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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批评理论在维斯法尔的专著《地理批评》被美国学者泰利译成英文之后影响日盛，该书也出现了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的译本，在欧洲和北美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据信，此书的中文版也会在两年内出版。在将地理批评引介到中国时，有必要将其与杨义、梅新林、曾大兴、邹建军等国内学者倡导的“文学地理学”理论做一个比较。在中国的语境中，“文学地理学批评，简称地理批评，是一种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本分析为主，同时兼顾文本创作与传播的地理环境的文学批评实践”。
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学地理学”与欧美的地理批评在名称上相似，对地理和空间的研究兴趣也有重合。二者都在近二十年间兴起并获得了众多学者的响应，但却有本质上的不同。作为一种后现代空间哲学理论，地理批评理论的重点在于如何看待空间的本质、观念与表现，涵盖的范围不仅是文学，还有社会学、历史学等各方面，是“将文学运用到地理学中”；而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理论是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将地理视角运用于文学史研究的文学批评理论，试图“将地理学运用到文学素材中”。
梳理地理批评与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发展史和理论框架，我们发现这二者的不同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西方的地理批评是哲学理论运用于文学实践的过程，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空间转向”之后，将新的空间哲学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而产生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西方哲学和文艺研究中的空间理论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代。与“时间”相比，“空间”的概念在中世纪的宗教阐释学中更多地蕴含了道德性、伦理性的象征意味。在公元4世纪圣奥古斯丁的定义中，时间“是人向上帝跋涉的旅程中的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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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空间“明显具有本体性、精神性和包容性……它成为礼拜仪式和象征行为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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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徒的跋涉中，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变动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空间变动所象征的从俗世走向天堂的宗教和伦理意义。17世纪后，启蒙运动所强调的理性和实证主义重新把物理层面上的空间纳入考察对象。此时空间虽然仍旧被看作被动、静止的环境和容器，但已经不再局限于宗教经典文献的阐释学，“地理环境决定论”兴起并逐渐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地理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or climatic determinism，or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是自然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和进程。地理环境决定论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从政治学、法学、哲学领域向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领域扩散，其前期的代表著作有让·博丹（Jean Bodin）的《论共和国》（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1576）、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论法的精神》（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等。进入19世纪，巴克尔（H.T.Buckle）的《英国文明的历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1864）以及弗雷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人类地理学》（
Anthropogeographie
，1882和1891）等标志着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潮的全面繁荣。受其影响，18～19世纪的文学研究者开始采用地理视角进行文学批评，并强调自然和社会环境对作品的决定性作用。例如在18世纪末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
，1799）中，斯达尔夫人（Germaine de Staël）按照地理环境将欧洲文学分为两大流派，认为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方环境造就了“北方文学”作品质朴深刻的风格，同时批判以法国为代表的南方环境所造就的“南方文学”作品矫饰浮夸的特点，有力地推动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流行。进入19世纪，文学地理学研究逐渐摆脱了宏观描述的模式，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而进入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阶段。法国历史学家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在《艺术哲学》（
De l’idéaldansl’art
，1867）中将空间与时间都纳入其考察对象，认为决定文学艺术作品特质的三个要素是民族、环境和时代，尤其是自然地理环境：“精神文明的产生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
可以说，在西方进入20世纪现代主义阶段之前，欧洲学者在讨论文本中的空间时，更重视的是具体的“地理”而非抽象的“空间”概念，研究的是具体的地理环境对当地文学内容和形式风格的影响。
