对方看成陌生人，并不知道他们祖上曾经一个锅里抹勺子。事实上，他们已经被这个社会形塑成了陌生人。总体看来，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某些方面是陌生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可能是熟悉的。即便人们是熟悉的，也要按照这个社会的规则去开展交往和做事，而规则所适用的和形塑出来的，恰恰是陌生人社会。
吉登斯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前现代文化中，地方性社区总是更大的社会组织的基础，‘陌生人’在这里指的是‘一整个人’：某个来自外部世界并潜在地让人感到疑虑的人。当然很可能存在许多其他因素，使这个从外部迁入某个小社区的人得不到这个社区内部成员的信任，甚至当他在这个小社区居住了许多年以后，情况可能仍然没有改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如此特别地与作为‘整体’的陌生人打交道。尤其是在许多城市情境中，我们不断地与之不同程度互动的，是那些我们或者知之甚少或者从未见过的人，而这种互动所采取的是转瞬即逝的交往形式。”
这也就是说，在工业社会，人并不是以完整的人的形式出现的，所有人在参与到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都只将其作为人的某个方面呈现出来，让他作为人的某个方面去与人打交道。事实上，人们相互也只需要了解与之打交道的人的某个方面就可以进行交往了，至于那些对交往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其他方面，相互都不需要知道，甚至会当作隐私而加以尊重。其实，这种不需要了解和不需要知道交往对象全部的做法，就是对人的陌生性的承认和尊重。所以，在工业社会中，尽管也有熟人，但人并不需要把生活和交往对象当作熟人，而是需要把人当作陌生人。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几乎所有社会设置也都是建立在人是陌生人的判断之基础上的。
当然，正如吉登斯所说：“在传统文化环境中，也充满了焦虑和不确定性。”
但是，熟人社会的亲缘关系是能够在消除人的焦虑和不确定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的亲缘关系所凝结起来的信任让人们可以敞开心扉，把心中的所有都倾诉出来，从而把引发焦虑的原因清除。在不确定性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由于人的亲缘关系的确定性，往往人可以抵御诸多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由于人的亲缘关系具有确定性，即便这个社会中存在着风险，也不会长久地刻在亲缘关系之上，更不会对亲缘关系造成破坏性的冲击。那是因为，“传统文化的风险环境由物质世界的种种危险所主宰”。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风险”只会更加强化亲缘关系和增强人们对亲缘关系的依赖，让具有亲缘关系的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变得更加团结。
吉登斯描绘这种情景道，“用现代标准衡量，婴儿死亡率和妇女生育时的死亡率都极高。对那些有幸度过了童年时代的人来说，人均寿命仍然相当低，许多人还得忍受慢性疾病的痛苦，并容易受到各种传染病的侵袭……所有前现代的社会秩序都会程度激烈地受到变化无常的气候的影响，它们很难抵御诸如洪水、风暴、暴雨或大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
这类来自自然的物质性风险，根本不会对人们之间的亲缘关系作出任何消极暗示，不会让人在风险来临或面对风险时各自为了自我利益的谋划而去利用他人，或者作出逃避的行为选择，更不会让人们相互之间疏离，反而会使亲人们更加紧密地结成共同行动的群体，去对付这类风险。
总的说来，农业社会虽然也会有陌生人出现，但这个时候的所谓“陌生人”主要属于一种自然形态的陌生人，而且这个社会能够很快地消灭陌生人。可以想象，当一个陌生人在某一熟人圈内出现的时候，人们立即就会抱着充分的好奇心去了解他，当发现他不怀敌意和不具有危害性时，他立即成了熟人。同样，在试探性的接触中发现了他的敌意和危害性时，就会立即做出驱逐甚至将其杀死的决定。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陌生人被消灭了，熟人社会恢复原状，一如惯常。工业社会不同，它不仅依然大量存在着自然意义上的陌生人，而且会随时随地地把自然意义上的熟人转化为陌生人，这个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制造陌生人。因为这个社会无法容忍熟人，它时时要求打破熟人圈子中的惯性、惰性和封闭性，它在何种程度上瓦解了熟人圈子，也就在同等程度上拥有了社会活力。
从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后，人们也就开始只关注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利益，“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
正是工业社会以及它的市场经济，把完整的个体的人的存在抽象化为了“经济人”，使人只认识金钱和利益得失，时时处于计算与算计的谋划状态之中。应当说，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有着他人能够清楚知道的一面，那就是，他只为自身的利益谋划，是自利的“经济人”。
既然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算计他人，那么，也就证明了，陌生人都肯定有着他人熟知的一面。正是人的这一相互熟知的一面，或者说，受到了人的这一相互熟知一面的传染，把一切亲情都无情地摧毁了。所以，农业社会熟人环境中的“亲情”也就不再能够在此时发挥联结人的社会关系的纽带作用了。可是，社会又必须和必然是以人的集合体的形式出现的，而且人的精心计算或算计所欲获取的利益，也只有在社会中——与他人的交往中——才能实现。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找到一种可以把他们联结起来而构成社会的中介因素。“契约”就是这种因素。在工业社会中，以契约为中介的社会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类型。在经济活动中，契约直接以合同的形式出现。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交往与联系中，契约则以其他形式化的规则体系的形式出现。正是这样，契约关系被确立了起来，并成为工业社会中的人们能够赖以交往的基本的社会关系模式。
我们经常把工业化与城市化并提，其实，城市化并不等同于工业化，尽管它们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工业化是体现在产业属性上的，而城市化却造就了陌生人社会，从而为工业化所需的人际关系、规范体系、制度环境等提供了适宜的温床，让人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活动不再受到熟人及其亲情的羁绊。就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功能不同而言，我们主张将它们区分开来。另一方面，把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去加以认识也是可取的，因为它们是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中发生的两场运动，而且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事实上，它们只是一场运动的两个面相。城市化所造就的陌生人社会为生产意义上的工业化提供了雇佣劳动所需要的劳动力，正是因为人们已经变成了陌生人，从而使得雇佣劳动成为可能。同时，工业化造就了与古代完全不同的现代城市，使古代城市所具有的那种作为物资集散地的功能转化成了生产功能。正是工业化使城市具有了现代性的特征，其生产功能逐渐地代替了物资集散的功能而取得了主导地位。
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洗礼，熟人社会从根本上转化为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中，“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亲缘关系是重要的，特别在核心家庭中更是如此，但是它们再也不是高度组织化的跨越时—空的社会纽带的载体了”。
事实上，在随后的社会分化过程中，亲缘关系退居到了日常生活领域。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亲缘关系则成了人们一直努力祛除的消极因素。特别是在制度安排中，亲缘关系所受到排斥的状况往往显得非常严苛，甚至在许多场合需要援用回避制度。比如，在经济活动中，一些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生成的家族企业总会努力实现转型，希望消除家族亲缘关系的羁绊。在几乎所有的公共事务中，都会要求有着亲缘关系的人回避。
吉登斯通过创造“脱域化”这个概念准确地描述了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特征，他说，“脱域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的时间—空间情境中提取出来，同时又为它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新的机会”。
这对于理解陌生人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人们在这种条件下的交往可能性来说，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吉登斯试图在陌生人社会中去发现那种使熟人社会联系起来的因素，并希望证明这些因素仍然在发挥作用。事实并非如此。其实，吉登斯的所谓“脱域化”，在形式上也就是社会的开放性。或者说，在脱域化的过程中，社会走向了开放。可是，社会越是开放，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是频繁，陌生感也就越强。这虽然与人们的感性知识不相符，事实却恰是这样的。我们所在的陌生人社会并不是因为人们之间交往得少了而陌生化，反而恰恰是因为人们交往得多了而更加陌生化了。可见，陌生人与熟人的区别并不取决于人们之间的交往频率与次数，而是由社会整体上的开放程度决定的。
