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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文主义”与后现代（postmodern）一样，是一个容易引发学术争论的术语。“后人类”与“后人文主义”概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后现代主义衰落之后，文学和文化理论进入“后理论时代”的必然结果。
关于“后人类”（posthuman）这一概念出现的时间，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尼尔·贝德明顿（Neil Badmington）的考证，认为其最早出现在19世纪俄国神秘学家海伦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的《秘密教义》（
The Secret Doctrine
）一书中。但当时，后人类的概念还未被完全引入学术领域。随后，后人类作为学术名词出现在1976年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在威斯康星大学20世纪研究中心举办的“后现代演练”的国际研讨会中。1995年，罗伯特·佩普勒尔（Robert Pepperell）在《后人类状况》（
Posthuman Condition
）中明确定义了“后人类”的概念，认为它是“人类存在为延伸的技术世界的一种形态”。
[1]
1999年，美国杜克大学教授N.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
）一书中则认为，20世纪40年代存在的控制论理论打破了人文主义对于“人”的认识，成为强有力的具有明确主张的后人类思想。2010年，美国莱斯大学教授卡里·伍尔夫出版《什么是后人文主义》（
What is Posthumanism？
）一书，从“后人类”引伸出“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强调后人类不仅仅存在肉体与机器中，更是人类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乃至学术范式。
目前对“后人文主义”的界定，学界主要包含以下七个层面。
第一，“反人文主义”（antihumanism），强调“后人文主义”是“任何批判传统人文主义和传统人性和人类状况的理论”。 [2]
第二，“文化后人文主义”（cultural posthumanism），将后人类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理论以及人文主义基本问题中的“人类”和“人性”的历史观念的延伸，进一步挑战了人类的文化主体性以及典型性，超越陈旧的“人性”（human nature）概念，并逐步发展为适应现代科学与技术研究的知识。
第三，“哲学后人文主义”（philosophical posthumanism），后人类成为哲学的一类方向，并借鉴文化的后人文主义，在新的哲学领域考察并扩大了伦理意义，将道德关怀延伸到人类主体性的哲学链层。
第四，“后人类状况”（posthuman condition），它泛指批判理论家对人类状况的解构。
第五，“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是一种意识形态和运动，旨在开发和制造消除衰老并极大提高人类智力、生理和心理能力的技术。换句话说，超人类希望用科学技术提升人的身体和心智能力，可能导致“赛博格”的出现，它是在人类主体性概念中对人类实体的一种解构。
第六，“人工智能接管”（AI takeover），这是后人类理论中一类悲观主义的思维方式，它与支持建立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宇宙论”的观点有关，即使它可能导致人类的终结。正如他们认为的那样，“如果人类仅仅在微不足道的人类水平上停止进化，这将会是宇宙的悲剧”。
第七，“自愿性人类灭绝”（voluntary human extinction），即寻找一个“人类之后”，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没有人类的未来。
由此不妨对后人文主义的类别进行进一步分析。首先，学术研究应当排除那类具有悲观性的后人类消极派别，他们认为人类是自愿灭绝、消解或者被动接管。例如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Nick Land）提倡的“人们应该拥抱并接受他们最终灭亡的观点”。面对这类观点，应该要肯定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为后人文主义观念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但无论是当代人类发展史，还是AI领域技术发展的“弱人工智能”现状，都未显示人类毁灭以及被统治的迹象，人类本身依然占据着世界中的重要地位。澳大利亚社会理论作家保罗·詹姆斯（Paul James）就认为，把这些不同的方法联系起来，关键的政治问题是，这种后人类的地位观念使人类成为历史上的一种类型。“不能因为‘后现代主义’命名的‘后’的方式就推断人的现代主导地位发生了更替，后人类学者在关乎个人与群体的没阐释清楚的本体论方面，存在随意的、游乐般的更改。” [3] 因而，在这些背景下贸然谈及人类灭绝和被接管问题还为时尚早。所以这类后人文主义类别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其次，学术界还存在一种超人类主义的后人文主义观点，即通过“半机械”的方式，突破人类的体力与智能的瓶颈。但如果以超越人类体智极限为目的去发展后人文主义，似乎仍旧没有脱离生态批评所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人类的欲望与征服依旧在超人类主义的观念中得到表达，这与后人文主义中对人主体性地位消解的观点相悖。同样，一些批评家认为，所有形式的后人文主义，尤其超人类主义，存在一定的夸大。哈拉维也在多次采访中表示对超人类主义观念的排斥。所以，超人类主义的后人文观念仍需要谨慎辩证地看待。
于是，后人文主义中最重要的两个类别便凸显出来，即“哲学后人文主义”以及“文化研究后人文主义”。英国生物伦理学者安迪·米亚赫（Andy Miah）也将后人类研究分为哲学、文化两大研究领域，认为两个领域的观念是息息相关、互为补充的。“哲学后人文主义”，其实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文化研究后人文主义观念。米亚赫认为“哲学后人文主义”阵营囊括了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费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lari）等哲学学者，认为他们在心灵哲学、动物伦理、技术装置等领域颠覆了人的中心地位，进一步思考他者的意义。近年来提倡哲学后人文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是意大利后人类学者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其哲学后人文主义的出发点出自反人文主义者的主观性哲学传统。布拉伊多蒂提倡后人文主义的方向应是一个“批判性的后人文主义”，这个新形式是在作为万物的先前尺度“人”的终结的基础上制定的，其研究方向根本上是沿着伯明翰大学学者托尼·戴维斯（Tony Davies）总结的哲学谱系进行。