20世纪后半叶以来，欧美文学研究领域的地理视角开始侧重对抽象的“空间”概念的探讨，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只有个别的学者。如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首次提出应注重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与19世纪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不同的“空间形式”（spatial form），分析了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等现代主义作家运用抽象的空间形式打破因果关系与时间的线性发展形式的技巧，为空间叙事理论奠定了基础。1955年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出版的《文学空间》（ L’Espace littéraire ，1955）重视现代文学文本中所建构的特殊空间，认为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等现代主义小说家在其作品中建构的空间反映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他的“时空体”理论中提出，时间是空间的第四维度，时间与空间是不可分割的。文本中的“时空体”是时间与空间的组合，涵盖了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诗学》（ La poétique de la I’espace ，1958）中则强调了外部空间对人的精神空间的塑造作用。此时的空间理论和空间批评中，空间的地位开始上升。虽然理论界更加重视时间维度，但空间概念开始与时间概念有了交汇，空间开始摆脱其静止、固定、被动的刻板印象，时间也脱离了单向箭头型的线性运动模式，空间和时间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法国空间理论的勃兴引发了西方哲学理论的“空间转向”，出现了包括福柯的“他者空间”“异托邦”概念和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等在内的新浪潮。空间不仅是权力话语的相互作用的“场所”，而且是权力话语的一种形式，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了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这一转向形成了至今方兴未艾的空间理论热潮，也引发了社会学、地理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后现代空间视角研究的井喷。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空间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批评方法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方法是20世纪70年代苏格兰诗人和哲学家肯尼斯·怀特（Kenneth White）倡导的地理诗学（the project of geopoetics）。地理诗学产生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倡导“开放世界”（open world），坚决反对欧洲中心主义，采用生态学的视角解读世界文化，尤其关注生态环境、诗歌和诗学的交叉领域，即“诗学精神的地理图景”。地理诗学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诗学，它既非关注‘自我’，也非关注文本，而是关注世界的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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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地理诗学显示出极强的世界主义倾向，关注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庄子、松尾芭蕉等不同国籍与语种的作者。“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风可以从世界每一个地方吹来，每个人都可以接触世界的任一种文化……这促成了一种新的思考模式，一种世界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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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地理诗学最大的不足是缺乏系统性的基础理论框架，类似一种松散的思想联盟，更加重视的不是文学批评而是创作与欣赏，其目标是创造一个理想化的“全新文化空间”。
也正因如此，地理诗学在理论界的地位并不突出，后期研究成果也较少。
第二种方法是德国学者胡戈·狄泽林克（Hugo Dyserinck）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比较文学形象学（komparatistische imagologie）。作为对勒内·韦勒克（Réne Wellek）与法国学派之间“形象”（image）与“幻象”（mirage）论争的回应，狄泽林克在1977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引论》（
Komparatistik.Eine Einf
ü
hrung
，1977）中正式提出了比较文学形象学这一概念。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本及文学批评中有关民族或国家的“他者形象”（hetero image）和“自我形象”（auto image），其中包含了地理空间的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认为，每个“我方群体”（we-group）是通过认知自我话语和他者话语来将自身区别于他者的，“他者”是群体得以自我界定的必要反面。他者与自我的群体标记是一种二元对立建构，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的对比与互动贯穿了形象的整个形成过程。维斯法尔认为，形象学的缺陷在于“形象学研究的全部重点就是文学中对外来者的再现。……形象学研究抽离了指代的地点本身，把所有的重点放在作者处理地点的方式上。为了突出再现的主体，被再现的客体消失了”。
除此之外，形象学理论中的地理和空间概念一般指向想象的区域（imagined territory），认为观看的主体的想象区域与被观看的客体（他者）的想象区域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鸿沟和不可消除的异质性，两者无法结合为一个整体空间，因此也被认为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
第三种是20世纪80年代在北美兴起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到了21世纪，生态批评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方法之一，研究文本中的地方、空间、自然景观意象，关注“自然和物质环境是如何在文学文本中得以再现并发挥作用，以及与环境伦理是否相符等问题”。 [5] 生态批评和地理批评都会研究文本中出现的空间意象，但二者是不同的。首先，生态批评的政治性比地理批评更突出。生态批评反对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压迫和肆意改造，倡导以自然为中心的写作，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批评借鉴解构主义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手法，解构了传统文学批评理论中以人（包括社会、作者和读者）和文本为中心的范式，将自然推向批评和阅读、写作的中心。与此相比，地理批评更注重文本的文学性，更关注地方与空间在文本中的再现以及其背后的社会变革，并不试图重构人与自然的哲学关系。其次，生态批评和地理批评的哲学侧重不同。生态批评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本体论方面消解人的中心地位和人高于自然的特权；在认识论方面反对意识与环境的二元对立，认为人的意识是植根于物质环境并不可避免地与物质环境互相结合的。生态批评超越了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能动性之争，直接将人的能动性播散于自然的能动性之中，用一个更大的自然语境相对消解了人的主观意识。地理批评则关注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本体论方面，强调文本空间与外部空间的相互指涉和相互作用，反对将文本与外部世界、“虚拟”空间与“真实”空间对立起来；在认识论方面，地理批评认为文本中所再现的空间与其真实世界中的对应物（如果存在的话）之间是辩证的相互塑造的关系。可以说，地理批评的阅读方法与批评模式可以对生态批评在处理文本与世界关系上的薄弱环节形成有效的补充。
