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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赛博格宣言》发表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学者对其进行了各类理论解读和延伸阐释，其中学界认为与之联系和结合最为紧密的便是后人文主义。“赛博格”符合了后人文主义既包含人类实体又超越人类实体的状态，它可以囊括科幻、人类学、艺术学和哲学的诸多概念。一直以来，哈拉维承认她的赛博格理论与后人文主义有一定程度的结合，但在进入21世纪后，哈拉维却走向更为具体的“物种”（species）研究。她在2006年英国华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尼古拉斯·盖恩（Nicholas Gane）的采访中解释道，即使在《赛博格宣言》里她使用了后人类的说法，但她仍直言不讳地回避后人类。或者说，她将停止后人类的说法，“人类/后人类的说法太容易被狂热地使用，尤其当人们期望成为后人类并通过一系列超人类主义的科技寻求下一个目的论的进化阶段时”。 [1] 在她看来，后人类不应是超人类主义。所以，她开创了“同伴物种”（companion species）这个具有生态学和生物学意义的新理论术语，形成了新的批评范式。
“同伴物种”这一术语来自生态学中的“伴生动物”（companion animal）概念，但哈拉维指出“同伴物种”是一个比“伴生动物”更多样的范畴。“伴生动物”往往泛指最易与人类接近的供家庭饲养和玩赏的小型动物，如猫、狗等；“同伴物种”则必须包含大米、蜜蜂、郁金香和肠道微生物等多样有机体，它们都对人类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反之亦然。
哈拉维结合语言学与历史学的概念进一步阐释“同伴”与“物种”的话语内涵，并试图建构属于她的“物种”概念，解构过去“物种”话语下隐藏的本质主义。“同伴”一词来自拉丁语中的 cum panis ，意为“带着面包”（with bread）。文学语境下的“同伴”更像是一本指南或手册，如《牛津葡萄酒指南》（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ine ）或《英语诗歌》（ English Verse ），这样的“同伴”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消费。同样，与“同伴”（companion）词根相同的“公司”（company）也有“同伴”之意。这个词主要指商业和商业伙伴组成的公司（corporation）；也可用来指骑士、客人、中世纪贸易行会、商船船队、女童子军大队、军事单位顺序排位中的最低等级，以及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俗称。而作为一个动词，“同伴”是“交往，陪伴”，具有性（sexual）和生殖（generative）的内涵。 [2] 因而，“同伴”在哈拉维眼中是可以存在的物质实体，同时本身也具有生物、经济、历史、社会等多元文化内涵。
物种的拉丁语（ specere ）是指“事物的根源”，它的音调是“去看”（to look）和“去注视”（to behold）。在逻辑上，物种指的是一种心理印象或观念，强化思维和视觉是复制品。哈拉维认为物种是连接亲缘（kin）和同类（kind）的“舞蹈”（dance），但生物技术的基因转移，以地球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模式，重新制造了亲缘与同类，这也使得原本“物种”的内涵更加复杂。
哈拉维“物种”概念有比较重要的几个维度。首先，她作为达尔文的忠实追随者和支持者，坚持进化生物学史的理论风格，这其中包括了人口、基因流动速度、多样性、选择性和生物种类等范畴。过去一百多年来，学界一直围绕“物种”概念进行争论，其中一些有夸大其词的成分，容易产生歧义。例如，长期以来，很多达尔文的拥趸存在巨大的误解，即认为《物种起源》中的“evolution”一词意味着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化。其实达尔文更倾向使用“有变化的传衍”（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的说法，避免使用“进化”一词。在描述生物结构时，达尔文也没有使用“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的说法。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理论误导了后人，之后才出现了达尔文主义。哈拉维强调物种是关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种类，因此专业的科学知识对于这种现实来说非常必要。
其次，受到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其他亚里士多德派学者的影响，哈拉维一直将物种看作哲学范畴的一般性种属。物种是关于差异界定的，根植于因果定律之中，因而它是接纳生命多元差异的。尤其继“赛博格”之后，生物学种类都包括什么的问题打乱了先前的有机生物种属。机械的和文本的，以种种不可逆转的方式被划入有机世界。“赛博格”的出现并被纳入物种范畴中正是哈拉维对进化理论的发展以及对生物种类外延的扩大。她跨越了生物学的限制，在其物种概念里包含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动物、植物与微生物等对象，它们相互编织形成了新的存在。
再次，由于哈拉维本人带有深刻的天主教世界观烙印，她在物种里找到了“真实存在”的教义，物种是关于物质与语言在肉体上的交融，它既是真实存在的物质，又象征着一类物种文化符号，具有“物质-话语”（material-discourse）的融合属性。“物种”是一种构成“保护”和“生态”的话语，但与“濒危物种”话语功能一样，定位于价值，并可能引发死亡和灭绝。例如，“濒危物种”这个术语成为被殖民者、奴隶、非公民和动物之间的对话纽带，并曾经在人文主义的道路上生生不息。在美国，非裔美国人被贴上“濒危物种”的标签，就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正在进行的、助长各类种族主义的行径。在性别中独特而类型化的女性在过去人文主义观念里被简化为她们具有的生殖属性。因此，哈拉维认为“物种散发着种族和性别的臭味，物种在何时何地相遇，这类遗留问题必须被解开”。 [3] 所以物种是既可以进行“物质-话语”阐释又能进行自我实践的具体形象。这种融合的方式对美国学院派和多数的符号学学科来说都是一种颠覆。
最后，由于信奉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并且迷恋于词源学，哈拉维在物种中发现了意识形态中诸多文化因素。在美国的现代文化里，与狗在现实生活中的相处让她再度遭遇这类结合，其中包含丰富的商品文化，有充满活力的性，有将国家、公民社会和自由个体联系在一起的结构，有纯粹主客体构建的交互逻辑。哈拉维以一个生活场景为例，讲述了物种与文化间的交织。“当我在手边拿起晨版《纽约时报》，触摸其外层塑料薄膜——这代表了对化学工业研究帝国的尊重——然后用报纸捡起我的狗每天制造的，被称作粪便的微观生态系统的时候，我发现狗粪清理器简直是个玩笑，它把我带回了象征实体、政治经济、技术科学和生物学的历史事件中去。” [4]
