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公元1975年7月,北方大学中文系首届工农兵大学生面临毕业分配的日子。
北方大学——这座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着一样漫长校史的西部高等学府的校长、系主任和教师们,都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遭遇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他们应当怎样把在一种中国教育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体制下,一种非常不安定的环境中,一种非常不规范的秩序里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生送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无法判定这些曾经很自豪的“大学主人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以自己的三年所学让人们恢复对这座中国西部名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保持了17年的信赖和倾慕。因为三年前他们用扎着红绸的大轿车从火车站和机场迎接回来的实在是一个结构十分复杂的群体:从初中六九级到高中六六级,别的不说,光是届别就跨越了八个级次。天真与成熟、老成与幼稚、强势与弱势,年方弱冠与“三十而立”,就这样地在同一个十分拥挤的起跑线上走过了他们三年在北方大学的人生经历。而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五年夏季,从京华不断刮出的燥热的、动荡的、让人不快的季风使得“分配”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他们担心上一年刚刚平静下来的校园会因了分配上的哪怕一点儿不谨慎而成为新的混乱的爆发点,进而导致一场新的危机。
其实,如同冰下的激流,这种骚动从本学期开始,就已经在北方大学的校园里暗暗地酝酿着、蓄积着。对于“工农兵学员”这个“文革”中有机会首先解除文化饥荒的生命群体来说,他们目下唯一的感受就是时光过得太快,还没有容他们咀嚼浸渍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中的酸甜苦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结局又一天天地走近了他们。如今,“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口号作为中文系墙报的通栏标题,仍然在仲夏的阳光下闪耀着广告色的艳红,仍然在班主任和党支部书记的舌尖滚动——然而,当生活的激流将把他们抛向天南地北的时刻,谁都感到了它的虚无缥缈,根本无法回答摆在眼前的现实:准备到哪里去?将要干什么?过了“五一”回到学校,除了一部分从农村来的学生还出现在图书馆和课堂上外,不少人都出去为自己的前程和归宿奔忙去了。而关于分配方案的种种猜测已经成为男生们抑或是女生们课前课后、饭桌上和宿舍里最集中的话题,这常常使我们的主人公——曾经是甘亭县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和工分记者、现今北方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高才生卢新华惊异于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些“大学主人们”,其实也和他们的批判对象一样无法摆脱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的定律;他们一样面临着现实与未来、物质与精神、前途与情感的选择。
虽然生活不断地把许多现实问题提到这位很清贫、很瘦削,眼睛中总是布满忧郁的24岁的年轻人面前,然而,卢新华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知道上大学对于他这样在父亲去世以后,靠母亲一人支撑着的乡村家庭是多么不容易;他不能让为了自己而放弃当一名民办教师的大哥因他的兄弟荒废时光而失望。因此,当下午两点半的太阳从窗口投射到他的床头时,他还是一如往日地走进了校东南角的大学图书馆的大门——这里对他太有吸引力了。三年来,他就是在这里给自己的一千多个大学日子的每一寸光阴不断地注入新的文化含量。在这个太阳炙烤着大地的午后,他试图用阅览室里老师们清爽的微笑,用满架厚重的或者简约的书籍,用旋转在天花板上空的淡绿色的风扇,把自己烦躁的情绪平复下来。
但是,他很懊丧,他发现,一整个下午,他的眼睛虽然在一本关于中国小说史的论著上扫描,然而,他的青春的心却不可遏止地飞到了窗外,在往昔的日子和追忆的流光中徘徊。
