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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批评”（geocriticism）这一概念是由法国利摩日大学哲学系教授波特兰·维斯法尔（Bertrand Westphal，又译韦斯特法尔）在1999年的学术会议上首创的，其后在论文《走向一种文本的地理批评》（Pour une approche géocritique des textes）中使用了这一术语。2001年，维斯法尔编著了论文集《神话的海滨：地中海的地理批评》（
Le rivage des mythes.Une géocritique méditerranéenne
，2001），试图通过分析经典神话、现代小说、历史文献、旅行指南等多种类型的文本，讨论地中海这一地理区域是如何被文本塑造成一个意义多面体的。2007年，维斯法尔出版专著《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
La géocritique：réel，fiction，espace
），在多年的批评实践之基础上建构起“地理批评”理论的基本框架。维斯法尔将地理批评理论定位为空间理论的一种，探讨空间观、空间表现及其演变。作为“一种以地理为中心的文学与文化批评方法”，
[1]
地理批评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目的不再是对文学中的空间再现进行分析，而是着眼于人类空间与文学的互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内容就是对文化身份确定性及不确定性方面的独特见解”。
2011年，该书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在被译介进入英语学术界后，地理批评理论逐渐被多国学者所接受和运用，迄今为止已出版了多本专著和论文集，成为文学批评理论领域最受关注的前沿热点之一。
在作为哲学学者的维斯法尔的建构里，地理批评首先是一种涵盖了宗教学、社会学、文学、地理学、人类学等的跨学科空间理论，这一理论的目标是探讨空间观念以及空间表现的演变。关于空间观念的演变，维斯法尔曾以“地平线”（horizon）概念的演变为例，追溯了这一概念从16世纪中期初次进入欧洲语言直到普遍运用的历史，证明这是空间观从垂直性的神学视野向水平性的人性视野的转变。而在汉语、印度语、阿拉伯语中，这种水平性视野也是晚近才出现的，这便构成了一种“观念史”，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空间的构建是如何完成的。而文学文本作为空间再现的形式，是研究空间表现演变的重要方法。总而言之，维斯法尔希望建构的是一个开放和开阔的空间理论，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学批评，他曾提出16世纪初的大航海和殖民时代的开启，是“第一个大的空间转向”，
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人类对空间的理解。而地理批评的对象也应当涵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不同种族对空间观念和空间表现的不同文本。下面将从理论渊源、批评原则和方法论几个方面对地理批评理论进行详述。
维斯法尔在构建地理批评理论时，主要受到三种理论渊源的影响。第一种也是最主要的理论渊源是法国空间哲学，其中首要的是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思想，尤其是关于“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空间生成理论，其次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他者空间”和“异托邦”理论，它们共同决定了地理批评对空间本质的前提假设。第二种是意大利学者贾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弱思想”（Il pensiero debole/weak thought）理论及其伴随的相对化理论、非欧几何理论，它解决的是科学话语和文学话语的二元对立问题。第三种是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包括北美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移置、流散概念，以及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理论、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论、文化地理学、感官地理学为代表的后现代地理学理论等，它们提供了关于人与地方、精神空间与物质世界的关系的新灵感。
