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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哈拉维，大众常痴迷于她预见性的“赛博格”神话，学界却诧异于她走向“同伴物种”的多物种（multi-species）研究的决心，甚至有学者提出哈拉维在“同伴物种”的理论研究过程中已经放弃了她过去已有的社会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批判性力量。虽然生物学的“同伴物种”理论与机械有机体组合的“赛博格”理论在研究对象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哈拉维认为她的“社会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承诺”依然在“同伴物种”的多物种研究中得以维持，并且是在被称为更彻底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
的背景下重新调整的。在这个意义上，从“赛博格”到“同伴物种”理论的发展体现的是哈拉维对生命政治观念的建构。其发展阶段大致分为20世纪末以“赛博格”理论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研究时期的生命政治观和21世纪初以“同伴物种”理论为核心的多物种研究时期的生命政治观。
“生命政治”是生物学（biology）与政治学（politics）的交叉领域。这个概念是1905年由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最先提出的，他试图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群体包括国家之间的内部战争。在当代美国政治学研究中，生命政治这个术语大多时侯是被福柯等非科学家群体使用，表示有关生物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它也是福柯思想后期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福柯将生命政治的主题理解为“从18世纪起人们以某种方式试图使那些由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人种等这些在人口中构成的活人总体之特有现象向治理实践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合理化”。
“生命政治”是内在于福柯的权力话语体系中的，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他权力观念中的“生命权力”（biopower）。福柯在1978年的关于“安全、领土、人口”的演讲中更深层地阐述了这个概念：“我指的是一些在我看来相当重要的现象，即一套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人类物种的基本生物特征成为一项政治战略的目标，一种总体的权力战略，或者换句话说，如何从18世纪开始，现代西方社会接受了人类是一个物种这一基本生物学事实。”
[1]
在现代政治中，人被看作一种生物，人类的性、疾病、饮食、居住、安全、犯罪等问题都成为人作为生物在其生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人作为生物的一类，是和现代生物学、医学、精神病学、犯罪学、行为科学等密切相关的，而现代政治正是以这些现代科学为根据的。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鲜明地表现出既与生物学相关联，又拒绝将政治学本质归类为生物学的观念。其核心依然是关注人口的治理以及权力对出生率、死亡率、公共健康、国家福利、医疗等问题的控制。
沃尔夫认为之后生命政治学的发展，存在两条比较明显的脉络：一条是在哲学领域，它更坚定地对海德格尔式的神学问题感兴趣，对主权问题感兴趣；另一条是哈拉维这类使用系统理论来实际扩展和激进化福柯理论工作的脉络。哈拉维则认为自己的生命政治观念开辟了第三条线索，它包含了她思想深处的生物学和女性主义研究血统，深入涉及生态女性主义、健康、种族以及与其他有意识的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和菌群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也符合德国社会学家托马斯·拉姆克（Thomas Lemke）的看法，他认为哈拉维走向了新的一条对生命政治的继承与延续的道路，即发生在社会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其中包含生物史研究、医疗卫生学、女性主义及性别研究理论。
在20世纪末以“赛博格”理论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研究前期，即1985年《赛博格宣言》中，哈拉维对生命政治的认知便已经存在。此时生命政治在哈拉维眼中依然是围绕着福柯的话语体系进行阐述的，它与赛博格政治的联系极其单薄，甚至哈拉维将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排除在赛博格政治之外，认为福柯的生命政治不具有“赛博格”所代表的身份政治的多元性。哈拉维说道：“福柯的生命政治是赛博格政治这一非常开放的领域的一个微弱预兆。”因为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仍然侧重于对人类权力的政治性描述，并没有涵盖具有“非人类”特征的赛博格形象，于是哈拉维直接强调“赛博格不属于福柯的生命政治；赛博格是模拟政治，这是一种更有效力的运作领域”。 [2] 或者说，赛博格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福柯的“生命政治”的权力话语的。但这也可以看出，在以“赛博格”理论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研究前期，哈拉维对生命政治的认知依然是停留在福柯权力话语体系中的。同时，哈拉维的研究与生命政治的关联也是相对疏远的。
在“赛博格”理论提出后的十年内，哈拉维却不止一次使用了“生命政治”的概念，她在延续福柯生命政治概念的同时，逐渐赋予生命政治概念以新的理论内涵。此阶段可视为哈拉维以“赛博格”理论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研究后期。例如在1989年的《多元文化领域中的生命政治》（“The Biopolitics of a Multicultural Field”）一文中，哈拉维讲述了日本和印度等亚洲地区以及非洲地区灵长类学的研究历史及方法，将灵长类的故事与它们映射的人类生态、后殖民、性别问题相关联，建构了人类与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之间生态与行为的政治联系。此时哈拉维的生命政治观改变了福柯的理论话语里单纯对人类群体生命政治的关注，延伸至同人类密切关联的灵长类动物的行为研究中。1991年，在《后现代身体的生命政治：免疫系统话语中的自我构造》（“The Biopolitics of Postmodern Bodies：Constitutions of Self in Immune System Discourse”）一文中，哈拉维开始关注现代医学中的人类身体免疫系统的运行机制，认为免疫系统在符号、技术和政治上说是一个后现代对象，免疫力量是一种形象、虚构和固定。 [3] 它完成了人身体的自我塑造，同时也预示着生命科学展现了人类当代的政治关系。这既是对福柯生命政治观中“生命”（life）和“生命体”（living beings）关注的延续，又突破了福柯只将生命、身体与意识形态联系的局限，以一种后现代批评的眼光拓展了生命政治的内涵。
总的来说，哈拉维的生命政治观在以“赛博格”理论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研究时期经历了前期开始与“赛博格”的微弱关联到后期具备后现代的批评话语属性的变化，并在一定程度外延了研究社群的范围。在这个阶段，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故事，人类的性别、种族、殖民问题开始与生命政治建立关联，共同形成了“赛博格”理论时期生命政治初步的思想观念。
[1] Michel Foucault， Security，Territory，Population：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78 ，Graham Burchel tran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9，p.1.
[2] Donna Haraway，“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in Donna Haraway ed.， 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Routledge，1991，p.163.
[3] Donna Haraway，“The Biopolitics of Postmodern Bodies：Constitutions of Self in Immune System Discourse”，in Donna Haraway ed.， 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Routledge，1991，p.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