在农业社会中，也许邻里因为某些事情而成为仇敌，相互之间并不交往，但他们之间是熟悉的，属于熟人。在工业社会，商人们因商务活动而频繁地交往，但他们之间是陌生的，属于陌生人。哈贝马斯等现代思想家以为人们之间的交往可以改变社会，那其实只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属于一些产生于书斋之中的与现实不相符的推论。因为，陌生人并不会因为交往而成为熟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恰恰是在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的条件下，人们之间的交往变得更加频繁了；也恰恰是在人们的交往变得更加频繁的情况下，社会的陌生化程度更高了。交往既无助于把陌生人改造为熟人，也不可能使陌生人社会发生逆转，人类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或者说，社会走向开放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我们已经拥有了陌生人社会，也是一个不可能改变的现实。我们只有承认陌生人社会的不可逆转性，才能自觉地去发现陌生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才会根据陌生人社会中所发生的新的变动去思考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陌生人社会也遭遇了被替代的命运。种种迹象表明，一个匿名社会正在或即将取代陌生人社会。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引发了社会开放性的巨幅增长并使社会实现了质变，那么，也就意味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生成的陌生人社会必将为一种新的形式所取代。现实呈现出的各种迹象表明，正在向我们走来的就是社会的匿名化这样一种状态。事实上，20世纪后期以来，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社会的匿名化，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诸多新的因素，都在助推这个社会匿名化。因此，我们正在或即将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和许许多多全新的问题。如果说陌生人社会中的人还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你的对面的人，那么，匿名社会中的人则是一种虽然与你交往或存在于你的生活场域之中却又不是你能够看得到的人，你时时处处都会发现有人在场并与你开展交往，你却无法确定他在哪个地方。他是存在着的，却以匿名的形式存在。这对社会治理而言，显然也构成了一种新的挑战。
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的生活空间以及对人的判断标准发生了变化，因而使熟人成了陌生人社会中的“异类”。在陌生人社会中，熟人的善良表现为没有理智和愚蠢，他们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往往爱凭情感办事，也容易上当受骗。陌生人奸猾却显得是理性的，时时看守着自我的利益，以自我利益实现为目的而去主动地建立与他人的关系，根据自我利益实现的需要去选择行为的方向和行动的路径。的确，陌生人是聪明的，陌生人最擅长使用的是言论的武器，通过言论去诠释民主的精髓，也同样是通过言论去煽动人们搞出各种各样的破坏民主的运动，还可能通过言论去诬蔑、攻击他所嫉恨的人。这个社会主张言论自由，却让言论变成了宵小之辈的武器。总之，在陌生人社会中，似乎言论变得无所不能，以至于各种各样的媒体出现了，并通过提供言论空间而谋取利益。
虽然我们不能够把社会的转型比喻成洪水猛兽来袭，但也是非常可怕的。亦如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一样，从陌生人社会向匿名社会的转变，也让人们遭遇了诸多可怕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走进匿名社会。当陌生人一只脚踏入匿名社会时，所看到的是“哈哈镜”中的自己。由于脱离了法治的约束，陌生人在匿名社会中变得非常怪诞，会成为万恶之源，思想意识和行为都会带着邪恶的光晕。在当前我们所看到的互联网社区中，似乎可以看到那些希望成为匿名人的陌生人，他们因为有着陌生人的观念、意识而让其行为表现得非常邪恶，他们似乎是一群没有思想、没有主见而又浑身散发着暴戾之气的人。比较典型的就是互联网中出现的一种“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现象。我们把互联网上的这种现象称作“犬吠效应”。因为，我们在农村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就是当一只狗对着某个身形狂吠的时候，全村的狗都会跟着吠叫起来。这是一种“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状况。这种状况今天出现在了互联网上，所以，我们给这个现象一个名称——“犬吠效应”。就这种现象而言，如果说走进了陌生人社会的熟人变得愚蠢，那么，走进了匿名社会的陌生人在互联网变成了跟声“狂吠”的人。而且，我们倾向于作出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越是受过高等教育，越是自认为传承了工业文明的人，在匿名社会中就显得越是盲从。他们不以此为耻，反而以为是对言论自由的信仰。由此看来，陌生人向匿名人的转变，也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社会的转型也是人的根本性转变，虽然我们尚未生活在匿名社会中，但当我们根据互联网的经验想象匿名人的时候，不寒而栗地感知到，一种不同于陌生人的人出现了。
熟人社会中的信任是基于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准确地说，是在亲缘关系的基础上自然生成的。在人们之间，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人的亲缘关系，然后看到的才是人们之间的地缘关系。亲缘与地缘构成了人际关系的两大基本前提，也是人际关系中最为基本的内容。如果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的话，那也是在亲缘、地缘基线上扩展出的，应当说是属于一些衍生性的关系。亲缘、地缘是理解人际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际关系中的信任也需要在亲缘、地缘的基础上去加以理解和认识。也就是说，因为亲缘、地缘，或者说，在亲缘、地缘的基础上，人们成为熟人，也使社会成为熟人社会。人们因为是熟人，也就非常容易建立起信任关系，因为熟悉而相互信任。其实，“熟人”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信任关系的内涵，至少这是一个经验事实。
吉登斯认为：“信任的第一类情境是亲缘关系，在大多数前现代制度下，它是社会关系‘群’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得以组织起来的相对稳定的模式。亲缘间的联系通常是紧张与冲突的焦点。但是，无论包含了多少冲突并引起了多少焦虑，亲缘关系仍然是人们可以依赖的普遍性纽带，凭此，人们才能在时—空领域内构建起行动。这一点，无论是从相当非个人化的还是更加个人化的关系层次上看，都是如此。换句话说，人们通常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亲戚们去承担各种义务，不管他们是否对被承担义务的具体个人有无同情心。更有甚者，亲缘关系的确还经常提供一种稳固的温暖或亲密的关系网络，它持续地存在于时间—空间之中。总体来说，亲缘关系所提供的，是一系列可信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们既在原则上也（常常）在实践上建构起了组织信任关系的中介。”
这可以说是对熟人社会中信任关系的精确描述。
在这一社会中，即使人们之间没有亲缘关系，也可以通过“结义”等方式而模拟亲缘关系，并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然而，人们脱离了地域而涌入城市后，由亲缘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群也就解体了。即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还没有完全解体，建立在亲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在“群”的规模上也会变得非常小，以至于对社会关系的总体情况已经不再有大的影响。其实，就亲缘关系自身来看，也因为人们进入城市后而不再能够像过去那样发挥作用，这种关系因社会的陌生化而疏离了。一母所生的兄弟进城之后虽然还是兄弟，而且也经常性地聚会，但陌生因素却深深地揳入他们之间。他们是兄弟，即便每日照面，却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陌生人。这与农业社会的情况是不同的。在农业社会，邻里之间即使吵架而不交往，也是熟人。事实上，工业化使有着亲缘关系的人被分解开来而安排到不同的生产部门和不同的生产线上，从而生成了新的以生产关系形式出现的关系。而且，这种生产关系对亲缘关系构成了巨大冲击，使亲缘关系越来越疏离和淡漠。
总体看来，工业化、城市化造成了这样一种客观情势：有着亲缘关系的人共同行动的机会在减少，而且越来越少，甚至根本就没有共同行动的机会，他们的联系和交往也会因各自的工作和生存压力而变得很少。因而，亲缘关系在人们的交往关系中的地位和价值，也就越来越被排挤到边缘地带。与之不同，那种因生产和交换而结成的陌生人关系取代了亲缘关系，并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