现在想起来,入学测试时的戏剧性的一幕还像昨天一样新鲜。有一天,在县广播站当“工分记者”的卢新华被站长叫了去,问他想不想上大学。他懵了,他猜不出站长究竟要说些什么,甚至担心会不会让他重新回到生产队当“10”分劳。站长笑了,笑他想得太多,不要看每月工资表上没有他的名字,然而,谁不知道我们可爱的卢新华早已是闻名全县的“名记”了呢?站长说上面来了文件,要从工农兵中招一批有实践经验的人才到大学深造,站长不无同情地说你这样长期向队里交钱也不是个办法,还是上大学去吧!给你三天假,让公社在这张表上盖个章,填上推荐意见,别的事你就不要管了。测试是在县教育局办公室进行的,经过群众推荐,过了目测关的回乡、插队知识青年们拥了一屋子。荒疏得太久的年轻人如灾年的饥民遇见粥场般地把过测试关看作决定命运的关头。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想从“准公家人”卢新华口里得到关于这种全新的招生方式的哪怕一星半点的信息。然而,卢新华却表现出与他21岁的年龄多少有些不相称的老道和成熟。他除了回报他们温暖的、谦恭的笑容外,出口的只有一句话,我跟大家一样,啥都不知道。测试的方式简单得让卢新华有点不可思议。招生人员让大家发俄语里的卷舌音。卢新华于是便释然,曾经在中学时代就担任过俄语课代表,考试从来没有下过90分的他会卷不过舌头么?他现在还惊异那一天的舌头怎么就那么软,那么灵活,那么一张口就引起了招生人员的注意,那么顺利地进入了第二关。那人拿了一个音叉,在他的耳边轻轻地敲击,要他辨别发音方向。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出格的行为,可是招生人员却指责他左顾右盼。他男子汉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认为在这样的场合怀疑他的真诚无异于打他的脸,要不要在你,不应该污蔑人!这时候,县广播站长打过招呼的教育局李科长进来了,一把把他拉到一边说,你跟人家吵什么,那是外语学院的老师,你跟我来。他于是被带到北方大学的招生办公室,不用发音,也不用听音叉,老师要每一位考生念一篇批判文章。三年以后的今天,当他以自己的勤奋跃入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高才生行列的时候,回味当初的文字,除了华丽的辞藻和饱满的激情外,实在说不上什么深刻。然而,它却成了他进入北方大学的敲门砖。4月的一个早上,当铅印的淡红色的录取通知书飘落到他的手中的时候,他甚至以为是在做梦。天爷!难道上大学就是这么简单。他狠狠地在自己皮肤松弛的大腿上猛掐,直到疼得龇牙咧嘴时,他终于明白,一切都是存在,一切都是真实。
……
他终于明白,是人都一样。只要你是走在日子里的人,你就得回答生活对于生命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诘问。
这样神不守舍地折腾了一个下午,回到宿舍的时候,远远地瞧见,学生食堂门前早已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了。不用“众里寻他千百度”,他的目光很快就在人群中发现了林媛媛的身影。
林媛媛并不顾及饭厅里几百双熟悉的抑或是陌生的眼睛,而很大方地排在了卢新华的身后,在给他的淡绿色的搪瓷碗里加了一块馒头的同时,把一张两毛五分钱的戏票塞到他的手里——进入最后一个学期,他们的关系已经成为中文系公开的秘密,完全没有必要像当年搞地下斗争那样神秘地传递纸条。因而,当喜爱秦腔的程林约他到省戏曲研究院的排练厅花五毛钱观看名家员宗汉主演的《红灯记》时,他借故有事婉拒而同林媛媛到古城西关的简易剧场去看黄原县剧团演出的《红色娘子军》。
戏很好看。来自黄原县山区秦腔剧团的演员们一个个明眸皓齿,男人们英俊挺拔,女人们婀娜多姿,卢新华纷乱的心绪在两个多小时的秦腔音乐中渐渐淡远。
现在,大约是晚上10点钟的时光,北方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高才生与他的女朋友林媛媛出了西关剧场的大门,沿着昏黄路灯照耀的马路,朝着古城西门口走来了。
他总是改不了在乡间小路上与社员们一起上工时养成的习惯——脚步急速而又跨度很大。
“哎!你是散步呢还是撵狼呢?”从身后传来林媛媛夹带着喘息的埋怨。
他回头去看,就见小巧玲珑的林媛媛追赶着自己的脚步,两颊泛着悱色的云霞,被浓密的头发覆盖的额头汗津津的。林媛媛的性感和秀美即使在夜色中也如关闭不住的春色,从她身子的每一个部位中散发出来。卢新华很奇怪,一样的衣服,穿在她的身上就是与穿在张玉琴身上不一样;一样的“夏娃”的胴体,她的细胞里总有甜甜的芬芳让像卢新华这样的男人心旌摇荡;一样的话,从她口里出来就变成软声细语,而从张玉琴口里出来怎么就杠子般的生硬呢?如今,一对恋人已经走进了护城河边浓密的国槐林的深处,夜色卸去了白日的包装而还原了他们人的本真,青春的骚动使他们很容易地就读懂了彼此的需求。而林媛媛的柔情和温顺使得卢新华获得了一种满足,他就是喜欢这样的女人。
当他们的身子紧紧贴在一起的时候,林媛媛天然的娇柔就化为嗔怪的埋怨,在卢新华的怀抱里,她仰起头望着几乎比自己高20多厘米的他说:“你刚才走那么快干啥,那哪里是散步,那是狗撵兔呢。”卢新华就禁不住笑,笑自己总是学不会城里人的轻慢和消闲。
这的确是一个浮躁的喧嚣的年代。站在树影里朝明亮处看,那风景说不上是热闹还是纷乱。马路边坐满了乘凉的人们,“批儒评法”使一批年轻人说出话来都带着浓烈的火药味。他们其实争论的是一个非常庸俗的淡然无味的问题:孔子的头上到底有没有凹坑或者丘陵,要不怎么叫孔丘呢?他们为此而争得面红耳赤,着急了,操起旁边西瓜摊上的瓜皮向对方的身上、脸上扔。没有电视,有人将最奢侈的“熊猫”牌收音机搬到门口,钱浩亮的“临行喝妈一碗酒”在低矮斑驳的民房间回荡,与来自黄河边的瓜农“白籽红瓤,赛过蜂糖”的叫卖声搅和在一起,编织成极不协调的夜曲——谈恋爱本是花间月下的事情,眼前的氛围让他们勃起的情绪怎么也达不到期待的高潮,从而不得不把话题转移到对戏的评论上来。卢新华就非常感慨舆论的力量。此前他听到的信息都把黄原人描绘成皮肤粗糙,眼边烂红,不是瘸子就是拐子的模样。然而,今夜站在舞台上的俊男俏女,哪一个不是眉清目秀呢:“高山出俊样啊!百闻不如一见。”作为中文系的学生,他没有使用戏曲专业术语而用父亲当年带他到镇上看戏时的口头语表达自己对一个陌生的山区剧团演员的感觉。