第四种最新出现的理论是美国学者蒂姆·克莱斯维尔（Tim Cresswell）在2017年的《地形诗学：空间、地方与诗歌》（ Towards Topopoetics：Space，Place and the Poem ，2017）中首次提出的“地形诗学”（topopoetics），它以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和近代以来关于空间与地方的哲学观点为基础，是一种将诗歌文本看作复数的空间与地方的批评方法。地形诗学不再采用传统的从诗歌中发掘“地方感”（sense-of-place）的思路，而是研究诗歌文本如何成为一种地方，诗歌文本如何创造空间与地方，强调文本内外、静止与流动、填补与空白之间的互动作用。地形诗学的阅读方法将语言所表现的地方看作身体感官与外部世界互动、文化与自然互动的结果。从表面上看，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受到背景环境的影响；从更深层次上看，人物与环境实际上通过同样的方式具有同样的本质特征。当然，这种理论也有其缺陷，最大的问题就是读者与地方的距离问题。一般而言，读者离文本中的地方越近，其本身具有的感官记忆就越亲切深刻，文本“语言景观”（langscape）对读者产生的感官效果就越强烈。但在实际阅读体验中，大部分情况下读者距离文本中地方的物理和心理距离都是非常遥远的，因此，任何地理背景的任何文本都带有其他地理空间的痕迹与记忆，这是文本所使用的语言造成的。读者的感官效果要经过文本语言和自身想象的中介，而这种中介必然造成感官效果的扭曲。
承接这一方兴未艾的空间批评传统，地理批评是目前欧美主流的后现代空间哲学的前沿理论，在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彻底转变空间的被动地位，将其看作解域化运动的主体，以及话语和权力关系相互作用的动态场域，研究作者是如何通过想象和实践联结其对现实空间的理解与文本中的空间建构的。
相比而言，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是文学实践向文学批评理论的提炼与升华，是在以宏观地理视角下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文章和专著之后，才开始进行理论建构的。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中的“国风”部分标志着中国文人已经形成了以地理区域划分与研究文学的习惯。《隋书·文学传序》中出现了以地理南北划分文学的论述：“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这是将文学史限定在某一时间范围内时，从空间角度对文学风格的二元划分，成为传统文论中共时性空间叙述的典范。《隋书》之后，传统文论中还出现了清代王鸣盛《蛾术编》、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等以空间对立论证不同文化风格的著作。中国学者真正依照现代文学批评的原则，从空间视角进行文学研究的学术作品始于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被视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发轫之作”，
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将空间维度置于时间维度之上而进行的中国文学史论述：“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抒情言志之体。”
除此之外，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也从地理角度分别论述了中国文学的历史演变，将其总结为“数千年南北相竞之大势”。
刘师培、梁启超的观点与传统文论中的南北风格划分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以《隋书·文学传序》为代表的传统文论虽然论述了共时性下的空间对立，但这种对立是在宏观的历时性文学史叙述中的暂时状态，是“源”与“流”的区别。即使有某一时段内的空间对立，也将在文学史的发展中“合流”为一，演变出新的文学风格。而以刘师培、梁启超为代表的现代文论里，地理空间的对立是超越时间维度之上的，并不会随着文学史的发展而消失，如同两条并行不悖的“源流”。这种分类与归因方式与其说是受到传统文论中南北划分的影响，不如说其本质更符合19世纪以来欧洲的斯达尔夫人、丹纳等学者的“环境决定论”。中国传统文论向现代文论的转变，出现了从“历时的脉络含纳了共时的结构”，向“以一种共时的结构收摄历时的脉络”
的视角转移，其本质是时空二元对立下优先级别的转变。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随着后现代空间理论的引介，以空间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的范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再次兴起。
国内明确提出文学地理学批评并形成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是进入21世纪之后。杨义于2001年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理论，并在此之后将其归于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建构尝试。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图志》（2009）以及《文学地理学会通》（2013）便是典型的由文学批评实践向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图志》是一个运用图志学范式还原文学历史语境的尝试，扩展了以线性历史记录为主流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到了《文学地理学会通》一书，杨义跳出了历时性维度的窠臼，开始尝试用空间结构重写中国文学史脉络，即“将人文地理学跟文学和文学研究结缘……以阐明文学生成的原因、文化特质、发展轨迹，及其传播交融的过程和人文地理空间的关系”。
2011年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建立之后，梅新林、曾大兴、邹建军等学者开始系统性地推动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迄今已经出版发表了十余部文学地理学专著和数百篇论文。这些成果主要分为两个发展方向：一是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主要包括梅新林的《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2006）、曾大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2012）和《文学地理学概论》（2017）、邹建军的《江山之助》（2014）等；二是在文学地理学理论指导下的文本分析、中外文学史重写等尝试，主要包括邹建军的《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易卜生诗歌研究》（2013）、庄文泉的《文学地理学批评视野下的劳伦斯长篇小说研究》（2017）等，以及2011年后历届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的年会论文集共六辑。纵观21世纪近二十年间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已经卓有成果，走出的是一条“文本-理论-学科”的上升道路，其目标是拥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文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建立文学学科下“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独立二级学科“文学地理”。在中国文学地理学的规划中，文学地理与文学史的关系是平行的，文学地理学从空间维度研究“文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考察文学的横向分布与演变”，文学史则从时间维度研究“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考察文学的纵向发展与演变”。