所以，“同伴物种”的概念在哈拉维眼中是互构性、限定性、非纯粹性、历史复杂性的综合体。哈拉维将人-狗关系作为她的同伴物种概念的案例，讲述了如何从她的狗身上学习新的行为方式。她认为“同伴物种”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提出的“共生关系”（symbiosis）意义上的结果，人作为物种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是永远先于存在的，即“我们”是什么取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物种彼此之间是互相建构、相互限制以及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不再只局限于人类对动物的关怀与同情，动物可以是人类的同伴物种，人类亦能成为动物的同伴物种。物种中的成员都是“重大意义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ness），彼此通过多样互动关系来确认自我，并且这种互动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哈拉维想说服读者，“技术文化的栖居者变成了自然文化的共生遗传组织中的我们，故事中如此，事实上亦然”。 [5] 人就是在这种共生关系下从技术文化的统治者变成了同伴的共生者。这样一来，《同伴物种宣言》便成为一种以“重大意义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ness）为纽带，在物种之间形成的具有严格的历史特定性的共同生活的冲击。
从充满科幻色彩的“赛博格”到生物学中的“同伴物种”，学术界诸多学者质疑二者其实是截然不同的文化形象。哈拉维也承认二者之间有一定差异。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总统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时期，哈拉维曾借用“赛博格”的概念来承担后现代理论的研究。她试图书写一份替代性协议，推出一个象征物，建立一个生活在当代技术文化中的隐喻，在对技术和实践表示敬意的同时，也与一个超越现实并且极具物质特性谎言的后核能世界的永久战争机器保持着关联。但在世纪交接之际，“赛博格似乎无法再胜任称职的放牧犬的工作”。 [6] 赛博格的各种变体几乎无法穷尽科学与技术研究中本体所要求的热点问题。哈拉维于是进一步通过物种研究，以“狗”为对象，试图通过探索物种的生存来为当下的科学研究和后现代理论构建方法。于是“同伴物种”与“赛博格”在理论层面出现了差异，赛博格成为“同伴物种家族的次级同伴”，“同伴物种”则成为“赛博格”的继承者。赛博格研究的是控制论系统和生物体的耦合，是出于对身份认知的愤怒。而到了同伴物种理论时期，“我们是一个共生实体，是互相带来危险的人，是彼此的肉体，是地球上生与死的共生结合点，是共生的结果。我们成了持续的陪伴”。 [7]
但可以看到，“赛博格”与“同伴物种”在理论方面不存在互斥。哈拉维认为两者都讲述了科技的故事与进化的故事，都包含了亲缘和快乐，只不过平衡是不同的，前景/背景是不同的，体裁是不同的。她也在《同伴物种宣言》中说道：“赛博格与同伴物种并不存在二元对立关系，两者都通过一些不可预料的方式拉近了人类与非人类、有机物与科学技术、碳与硅、自由与秩序、历史与神话、穷人与富人、国家与臣民、多样性与枯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距离。” [8] 同时，赛博格与同伴物种都不会取悦追求物种纯粹性的人，那些保护物种地位界限并且清除种群中异类的知识，是应被批判和解构的。在这个意义上，从“赛博格”到“同伴物种”理论的改变并非哈拉维理论话语的转向，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研究对象发生了转变，其理论话语的内涵与意义并未发生本质转变，同时，它们其实共同围绕一个主题进行着调整，那便是“生命政治”。
[1] Nicholas Gane，“When We Have Never Been Human，What Is to Be Done？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3（2006），pp.135-138.
[2] Donna Haraway，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7，p.17.
[3] Donna Haraway，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Dogs，People，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Chicago：Prickly Paradigm Press，2003，p.15.
[4] Donna Haraway，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Dogs，People，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Chicago：Prickly Paradigm Press，2003，p.16.
[5] Donna Haraway，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Dogs，People，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Chicago：Prickly Paradigm Press，2003，p.17.
[6] Donna Haraway，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Dogs，People，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Chicago：Prickly Paradigm Press，2003，p.2.
[7] Donna Haraway，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Dogs，People，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Chicago：Prickly Paradigm Press，2003，p.2.
[8] Donna Haraway，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Dogs，People，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Chicago：Prickly Paradigm Press，2003，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