“那你的意思是说愿意到黄原了?”林媛媛很欣慰两毛五分钱的戏票没有白买,兴奋得踮起脚尖给了卢新华一个吻:“等到了那里,咱们到玉琴家痛痛快快玩几天,让她妈给咱擀四棱子面吃。”林媛媛撒娇地摇着卢新华的胳膊。
林媛媛决定回黄原,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她本来就是这座城市的女儿。从被推荐上大学的第一天起,她就希望毕业时能留在城里,然而,现实没有给予她这种选择的条件。她本来是分到古城医学院的,三个月后查出是色盲才转到了北方大学中文系。她对于汉语言文学没兴趣。只上了初中二年级的她一念起先秦诸子的文章就想睡觉,靠实力分到城市几乎没有任何基础;她一家都是老老实实的普通百姓,父亲早在60年代困难时期就退了休,没有打硬的关系可以利用;况且黄原以干部缺乏为由,早在开春就向秦城行署打了报告,要求黄原出去的学生全部回到黄原;她又生来就是个温顺柔弱、小鸟依人的性格,没有一位伟岸的男人在身旁,她的心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永远地彷徨和徘徊,永远地忐忑不安,永远地如受了惊的小兔子一样被蒙上无尽的恐惧。她只有说服他跟她一起钻山沟去,可是,当她没有从卢新华那里得到所期待的回应时,她失望了,她圆润的小巧的肩膀轻轻地抽动。
“你咋了?”卢新华很吃惊,刚才还眉飞色舞地说笑,一霎时却阴天小雨了。
林媛媛不回答,给了卢新华一个脊背。
卢新华摇摇头。说老实话,卢新华当初上大学的目的非常明确也非常直接,就是要摆脱曾经绳索一样束缚着他的父辈也桎梏着他的思想和情感的土地;就是将来有一天要写一部砖头一样厚的书;特别是进入最后一个学年以来,他越来越对自己内心深处的选择达到了一种理性的升华,他认为只有走出土地的阴影,他才能更深深地热爱它。他在心底十分鄙夷那些从本省北部来的很高傲的北京插队知青,丝毫不理睬他们对于自己土腔土衣的嘲笑和讽刺,他很自信地走在大学的校园里,他明白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
血性的男人往往会创造血性的辉煌。后两年,他的文学才华和研究能力渐露头角,省内的刊物开始发表他的小说或者论文。有一天,上文学史课的张逸之先生把他召去,说是中央一家刚刚恢复的刊物约他写一篇《论李白的作品与人格》,张先生太忙,便问他能不能试着写一写。这是多么荣耀而又难得的机遇,他的心头于是就漫过“书是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的温润。那一段日子,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交给了图书馆。文章发表以后,首先在中文系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他最直接的感觉是上课时林媛媛总是要时不时地回头朝着他的座位多关注几眼,而他那种把事情看得很平常的微笑后面的潜台词是这才仅仅是个开始,农民的儿子卢新华会用一个个新的惊奇证明土布衣下裹着的是一个智慧的灵魂。前几天,他把一篇题为《涝河岸边》的短篇小说送到《古城日报》的文艺副刊那里,编辑看了很满意,答应尽快见报。所有这一切,都在卢新华的意识深处逐渐长出一种自信,促使他暗暗校正着自己的人生坐标。别人可以托关系,他却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资与才华——在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不管同窗们怎样地把“书呆子”的雅号冠在他和高中六六级毕业的田黎民头上,也不管在小组讨论时那些热衷于政治风潮的兄弟姐妹们怎样地重复着要他“端正学习态度,不要只专不红”的告诫,然而谁都明白,他是全班在三年大学生活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最多的人,都清楚他在老师们心目中的位置。在未来的20多天时间里,他还想找一找了解他的老师,看有没有可能留校。有了这样的想法,怎么能决定去不去黄原呢?他托起林媛媛圆润的下巴,宽慰地说:“也不要着急,还有20多天,反正不和你分开。”
“20多天,20多天很快就过去了。你还犹豫什么呢?你不是已经看过黄原的戏了么?不是你亲口说高山出俊样么?”林媛媛仰面看卢新华,澄澈的眸子里充满了期待、等待和淡淡的惆怅。
“我哥今天来了。”
“你哥来干啥?”
“给了20块钱。”
“还说啥来?”
“问我毕业以后咋办。”
“你咋说的?”
“我说,我不想回县上去,我想留校。”其实,他隐瞒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这就是母亲并不大情愿这桩婚事。还在他刚刚进大学的第一年,母亲就托人在乡间为他物色媳妇。母亲认为,乡下女子本分,老实,靠得住;而城里的女人在他眼里,都好像沾了难伺候的毛病,也不知道孝敬老人,只懂得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这种大相径庭的审美观念,导致卢新华从第二学期起,就很少回家了。甚至假期宁愿在学校勤工俭学,过一种清贫和寂寞的生活。
这不是等于转着弯儿告诉自己他不愿意到黄原么?林媛媛不禁有些生气:“留校留校,你就知道念书,知道留校是怎么留的么,是你想留就能留得了的么?”林媛媛忽然住语:“你看,那不是冯晓白和王丽萍么?”