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开始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在初期，创业者往往倾向于同那些与他有着血缘、地缘、学缘关系的人们共同创业。这之中显然包含着那种既要走出农业社会又受到农业社会熟人间信任关系模式影响的状况。这些人对契约及其制度感到不适应，更习惯于熟人社会的行为模式，更信任熟人。所以，在走上了创业道路的时候，他们总是从建立家族企业开始。随着事业的扩大，共事者的圈子也像水纹一样呈现一圈圈地向外扩展的状况。在每一个圈的具体节点上，又会形成一个个小的圈。这种由“熟人圈”组成的企业，实际上在强化着农业社会的文化，会使人在无形中获得和拥有那种具有农业社会特征的天然封闭性倾向，并生成一种对一切陌生因素加以排斥的冲动。所有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开放性相悖离的，无法积极地融入以契约型信任为基础的社会性协作体系之中。这也就是较纯粹的家族企业往往不拥有光明的发展前景的原因，也就是说，它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抵触。当然，在亚洲国家，也可以看到一些成功的家族企业。但是，如果细察这些企业，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家族性质已经所剩不多了，它们往往是经历过一次或多次“改制”而把其创业初始阶段的农业文化、熟人体制及其信任因素涤涮净尽了，并变成了工业社会应有的企业模式。在这种企业中，兄弟父子已经变成了合伙人，而且事事都依契约而行。
熟人社会中的信任，在本质上是一种习俗型信任，或者说，它是一种不具有普遍性的信任。这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熟人社会中的人的直接交往，建立在熟人间所共享的习俗的基础上，并未实现理性化。或者说，是一种感性的信任。这种信任的感性特征决定了它无法推广到间接交往甚至疏于交往的人们中间。当然，在工业社会中，熟人社会的地缘、血缘以及学缘关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并对习俗型信任的存续产生着某种影响。比如，如果人们处在一个陌生人的环境中，那么“老乡”关系一下子就会把两个人拉近很多。但是，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地缘、血缘、学缘等对于信任的产生所起到的只是一种促进和增强的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由于这种信任表现为熟人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感性地对待人际关系的状况，我们才将其归入习俗型信任的范畴。事实上，在工业社会中，这种信任所包含着的是诸种危险。
习俗型信任是发生在封闭性的社会形态中的，反过来，习俗型信任又强化着社会的封闭性，并使这个社会的熟人性质得到不断增强。所以说，这是一个熟人社会。特别是习俗型信任发展到了自己的极端化状态时，往往会以一种同质性极强的共同体的形式出现。比如，宗教就是这样的共同体，它往往把人们封闭在某种心灵圈子之中。在工业化进程中，当社会走向开放的时候，习俗型信任以及宗教等汇流而在的文化体系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向外追求，并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打破习俗型信任以及宗教的心灵桎梏，就是最为重要的拓展社会开放性空间的途径。
就此而言，怀疑主义的出现是有着积极意义的，而且这种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可以说，怀疑主义哲学对于近代社会理性精神的出现有着不可怀疑的贡献。近代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在物理空间、科学认知空间以及心灵空间上“开疆拓土”，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怀疑主义的贡献的。在某种意义上，宗教改革先于启蒙运动，也说明，打破心灵共同体中变形了的习俗型信任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步。但是，怀疑主义也瓦解了人们交往活动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基本信任，使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不得不被契约关系格式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也必须指出，中国是一个缺乏怀疑主义精神的民族，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在陌生化方面滞后于世界历史。中国在陌生人社会的发育方面不甚充分，现在又仓促走向匿名社会，以至于熟人社会中的那种盲信盲从在技术网络上表现得非常夸张。
客观上讲，在陌生人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习俗型信任的，因为“陌生人还没有理由去信任，也没有理由被信任，由于他们共有的行为虚无假设，他们互不了解，因此在彼此遇见时是小心翼翼、互不信任的态度”。
但是，陌生人需要交往。一方面，人们被投入了陌生环境之中；另一方面，人们又必须在交往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只要人们交往，就离不开信任，就必须得到信任的支持。所以，他们就发明了契约型信任。也就是说，陌生人社会中本来是缺乏信任的，人们因为是陌生人而不可能相互信任。但是，没有信任，人们之间的交往就难以发生。显而易见的一点就是，不信任使人回避和分离，只有信任才能让人们交往。在习俗型信任衰落的条件下，在陌生人的生存与发展都必须在交往中去寻求机会的时候，人们不得不交往。然而，交往又需要得到信任的支持，以至于不得不寻求一种新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因此而产生了。
习俗型信任是不适应陌生人之间的交往需要的，因为，在陌生人的交往过程中，习俗型信任将会使交往者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受到熟人社会习俗熏染的人进入了陌生人社会的交往关系中之后，如果还带着他已有的非常感性的习俗型信任去参与交往活动的话，那肯定是一种去寻求灾难的行动。在一切国家、一切地区，我们都能够看到，工业化初期阶段中的农民往往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群体。原因就在于，农民持有的是熟人社会中固有的习俗型信任，而行骗者恰恰是利用了这种信任。或者说，行骗者运用了陌生人交往的经验而在缺乏陌生人交往规则的地方去开展交往活动，并从中受益。就此而言，熟人并不是无知和愚蠢，而是因为善良和轻信。
这是不是说在陌生人的交往关系中就根本不存在信任的问题了呢？不是的。在陌生人社会，一切交往活动在原则上也都需要得到信任的支持，只不过这种信任在表现形式上根本不同于熟人社会中的那种习俗型信任，而是一种契约型信任。也就是说，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用契约型信任代替了习俗型信任，即在习俗型信任衰落的地方建立起了契约型信任，并依据契约型信任去开展交往。
契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契约本身就是不信任的结果，也是不信任的标志。这是因为，如果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的话，是不需要契约的，只有在不信任的时候，才会求助于契约。在陌生人必须开展交往活动的情况下，又因为不像在熟人社会中那样，能够得到习俗型信任的支持，从而使得交往活动变得非常困难，甚至难以发生交往。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寻求另一种信任去填补习俗型信任消解后留下的空场，契约就是这样一种替代品。正是在采用了契约这种形式的时候，陌生人才能够基于契约以及在履行契约的情况下开展交往。这应当说是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它使相互不信任的人们可以通过契约而开展交往，而不是因为不信任而停止交往。也就是说，在契约被作为中介引入陌生人的关系之中后，我们看到了它的另一方面的特征，即看到了它的一种重要的功能性特征，那就是，使相互不信任的陌生人因为契约而变得信任了，从而能够开展交往，而且也在交往中有了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信任。
在这里，尽管人们在直接的意义上所表现出来的仅仅是一种对契约的信任，或者说，是对那种为契约提供支持的制度的信任，但就这种信任依然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来看，或者，就这种信任应当被理解成交往者之间的信任而言，是因为契约而产生的信任，也是由契约所承载的信任。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将这种信任称为契约型信任。事实上，它也确实构成了信任的一种类型，是一种不同于习俗型信任的契约型信任。契约型信任是以契约为中介的。契约把陌生人联结了起来，使他们相互信任并开展交往，契约所发挥的是中介的功能。同时，契约本身又创造了信任和承载了信任，也可以认为是与信任一体化的。总的说来，习俗型信任是熟人之间的一种不需要通过任何中介因素而拥有的信任，而契约型信任则需要求助于契约和以契约为中介。这是两种信任类型之间的区别。所以，我们不能说契约型信任不是一种信任，而是应当将其看作工业社会中的一种适应陌生人交往需求的信任。
在工业社会中，我们是不能站在习俗型信任的角度去否认契约型信任的，而是应当把契约型信任仍然看作人与人之间的另一种类型的信任。在我们看来，信任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工业社会所拥有的契约型信任不同于农业社会中熟人间的那种习俗型信任，但也必须承认它是一种信任的具体类型，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信任的一种历史类型。即使运用排除法去对人们交往关系中的各种因素进行一个一个地审视，也能够看到人们的交往之中必然包含着交往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只不过，对于陌生人社会而言，交往者之间的信任关系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是因为契约而变得相互信任。
比较两种信任类型，可以看到，熟人之间的信任有着血缘、地缘、学缘等前提条件，同样，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也是有条件的。在陌生人之间，信任就是以契约以及能够为契约提供保障的制度等为条件的。有了相应的条件，人们之间就有了信任关系。如果条件不具备，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就消失了。由此看来，陌生人社会中的信任是由契约造就的，是通过契约来加以维护和维持的。