与地理批评浓厚的哲学色彩相比，中国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不仅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对象存在，还试图抛开时间维度，以空间维度为主轴构建新的文学叙述框架，是对时空维度及其主次地位的重新定义，这是文学地理学理论的重要创新。但是，文学地理学的独立之路还任重而道远，因为虽然文学地理学力图建立一个平行于“文学史研究”的二级学科，但以空间维度建构的文学叙述本质上还是文学史的另一种再现形式。文学地理学要真正独立，未来还必须容纳更多种类的理论思潮，构建更宽阔的批评视野，建立起本质上有别于史学研究的理论核心。
欧美的地理批评首先是作为哲学理论存在的，是法国后现代主义空间哲学理论的新成果，文学研究领域的地理批评方法则是这种新的空间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具体运用，并在这一过程中衍生出种种文学批评话语。地理批评理论除了很强的后结构主义特征之外，还结合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各学科的理论研究者针对后现代状况的理论成果。地理批评的理论高度可以概括为“三种重新定义”：一是在本体论上，空间的本质被重新定义；二是在认识论上，人的精神空间、文本“虚拟”空间与外部“现实”空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义；三是在权力关系上，文学与科学话语的主次地位被重新定义。
第一，后现代的社会状况直接动摇了现代主义岌岌可危的确定性，空间的本质逐渐异质化、流动化、开放化。20世纪上半叶见证了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代表的科学理论革命对哲学理论中绝对存在等基础概念的撼动，同时也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所造成的西方文明作为统一整体的意识形态危机。作为“一个统一有机体”的西方文明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线性进步的”历史观被战争粉碎，分解为作为“众多主体意识集合体”的西方文明和碎片化叙事的历史观。随着原来所认为的单一的“客观现实”被相对化，原本被认为是“客观存在”的空间概念也相对化了，变得不稳定，“任何地点都成了碎片中的碎片”。
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起，哲学界出现了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福柯的“他者空间”“异托邦”理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地理哲学、“解域化”理论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哲学界对空间维度的关注第一次超过了对以前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时间维度的关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地理哲学以“块茎”为喻阐释了变化的生成过程，强调其没有中心、根源与方向，是一个自由流动的系统：“‘块茎’（rhizome）结构不同于树状和根状结构……‘块茎’结构既是地下的，同时又是一个完全显露于地表的多元网络，由根茎和枝条所构成；它没有中轴，没有统一的源点（points of origin），没有固定的生长取向，而只有一个多产的、无序的、多样化的生长系统。”
20世纪80年代之后，传统的空间与地理边界在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被消除、重绘或模糊化，空间的本质也随之复数化，成为异质性的共存整体。空间不再是静止的、固定的、独立的容器和背景，其性质和种类愈发复杂起来。空间理论发展出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帕维尔的可能世界理论、詹明信的认知地图等理论，与人紧密联系起来，包括人的主观意识与实践、人对空间的再现手法等。在维斯法尔看来，这种变化是值得肯定的，因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不断增长的复杂性让每一种视角都更加精确，也大大增加了不同视角的多样性，甚至产生分歧。由此而生的视角大爆炸并不一定意味着危机，而是观点表达更加清晰的一种信号，相反，简单粗暴的单极视角才更加危险”。
第二，地理批评重新定义了人的精神空间、文学“虚拟”空间与外部世界（“现实”空间）的关系：精神空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非单向的决定与反映，而是互相形塑、时刻互动的；文本与世界的关系也不再有简单的虚构与现实、再现与原型的等级优劣之别，而是平等和互相交融的存在。
人的精神空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或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是哲学讨论中历久弥新的主题。20世纪两者的关系终于摆脱了单向决定论的窠臼，其中现象学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贡献是最突出的。在现象学领域，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首先区分了“生活世界”（lebenswelt）和“周围世界”（umwelt）：生活世界是人的直接经验世界，是人类意向性行为的产物；周围世界则是人类行为活动的外在环境。生活世界与周围世界的互动便是“在个人与集体价值观的驱动下，主体的思想与行为对空间进行形塑，将其转化为地方”。 [6] 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的开创者弗朗西斯科·瓦莱拉（Francisco J.Varela）结合胡塞尔关于人的意识的意向性与神经科学、生物学和认知理论，提出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不断地“互相具象化”（mutual specification）：人的意识在对地方的探索过程中不断被定义，同时地方的意义也在人的意识改变中不断被形塑。其后，汉斯·尧斯（Hans Robert Jauss）在接受理论中继承并发展了舒茨的现象学理论，提出时空应嵌入日常生活中，人所经历的日常世界是与他人所经历的日常世界主观交互的，即“共同世界”（Mitwelt）。“此处-彼处”的情形使生活世界形成周围世界，而“面对面”的情况则将生活世界变成人际互动的世界。如果说周围世界是简单的存在场域，共同世界则通过行为与互动将个体存在赋予意义。后结构主义理论认为，个人的主观意识是“知识的一层”，与空间一样都是权力话语的造物，因此某一个特定的个人关于地方的主观经验也不足以作为认识环境甚至外部世界的有效信息来源。因此，后结构主义并不太关注主观经验中的空间，而是更关注形而上的空间概念与社会权力话语的关系。例如罗兰·巴特和布尔迪厄关注空间的再现结构，福柯关注权力的空间分布，列斐伏尔和索亚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关注空间的生产。后结构主义理论中的空间不是一个毫无特点的中性的容器，而是被社会权力生产出的场所，它被社会权力所塑造，同时又反过来塑造着社会权力未来的发展方向。