在法国空间哲学的理论传统中，德勒兹的空间理论对地理批评理论的形成是影响最大的，这体现在对空间本质体认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两方面。首先，地理批评假定所有“场域”（le lieu）都是非固定的，处于永恒的“解域化”和“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流动性之中。德勒兹思想的核心是关于“生成”（becoming）的本体论，即不关注事物变化的前后状态，仅仅讨论“产生运动的变化”（movement producing change）本身，从而超越传统的重视前后状态的摹仿论和再现论。“产生运动的变化”的过程包含“辖域化”、“解域化”和“再辖域化”，是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基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所建立的新的哲学理论。在拉康看来，“‘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是主体受到伤害的过程……‘解域化’是主体为了避免受损而进行的行为”。
[2]
在此基础上，德勒兹提出，“解域化”是主体或分子（molecular）“脱离原本存在的场所”的一种“逃逸路线”（lines of fight），
[3]
即分子从致密的克分子（molar）整体中逃逸出来的道路（paths）。分子的逃逸路线有三种：重构二元对立概念的“分层”（stratification）路线、重建关系网络的“分子”路线（molecular line）以及更不稳定的游牧（nomadic）路线。解域化运动“可以是物质形式的，也可以是精神或心理形式的”。
[4]
它不仅包括分子/主体从经济、性别、阶级等具体整体中的逃离，还包括从思想、符号等抽象整体中的逃离，但本质上都是从德勒兹所言的等级化、功能化的“条纹空间”（striated space）或“网格空间”（grid space）中逃逸到异质性、多元化的“平滑空间”（smooth space）。解域化的行为必然是主体自发进行的，是主体从原有的受限空间中逃逸并进入新的空间的过程。在解域化的逃逸过程中，主体“脱离了原本的固有关系”并创造出新的关系、特质甚至场域，因而“显示了主体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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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维斯法尔认为地理批评是一个“关于领地（territory）的动态分析：所有的领地都不是固定的”，
“如果用线来象征空间的连续性，那么这条线就该是逃逸线。人类空间既面对时间又在时间之中，它是一座花园，里面布满了通向四面八方、上下左右的小径”。
具体到文本分析中，文本中的景观和人物作为分子/主体，都可能会经历地理位置或心理位置上的变动，从原属的条纹或网格空间中逃逸出来，进入新的平滑空间，带来社会关系和环境上的变化；文本内外的地理空间则因此处于永恒的流动和变化之中：不断有旧分子逃逸和新分子进入，改变着空间的面貌和性质。
其次，地理批评强调理论话语的开放和空间场域的开放。平滑空间的特点就是异质性和开放性，分子在平滑空间中的两点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不受条纹空间中的等级限制，也不受语言符号的逻各斯（logos）限制，最重要的是分子之间的关系和分子作为整体的感知。具体到文学批评中，在传统的摹仿论和再现论下，文学批评始终在寻找“能指”背后的“所指”，挖掘表象下层的“终极存在”（ultimate being），从而忽略了感官经验，忽略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德勒兹看来，“文本的意义，它讲述的内容，它的内在结构，以及用以阐释它的方法，现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它与外部的关系（包括读者、作者、文学和非文学的语境）”。
在平滑空间中，异质性的分子最重要的是它与外部分子的关系，而非它本身的“此在”（presence），因此探究其深层意指并无意义。因此，文本空间以及文本中的空间意象最重要的是它与其他外部文本空间、空间意象、人物、语境和社会因素等的关系，地理批评话语本身也必须消除一切中心化、等级化趋势，极力确保避免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话语或视角。
意大利哲学家瓦蒂莫在国内因其针对虚无主义和后现代文化所提出的“现代性的终结”观点而为人所知。在维斯法尔的访谈中，他着重提到了瓦蒂莫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弱思想”理论对自己构建地理批评理论的影响。瓦蒂莫的“弱思想”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弱化的关于存在（being）的本体论”，它继承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衣钵，批判现代主义中关于存在的真实寻求，认为后现代时期的真理已经是启发性而非陈述性的，其目的是为“自由、包容、民主”而非“专制、威权” [6] 的意识形态提供哲学依据。“弱思想”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哲学话语在20世纪初开始形成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后现代状况下被消解，而人文学科和文学话语摆脱了一个世纪以来的边缘化地位，向中心移动。在所有话语地位都相对化的后现代语境下，自然科学话语与人文科学话语的绝对界限被打破，地理学和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变得更加合理和可能。
