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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试图将数量繁多、不断变迁的装饰艺术图案悉数搜罗完备,远非一己之力可以达成。即使是政府部门来主导此事也未必能够实现,即便能够实现,如此卷帙浩繁也很难物尽其用。因此,我仅尝试整理出那些颇具代表意义,且风格类型彼此勾连或相互传承的图案史料,将之汇集成册,并斗胆命名为《装饰的法则》。我冒昧地希望,通过将各类精美装饰风格罗列于此,在改善现时满足于抄袭的状况,使潮流存续下去的同时,提醒人们不可完全忽视,某种风格所属的时代环境乃是孕育此种风格之美的土壤,一旦失去这土壤,便鲜有美感可言。

本书的出版也极有可能助长危险的抄袭之风,许多人会满足于照搬照抄那些既有的、尚未被用至令人反感境地的样式。我由衷希望能够遏制这类风气,并激发出人们不断推陈出新的雄心壮志。

倘若有艺术研习者致力于在多种文化源头探寻艺术思想,那么他定然希望这并不是半潭死水,而是不断涌动的源头活水。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向读者努力展现如下事实:

首先,任何广受赞誉的装饰风格,人们总能发现它基本符合自然形态法则。

其次,符合上述法则的风格,无论表现形式如何,所遵从的法则并不复杂。

再次,从一种风格到另一种风格的变化和迁移,都是由于某种固定的束缚被打破,形成新的思想,但新思想又会逐渐固化为旧思想,从而需要又一轮新旧轮替。

最后,在第二十章中我力图表明,装饰艺术的未来在于返璞归真,在于根植过去经验基础上的不断创新。无视传统,凭空建构艺术风格是极为愚蠢的行径,这不啻于丢弃了过去数千年积累的经验财富。我们应将过去成功的经验视为宝贵财富,相反,也不应盲目拘泥于固有经验,而是要以此为基础,不断探寻正确的路径。

本书至此即将完稿付梓,供广大读者评议。我深知此书尚存瑕疵,许多空白亦有待艺术研究者进行增补。我的工作,乃是归纳罗列各种典型的装饰风格,以期对初学者有所裨益。而于此一目标,我坚信本书业已达成。

最后,我要向所有在此书完稿过程中提供帮助的朋友表示感谢。

在写作埃及艺术部分时,我得到了J. 博诺米(J. Bonomi)先生和詹姆斯·怀尔德(James Wild)先生大量的宝贵帮助。怀尔德先生还向我提供了有关阿拉伯艺术的资料,他久居开罗,有机会搜集大量开罗装饰艺术品,其中部分收录于本书,虽只是部分,但读者可以借此窥探一二。我相信终有一天,他会公开展示其所拥有的全部艺术珍藏。

要感谢T.T.布里(T. T. Bury)先生提供彩色玻璃装饰的插图;感谢C.J.理查德森(C. J. Richardson)先生向我提供了伊丽莎白时期装饰的主要资料;感谢J.B.韦林(J. B. Waring)先生提供了拜占庭时期装饰的资料,并感谢他所撰写的有关拜占庭和伊丽莎白时期装饰极富价值的文章;感谢J.O.韦斯特伍德(J. O. Westwood)先生帮助撰写了凯尔特装饰部分,他专注于凯尔特民族装饰艺术的研究,在文中展现了对凯尔特装饰历史与装饰风格的深刻见解。

马尔伯勒宫的C. 德雷瑟(C. Dresser)先生在第二十章中提供了生动有趣的第八幅插图,展示了自然界花卉的几何形态。

我在水晶宫的同事迪格比·怀亚特(Digby Wyatt)先生以他令人钦佩的关于文艺复兴和意大利时期的装饰艺术的精彩文章,为本书增色良多。

另外,本书援引资料若业已出版,在文中皆会交代出处。

本书其余画稿主要由我的学生完成,阿尔伯特·沃伦(Albert Warren)、查尔斯·奥伯特(Charles Aubert)和斯塔布斯(Stubbs)诸位先生筛检了全部原始画作,供最后出版。

弗朗西斯·贝德福德(Francis Bedford)先生和他得力的助手H.菲尔丁(H. Fielding)、W.R.泰姆斯(W. R. Tymms)、A.沃伦(A. Warren),以及S.塞奇菲尔德(S. Sedgfield)诸位先生对我不时施以援手,不到一年时间,即助我完成了一百张插图页的排版工作。

借此特别感谢贝德福德先生,正是其忘我的工作使得本书的彩印质量无与伦比。我坚信,所有深谙此行艰辛不易的人们都会给予他高度的认可。

有赖出版商兼印刷商的戴(Day)先生与宋(Son)先生鼎力相助,尽管工作繁重,印刷量巨大,但他们调动一切资源,使得本书能以精美的样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甚至得以提前付梓。

欧文·琼斯
1856年12月15日于阿盖尔 IAWtnKsqVLqH/NjRLbOCuHRARpmpvBucMA2gAKzgxrbahoE9/Sw9ifEMYyy04Y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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