卢新华顺着林媛媛的目光,就见同班的冯晓白正拥着与林媛媛一个宿舍住的,从本省北部来的北京插队知青王丽萍,很幸福地由东往西走。
“知道不,王丽萍就要留校了?”
“不可能吧!”说王丽萍是一个性格开朗、精明过人而又招人喜爱的城市姑娘,卢新华信。然而,传出她留校的消息,在卢新华看来简直就是北方大学版的“天方夜谭”。王丽萍凭什么呢?凭她的学术水平么?凭她的论文篇数么?这一切似乎都与她无缘。凭她的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么?留校是留学术尖子,不是给展览馆招讲解员:“王丽萍能留校,全班都能够留校。”
“就你这书呆子还蒙在鼓里。女生宿舍都摇开铃了。”林媛媛说,“听说王丽萍正活动着把冯晓白往省城安排。她有个北京来支援大西北的姨在市革委会当处长呢。”
这一回卢新华认真了。他背靠护城河边的杨树,直看着冯晓白与王丽萍很亲昵地走到校园西北角的拐弯处,隐没在高高的院墙后才收回蕴涵着千般滋味的目光。于是,他的与生俱来的忧郁重新地爬上了眼角眉梢。
傍晚从秦岭山头涌起的雨积云,在卢新华与林媛媛观看《红色娘子军》的时光里已经不可遏止地覆盖了广袤的关中平原、城市鳞次栉比的建筑、注满沧桑的古城门楼和护城河边浓密的树林。卢新华下意识地抬头望:“呀!要下雨了,还是回去吧!”
林媛媛还能说什么呢?连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在关键时刻,总是要顺着卢新华——,没有办法,她就是这种性格……
7点钟,晚霞刚刚烧起。王丽萍已经准时地站在10路车站的一棵刺柏的后面了。本省北部来的北京插队知识青年王丽萍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男同胞眼里是一副很洋气的样子。个子虽然小了些,但是因了衣服总是穿得很合体,就衬托出别致的清秀与干练;眼睛不大且有点近视,然而与微微翘起的鼻子和总是含着笑的薄嘴唇一起镶嵌在圆圆的娃娃脸上,就协调而又生动地勾勒出少女清新活泼的风韵,这似乎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反正在中文系的男生眼里,王丽萍就是洋气,就是惹眼,就是与省城其他同样有着城市籍贯的姑娘不一样。现在,当她站在10路车站等待冯晓白的时候,也许是因为1975年的7月于她眼前展现出一缕希望的光,也许是因为中文系四大才子之一的冯晓白终于走进了她的生活而使她的精神和心理上获得了一种满足。总而言之,我们可爱的王丽萍姑娘此时此刻的心境是明丽的,愉悦的,充满着憧憬的。她深度的近视镜后面的眼睛笑成一条线。她看了看手腕上的“上海”表,时间已经是7点过5分,壮实的中等个子的冯晓白出现在大学西门口,没有多说话——冯晓白手里提着买好的礼物:一只黄河岸边部队农场产的西瓜,几瓶“凤尾鱼”罐头,用红白线编织的网兜装着,他们警觉地环顾了周围熙来攘往的人群,确认没有同班的人影,才迅速穿过马路,进了楼房鳞次栉比的大学新村。
登上12号楼二单元二楼台阶,他们按响了15号门的门铃。开门的是一位姑娘,见是王丽萍,很快把对陌生人的警觉换成笑意:“是你呀!丽萍姐。妈妈!丽萍姐来了。”说着接过冯晓白手中的东西:“丽萍姐,自己人,你客气什么?”
“小机灵,这是姐孝敬你妈妈的,可不许你吃。”
“就吃,就吃。”姑娘眨着眼睛,“妈!你怎么总是慢慢腾腾的。”
“阎延!你不要催妈妈。我们又不是外人。”冯晓白说。阎延接过冯晓白的话茬:“你当然不是外人了,你是我未来的姐夫嘛!”
“怎么这样跟客人说话呢?”从里间传出阎主任的声音,阎延吐了吐舌头进自己房间去了。
一头齐耳短发的中文系副主任阎冰出现在卧室门口:“哦!是小王呀!”天气太热,她只穿一件短袖衫,下配灰色的百褶裙,蹬一双白色塑料拖鞋,手拿一把芭蕉扇,于不经意间透出雍容高雅的气度。她热情地招呼他们坐在透风的临窗沙发上,她端来切得很整齐的西瓜,她在他们对面的小凳子上坐下来,得体地不失领导身份而又间有母亲慈祥地同他们说话:“毕业论文快完成了吧?”
“完了。还要老师修改。”王丽萍抿一口西瓜,眼睛顿时多了水分,“阎主任总是这样年轻,不像我妈,才刚过了50岁,头发都白了。”
“老了!过了年就45岁了。”阎主任摇了摇头,“往事如烟啊!当年在莫斯科当留学生党支部书记时,也就小王这样的年龄,梳着烫了刘海的辫子,穿着俄罗斯布拉吉,与苏联大学生跳舞,也够浪漫的。为这,‘文化大革命’中……唉!不说了,不说了。”阎主任从桌上拿起一把纸扇,递给满头大汗的冯晓白,继续与王丽萍说话:“小王!你妈妈还好吧?”