后现代主义下的各种思潮对地理批评的影响有三：一是确认了人在空间中的感官体验对空间的形塑价值，将研究对象定位在综合了“空间”与“地方”的“人类空间”（human space）上，强调人的感官体验的重要性；二是文化地理学提升了文学空间的话语权力，并承认了文学空间在形成地方意义时的重要性；三是重新定义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首先，传统上，空间分为绝对、整体、抽象的空间与相对、可见、具体的空间两类，后一类空间又可以细分为较抽象的“空间”（space）与较具体的“地方”（place）。显然，这种二元对立的区分标准过于主观与模糊，并非任一事物都可以简单地按此归类。美国地理学者段义孚（Yi-Fu Tuan）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 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1977）中的定义代表了美国地理学界的主流标准：空间是倾向自由与流动的场所，地方则是人类活动造就的更为静止与固定的空间。人的空间实践所产生的主观经验使得无定形的空间获得意义，成了“地方”，地方即被赋予意义的空间。“地方”不仅是景观存在的场所，人的空间性实践的场所，而且是社会、政治、种族、性别等各种权力相互斗争与和解的场所。
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
A Thousand Plateaus
，1980）和《什么是哲学？》（
What Is Philosophy？
1994）中建立了一种强调空间的流动性的地理哲学，其核心概念是“大地”（terre），涵盖了异质性空间（包括网格空间、条纹空间和平滑空间）和空间的运动过程（包括辖域化、解域化和再辖域化）。大地的含义包含“地球”（earth）和“土地”（land）两个层面，前者是尚未条纹化、充满生长潜力的平滑空间，类似无器官的身体；后者是已经被分层化的条纹空间，可以进行切割、分配、持有等空间实践，充满了权力的博弈和竞争。在此基础上，维斯法尔在地理批评里将空间与地方合并为一个新概念“人类空间”，将其作为地理批评的研究对象。地理批评“把作品和作品所再现的人类空间进行比较。一方面作品构建人类空间，另一方面人类空间也构建着作品。因此正如我们多次强调的那样，人类空间和作品是互相作用的”。
维斯法尔认为地理批评更注重“人类空间”给人带来的感官体验，文学文本中的“人类空间”必须通过研究不同文本中关于同一“人类空间”的意象和文化互动来解读其意义。除了维斯法尔之外，美国地理批评学者普利艾托（Eric Prieto）也提出应将空间与地方看作主观意识与外部世界交汇结合的动态透镜，并认为这样更能体现后现代各种思潮将人的意识嵌于环境之中的主流。
其次，英国地理学者迈克·克朗（Mike Crang）在其专著《文化地理学》中，从空间的角度分析了构成文化的个人主观经验的来源，并将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了特殊强调。文化地理学将文化定义为现实生活中“一整套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同时是一种“可定位的特定的现象”，文化和地理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连续的过程，包括“经历了不同形成过程的文化是怎样惠及一个特定地方”以及地方“是怎样对其居民产生意义的”。
文化在具体地方得以产生、发展和成型，每个具体地方产生的独特文化形成了“地方性”，包括人文和自然景观两种；地理现象不仅仅是空间景观和自然环境，更是人类空间实践的结果以及文化再现的手段。地理现象使人产生了对地方的主观经验，包括地方认同与跨越边界。“地方性”产生了不同地方之间的边界，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靠差异性得以确立。《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学地理景观：文学创作与地理”一章专门讨论文学空间的意义，认为文学作品的话语地位不输于地理科学话语的地位：“地理学与文学同是关于地区和空间的写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们使地理有了社会意义。”
文学作品的主观性恰好填补了地理学中“地理景观的社会意义”这一无法用数据说明的部分。作者基于对真实世界里空间关系的认知、理解与阐释，通过想象在文本中再现创造性的新空间。文本中的地理空间及其关系是一种能指，真实世界中的权力关系则是其所指。因此，文学文本，尤其是小说具有较强的“内在地理学属性”，文学作品并非只是地理景观的简单投射，也“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
最后，以索亚、哈维、克朗为代表的后现代地理学学者重新定义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也对地理批评理论形成了重要启发。索亚和格洛丽亚·安札杜亚（Gloria Anzaldúa）对“第三空间”的阐释则综合了客观与主观的空间维度，把客观空间和主观精神空间都赋予开放性，将其边界进行解构与重构。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综合了空间与时间的维度，把“时间”从线性历史的视角扩展到了时间的空间性上，将时间空间化了。承袭了解构主义消解一切二元对立和等级制度的精神，地理批评认为文学应当消解主客体之间、时空之间的对立，消除不同主体、不同中心地域之间的等级区分，正如殖民地的独立与后殖民主义的反抗消解了欧洲中心主义在文明、肤色、宗教等方面的高下区分一样，以“异质结构”（heterarchy） [7] 代替“等级结构”（hierarchy），从而消解主客体对立与时间空间对立的传统模式。