自柏拉图以来，艺术摹仿论就始终是文学艺术批评的基石，文学的可信度由文学反映“真实世界”的程度决定。在进行与空间相关的文学批评时，如何解答文学“虚拟”空间与外部“真实”世界的关系以及自我主体（观察者）与他者客体（被观察者）的二元对立关系是无法回避的基础问题。首先，直到20世纪70年代，秉持“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在文学批评领域的主导地位使得主流观点仍然习惯性地认为，文本与现实世界之间不应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在这一语境下，文学中的空间描写作为艺术再现的产物，很难动摇客观真实的优势地位，更不用论重新界定文学空间与真实空间的关系了。其次，在20世纪后半叶之前，欧洲中心主义语境下的文学批评视角使主体一般都是西方式的，而他者都是非西方式的。非西方的他者常被默认为是奇怪与异化的，并试图建立一个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来掌握这种异化感。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等级制度里，他者不一定是少数一方，但一定是在地位与重要性上被边缘化的一方。当文学批评的对象涉及空间时，它就被无意识地分作两个部分，即作为观察对象的外部空间与作为观察者的文本空间，并强加了一种优劣的等级评判。
突破这一传统理论困境的力量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哲学领域对感官性经验的重新重视和对语言文字的重新认识。以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为例，海德格尔不再将语言作为“再现”（representation）的中介或意义话语的传递者，因此语言艺术不是再现，而是“实现”（make present）：“作品的存在是创造与实现”。 [7]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称名（naming），“第一次用语言对事物称名，便第一次使其进入文字，显现外观”，“使人的感官接近世界的物质性”。 [8] 语言不再是一种对物质世界客体的摹仿或反射，而是对客体的感官感受的激发。如果仅仅将语言作为物质世界的再现或代表，那么当语言再现或代表某种事物的同时，也会失去同样多的其他意义。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再现或摹仿，而是自然战为艺术的“物质特点”（thingly character）或“物质性的亚结构”（thingly substructure）。自然给予艺术（包括语言本身）存在的基础，艺术植根于世界的物质实在性中。海德格尔的自然概念与生态和谐并无关系，而是指代一个先于文化存在的、对物质世界的直观感知，这种感官效果与人的认知概念和受权力话语制约的文化深刻地联系在一起，正如语言是基于“人对世界的身体经验所塑造的隐喻”与“人与物理环境的互动”所建构的。 [9] 物质世界也不再是一个外在于人物的独立因素或是一种能从外界进行观察的状态，文本中的人物将从属于物质世界并与其融为一体。 [10]
此后，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艺术“摹拟知觉的客体”，艺术的作用就是“将我们猛地推入在场的生活经验世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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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与瓜塔里也认为，“当物质完全进入人的感官时，艺术不是客体的类似，而是纯粹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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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总是具有意义，同时也具有“感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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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停止“再现”或“代表”其他的事物，成为纯粹的感觉效果时，才会在读者中激发最强烈的精神状态，这也是最有效的阅读方式。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也认为艺术作品的语言可以将物质转化为身体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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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式的割裂“虚构”文本与“现实”世界的观点早已过时，因为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客观真实”的外部空间已经不复存在，文学文本与“客观世界”的单向摹仿关系也不复存在，外部空间和文学虚构空间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甚至很难说哪个世界更为“真实”。基于以上理论，维斯法尔提出需要摒弃机械的单向反映论，文学空间和真实世界之间是互相指涉的：“地理批评事实上不仅能用来研究‘空间-文学’的单向关系，还要用来研究一种真正的辩证法（空间-文学-空间），它意味着文本是空间自我转化的载体，空间被文本同化后才能完成自我转化。移植到文学中的空间会影响对所谓‘真实’指称空间的再现，激活这个基础空间中一直存在却一直被忽略的虚拟性，为阅读带来全新的导向。”
文学的地理批评的目标是填补“真实”与“虚构”的世界之间的空白地带，探索文本与现实之间的互动——文本中的空间不仅映射了现实空间，也同时在塑造读者对现实空间的理解、改变现实空间的历史和人们的地方记忆，最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反应螺旋。
第三，文学话语在后现代主义状况下逐步实现了非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与科学话语的二元对立。科学话语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一直具有绝对的主导优势，但在20世纪下半叶，科学哲学开始向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转变，解构了逻辑实证主义以及科学本身的主导地位。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认为，作为意识形态所建构的话语之一，科学也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甚至在科学实践中也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无法消除事物和知识的不确定性。“首先，科学没有固定不变的基础，所以没有绝对确定的知识，知识都有待于修正；其次，科学不是无活动能力的世界的客观表象，而是作为认知主体和被认知的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的建构性活动。”