王丽萍把裙子裹了裹,坐成很虔诚很好看甚至很妩媚的样子:“还好。我妈妈最近来信了,一定要我转达她对您的问候。我妈妈说,春节您到北京看病,天还冷,我们家条件又差,没有照顾好您,她心里一直过意不去。”阎主任于是就欣慰地笑了,笑得很舒心,就要他们放开说话,不要太拘束,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就招呼他们吃瓜,就……
这就是王丽萍与舍友的不同处。她对于古老的中华词典中的“水到渠成”逆向地解读为“渠成水到”,她总是善于捕捉每一个属于自己的机遇。放寒假的时候,她没有忘记在离校前专门到祖籍北京的阎主任门上辞行,询问她要不要从北京带点紧俏商品回来。当阎主任无意间透露出春节后要去北京查一个星期的病时,她不失时机地提出要阎主任住到她的家里去。她的理由很充分,现在正是“文化大革命”,北京很乱,住招待所不安全。她的家里虽然不算宽敞,可就是多了家庭温馨。阎冰同志还要说什么呢?刚刚从被打成“苏修特务”噩梦中醒来的她,至今对工农兵学员还保持一种与她的宽容和微笑极不协调的戒备心理的她,忽然从一位北京姑娘身上闻到一种人间温暖的气息,那颗憔悴的心便冰雪融化,便长出了一片新绿。她几乎是含着泪点头的。正月初,京华正是春寒料峭的日子,阎冰却整日生活在温馨和愉悦之中,在中学当教师的丽萍母亲把一个老北京,一个女人的全部热情给了女儿大学的系主任,使她总以为是回到了古城的家。在这样的氛围中,阎冰常常忘记了自己的领导身份,而更愿意每天晚上以一个妹妹的身份与丽萍母亲聊那些只有女人间才能够彼此相知的心事。终于有一天,她流着辛酸的泪水向阎主任诉说了女儿三年插队的时光——不唯土地的贫瘠,还有文化的荒芜。把女儿安排到城市,这对于一个丈夫去世以后只有女儿这个情感依托的母亲来说,究竟有什么过分的呢?不!阎主任也是一个女人,她当时就应允了丽萍母亲的请求,毕业分配时,设法把她女儿留在城市,最好是安排在自己身边。
现在,对着丽萍,阎主任深情地说:“在你家的日子,是我多年来最愉快的时光。一定请你在写信时捎去对你妈妈的问候,说我阎冰永远记着她。”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阎主任拉亮电灯:“毕业有什么打算?”她这话有一半是说给冯晓白听的。冯晓白不是王丽萍,她不能不端起按程序办事的架子。
“这不!今儿个就是请您给出出主意。您虽然是系领导,可我是把您当母亲看的。我妈妈不在身边,我就听您的。”
“你一个好说。”阎主任把脸转向冯晓白:“小王的事情我已经和郭书记打了招呼,让千方百计安排留校。至于小冯,只好你们再到别处做做工作。对于工农兵大学生,国家的政策很明确,原则上是回本地区,只有很少一部分参加统一分配——大概不到五分之一。而且,对政治条件要求很严格,像你们班的卢新华,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学术上的好苗子,可就是因为不是党员……”阎主任摇摇头,目光中溢出真诚的同情。
与卢新华有着一样的吃农业粮经历的冯晓白是知足的,仅仅把王丽萍的问题解决了就已经让我们的西府农民的儿子很感动了,他怎么还能希图她也为自己再谋一个位置呢?他示意王丽萍该走了,阎主任却摆了摆手:“不要急,我还有话说。”
“目前呢,斗争形势很复杂,系里的教职工中派性严重,有赞成我意见的,就必然有反对我意见的。再说呢,面临分配,学生的思想也不稳定,弄不好要坏事的。所以,直到分配方案公布之前,都一定要保密。好了!你们大概还有事情要办,我也就不留你们了。阎延,送送你丽萍姐。这鬼丫头,又疯到哪儿去了。”
王丽萍近视眼镜后面闪烁着湿润的明亮,虔诚地发自内心地对阎主任表示感谢:“天这样热,我们还来打扰,真是不好意思,这点食品……”
阎主任脸上严肃了,批评他们年纪轻轻,不要沾染目下社会上的不正风气,把人际关系搞得那么庸俗,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王丽萍反复表示这是她妈妈的意思,阎主任的表情才回转过来:“记住!下不为例。”
晚八点半的时候,从阎主任家里出来,冯晓白操着浓重的西府口音问:“现在咋办?”
王丽萍白一眼冯晓白:“咋办?去我姨家。在阎主任家里,你就像个木头,连一句好听的话都不说。班上的同学把卢新华叫书呆子,我看你也快成呆子了。到我姨家,你要还像刚才那样,就准备卷铺盖回西府去。”说着话,车来了,王丽萍轻轻一跳,上了6路汽车。
冯晓白望着王丽萍轻盈的背影和肩上摆动成曲线的辫子,憨憨地笑笑,他了解她——说过就完了。
卢新华回到宿舍后,果然见冯晓白的床位空着,绰号“亚圣”的田黎民也不在。缺憾有时就这样必然地表现出一种空间上的自由度。舍友们因了两位床上主人的离去而更加无拘无束,更加信马由缰。每个人都赤裸着上身,下面只穿一件裤头,靠劣质的“宝成”烟煽动的狂热在心头燃烧,借狂热卷起的声浪在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滚动:
“妈的!她凭啥留校?论政治进步,不是共产党员;论学习不是拔尖,就凭她是北京人?”