这三大理论渊源共同影响了地理批评理论的建构，使其成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开放空间理论。这种开放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空间包含多个关注点，具体到文学批评上则是一个地方被很多作家书写，强调不同视角在同一个空间的交汇。其次，空间不是永恒存在与固定的，而是永恒流动的，处于不断的“解域化”与“再辖域化”的运动中。最后，宏观空间与微观空间之间的界限不是封闭的。特定的作家描述的空间是微观、虚构、个人的空间，而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作家的文学文本（world literatures）空间又组成了“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这个宏观整体的空间。在这个宏观空间内部，各个微观空间也有着相互作用，例如全球化对微观空间的冲击会使其丧失了独特的地方性，越来越趋同；或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形成了微观空间的全球旅行，而“不可译性”或翻译文本的选择又影响了文本的块茎式蔓延。
在方法论方面，维斯法尔提出了地理批评的三大基础概念：“跨界性”（transgressivity）、“指涉性”（referentiality）和“空时性”（spatiotemporality）。
“跨界性”体现在三个层次上。首先，后现代空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包含大量的流动性和异质性，也就因此始终处于“跨界”的运动状态下。其次，地理批评是一种后现代的空间批评理论，涉及哲学、文学、社会科学、人文地理学甚至政治学等学科，所以天然地具有一种跨学科的特征，在概念和分析工具上都不拘泥于传统的学科限制，也并非对不同学科理论的简单叠加。最后，后现代的世界已经得到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霍米·巴巴（Homi K.Bhabha）、哈维等学者的充分讨论，研究的空白存在已建立的地区间的边界、裂缝和交汇处。因此，无论是对理论成果还是思考模式本身，只有“跨界思考”（transgressive thinking）才能使当代空间理论得到最大发展。
“指涉性”表示地理批评认为任何虚构文本中的空间再现都与“客观”世界有着指涉关系，没有脱离现实的文本独立存在。文本不仅是文本，而且是在后现代状况下一系列真实或虚构或半真实半虚构的世界中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小说不能产生现实，但是可以将尚未被系统阐释的新的虚构性具体化。” [8] 维斯法尔还特别追寻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德勒兹的哲学传统，并通过托马斯·帕维尔（Thomas Pavel）等人建立的“可能世界”（fictional worlds）理论，认为应当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过于重视文本和自我指涉的不足进行修正。文学创作的核心功能在于其指涉性，即让虚构的想象与现实世界互相沟通与互相形塑的能力，这也是为何在后现代的空间平面化世界里，文学的地位比之前更为重要。
在具体到如何重新定义文本中的地理空间、空间实践与现实空间的关系时，地理批评理论认为：首先，地理研究可通过文学研究方法进行补充辅助。泰利认为人类“所有与世界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文学性的”。 [9] “地理”（geography）一词的本意就是“大地书写”（earth-writing），在地理学研究中，对自然进行再现的科学方法（例如地图绘制、地理标志制作）常被类比于文学对真实的再现方法。“即使是最写实的地图也无法完全真实地描述一个空间，而是像文学一样，将空间置于一组复杂的想象关系中勾勒出来”。 [10] 其次，文学赋予地理空间新的属性。所有的文学文本都会指涉一个或一系列可识别的空间，这些空间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构的，或者是真实与虚构共存。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不断将空间转化为文学虚构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一意义上，任何真实的地方都具有虚构性，而任何虚构的地方都具有真实性，即人文地理学者索亚所提出的“真实与想象的地方”（real-and-imagined places）。因此，文学的地理批评通过揭示“真实”地方的深层虚构性，以及虚构地方的深层真实性，从而使读者全面地理解文学文本中的地理空间或地方。