以地理学界为例，20世纪50年代人文地理学界的“量化革命”强调用统计分析等精确的数据工具分析地理空间，20世纪60年代起则对这种风潮进行反拨，其中的“地方”概念超越了地图上的一个标记或科学上几何分割的空间定位，更关注其人文的、主观的维度，即“地方感”（sense-of-place），甚至“地方”这一概念本身也在之后的全球化和去本地化大潮下受到冲击。在《后现代性的空间：人文地理学读物》（ The Spaces of Postmodernity：Readings in Human Geography ，2002）中，洛杉矶学派地理学者迈克尔·迪尔（Michael J.Dear）与斯蒂芬·弗拉斯第（Steven Flusty）编纂了自1965年以来人文地理学领域关于后现代地理空间的经典论述，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种关于极端不稳定存在的本体论，在后现代主义的状况下，任何“客观的”再现方法都注定要失败。“后现代主义削弱了现代主义认为理论可以如镜子一样准确反映现实的信仰，代之以局部的、相对的观点，认为理论的本质是一种因境制宜的调停。元理论与基础思想被微观分析与不确定性所取代，后现代主义比之前的所有理论更重视语境化、更包容相对性、更关注不同点。” [15]
在这一转变下，文学的价值也被重估，出现了科学话语对文学话语的肯定与吸收。传统上，地理科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的学者一直认为文学语言和叙述、类比、比喻等艺术再现手法是非实证、不客观和不理性的，并不将其纳入研究范畴，但到了尼古拉斯·恩特里金（Nicholas Entrikin）、索亚、哈维、德里克·格里高利（Derek Gregory）等学者的时代，人文地理研究都开始关注文学话语在塑造人类空间概念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关于空间与地方的任何再现方式都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正是文学话语的虚构陈述与想象维度使其超越了科学的真假判断，成了空间的另一种记录方法，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即“间接指涉性”（indirect referentiality）：文学的修辞语言和虚构性想象更能描述地理空间在形成过程中的微妙特点，这是正统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解释性叙述话语很难观测与表达的。可以说，文学填补了自然科学在空间从萌生到概念化之间的理论空白阶段，用修辞与想象将这种朦胧的感受性特征传递给观察者。地理批评对于文学文本的阐释正是填补了哲学对形而上的空间概念的研究与科学对已成型的地理空间的实证研究之间的空白阶段，是对科学话语的重要补充。
从本质上说，中国的文学地理学始终是作为长期主导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时间维度视角的补充和反拨存在的，它始于文本分析的新视角，提炼为文学理论并试图独立为一个新的文学学科，但始终未曾触及形而上学的层面。这与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建构者对其的定位有关。作为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奠基者之一，杨义教授将文学地理学定位为文学史研究的另一维度。这是国内学界比较普遍的一种观念。在《文学地理学会通》中，杨义提出文学地理学首先是一种文学和地理学的交叉研究，并设立了文学地理学“一气四效应”的研究领域和基本原则：“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学科分支……敞开了区域文化类型、文化层面剖析、族群分布，以及文化空间的转移和流动四个巨大的空间，于其间生发出‘七巧板效应’、‘剥洋葱头效应’和‘树的效应’、‘路的效应’。”
杨义还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的三条方法论：整体性、互动性和交融性，强调全面思维、学科交叉和整合创新。在2010年的一次文学地理学讲座中，杨义说明“在2001年提出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理论就是文学地理学”，
将文学地理学的目标定位为对中国文学史的重写。他在《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再次强调，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引入“地图”概念，是为了“以空间维度配合着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和精神体验的维度，构成了一种多维度的文学史结构”。
地理批评理论在2010-2015年也逐渐形成了“绘制文学地图”（literary cartography/mapping）这一理念，但二者的内涵是截然不同的，大体上是宏观与微观、形而下与形而上之区别。地理批评理论中的“绘制文学地图”是基于詹明信的“认知地图”理论，将作者个体写作的过程看作现实世界中的地理空间在文本空间中被编码为虚拟的地理空间，组成某个文本中的“地图”，再通过文学批评解码、复原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现象学和后结构主义对空间的本质、人的精神空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重新定义，文学批评的重点并非彻底地将文本中的虚拟空间复原为现实空间，而是探索现实空间如何在作者创造性的写作中被赋予文学意义，文本中的空间与时间的关系以及文本中的空间观念是如何变化的。而文学地理学中的“地图”是由无数个作者和批评文本组成的新维度的文学史，并不涉及个体作者的创作过程，也不涉及个体文本中的空间表现，是宏观、形而下、具体的“地图”。这一概念不涉及新的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其重点在于补充现有中国文学史中文本不完整、模式单一化、概念过于西化的缺陷，用“空间”这一新维度将以往不受重视的文本重新纳入批评视野，开辟新的批评范式，甚至超越西方的“literature”概念内涵，重新定义中国文学中的“文学”概念的含义范畴。
在迄今最新的理论专著《文学地理学概论》（2017）中，文学地理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和独立学科指向的特性愈发明显。曾大兴教授按照独立学科的标准为其设置了研究对象、学科定位、概念体系和学科意义，并认为当前的文学地理学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使其成为“研究文学和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文学事象的分布、变迁及其地域差异的科学。……是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
《文学地理学概论》还梳理了十年来文学地理学出现的四种发展方向：一是以陶礼天等学者为代表，将其视为“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二是以杨义等学者为代表，将其视为“一种学术方法”；三是以梅新林等学者为代表，将其视为“文学史研究的补充”；四是以曾大兴等学者为代表，将其视为一个与文学史平行的独立学科。
此外，作者还将文学地理学与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批评做了对比，认为二者在研究对象上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指具体的空间，后者是指抽象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批评只限于分析文本的空间形式，文学地理学除了分析文本的空间形式，还要兼顾文本所产生和传播的地理环境。”
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学地理学从附属走向独立、从借用走向独创的趋势十分明显，但在理论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理原则等方面也尚未成熟，仍在不断的讨论与磨合之中。