习俗型信任是完整的和具有总体性的信任。对于这种信任形态来说，要么信任，要么不信任，没有中间形态。所谓“半信半疑”，是就近代工业社会中的契约型信任而言的，或者，也可能是针对“相信”“信赖”等而言的。一般说来，工业社会的人们在信任的问题上会表现出半信半疑的情况，那是因为契约型信任在交往者之间所确立起来的只是关于人的某一或某些方面的信任。而且，对于工业社会的陌生人而言，只要建立起了关于某一或某些方面的信任，就已经能够满足交往的需求了。但是，陌生人在某个时候的某种情况下也可能是人，即使在人们交往的时候，人的那些原本不需要出场的方面或因素，也往往会不经意地出场，从而让人在交往中表现出了半信半疑的情况。
总的说来，考虑到契约型信任赖以发生和得以存在的环境，就会看到，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不仅因为是陌生人而在交往过程中无法实现对交往对象的总体性认识，而且在领域分化的条件下，当人们活动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时候，交往本身所具有的就是工具性的特征，人们是为了实现某个目的而去与他人交往的。在这种情况下，交往者对交往对象所应了解的，只是与他的目的实现相关的方面，至于那些对他的目的实现没有意义的方面，他不想去了解，也不应去了解。其实，那是没有必要去了解的。所以，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所面对的交往对象，仅仅是其作为人的某个（些）方面，是人在角色扮演中需要出场的那部分，而不是完整的人。正是这一点，证明了契约型信任是存在于这种非完整性的人之间的。
就社会治理体系来看，由于它在组织的意义上所拥有的是官僚制结构，因而，在多数情况下，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不透明的。官僚体制中的权力运行、决策的真正动因及其过程等，对于多数人来说，只能了解一个大概。比如，同在政府中共事的人，相互之间因系统的安排而处在分工—协作关系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之间的交往是公务行为而不是私人行为，甚至不需要得到信任关系的支持。只是在一些极其少见的例外事项上开展合作的时候，才会需要得到信任关系的支持。但是，这种情况也同样属于建立在所在系统的基础性设置的前提下而开展的交往和合作，并不直接表现出对信任关系的更多需求。
也就是说，在具有官僚制属性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人们之间的交往在直接的意义上往往并不对信任关系提出要求。但是，近代以来的这个社会治理体系是生成于“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的，在终极的意义上，社会治理体系中人们之间的交往也是与契约相关的。所以，这一社会治理体系框架中的交往活动也隐含着一定程度上的契约型信任。另一方面，就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政府间关系来看，在广义上，可以看作，是因契约而结成的雇佣关系，而且在事实上，也会诉诸合同等形式去确认这种关系。这样一来，在他（它）们之间的关系中，也就会包含契约型信任关系的内容了。
在工业社会这个陌生人社会中，每个人每日每时都可能与不断变更着的陌生人进行交往。而且，相交往的人往往不是一对一的，而是一对多的。在这种条件下，一个人是不能够凭感觉来决定应当信任谁的。只有当某人与他确立起了契约关系时，他才能依据契约去信任所谓“签约者”。所以，契约就是选择信任对象的手段。通过契约，他所信任的也就仅仅是信任对象与契约相关的那些方面。正是由于这种信任不再是总体性的信任，而是有选择的、分部式的信任，各种关系才具有了沿着线性路径扩展延伸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对签约了的陌生人的信任可以渗入其他关系中，也可以延伸到对匿名的签约者的信任。如果说习俗型信任只限于熟人之间，即只在拥有共同的习俗、习惯和理念的人之间才会拥有习俗型信任，那么，契约型信任则可以因为契约而得到大范围的扩展，可以沿着线性的路线扩展开去。契约型信任是对习俗型信任的超越，是工具理性对感性的超越和替代。有了这种超越和实现了这种替代，信任的人格内容消解了，理性色彩增强了，因而也就变得可以普遍化了。这样一来，契约型信任对于理解近代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结构，也就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总之，在工业社会这样“一个具有流动性、需要合作及依赖陌生人成为突出特征的社会中，……基于个人交往经验的信任没有多大帮助。那些仅只依赖个人熟悉为基础的过时信任生成机制的社会是完全低效的，因为它使我们在缺乏可选择的信任产生机制的情况下放弃许多于彼此有益的合作机会”。
所以，在工业社会的陌生人环境中，社会交往之所以能够得以大范围地展开，是因为契约型信任这一新的形式的信任取代了农业社会熟人环境中的习俗型信任。有了契约型信任，社会得以延续，而不是在个体意识生成的条件下被分解为一个个孤立的“原子”。虽然这个社会处处都是原子化的个人，但就原子化的个人仍然结成了社会而言，则是得益于甚至根源于契约型信任所发挥的功能的。人们之间因为这种信任而能够开展交往活动，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合作。事实上，在日常性的分工—协作体系的运行过程中，人们正是基于契约型信任而开展交往活动的。
从根本上说，契约型信任并不是信任的原生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它正是信任的异化形态。因为，习俗型信任是基于情感的需要而发生的，是发生在熟人社会中的，人们共同的生活习惯和共有的习俗决定了他们相互信任，从而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信任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熟人社会中的信任状况是，人们之间相互信任却不利用信任。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从相互信任中去精心谋划如何利用信任。人们可以因为信任而托付并做许多事情，却不会利用信任而去达成自己的目的，更不会制定经营信任的策略。契约型信任就不同了，就它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信任而言，是一种具有理性特征的信任，是发生在陌生人社会中的，因而也是从属于利益谋划的。所以，契约型信任是可以被作为一种工具而加以利用的。就此而言，从契约型信任出发，必然会发展出人的行为选择策略。正是因为契约型信任有着这种可以加以利用的特征，西方学者往往将其称为“社会资本”。把信任视为资本，也就意味着可以在资本的视角或意义上去进行经营，就像投资而谋取利润一样，致力于发展出经营信任的策略，也希望像投资一样从中获得收益。现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在中国学术界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一些热衷于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可以说已经有了现代意识，有了将一切都加以利用并从中获得收益的市场经济意识。但是，可以断言，举凡谈论“社会资本”的人，在做人方面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如果谁对他投以信任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他表示了对你的信任，那么，你必须准备为他对你的信任付出你应当给予他的那部分超额利益。如果你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那么，你必将会对整个世界失望。
我们必须指出，信任一旦成为一种可以通过策略的形式而加以利用的东西，也就失去了信任所应有的性质，从而转化成了制造不信任的一种社会机制。即使作为策略而加以利用的信任能够赢得交往者的一时信任，也会包含着人们相互之间时时加以提防的因素。契约型信任背后所掩盖的策略性动机一旦被识破的话，就会立即陷入破坏性的信任危机状态。当然，我们又必须看到，契约型信任作为陌生人社会和多元开放社会中的信任是深深植根于这种现代化的制度性承诺及制度性承诺的可信赖性之中的。正是制度性承诺以及制度性承诺的可信赖性，使契约具有了承载信任的功能。有了这种契约型信任，人们也就可以开展交往，可以使追求自我利益实现的人们出于自我利益实现的要求而能够与他人交往。特别是在把信任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对待时，就会像资本家一样，通过经营信任而获取收益。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可能采取欺骗性的手法去赢得交往对象的信任，哪怕是暂时的和一次性地赢得了交往对象的信任，也可以从中骗得可观的收益。从中国近年来非法集资、骗贷、电信诈骗案件多发的情况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骗取信任是有着广阔空间的，能够骗取十多亿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人的信任，已经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了。所以，“社会资本”概念是极其可疑的。
我们知道，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取得巨大成功的是资本主义文化。这种文化要求每一个人都精于算计，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实现而去把他人当作工具利用一把。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输入的影响，一些中国学者对这种文化表现出了非常崇拜的状况，他们首先成了时时刻刻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而把他人当作工具的利己主义者。正是这个原因，决定了他们对“社会资本”概念的使用表现出了热情和偏好。但是，他们究竟在信任的经营中赢得了多少利益？他们是否在经营这种所谓“社会资本”中骗取了什么人的信任？目前为止，还未见有专门的实证研究去加以证实。