“北京人咋啦?咱班上有多少北京人?付云不是北京人?张建勋不是北京人?怎么就没有留下?”
“听说人家走的是阎主任的门子。阎主任到北京看病,就住在王丽萍家里。”
“听说王丽萍有个姨在市革委会当处长,跟阎主任熟悉。”
“处长?处长算什么。我明天就去找阎主任,说我外爷是周总理,我表叔是当今的省委书记,看她给不给这个面子?”
“胡球扯,往正题上说。”
“我看,关键是不拿咱工农兵学员当人看。”
“这就对了。”从本省北部毛乌素沙漠边缘来的学生党支部书记李波很权威地挥着手,两只虎牙支撑起来的厚唇很有力地蠕动:“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可是有人就是不让管,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李波宽阔的胸脯剧烈地起伏,黝黑的皮肤随着胳膊的大幅度动作闪着光亮。李波不是男六号宿舍的主人,然而,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晚上大家睡下时串门。在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李波是一位很引人注目甚至连系总支也不好轻视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早在上大学前就曾经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进入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而且因为他对于政治有着特殊的敏感性,对于每一个敏感的问题都有着雄劲的辩才。这使他往往成为班上舆论的推动者。还是在上一学期,教唐宋文学的傅先生赞扬杜甫诗歌的人民性。李波第一个站起来声称这是公开向工农兵学员宣扬阶级调和论和人性论,说封建营垒里的杜甫怎么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说杜甫那些所谓的“三吏”“三别”不过是封建文人的无病呻吟而已。令卢新华不解的是,班上竟然还有不少人响应,把傅先生轰出了教室。这件事让卢新华强烈地领受了李波的号召力和不简单。李波发表完自己的议论,端起搪瓷缸子喝水的时候,看见卢新华进来了,立即兴致再起:
“‘颜回’回来了,让‘颜回说’。”
卢新华环顾了一下床上和床下,发现也有人对这种争论不感兴趣的,靠里边架子床躺着的“子路”程林,抱一本《实用新闻学》专心致志地看,这给了他一个信号,不是所有的人都想把事情弄大。尽管卢新华已经从林媛媛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大致情况,然而,农民父亲传给他的处世原则和他与冯晓白的关系,都使他无法对目前发生在男生宿舍的争论给一个明确的评判。不赞成的事情,未必都要反对,这是卢新华对待事物的思维方式,他等着李波把半缸子凉开水灌下肚子喘息的当儿说了一句:“我还不知道是啥事情呢。”就从架子上拿起脸盆进了洗脸间。
洗脸间在宿舍楼的南头,与厕所连着。在这个纷乱的7月,打扫的次数明显地少了,粪尿发酵以后散发的氨味使得学生们加快了洗漱的速度,然而,卢新华今夜却一改往日的粗枝大叶和邋遢的习惯,而甘愿在洗脸间长久地待下去。他很仔细地刷牙,淡绿色的牙刷在口腔内有节奏地摩擦,让白色的泡沫在水池里散开菊花样的图案,当感到喉咙分外清爽时,又脱下汗水浸渍的衬衣,撒了最新的洗涤产品“山丹丹”洗衣粉,两手轻轻地搓着。洗完了衬衣又洗袜子,洗完了袜子又冲脚,然后又到卫生间洒了一泡尿。估摸过了半个小时,忽然地就听见楼道里杂乱的人声、脚步声,急忙端了洗净的衣服出了洗脸间。楼道里已经站满了人。卢新华心头一沉,今晚这场是非看样子是躲不过去了。
辩论已经从男六号宿舍转到了楼道。李波扎实的平头在灯光下晃动,像一位演说家挥动着大沙漠给予他的有力的臂膀,很洪亮的声音在走廊里激起强烈的震动和回荡:
“同学们!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上大学,管大学的;我们是主人,不是奴隶。可是,面临毕业分配这样的原则问题,系里的少数领导瞒着大家走后门,这是什么问题?”
“破坏教育革命!”有人起哄,其间有的是刚刚被接收的学生党员。
“咱们能答应吗?”
“不能,坚决不能!”是女孩子尖脆的嗓音。卢新华看得清楚,那是支部书记叶子,据说正和李波相爱,丰满的圆脸在灯光下很红润。
叶子什么时候变得这样亢奋?卢新华一下子无法理清线索。在卢新华的眼睛里,叶子是中文系最漂亮的姑娘。第一次与叶子在一起,是入学教育的日子。多年没有招生,广阔的操场成为麦田,直到大学一下子涌进这么多知识饥饿的青春躯体时,领导们才领悟到教育荒废的日子过去了,才急急忙忙地组织学生清理校园。中文系被分配收割操场上的麦子。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一群少男少女集中在一起,沉寂了许久的操场顿时荡漾着青春的笑声。卢新华和叶子负责抬打好的麦粒,叶子走在前面,她油黑的大辫子,她丰满的身材,她清脆的笑声,她带着西部城市人说话的腔调,全于卢新华的心中化为一曲芬芳的诱惑。她像谁?是《苦菜花》中的杏梨,还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尼娅?回首打量自己一身土布衣裳,他便失去了自信,他只能远远地望着她的倩影在眼前晃动而没有勇气走近她。入学教育结束了,紧张的校园生活很快冲淡了瞬间美好的温馨,叶子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又不在一个小组,不同的文化基因使他们之间缺乏那种心有灵犀的沟通,平日里见面也就打打招呼……叶子是天边的一颗星,她距他是那么遥远……后来,他发现,叶子非常喜欢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她是热情奔放的,同时也是天真幼稚的;她有时表现出女人的可爱,有时又流露出对政治的过分热心——这也许是她最终追求李波的动因之一。所有这些,渐渐地消解了她留在他心目中最美好的印象。
卢新华正陷入往昔的回忆,李波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
“是的。坚决抵制这种走后门的歪风邪气,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建议,我们要采取集体行动。大家联名向系总支提出,全班六十八名(不包括王丽萍和冯晓白)同学都留下!”