总而言之，地理批评的理论回路是循环反哺式的：新的空间哲学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同时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不断冲击与修正形而上的哲学本源。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回路是线性发散式的：新的空间研究视角带动了新的学术方法、新的学术目标甚至新的学科的建立。
地理批评是一种针对某一空间，采用大量相关文本的微观分析。地理批评相对于生态批评等其他后现代主义空间批评方法，最大的不同便是它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文本或作者，而是针对某个特定的空间开展的。地理批评理论认为，所有的“地方”都不是固定的，处于“解域化”和“再辖域化”的永恒运动之中。这一流动的、永恒运动的空间场域是不同文本、不同观点的交汇处，因作者的不同文化、不同视角而有不同的聚焦点，因而是异质性的。只有尽量多地聚拢这些异质的观点，才能够更加接近对地方空间的还原。因此，地理批评的批评范式是综合与特定空间相关的多个文本，分析各种异质文本背后的不同视角与焦点在开放空间中形成的意义多面体。这些文本甚至不局限于文学文本，而是涵盖了旅游手册、广告文本、法律文本等各种异质文本，而这些异质文本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无高下主从之分。地理批评中的“地理”概念主要包括空间（space）、地方（place）和场域（le lieu）三类。承袭文化地理学的传统，地理批评认为人类的空间实践及其过程中产生的主观经验赋予空间以意义，“空间”就转化为“地方”。“地方”包含了各种景观，也包含了人的空间性实践，是社会权力话语斗争与和解的场所。维斯法尔在其专著《拟真的世界》（ Le Monde plausible ，2011）里提出，“空间”是开放性的，“场域”是封闭性的，但一个敞开的空间可以转化为一个封闭的场域。在文本分析中，“空间”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宏观的空间指的是对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空间的整体性反思，整个世界文学都可以看作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它的文本；微观的空间则指的是围绕某个特定空间场域（场所、地点等）产生的一系列文本，或者是作者在描写某个特定场所时的想象空间。
在针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时，维斯法尔承袭解构主义消解二元对立与等级制度的原则，提出了“多点焦距化”和“多重感觉性”两大批评方法。“多点焦距化”包括内生视角、外生视角和同生异构视角，解决的是传统空间批评的二元对立与他者化问题。“多重感觉性”结合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将人物对地理空间的主观体验多样化，从而立体地再现文本中地理空间的意义。所有与研究对象相关的文本都可以通过这种多重视角的批评方法进行解读，涉及的空间景观既可以是文本内的空间景观、人物思维中的空间景观，也可以是现实的空间景观，从而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地层式”阅读，最终产生一个超越孤立的作者或作品、尽可能完整的全景意象。这种批评方法在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社会中显得尤为宝贵，汉斯·贡布雷希特认为，全球化和信息化使人的存在逐渐远离地理空间，而非相反：“我们与物质世界逐渐形成一种‘数字化’的关系，通过信息化传递与思想活动，特定的地方与人的身体所在之处变得毫无联系。” [16] 现今的文化是一种追求抽象意义而非感官体验的文化，人总是在情不自禁地寻找和阐释意义，因此文化解读模式也在不断剥离人对事物或地方的物理表现的感受，而强调从外部的视角来进行理性的分析。 [17]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具体的空间与地方在世界主义或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中变得更像一个消极的抽象符号，一个跨地点接触的平台：人的世界性与流动性让人虽然经过或逗留于更多的地方，但地方的特殊性与具体性，以及人与地方的联结却大大弱化了。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也提到，世界文学的阅读方法是一种“去本地化”（delocalize）的“疏离的联结”，对地方的观点更偏向流动性而非在“地区现实主义”中扎根。因此地理批评这种重视感官体验、扎根于某一特定地理空间或“地方”的批评方法，就是将文本、人的感官经验与地理空间重新紧密联系了起来，是对全球化时代日常生活语言中过度重视话语意义的反拨。
中国的文学地理学则主要是一种针对大量文本的宏观分析。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概念主要包括地域（region）、区域（area）和空间（space）。依照《现代地理科学词典》，文学地理学理论将地域和区域定义如下：“地域是自然形成的，区域则是对地域的一种人为的划分；地域的边界是模糊的，区域的边界是清晰的。……地方这个概念的内涵，包含了地域和区域两个概念的内涵，它们都是具体的，而空间则是抽象的。当抽象的空间和具体的事物相联系，它就成为地方，也就是地域或者区域。”
地域内部相对一致的文化造就了文化的“地域性”，具体到文学作品的分析上便是“文学的地域性”。与地理批评中“地理”概念及“地方性”相比，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概念的内涵显然更加宏观化、具体化。虽然二者都涉及“地方”和“空间”等概念，但其所指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文学地理学中的地方和空间仅仅是简单的具体与抽象的区别，并未追溯哲学上的特殊含义，但地理批评中地方与空间差别的深层根源是现象学对意向性行为的强调，因此两种理论中的“地方”和“空间”概念不可混为一谈。
在具体的批评方法上，杨义的《文学地理学会通》（2012）提出“要会通文学与地理学、人类文化学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
邹建军的《江山之助》（2014）认为文学地理学具体的批评方法包括实地考察、田野调查、科学测量、画图标示与分析、数据统计与列表分析、综合评估与价值判断案例分析六种，同时强调文学地理学“首先是一种文学研究，并不能离开具体的作家与作品”，
但可以借鉴地理科学中图表分析等实证方法。梅新林的《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2015）将文学地理学的批评范式扩展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三个层次。“版图复原”是针对宏观层面上“空间中的文学”，将文学传播、文人籍贯和文学活动再现在空间版图之上，具体步骤是通过实证方法进行空间定位、数据统计、编制图表，从而划定“空间范域”、确定“板块结构”、进行“中心定位”、保证“边缘活力”、关注“区系轮动”；“场景还原”是研究文学的内外空间是如何转换的，要通过具体的文本场景分析，考察空间意象的形态变化；“精神探原”则是针对微观层面上“文学中的空间”，建立新的“空间矩阵”，从“诗性空间”、“文化空间”、“原型空间”和“终极空间”
层层递进，借助西方空间批评、美学批评话语，不断追寻空间在文学文本中的终极形态和意义。
2017年的《文学地理学概论》在批评范式方面同样强调文学地理学不是纯粹的内部研究，而是一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一是田野调查与文献考证相结合，二是地理分析与文学分析相结合，三是文字表述与图表呈现相结合。”
文学地理学的批评原则是“以文本分析为重点”、“以人为主体”、“时空并重”、“有限还原”和“环境干预”，其批评步骤是首先“从文本出发”，接着“考察文本产生的地理环境”以及“考察作家的个人因素”，最后“考察文本的传播效果”。