在西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从熟人社会形态到陌生人社会形态的转变是一个自然进程。虽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暴力革命，究其根本，都应看作在自然演进过程中积累起的矛盾，致使必须通过革命去开辟前进的道路。也就是说，在西方社会近代早期，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并不是自觉设计的结果，而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自然演进过程。中国改革开放后也出现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历史性运动。在这一历史性的社会转变过程中，我们能否去自觉地加以引导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事实上，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自觉的民主、法制建设去促进契约关系生成，从而加速熟人社会的解体，用陌生人社会取而代之。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相信可以避免一些人运用陌生人社会的策略去骗取那些拥有熟人意识的人的信任并从中去获取利益。也就是说，让更少的人上当受骗。其次，我们还应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趋势去自觉地建构人际关系，促进具有后工业社会特征的人际关系的生成。
如果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趋势去主动地建构适应后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的话，那将是人际关系演进史上的一个跨越式发展，即跨越工业社会的陌生人人际关系，直接地从农业社会的熟人人际关系转变到后工业社会所应有的人际关系。在前一个方面，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虽然一些学者还一直对现状提出批评，认为我们与西方国家典型化的陌生人人际关系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的确，我们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即在为契约型信任关系提供保障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所迈出的步伐是巨大的，可以说，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实现了一场“大跃进”，取得了巨大进展。然而，在后一个方面，我们并没有自觉地去做出安排，甚至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探讨都是缺位的。学者们并没有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现实去认真地探讨关于新型人际关系建构的问题，更不用说提出什么可行的方案了。在某种意义上，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由于“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妨碍了一切面向未来人际关系建构的探讨。
在熟人社会中，人际关系是建立在亲缘、地缘等基础上的。而且，这种人际关系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性联系，而不是表现为通过制度等社会设置的中介而建立起来的间接性人际关系。也就是说，在熟人社会中，由于人们在共同的地域中拥有共同的习俗、习惯等，人们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为他们是熟人，而且人们之间也天然地相互信任。正是因为人们之间的这种信任是产生于熟人间的，是在人们共同拥有的习俗和习惯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才将这种信任称作习俗型信任。在习俗型信任的前提下，人们所开展的交往活动以及有着交往活动的共同体也因为这种信任而具有有机性。但是，我们也看到，虽然熟人关系是亲密的，但在社会层面上展开的人际关系却受到了生产方式的制约。在农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中，自然经济是一种主导性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是人们以分散的方式进行生产和经营的形式出现的，而且在消费上，也表现为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人们因为这种经济形式而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与他人开展交往活动的需要。事实上，在农业社会中，组织化的共同行动项目少之又少，人们在节日里或集市上相识，只能说那是一种偶然相遇的现象。从政治或社会治理的角度看，这个社会也是等级社会，人们没有资格去选择治理者，因而也不需要通过交往、交流的方式去选择谁去做主宰他们的人。
总的说来，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因为自然方面的和生产方面的原因而很少交往和交流，而且人们也没有在社会中去寻求自由的追求和意识，没有关于行动自由的愿望和追求，即便是自由恋爱，也是无法普遍化的。或者说，如果自由恋爱得到推广的话，人们立马就会发现可选作为自由恋爱对象的人是非常匮乏的。所以，这个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是一种较为稀薄的人际关系，是存在于封闭性的小圈子中的，而且是沿着线性的路径展开的。就人际关系赖以展开的每一个原点来看，在最近的一个圈子内会表现出较为细密的状况。随着圈子的扩大，也就变得递次疏松了。或者说，这种类型的人际关系是有密有疏的。另一方面，农业社会中的人们在交往动力方面是比较弱的，甚至可以说存在着严重的交往惰性，以至于人际关系在整体上是较为稀薄的。所以，我们说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稀薄的人际关系”。由于这种人际关系主要受到自然因素而不是社会因素的制约，我们也倾向于把这种人际关系看作自由的人际关系。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交往自由，因为它不像工业社会那样存在着诸多限制交往和妨碍交往的社会因素。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由是一种不自觉的自由，也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们感受到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把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定义为“自由稀薄的人际关系”。
我们倾向于认为，正是农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的稀薄性，才对人们之间的信任提出了更为强烈的需求，至少是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对人们之间的信任提出了较为热切的要求。事实上，我们在所有地区的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也都看到了其文化、思想以及宗教中广泛地包含着对“信”的强调。虽然宗教中所讲的“信”有着更为广泛的内容，但信任，却是其“信”中的主要内容。同时，作为一种较为简单的人际关系，稀薄人际关系也是能够通过信任而得以维护的，使人们不至于感觉到生活在自然丛林之中，而是会从社会中获得做人的感受，即从共同体中去获得作为人的精神寄托和情感归属。但是，这种发生在熟人中的、满足于稀薄人际关系需求的信任还主要是从属于习俗的规范和满足于习俗得以维系的需要，是不具有直接的功利性的，也不会服务于某种（些）具体目的的实现。至少，如我们所指出的，人们不会有意识地利用这种信任关系而去获取某种利益。所以，是不能将其作为社会资本看待的。事实上，这个社会中的人并不知道资本是什么。
当然，我们在熟人社会中也发现了大量事例可以用来证明信任与“事功”活动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思想家们会指出这一点。然而，在这个社会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活动中，信任只是一种状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状态，不会被经营，也不会被利用。我们发现，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这一时期的信任都是与习俗一体化的。也就是说，自由稀薄的人际关系是发生在“熟人社会”中的，它也构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也许现代学者会解读道，在“熟人社会”中，“通过共同朋友和熟人的间接联系使行为更为公开化。这增强了信誉的重要性，使他我与自我更为谨慎地对待他们表现出来的合作形象，促进了自我与他我信任与合作的可能性”。
但是，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并不是为了合作而去营造信任。如果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合作的话——我们认为，存在着广泛的以互助形式出现的合作，那么，也不意味着人们为了合作而去精心地经营信任。在这里，信任就是一种“自然状态”，信任与合作的关系并不从属于分析性思维的理解，并不呈现因果关系，而是一体化的。
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产生了陌生人社会。出于陌生人交往的需要，产生了契约并把人们的交往建立在了契约的基础上。工业社会中的总体情况显现出：人际关系是以契约、物以及其他物化了的设置为中介的。同时，人们之间的交往也不像农业社会那样由于地缘和亲缘的原因而能够维持下去和一再地复制，并不是发生在稳定的群体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的绵延，而是表现出了偶发性、间接性和间断性。一方面，陌生人处在工业社会的分工—协作体系中，也由于社会的专业化而致使每一个人都无法独自地生存下去，人们需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也在实际上存在着依存性。所以，工业社会中的人既是陌生人却又必须相互交往，每一个人都必须与他人发生关系才能生存下来。另一方面，由于陌生人的流动性以及可供选择的交往对象的多元化，稳定的群体和恒定的交往对象往往并不存在。也就是说，进入交往过程的人和发生联系的人，基本上都是陌生人。也许一些人表面上看来是熟人，而在实质上则是陌生人。如果把表面上看来是熟人的人当作真正的熟人对待并在交往中表达了信任，那实际上就是置自己于风险之中了。所以，在人的社会活动中，每一次面对交往对象时，都必须把交往对象视为陌生人。即便是对有着亲缘关系的人，如果事先没有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没有承受风险的能力，也必须将其当作陌生人对待。如果因为亲缘关系而将其当作了熟人并表达了信任，就极有可能遭遇没有预测到的风险。