“空时性”则是指到了后现代社会，时间已经丧失了其结构化的力量与隐喻的地位。非线性、多极化的地图隐喻已经取代了单向箭头型的历史隐喻，成为更适合后现代社会的阐释模型。时间通过文学隐喻产生空间化，没有任何的艺术再现是稳固不变的，永恒的流动才是空间再现与空间意义的本质特征。“统一的（历史）单一线索消解为多条线索；时间会因此变成一个平面。……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共时性比历时性更为重要的时代。” [11] 文本中的空间和地方必须在时间的维度下得以展现其多层次的身份意义，同一个空间在不同的时间切面下可以是异质性的存在，不同的空间在同一个时间切面下也可能是同质化的。而在不同人物的视角里，即使是同一个空间在同一个时间点也一定有所不同。
基于这三个基本概念，维斯法尔确立了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的三大原则。
第一，文学地理学批评是一种“地理中心”而非“人类中心”的批评方法。“地理中心”视角是地理批评的核心，也是其不同于其他以空间为批评对象的文学批评方法之处。文学的地理批评研究是围绕特定地理场所而非特定文本展开的。地理空间本身成为批评者关注的焦点，不同作者的尽可能多的文本将围绕同一个相关的地理空间进行对话，而非传统文学批评以某个作者的某个文本作为研究焦点。对文本的分析不应限制在某个特定的文本或作者，而应该尽可能多地搜集与某个特定空间相关的文本，以便对空间进行全面的研究。“针对某个作者的某种观点或一系列来自同一身份空间的作者的观点的研究将被针对指向某一特定空间的多种观点的集合的分析所取代。这些观点最好是异质的，因为动态的多重视角是地理批评分析不可或缺的目标。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这也是地理批评方法的决定性特征。”
[12]
同时维斯法尔强调，“地理中心”不代表将贬低作家和文学文本的重要性，不代表仅将作家和文本看作为地理空间而存在的论证工具，“把目光集中在以同一空间所指为主题的作品或语料库上，可以更好地定位每位作家的意图，反映言语策略。……地理批评的首要任务是文学的；无论如何文本才是它的支撑”。
第二，文学地理学是一种多焦点的后现代研究视角。维斯法尔在其专著中提出了“多点焦距化”（multifocalization），包括内生（endogenous）视角、外生（exogenous）视角和同生异构（allogeneous）视角，以解决传统空间批评的二元对立与他者化问题。维斯法尔强调，地理批评要覆盖尽可能多的作者、内部或外部的视角、不同的历史时期、多样的文化来源甚至非文学性文本如旅游手册、官方报告等，因为“虽然地理批评依然把作者放在重要的研究地位，并不是指把作者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空间从单一目光审视下的独白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焦点，一个让自身变得更加人性化的焦点。……空间书写会是一直单一的，而地理批评对空间的再现则是诞生于尽可能多样化的个人书写。……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无限接近被研究空间的真实本质”。
多重视角可以形成对所分析地理空间的“地层式”阅读，最终形成一个超越孤立的作者或文化群体的尽可能完整的地理全景意象。如果说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通过空间或地方的主题研究特定的再现文本，文学地理学批评则是通过文本再现的问题研究特定的空间或地方。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在这种多重视角的筛查中仍然起作用，即帮助揭示不同文本的再现形式与再现目的之间复杂的关系，但最终的研究目标仍然是指向空间与地方的。以作家和文本为中心的研究会天然地形成国家、民族以及历史分期的边界，将世界文学的整体割裂为易于辨认的同质单元，而以地理场所为中心的研究则可以跨越作者国籍与历史的藩篱，以另一条线索串联起整个世界文学。
第三，文学地理学批评强调读者对文本中地方的多重感觉性（polysensoriality）。维斯法尔认为，“对空间的全新解读必须抛弃单一性；而将读者带向审视空间的多重视角，或者是对多重空间的感知。”
在文本分析中，结合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将感觉多样化，从而立体地再现文本中地方的意义。保尔·罗德威（Paul Rodaway）在《感官地理学：身体、感觉与地方》（
Sensuous Geographies：Body，Sense and Place
，2011）中认为，地理是由人的五感，包括嗅觉、触觉、味觉、听觉和视觉构成的。除了詹明信提出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ping）以外，还可以通过“感官地理”（sensuous geography）来认识空间。“感官地理”强调观看者的感性经验，主体通过“体感”来形成关于特定空间的认知和记忆：“人体在空间中接触、运动和越界时，人体与地理空间的相对位置出现了变化和交会，从而使人体的五感综合形成了一个流动、开放的交互界面（interface）”。
[13]
地理空间在文学中的表现，是由地方、语言和身体感官在持续的交互中产生的。