涉及具体的批评方法时，“凡是现有的文学研究能使用的方法，例如古典文献学的方法、文学史的方法、比较文学的方法、美学的方法、文艺心理学的方法、文艺社会学的方法等，文学地理学都可以使用”，
除此之外，系地法、现地研究法、空间分析法、区域分异法、区域比较法和地理意象研究法是文学地理学的特有方法。
由此可见，虽然国内学者在具体的方法论上仍有分歧，但其共同点是为文学地理学设立了一种以宏观为主、微观为辅的批评范式。在宏观层面，多借助地理科学的实证方法，还原与文学相关的各类考察对象的空间地图；在微观层面上，借助各种文艺与社会科学理论，探查文本中空间意象与现实空间的转换过程，进而探索空间意象的终极意义。在文学地理学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众多学者不断努力以新的空间维度还原、重写文学史，或重新建构一张更完整、多层次、时空结合的文学版图，但文学地理学本质上始终承袭自20世纪初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以来的宏观历史叙事模式，未能发展出一套针对单个文本中空间形式的独立批评话语，不得不借助中西方已有的哲学与文学理论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使得“重宏观而轻微观”成为文学地理学当前的薄弱之处。
20世纪前，东西方文学批评中的地理/空间视角关注的都是作家、作品的宏观分布及地理环境对作品风格、意象的单向影响。进入20世纪后，西方学者在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开始转而关注文本中的空间与时间、空间与人的主体性以及精神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关系等课题，其后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的“空间转向”中变得更为包罗万象，但总体是一种侧重抽象化的空间概念的研究道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生态批评、地形诗学、地理批评等新空间理论可以说是对过于抽象化的空间批评的反拨，强调更为具体的地理空间在文本内外的表现与再现。中国学者在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下，错过了国际学术界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下的两次空间课题的转向，始终保持着传统研究范式中对宏观、具体地理空间的重点关注，这虽与当今最新的空间批评思潮有一定重合之处，但其深层的哲学根源、具体的批评方法却是完全不同的。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微妙的异同：“文学的地理批评与文学的空间批评，在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重合，或者说具有诸多方面的相似性……二者在表面的相似性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个不同的领域，两种不同的方式。”
从21世纪初起，杨义、梅新林、邹建军、曾大兴等中国文学学者先后尝试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架构，然而过于强势的传统文学地理研究范式使当前国内学者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依然以宏观叙述和实证统计为主。在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中，现实中的地理空间对作家和作品的影响仍然远大于文本空间对现实空间的反向塑造作用，这种研究进路和思维模式客观上导致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方向与国际上空间批评主流方向的背道而驰。因此，虽然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已经在近二十年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因为缺乏与西方文论界发展前沿接轨的后现代主义、后人文主义视角，且批评文本绝大多数局限在汉语文学，故而在文学批评出现普遍性空间转向的语境中依然难以在国际学术讨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1] Yuri M.Lotman， Universe of the Mind：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Ann Shukman tran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p.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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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Heidegger， Poetry，Language，Thought ，Albert Hofstadter trans.，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1，pp.42，44.
[8] M.Heidegger， Poetry，Language，Thought ，Albert Hofstadter trans.，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1，p.196.
[9] G.Lakoff and M.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p.246-247.
[10] M.Heidegger， Poetry，Language，Thought ，Albert Hofstadter trans.，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1，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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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G.Deleuze and F.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London：Verso，2003，p.166.
[13] G.Deleuze，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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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Dear and S.Flusty， The Spaces of Postmodernity：Readings in Human Geography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2，p.6.
[16] H.Gumbrecht，“A Negative Anthropology of Globalization”，in F.Gonzalez et al.（eds.）， The Multiple Faces of Globalization ，Madrid：BBVA，2009，p.239.
[17] H.Gumbrecht， Production of Presence：What Meaning Cannot Convey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7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