从陌生人社会的生活和交往经验来看，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往往会经常性地与某个（些）特定的交往对象进行交往，会在人生的大半时间中与固定的对象进行频繁的交往。但是，在每一次交往开始之前，如果根据以往的经验判定交往对象是可信任的，也是丧失理智的行为。正是因为人们之间的每一次相遇和交往都不是以往交往活动的延续，而是第一次；正是因为人们在每一次相遇时都是陌生人，无论过去多少次重复了相同的交往过程，也都必须把这一次的交往视为第一次交往，即把交往对象视作陌生人；正是人们之间的交往不能视作连续的，人们之间的每一次交往都应看作孤立的，每一次利益攸关的交往都需要签订具体的和完整的合同，所以，我们把这种状态中的人际关系表述为“间断性人际关系”。在另一重意义上，就人际关系中揳入了契约等中介因素而言，也不能将其理解成直接性的人际关系，而是有了间隔。在这一重意义上，也同样可以将这种人际关系理解成“间断性人际关系”。
在农业社会，熟人的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然的属性，受到自然因素特别是习俗、习惯的制约。到了工业社会，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再重要，即使仍然发挥作用，它们也只是一些边缘化的制约因素，甚至是在理论上可以不予关注的因素，取而代之的则是制度性的规范和规则。事实上，一旦制度和规则确立了起来，熟人社会中的那些习俗、习惯、情感等因素如果还存在的话，也会被作为一种“价值巫魅”，是需要加以祛除的。比如，工业社会实现了组织化，而且这个社会中的组织基本上是以官僚制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官僚制组织就明确地作出了祛除“价值巫魅”的规定。也就是说，在要求遵守规则的情况下，必须把人们之间可能有的对习俗、习惯的遵从和受到情感、道德支配的方面抛掷一边。
在工业社会中，人际关系受到了制度性的规范和规则的规约。在制度性的规范和规则成功地实现了对人际关系的规范和形塑后，也就出现了哲学家们所说的那种“人的消失”的状况。如果我们不作出这种极端化的表述，而是把这种状况中的人依然看作人，即依然把发生和存在于这类人之间的关系称为人际关系，那么，这种人际关系所呈现给我们的也只能说是一种格式化了的关系。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人际关系是被制度、规则等格式化了的。一切不合乎制度、规则等的人际关系都不受保护，甚至不允许存在，至少不允许对组织化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即使未被制度、规则格式化的人际关系仍然存在于非正式组织以及其他的非正式场合中，也往往受到防范。正是因为工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都是被制度、规则等格式化了的，所以，我们也将这个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看作一种“格式化人际关系”。总之，“间断性”和“格式化”是工业社会人际关系的两大基本特征。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发现，社会的网络结构正在生成。当前，关于“网络”一词，通常可以作出两个方面的解读：其一，是指技术网络，即互联网或正在成长起来的互联网的替代形式；其二，是指社会的网络结构，即社会构成因素的多元化、交往的多向度化、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等带来的并已经以社会网络结构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社会网络结构，无疑是工业社会的社会线性结构的替代形式。其实，技术网络与社会网络结构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因为这两个方面有着历史性的联系，即同时出现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之中，而且是因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向对方转化的。
就技术网络而言，它改变了人的交往方式和交往途径，同时，也改变了交往主体的特性。通过技术网络的交往，是通过“人 机 人”的方式而进行的交往。正是这种交往，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景象：当人处在交往过程中的时候，似乎是“在场”的，而实际上，人的身体、真实姓名、性别、民族、学历、学位、地域等，却有可能被掩藏了起来。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在技术网络社区中活动的时候，是不愿意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的。这说明，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同于工业社会的那种陌生人。或者说，人进入了一个新的陌生人社会。由于在场的人是不可见的、不可触摸的和难以确定的，也就不再是工业社会中的那种陌生人了，而是匿名人。匿名人既是陌生的，又是陌生人的一种新形态。甚至可以认为，匿名人是一种正在历史性地生成的人，将成为陌生人的替代形式，实现对陌生人的超越。
如果说工业化、城市化造就了陌生人，那么全球化、后工业化则造就了匿名人。我们正处在这场造就匿名人的社会运动之中，要不了多久，也许一个匿名社会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重要的是，工业化、城市化这场造就陌生人的社会运动是一场纯粹客观性的运动。虽然在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中可以看到人的行动，但这种行动的目标并不在于把人都变成陌生人，而是从属于其他目标的。就陌生人的出现而言，并不是根源于人的主观追求，而是作为一个客观性的结果出现的，这个过程可以归入自然历史的范畴。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匿名人的出现就不同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场社会运动中，造就匿名人的行动表现为一种主观选择的结果，是因为人在网络中出现和开展活动的时候更愿意以匿名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陌生人纯粹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而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匿名人则是由人自我选择的，至少是部分地由人的选择带来的。
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是在陌生人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者说，正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已经把几乎所有人都从熟人转化为了陌生人，才需要通过一场启蒙运动去规划陌生人的社会生活和活动空间，才需要去寻求陌生人的交往关系和交往活动的规范。现在，虽然我们正处在从陌生人社会向匿名社会转变的起始阶段，但是，如何适应匿名人的要求而对人际关系进行规范的问题却已经提了出来。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了理论的自觉性程度的提高。也就是说，既然我们社会中的人已经不再是近代以来的陌生人而是匿名人，而且匿名人显然不同于陌生人，那么，我们也就必然要面对如何规范匿名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这样一个问题。
匿名人是新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是在以往的历史阶段中未曾见到过的。当然，在工业社会的某些专业性的领域中以及非主流性的社会生活中，也曾出现过匿名人。但是，由于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无足轻重的，所以没有人认真思考过匿名人的行为规范问题。随着匿名社会的出现和匿名人的普遍化，关于匿名人的人际关系以及行为规范的问题也就无法回避了。如果说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生成了陌生人社会，而且这个社会成功地发明了契约，并通过契约及其法制框架的确立而成功地实现了对人际关系的规范，那么在面对匿名人的时候，沿用规范陌生人人际关系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行了，而是需要根据匿名人及其交往特征重建规范。
虽然要表达对工业社会的制度、规范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设置的否定性意见是痛苦的，而且在今天也显得有些耸人听闻，但我们又怎能不正视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推展出来的这个现实呢？我们已经处在一个从陌生人社会向匿名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亦如我们曾经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那样，面临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一次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又怎能不去建构适应新的社会要求的规范体系呢？如果说陌生人社会的出现使熟人社会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事实上，使整个社会都接受了重建，那么，在从陌生人社会向匿名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重建社会的客观要求呢？显然，在此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勇敢地承担起重建社会的任务。