由于绝对的客观在认识论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文学的地理批评的目标是通过不同文本再现方式的对话与比较，超越单独的个人或群体的主观视角限制，达到对选定的空间或地方的特性有一种尽可能全面，但保持开放性的理解。例如，通过并置不同作者意识形态的立场，及其采取不同的再现和论证方式，可以使空间或地方的意义更为多层和多面地展现出来，弥补传统文学批评方法中赋予研究文本过度权威性的不足。“空间从孤立的视角中抽离出来，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不再由简单的行为表现，而是通过交互来展现。对空间的再现形成于创造性的互动，而不再是吻合单一视角的独立抛物线。地理批评分析方法的准则在于多种视角分庭抗礼，互相修正。” [14] 无疑，这对传统的“勃朗特的哈沃斯”“哈代的威塞克斯”式“作家-文本”中心的文学批评方法造成了挑战，但维斯法尔并非质疑传统方法的合法性或将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捧为新的权威，而是希望在传统批评方法的基础上用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填补文学研究的边界，使文学超越单一的审美功能，甚至在地理学和地方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中也具有重要地位，这也是文学地理学批评的“跨界性”在更高层面上的表现。
[1] B.Westphal， Geocriticism：Real and Fictional Spaces ，Robert Tally tra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14.
[2] A.Parr， The Deleuze Dictionary ，Scotland：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5，pp.68-69.
[3] G.Deleuze and F.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p.508.
[4] G.Deleuze and F.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68.
[5] A.Parr， The Deleuze Dictionary ，Scotland：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5，p.67.
[6] S.Zabala（ed.）， Weakening Philosophy：Essays in Honour of Gianni Vattimo ，Montreal & Kingst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7，p.27.
[7]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霍夫斯塔德（Douglas R.Hofstadter）在其著作《歌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 Godel Escher Bach：An Eternal Golden Braid ，1980）中将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异质状态称作“异质结构”（heterarchy），即等级结构剔除了全部优劣区分的多元状态。
[8] B.Westphal， Geocriticism：Real and Fictional Spaces ，Robert Tally tra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171.
[9] B.Westphal， Geocriticism：Real and Fictional Spaces ，Robert Tally tra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x.
[10] B.Westphal， Geocriticism：Real and Fictional Spaces ，Robert Tally tra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171.
[11] B.Westphal， Geocriticism：Real and Fictional Spaces ，Robert Tally tra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p.26-27.
[12] B.Westphal， Geocriticism：Real and Fictional Spaces ，Robert Tally tra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199.
[13] P.Rodaway， Sensuous Geographies：Body，Sense and Place ，New York：Routledge，1994，p.41.
[14] B.Westphal， Geocriticism：Real and Fictional Spaces ，Robert Tally tra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