通过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人文主义流派，在现代性上欧洲资产阶级建立了自身霸权，震动世界的革命人文主义和致力驯服前者的自由人文主义，纳粹人文主义和他们迫害下的牺牲者以及对手的人文主义，海德格尔的反人文的人文主义，福柯和阿尔都塞的人文主义的反人文主义，赫胥黎和道金斯的世俗人文主义或吉森和哈拉维的后人文主义。 [4]
布拉伊多蒂进一步以伦理学为基础，开始寻求后人类的主体性，布拉伊多蒂将主体重心“相应地从统一主体性转换到游牧主体性”，“非统一主体的后人类伦理学通过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义障碍，提出一个更大意义上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包括非人类或‘地球’他者”。
“批判性后人文主义”被总结为三点：第一，人类在哲学层面需要确立新的主体理论来评估后人类转向，并确认人文主义的衰落；第二，西方哲学传统的内外所存在的批判后人类立场的多样化表明，古典的人文主义的终结不是一个危机，而是蕴含积极的结果；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对于西方人文主义衰落和全球化造成的文化融合带来的各种机遇的嗅觉和把握都非常迅速。这就说明在哲学层面，后人文主义是超历史性的，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方式，后人类主体并不是后现代的主体，它不是建立在反基础主义的前提下，同时它也不是解构主义的，因为在语言上它不受限制。它是唯物论的活力论的、具身化和嵌入的，牢牢地定位于某处。因而可以说，它是一种混乱与连贯的主体性之间的平衡。
“文化研究后人文主义”是一个具有较广泛意义的分类，它吸纳了西方“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丰富内涵，借助以往学术研究的传统并吸收其术语和概念，常常涉及性别（gender）、全球化（globalization）、身份认同（identity）、后殖民（postcolonial）等经济、政治和科技等领域，其研究方法也存在差异。
这里可以借鉴美国生态思想家路易斯·韦斯特林（Louise Westling）的观点，目前普遍的文化研究后人文主义分为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由伍尔夫为代表的动物、身体等层面的后人文主义，他在《什么是后人文主义》中探讨了解构主义与身体、动物等一系列问题，认为“后人类”理论的源头应上溯到20世纪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解构主义理论学者的思想。伍尔夫引述了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对人主体性的解构观念作为说明：“人是近期的发明，一个诞生还不到两个世纪的形象，一个我们的知识里的新褶皱，而只要致使已发现新的形式，他就将再次消失。”
沃尔夫强调后人类不仅是讨论肉身与机器的，也不仅是关于生物科技等内容的，而且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乃至学术范式，并通过对动物、残疾人的研究进一步解构了人的主体性。
另一条路线是从当代科学和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视野研究后人类理论，以海勒及哈拉维为代表。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中提出：“首先，后人类的观点看重（信息化）数据形式，轻视（物质性）事实例证；其次，人的身体原来都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因此，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或代替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后人类的观点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安排和塑造人类，以便能够与智能机器严丝合缝地链接起来。”
哈拉维在学界被认为与后人文主义密切相关的学术概念是“赛博格”。“赛博格”进入学术领域，在国内也译作“生控体”或“半机械体”。赛博格“cyborg”是“cybernetic”（控制论）与“organism”（有机体）的结合，表示任何混合了有机体与机械体的生物。这个名词最初是由美国科学家曼菲德克·莱恩斯（Manfred Clynes）与内森·克莱恩（Nathan Kline）在1960年提出的，他们使用“赛博格”来称呼他们想象中的一种人类，这些人类经过强化之后能够在地球以外的环境中生存。他们认为当人类开始进入航天等科技新领域时，某种人类与机械之间的亲密关系将成为必要。哈拉维受其启发，将“赛博格”界定为“一种控制论的有机体，一种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体，它既是社会现实的造物，也是虚构的造物”。 [5]
虽然“赛博格”理论被诸多理论学者归类为科学和技术研究视野的后人文主义研究，但事实上，哈拉维认为“赛博格”和《赛博格宣言》更多的是既有的多元理念的集合。“赛博格神话关涉的是被僭越的界限以及有效的融合。” [6] 这个形象的出现导致了三类至关重要的边界崩溃。其一是在20世纪后期，美国的科学文化中人-动物的界限被彻底打破。语言、工具使用、社会行为、精神活动等知识的存在让人与动物的联系不再被分割。例如女性主义中的许多流派就积极地认可人与其他生物的亲密关系。同时“生物学与进化论既让现代生物体成为知识的对象，也让人与动物的联系变成某种一再受到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间意识形态斗争和专业争论侵蚀的模糊痕迹”， [7] 人的动物性立场从而进入人类的科学研究文化中。其二是动物-人（生物体）与机器的边界的消解。按照哈拉维的观点，机器不是自动的、自我设计的、自治的，是依托于人（生物体）的创造。20世纪后期的人工智能让机器相较于人类展现出更多的活力，当今机器也被赋予了基于算法学习的思维逻辑。这一切导致对生物体与机器的边界的划分变得模糊不清。其三，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界限是极其含糊的。哈拉维意识到现代机器在物质层面越发精密化，颠覆了机械物质体积存在在以往历史上的发展规律。同时现代机器的微电子设备成了人类知识与权力的书写产物，它们在物质形态中凝聚了人类的意识形态。于是，物质与知识在现代精密机器上形成了融合，打破过去两者之间的隔阂。由此来看，冲破疆界的“赛博格”应是多向度多层次的，是具有多种文化特征的。哈拉维也在近年的访问中坦承：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她是一位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生物学家，一位老师或朋友。这都让“赛博格”的内涵更加多元和开放。