可以相信，匿名社会不仅存在于技术网络之中，在面向未来的发展中，我们也同样认为，匿名社会还不仅仅存在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虚拟世界之中。我们这个既存的世界，即工业化、城市化以来我们一直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也越来越呈现匿名社会的特征。我们这个社会将会因为匿名人的普遍化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匿名社会，即把陌生人社会改造成匿名社会。我们相信，存在于技术网络中的交往方式与交往关系必将显现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实存的社会中，事实上，它们已经在我们这个实存的社会中显现了出来。或者说，由于网络平台的建立，人们已经不再是直接地面对面交往，也不是在特定的区域或领域中开展分工—协作活动，而是借助于网络的支持，在与不知姓名的人交往。
比如，在传统的商店里购物，买卖双方是面对面的，如果可以讨价还价的话，还需要相互审视对方的眼睛，以求从中读出真实的信息。然而，在一个被称作“淘宝网店”的虚拟商城上购物时，我们并不知道为我们提供导购服务的或把商品呈送给我们的那个服务员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他（她）姓啥名谁，我们甚至不知道那间商店在地理上的什么区域、什么位置。可以认为，对方也同样不知道我们是谁，但交易活动得以成功地展开，并一笔又一笔地兑付了商品。这种差距是多么巨大呀？我们在工业社会的商场中购物，面对一个态度温和还是一脸霸气的服务员，心情和购物兴趣会大为不同，而当我们面对一个匿名的服务员时，他（她）的一切都不影响我们的理性判断和选择。
同样，我们心中也许有着诸多烦恼，想找个人倾诉。你找个“熟人”倾诉了你的一切，但你很快发现这一倾诉给你带来的可能只是片刻的安慰和同情，其后则陷入更多更大的烦恼之中，你的倾诉给你带来了额外的烦恼。你找一个陌生人倾诉，首先，你会发现陌生人并不愿意接受你的倾诉；其次，如果陌生人表现出了接受你倾诉的热情，你难道不会表示怀疑吗？你还有倾诉的欲望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方国家往往在教堂里设置一个供你倾诉的地方。就这种做法一直得以保留来看，是一个成功的和有用的设置。现在，情况变了，你在网络中可以随时而轻易地找到一个接受你倾诉的对象，而且因为对象与你双重匿名，你愿意倾诉，这种倾诉也可以认为是非常安全的。你在倾诉之后解除了烦恼，而接受你倾诉的那个匿名人却在你的倾诉过程中获得诸多人生经验和教训。这个匿名人，不会像教区牧师那样让你再次见到而觉得尴尬。
但是，在初入匿名社会的时候，来自陌生人社会的自私自利追求，把陌生人当作工具而加以利用，为了自我的一点点蝇头小利而让陌生人遭受重大损失，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说明，人们开始希望成为匿名人却尚未改变陌生人的品性，没有找到作为匿名人的位置以及行为格式。因而，这个社会转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震荡，让诸多无辜的人为之付出惨痛代价。在陌生人社会成长起来的人，特别是那些在陌生人社会中就非常邪恶的人，走进匿名社会的时候，一下子把全部邪恶力量都释放了出来，似有把人类社会的一切有利于共同体存续的因素全部摧垮之势。这就是我们当下感受最为强烈的现实，也是我们告别资本主义时的必经之痛。然而，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又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我们已经被带入一个由技术网络所改变的社会，无论我们怎么样的不情愿，不管我们对新的境况怀有什么样的畏惧心理，我们都不得不将我们的脚踏向匿名社会。
我们将要走进匿名社会，而且在社会结构上已经呈现网络结构的特征。一方面，技术网络形塑了我们的社会而赋予这个社会以网络结构；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以及迅速涌现出来的各种各样新的社会构成因素完全打乱了既往的交往关系路线，也使我们的社会获得了网络结构的特征。在社会的线性结构中，人们处在相对稳定的线中，而且是相对固定在线的某个节点上的，人们虽然是陌生人，但可以识别和辨认。当然，我们可以说社会的线性结构是多线的而不是单线的，但多线未能改变社会的线性特征。尽管有些学者也把多线误解成网络，其实，那并不是一个网络社会。
我们所说的那种可以识别、可以辨认并不会改变陌生人的属性，是指陌生人在由其所构成的这个社会中依然是陌生人。无论编织起这个社会的线以什么样的方式辐射开来，也不管人们怎样去描画这些线，都不可能改变陌生人的属性。与之不同，当我们的社会获得了网络结构后，无限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人们想维持在陌生人的状态已经不再可能，人们变成了若隐若现的匿名人。匿名人既不是熟人也不是陌生人，而是我们在人际关系视角中发现的“新人”。如果说我们的社会无非是人的社会，是存在于人的行动之中和包含在人的生活之中的一种形态，那么，这种“新人”的出现，又怎能不被理解成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呢？所以，一个全新的社会正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正视它和根据它的要求去重新安排我们的社会治理。
如果说工业社会中陌生人间的关系是格式化的、间断性的人际关系的话，那么，在拥有了网络结构的社会中，或者说，在网络社会中，我们面对的是匿名人。匿名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显然不同于陌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首先，匿名人的人际关系无法格式化，因为人的匿名而不可能对其关系进行格式化；其次，匿名人的人际关系虽然表现出若隐若现的特征，却不是间断的，而是因网络而处处在场，或者说是随处随时在场的。在你需要或意识到了任何一种属性的人际关系时，你都会发现它已经在场了。你以匿名的形式与同样匿名的人的交往，可以表现出任何一种你所期望的形式，也可以在你认为任何可能的途径和方式中进行。
在这个正在成长的匿名社会中，交往关系中的中介因素依然会发挥作用，但直接的多向度交往变得越来越频繁，那些使人成为陌生人的因素正在从发挥使人分离的作用转向发挥使人联结起来的作用。就其根本来看，匿名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是以网络关系的形式出现的，即人的交往不再是在线中发生，而是以任意可能的多维度的形式出现。因为人的匿名，也由于信息搜寻成本的降低，可以使交往过程中的风险最小化。即使在交往过程中出现了某种或某些风险，补救起来也会显得非常容易。当然，一切新的社会现象都有两面，正是由于这种风险可以最小化，一些人在作恶方面就显得无比猖狂。因为，他在作恶的时候已经充分估计到，他不会像在陌生人社会中那样受到规则的约束和法律的制裁。但是，我们认为，这种邪恶的人只是虚假的匿名人，他们虽然已经有了匿名人的形式，却还带着陌生人的品性。在匿名人的成熟形态中，陌生人的所有不道德的品性，都将被洗涮净尽。
在从陌生社会向匿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果同样是匿名人的话，一个匿名人针对另一个匿名人的恶行也许不会导致恶劣影响，但是，若是有人以匿名的形式而对一个实名人采取行动的话，其恶劣影响可能就是给那位实名者带来惨痛的损失。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存在于技术网络中的匿名人针对实名者的恶行是一种极其恶劣的犯罪行为。但是，我们的社会治理机构仍然囿于陌生人社会的行为规范，往往并未采取相应的措施去对这种犯罪行为实施打击。不过，我们也期待着这种存在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恶行会随着一个真正的完全的匿名社会的到来而得到改变。在一个真正的完全的匿名社会中，可以相信，尽管这样或那样的空隙可供人作恶和供人去为善，但它在人际关系方面会表现为一种“自由稠密的人际关系”。人因为匿名而变得自由，人因为在网络之中交往而使人际关系变得非常稠密。
就匿名人的人际关系是自由的而言，它能够使人们在交往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机会和选择能力都得到提升。由上述可见，在格式化的人际关系中，人们之间的交往通道和交往方式都是固定的、程式化的。这不仅限制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也使人丧失了选择能力。匿名社会中的自由人际关系则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全方位的交往空间中作出行为选择。就这种人际关系是稠密的而言，它会促使人们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他人。其实，在人际关系的这种稠密状态中，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是极高的，人们必须通过交往而实现共生共在。同样，损害他人的行为在影响力方面也会显得极强，对人的共生共在的冲击也会更加沉重。也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中，人们是不可能不面向他人开放的，但在向他人开放的时候，就难免遭遇突如其来的灾变。如果刻意地封闭自我，可能生存下去也是不可能的，但在这种不得不开放之中，又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困扰。
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匿名社会正在生成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消极现象能够以极其夸张的形式出现，是有利于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激发我们的思考的。它所提出的要求是，我们必须找到针对匿名社会的治理方式。我们认为，在人际关系的稠密状态中，人们只能通过合作行动去寻找和发现人的共生共在的途径。但是，妨碍合作、制约合作的因素也会在这种自由稠密的人际关系形态中显现出更大的破坏力。所以，为了求得合作和通过合作而实现人的共生共在，社会治理必须谋求全面创新。事实上，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判断的提出，已经为社会治理的重构指明了方向。