“好!好!”又是一阵轰动,很快就有人拿来笔墨。李波才思敏捷,也不用打草稿,执笔“刷刷”地写下了笔酣墨饱的文字:
系总支:
鉴于系里少数领导在分配问题上走后门,搞不正之风,我们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六十八名同学强烈要求:
(1)系里的分配方案,要由学生讨论。
(2)坚决把走后门的同学分回原地,到基层锻炼,加强世界观改造。
(3)我们六十八名同学个个品学兼优,要求留校工作。
李波写完,很郑重地在文章的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目光炯炯地望着在场的每一张面孔:“愿意的请签上自己的名字。”
“我来签!”叶子第一个站出来,用清秀的笔触写下了一个很单纯的女孩的名字,她也许以为从这一刻起,她的心就与李波叠印在了一起。
于是,龙飞凤舞的草书,
潇洒飘逸的行书,
古朴凝重的隶书,
歪歪扭扭的什么也算不上的毛笔字……
织成了沸腾的潮,炽燃的火。
这时候,寂静了许久的夜空终于爆发出第一声炸雷,一道闪电划过长空,映出人们愤懑的眼睛和苍白的脸,紧接着,倾盆大雨就“哗哗”地下来了。
在人群中,卢新华找到了从图书馆回来的田黎民和已经无法在床上安然读书的程林,三人站在窗外的黄杨深处说话了:
“咋办,咱们签还是不签?”卢新华问。
田黎民说大家目前的情绪非常激动,已经成为潮流,不签很快就会成为大家的对立面。
“潮流,潮流!”一想到这两个与大海联系在一起的字眼,卢新华的眉宇间就写成忧郁的图谱,就生出不尽的感慨,就油然想起去年春天的那场遭际。当1974年的春天来到古城的时候,首届工农兵大学生已经在这座校园里度过了自己的第二个学年。从春节后上第一节课,他们明显地感觉到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学校开始真正地抓管理,开始恢复考试制度;先生们的思想活跃了,说话大胆了。先生们逐渐淡化那些与自己所教的专业几乎没有关系的政治术语,而更多地向学生输入一种学术思维。张逸之先生甚至将卢新华找到自己家里,从尘封已久的书箱里翻出当年上大学时的听课笔记和一篇关于唐代古文运动的论文,要他帮助重新整理。这种重视和信任让农民的儿子激动了好几天,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与田黎民一样,每天在教室里待到深夜。有一天,李波从市中心的钟楼下回来,立即召集学生支委开会,提出要到孔子家乡批孔的要求。系里不好表态,干脆推给学生讨论。还是在男六号宿舍,还是如眼下一样的慷慨激昂。李波声色俱厉地声言目前校园里弥漫着一股可怕的复辟的气息,学生很快将从学校主人的地位重新沦为旧教育制度的奴隶。李波的演说天赋强烈地感染了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许多青春的生命个体,特别是容易激动的女同胞们。叶子不但拼命地为将军一样的李波,为自己心中的偶像鼓掌,而且淌下了一个少女无以名状的泪水,似乎他们马上就要面临灭顶之灾。然而,李波很快发现,当人们为他的演说心潮澎湃的时候,只有田黎民和卢新华始终保持着沉默。于是,李波以学生党支部书记的身份指定发言:“让新华说,新华是咱们班公认的‘理论家’,你说说这是不是十七年教育路线的复辟?”卢新华为一个学术论题,可以与人争得面红耳赤,可以拍案而起,可以唾沫飞溅,不惜引经据典。可目下这种场合,他就显得嘴拙舌苯,那样的惶恐不安,那样的手足无措。但是,既然点名让他说,他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而说一番没有棱角的、冠冕堂皇的话。他的声音有些发颤,明显表现出对孤立的胆怯:“我以为,学生的天职就是读书,学校的职责就是管理。学生不读书,学校不管理,何以谓之学校呢?我们当初被推荐上大学的时候,父老乡亲期待的目光中蕴涵的不仅仅是要我们以主人身份管好大学,还希望我们通过三年的学习,把自己造就成有用的人才。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半时间,再有一年半,我们将走向社会,如果不抓紧时间学一点知识,将来到社会上岂不是‘狗看星星一片明么?’”卢新华很懊丧,他发现自己今天的思维十分混乱,语言十分不到位,当李波拍着桌子的时候,他甚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卢新华!你站在什么立场说话呢?你怎么能把工农兵学员比作狗呢?”