“赛博格”理论的出现延续了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主流文化中心论以及二元论的解构。它所批判的正是西方思想文化中长久以来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这两类中心主义的交叉之下，女性的身份政治成为哈拉维解构的重要切入点。哈拉维提出现代妇女的真正情况是：“她们被整合或剥削进生产/再生产的世界体系及被称为信息统治的通讯中。家庭、职场、市场、公共领域及身体本身——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以几乎无穷的和多形态的方式被分散和被交接，这对妇女和其他人将产生巨大的后果。” [8] 当代社会赛博格将人类身体技术化、电子化，人类身体性征模糊化，从而使由社会性别引发的权力差异进一步减弱，与技术结合的人类身体新形态将构建新的社会规则，将舍弃过去的父权制统治。“赛博格”突破的是以往性别世界的约束，它建立了无性别的生物属性，其生产方式摆脱了既有的家庭繁衍模式，无性生殖技术使得人类再也不用把女性的生育功能当作繁衍后代的唯一途径，这也打破了父权制文化将女性的生育价值视为女性全部意义的观念。所以“赛博格”在哈拉维眼中是“一种被拆分和重组的后现代的集体和个人的自我。这是女性主义者必须编码的自我”。 [9]
同样，西方文化传统中一直延续着某些二元论。“对于统治女性、有色人种、工人、自然、动物的逻辑和实践，即对统治所有构成他者的、任务是反映自我的人来说，上述都是系统化的。” [10] 然而，哈拉维认为在这些二元关系中自我不应是被统治的一方，他者才是掌握未来的一方。高科技文化以各种有趣的方式挑战了二元论，因为在人类和机器的关系中，已然分不清谁是制造者和谁是被制造者；在分解为编码实践的机器中，也分不清什么是心智什么是身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外界物质技术越来越渗透有机的人类实体，于是形成了所谓“赛博格”。无论是在学术正式话语（例如生物学）中，还是在日常实践（例如集成电路中的家庭工作）中，人类都发现自己变成了赛博格、混血儿、怪物凯米拉（chimera）。哈拉维以电影《银翼杀手》（ Blade Runner ）中的复制人瑞奇（Richel）为例，认为其代表了赛博格文化中恐惧、爱与困惑的形象。“赛博格”改变的是过去文化逻辑中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它解构了人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自然与非自然等传统的二元对立局面，使得两者中任意一方都无法定义和支配另一方。正如哈拉维所说，“截至20世纪末——一个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全部是‘凯米拉’，在理论与实际层面成为有机体与机器的混合体，总而言之，我们就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它赋予我们政见”。 [11]
[1] Robert Pepperell， The Posthuman Condition：Consciousness Beyond the Brain ，Bristol：Intellect Books，2003，p.187.
[2] Joseph Childers and Gary Hentzi，eds.，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140.
[3] Paul James，“Alternative Paradigms for Sustainability：Decentring the Human without Becoming Posthuman”，in Karen Malone and Tonia Gray eds.， Reimagining Sustainability in Precarious Times ，Farnham：Ashgate Publishing，2017，p.21.
[4] Tony Davies， Humanism ，London：Routledge，1997，p.141.
[5] Donna Haraway，“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in Donna Haraway ed.， 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Routledge，1991，p.151.
[6] Donna Haraway，“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in Donna Haraway ed.， 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Routledge，1991，p.150.
[7] Donna Haraway，“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in Donna Haraway ed.， 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Routledge，1991，p.152.
[8] Donna Haraway，“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in Donna Haraway ed.， 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Routledge，1991，p.150.
[9] Donna Haraway，“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in Donna Haraway ed.， 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Routledge，1991，p.177.
[10] Donna Haraway，“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in Donna Haraway ed.， 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Routledge，1991，p.178.
[11] Donna Haraway，“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in Donna Haraway ed.， 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Routledge，1991，p.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