合作是人的交往行为和交往关系的正向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的过程，是人们之间的信任充分发挥作用的过程。而且，合作也从根本上把相互利用、互为自我利益实现工具的陌生人改造为通过合作而互惠互利的人，不管进入合作行动之中的人是实名的还是匿名的。合作是与信任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合作又是促进信任和增强信任的基本途径。这样一来，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进程中所看到的，将是一种全新的信任类型，即合作型的信任。
自由稠密的人际关系发生在网络化的社会中，它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果说工业社会属于陌生人，人际关系呈现间断性和格式化的状态，使社会治理能够通过成文的规则体系和形式化的制度设置来加以调整，那么在网络化的社会中，成文的规则体系和形式化的制度设置等，都无法实现对人际关系的有效调整，而且会让成文的规则体系和形式化的制度设置等在调整自由稠密的人际关系方面显得非常不适应和无能为力。因此，面对匿名社会中人的自由稠密的人际关系，需要基于信息技术等新的科学技术条件去设计出保证行为公开化的社会运行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能够对人的信誉进行评估，甚至进行定量分析，进而形成一系列关于每一行动者的信誉数据和信息资料。尽管人是匿名的，关于他的信誉数据和信息资料却能够与他终生相伴随，从而使进入合作关系中的匿名人能够以此为依据而开展合作行动。所以，我们认为，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匿名人将成为透明人。一旦匿名人变得透明，一贯为善的人也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中畅行无阻，而屡屡作恶的人也就会寸步难行。事实上，他将因为自己的恶行而被这个社会抛弃。
在与农业社会即熟人社会中的自由稀薄人际关系进行比较时，可以看到，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稀薄性决定了人们在开展共同行动时是很难实现信息共享的，而那种人际关系的自由，又决定了人们在共同行动中很难让各种非理性因素从属于共同行动的要求，反而会对共同行动产生消极影响。事实上，让熟人社会中的人遵守纪律是很难的事情。在自由稀薄的人际关系中，人们似乎无视一切外在于他的规则，人的也许是根源于动物的自由冲动，决定了他们只接受那些被他们视为自然而然的规范。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在他们看来那是必须做的，至于做这件事情的道理，则可以不去思考，也不接受任何追问。在现代性的视角中，可以认为那些人的行为中包含着规范，是得到习俗、习惯、道德等的规范的，他们自己却不以为然。所以，我们只能说那是自由的，反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也是一种自由的人际关系。
熟人社会也具有某些信息共享的优越性。由于人际关系稀薄且非常简单，某些信息的传播会有着“长波”效应，能够以较小的失真度在人们之间传播。但是，由于熟人社会尚未形成一种理性普遍化的局面，由于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会受到感性因素的影响，或者说，一切行为都具有感性色彩，信息的传播也就同样是感性化的。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熟人社会为什么会更倾向于传播那些对共同行动没有价值的信息，而那些有利于开展共同行动的信息，往往没有人关注，也得不到传播。比如，熟人社会中的人大都有着非理性的好奇心，对一些毫无价值的信息总是有着无限热情，而对那些与他们的生活相关性很强的信息，特别是对那些可能关系到他们未来很长一个时期的利益的信息，却会表现得非常冷漠，更不用说那些没有得到他们情感认同的共同行动信息了。当然，在农业社会中，需要采取共同行动的事项是较少的，也许正是人们较少地得到共同行动的习练，才没有生成理性化信息共享的要求。
在工业社会这样一个陌生人社会中，人际关系的间断性决定了信息传播也具有间断性的特征。在工业社会中，虽然人们会对信息进行理性的甄别和处理，传播那些有利于人们开展共同行动的信息，但这个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的间断性也是以竞争的形式出现的。也可以认为，正是这个社会普遍化的竞争造成了人际关系的间断性。出于竞争的需要，人们必然会把那些有利于自己在竞争中获胜的信息封存起来，从而妨碍了信息共享。由此看来，工业社会可以实现信息的理性化共享，但人际关系的间断性决定了这个社会仅仅实现了部分信息的理性化共享。同样，工业社会人际关系的格式化又决定了信息传播被限制在有限的形式化通道之中。其表现就是，人们之间有着明确的人际关系界线，人们倾向于保留自己的隐私也尊重他人的隐私。在公共领域中，某些信息有着稳定的正式通道来加以传播；在私人生活领域，许多信息是不允许传播的，即使加以传播，也很少有受众，甚至根本就没有受众。在日常生活领域中，人们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农业社会的习俗、习惯等而倾向于传播那些与共同行动无关的信息。比如，关心和窥探影星无中生有的绯闻等。所以，真正属于工业社会的共同行动也呈现格式化状态，是以分工—协作的方式出现的，往往是严密的控制系统。在这个社会中，由于人们无法实现充分的信息共享，因而不可能让共同行动以合作行动的形式出现。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人际关系呈现自由稠密的状态，从而实现了信息充分共享的局面。至于人在人际关系中的自由，则是在人的共生共在压力下的自由。正是人的共生共在的压力，认识到了他们同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使得人们愿意公开一切有利于共同行动的信息。同时，人的自由也决定了信息传播不会在有限的通道中进行，而是表现为一种全方位的传播，而且也能够得到技术上的支持。人际关系的稠密性本身就包含着信息纽带把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重内容。反过来，这种人际关系的稠密性，也决定了人们必须实现信息共享，而且也确实在信息共享方面变得极其方便。但是，由于存在着信息爆炸的问题，人们甄别信息真伪的能力也往往会下降到一个极低的点，往往会对那些能够带来刺激性感受的信息抱持极大的热情，从而丧失理智。另一方面，信息的时效性变得极弱，也使人的理性判断下降。所以，如果说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群氓”这样一个词语的话，那么可以认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的网络一样赋予这个词以如此鲜活的内涵。在技术网络上出现了或存在着陌生人躁动，他们因为把活动场所转移到了网络上而已经成为匿名人，而且，做匿名人恰恰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是，他们还不习惯去做匿名人，或者，他们尚未学会如何去做匿名人，陌生人所具有的一切优良品性却又都被他们抛弃了，而陌生人的一切恶行却又都被他们以无比夸张的方式去加以表演，以至于伟大的社会转型因为他们的行为而蒙上了阴霾。
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中，每一行动者都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都与其他节点处于总体互动之中，每一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的影响又都是不可测定的。为了使这种既不可预知又不可测定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人们必须在交往过程中和共同行动中实现充分的信息共享。事实上，社会的网络结构打破了信息来源途径的单一化，人们在这一网络结构中可以拥有无限的信息源，而信息的传播也会有着无限的途径。处于网络结构中的每一行动者所面对的都是一个整体性的网络，而不是他挑选出来的个别的交往对象。所以，行动者的一切方面都会在网络结构中暴露无遗。正是社会的网络结构，让匿名人成为信息的载体，并因此而成为透明的人。一旦在网络中行动的人意识到了自己是透明的匿名人，那么也就意味着匿名人的自觉，他也就会彻底告别遗传自陌生人的一切不良品性。到了这个时候，人际关系将因为匿名人的透明而不再有消极因素和负向价值，从而使共同行动也能够以合作行动的形式出现。此时的匿名人成为道德的人，此时的匿名社会也是道德的社会。
总之，在既往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中，人际关系都有着明确的边界，信息源以及信息传播途径都是有限的和明确的。特别是信息传播，是在有限的、可控制的途径中进行的。然而，随着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人际关系的边界变得模糊了和不确定了，甚至可以说，人际关系已经没有了内外边界。这样一来，也就能够实现充分的信息共享。充分信息共享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人们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充分信任的关系，并因为人际关系涂上了浓浓的信任色彩而能够实现有效的合作行动。所以，我们认为，全球化、后工业化将为我们呈现一个充分信息共享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对人们交往关系和合作行动有价值的信息都会得到共享。人在人际关系中的自由是信息共享的前提，而人际关系的稠密性则是信息共享的有效途径，或者说，使信息实现充分共享成为可能。如果这个社会中的制度和法律阻止这种全面信息共享的话，就会与这个社会的要求不相一致。
从合作行动的角度看，我们也认为，并不是进入后工业社会后人们就一下子都变得相互信任和愿意合作了，而是因为社会的网络结构以及人际关系的稠密性，决定了人们能够相互信任和愿意开展合作行动，更何况人的共生共在的压力，也迫使人们必须这样做。同时，也正是自由稠密的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的网络结构，决定了人们能够通过合作的形式去开展共同行动，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