“我说了什么?”卢新华顿时满头大汗,脸色苍白。
“你说说,‘狗看星星一片明’是什么意思?”
卢新华无力地垂下了头,知道已经闯了大祸,他暗暗地求助于田黎民,田黎民正用钢笔在纸上画着逻辑方阵,并没有注意卢新华说了些什么。也没有看见卢新华慌乱的目光。然而,田黎民是学生党支部委员,他不可能对这件事没有态度。李波说,老田,你能不能思路集中一些呢?你不要画你那个逻辑方阵么。你画那个东西顶个球用呢。你说说,卢新华说的“狗看星星一片明”居心何在?是不是发泄对教育革命的不满呢?于是,会议的论题变了,变成了批判卢新华。在李波上纲上线的发言之后,田黎民说话了。田黎民说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新华说的是关中的一句俗语,按照动物学原理,狗对于颜色是缺乏分辨力的,大概只能分辨黑色、灰色和白色三种。再说了,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工农兵学员,如果他把大家比作狗,那他不也是狗了么?田黎民的声音是呆板的,甚至平静得无法判断他的喜怒哀乐。然而,他的引经据典,他的逻辑推论,他的一丝不苟的书生气,他的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却给他的发言注入了滑稽的气氛。大家纷纷点头以为田黎民说得有道理,李波脸上的表情也渐渐地活泛。一场风波以卢新华明确表态支持到曲阜批孔而告平息。卢新华没有想到,时隔一年多,冯晓白遇到同样的景况。是啊!潮流,潮流!潮流可以使真理放出熠熠光彩,潮流也可以让谬误涂上真理的光环;潮流可以使英雄显出本色,潮流也可以使人变得没有理智。卢新华在心里说。
“就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谁出来劝阻都可能成为众矢之的,都会成为批判的对象。”一米八的个头,黑皮肤,唯有一双眼睛闪烁着精明光彩的程林说:“系里怎么也不管呢?”
“系里能管么?”当卢新华和程林把征询的目光投向田黎民时,他说:“先签了再说。”
“晓白那里怎么办呢?”
田黎民说:“由我和新华去解释。”
回到走廊的时候,他们有意拉开了距离,他们不愿意让激愤的学生把他们看成一个小集团,但是,隔老远,李波还是发现了他们的身影:“老田!你们几个跑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不愿意签呢?不签也可以,或者是站在革命群众一边,或者是站在旧教育路线一边,骑墙是没有出路的。”楼道里的人群被李波的话再度激起声浪,有埋怨他们没有立场的,有嘲笑他们没有胆量的,有欢迎他们加入与歪风邪气斗争的行列的,此起彼伏,嘈嘈杂杂。田黎民根本不看大家的表情,埋头签完字就转身钻进了男六号宿舍。卢新华是最后一个签字的,他的手有些颤抖发汗,感到握着的笔十分沉重,力不从心,往日很清秀的小行书今天也写得非常萎缩。李波带头为他们鼓了掌。
从把笔扔在案头时起,卢新华的心就再也没有平静过。
楼道里的人已散尽,从市中心的报话大楼传来“东方红”的乐曲和沉闷的敲钟声,表明时间已是凌晨四点。闹腾了半宵的同窗们早已沉浸在梦中的小径阡陌,铺上铺下的鼾声在卢新华耳边回响,他觉得头疼得厉害,眼皮沉重却无法入睡。他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经过今夜的风波就更无丝毫的睡意。于是,那些过去的、眼前发生的事情便蒙太奇似地于眼前切换着色调相异的画面。当他试图对这些积累的情感资料进行过滤和剪辑的时候,他不禁打了个激灵。学生们对于分配问题的敏感其实在去曲阜以前就露出了端倪。那是因为他的那篇《论李白的人格与作品》引起的,文章送到北京不久,就刊登了。有一天,张逸之先生拿了墨绿色封面的杂志到学生宿舍来了,借题发挥地谈了一通“红”与“专”关系,要大家多珍惜大好时光,多读些书。言谈举止间,不乏对卢新华的褒扬。偏偏这天卢新华到街道买书去了。于是学生中很快传出一股风,说卢新华已经被内定为留校对象,卢新华走白专道路,张逸之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恰在这时,河南驻马店地区一名女中学生因为拒绝测试英语而跳了水库,中央的通报传到大学,立即在宁静了不久的校园掀起轩然大波。沉寂了数月而准备拆除的大字报墙重新被崭新的笔走风云的言辞犀利的批判文章所覆盖……感谢生活,如果不是曲阜批孔转移了大家的视线,他和张逸之先生免不了也要遭到冲击。
唉!这个多事的岁月啊!
现在,我们的主人公非常厌倦这喧嚣的浮躁,骚动的迷茫,失衡的狂热和幼稚的“正义”。他以为林媛媛的选择是对的,他决定不再去追求不切实际的梦幻,他要和他的林媛媛一起到大山里去。明天?不!准确地说是今天,他一定要到秦城人事局去把去黄原的事情定下来。
卢新华强迫自己闭上眼睛,然而,窗外的晨曦告诉他,不安的一夜已经过去,新的一天开始了。
只有渐渐远去的雷声,在秦岭山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