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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19年岁暮的阳光穿过窗玻璃，“清阳曜灵”地洒在书桌上，透着“小阳春”的暖意。蓦然回眸，我忽然领悟到，本书的主人公们和我一样，都已步入人生的夕阳。
“工农兵大学生”，这个曾经的历史概念，随着一代人的老去而渐行渐远，以致对于今天许多90后、00后的青年朋友来说恍若隔世。然而，从上世纪70年代到新世纪初期，它曾经成为社会舆情议论和关注的话题之一。那是新千年首岁的日子，我受某地市委指派，担任这个地级城市十三个部局“三讲回头看”巡视组组长，一个偶然的场合，当发现有人用一种非理性和鄙夷的目光评点这个在一种非正常教育秩序下成长起来的群体时，就如同德国女作家霍佩向自己提出“我是谁，我曾经是谁，我将成为谁”的命题一样，站在新世纪的记程碑前，我油然地产生了一种心潮逐浪的创作冲动：以时代的视角释读“工农兵大学生”这一特殊文化现象，走进他们复杂而又多样的人生旅程，触摸他们用汗水、用热血、用生命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奋斗中求证人生价值的青春之心，“复活”他们伴随着似水流年播种爱情、收获真情的黄金时代。2001年除夕，聆听着窗外辞旧迎新的爆竹鸣唱，我在电脑上敲下了第一行真正属于小说叙事的文字。
这一去就是两年，2003年4月，在举国上下抗击“非典”的日子里，我带着小说打印稿去拜访当代中国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畅广元先生。因了防疫隔离的原因，隔着小区紧锁的大门，我把自己的打印稿双手捧给先生，然后就是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在等待。半个月后，“非典”宣布解除“隔离”，先生打来电话，约我登门交谈。刚刚落座，先生就说，他要告诉省作协主席陈忠实，陕西又出了一部一流的小说。接着，就把自己撰写的长达8000字的评论交给我。文章满怀激情地写道：“《濯心年代》让人激情澎湃，难以释怀地思考人物的命运和现实人生。作品中那些鲜活的生命躯体，无论是辉煌还是沉沦，是荣耀还是尴尬，是含笑还是流泪，都是生命的体验，都以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人生道路，丰富、完善着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进步同在的哲学。作品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艺术功力，都表现出对时下文坛现状的一种超越。”我个人理解，先生之所以将这部作品置于“时下文坛现状”去考量，与当时小说叙事领域弥漫的疏离社会激流，热衷于表现和书写人的“零度情感”和“人生碎片”，甚至不惜以“审丑”为时尚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濯心年代》中一群踌躇满志的好男好女，背负着由于历史错位而带来的社会舆论巨大压力，用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和忠诚，去为祖国崛起的崇高理想奋斗，迎接改革开放的洗礼；用酣畅淋漓而又温润经典的爱情，用真美的人性，涂写精彩纷呈的人生画卷，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新的审美视角。如同海德格尔所说，时间是人类存在的核心，新时代文学生态的变化进一步证明了当初这种选择的正确性。
德国文学批评家本雅明认为，艺术品的问世是即时即地的，与作者本人的艺术思维密切相关。从理论层面上说，任何创作都面临当代性或者当下性的选择。我以为，所谓当代性或者当下性，乃是指任何题材的叙事文本都必须同现存生活在社会生态、审美取向、言说语境上保持承继和观照的内在联系，才足以彰显它的当代美学价值。这是我之所以把故事切入点选在中国社会面临伟大历史转型前夕的初衷。活跃在本书中的男女主人公们，当年走出大学校门、走向社会的时候，与今天许多年轻朋友一样，也不过二十四五岁的年纪。虽然当时复杂而特定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他们特殊的人生境遇——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岁月，并且从登上青春之舟起，就必须承受复杂的、多味的社会目光和压力。从曾经“被隆重命名”到“又被转眼间忽略”（王蒙语），是他们共同的人生遭际。然而，青春对于他们，依然是“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一样地对时代充满着担当，对未来满怀着希望，对爱情充满着浪漫遐想。卢新华、田黎民、冯晓白、林媛媛、王丽萍、程林等这些用热血燃亮生命之火的青春躯体，在尴尬的生存与环境的激烈冲突中，寻找和求证自己在这个拥挤的世界上的位置，演绎出一个个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故事：
曾经相爱的，在风雨旅程中走向情感的两极；
曾经崛起的，在“权力”和金钱的诱惑下走向沉沦；
曾经陌生的，在灵与肉的蒸腾中拥抱在一起；
曾经暗淡的，在血色的早晨走向人格的辉煌。
然而，穿越辉煌与沉沦、悲欢与离合的人生航道，他们在“此在”的生命绽出中，都坚守着我们民族“自强不息”“扶正扬善”的优秀品格、守望着“善与美”的人性本真，满怀对祖国的赤子情怀，在“不甘”和“奋起”中走向“澄明”之境（海德格尔语），以完善人格架构实现了“人”的“诗意栖居”。于是，当这些好男好女们形态各异地走向属于时代也属于自己的人生归宿时，我终于欣慰地发现，其实，他们并未远去，他们的故事与当代读者保持了一种社会学和美学意义上的心率共振，一种生命诗学层面的“通感”：青春！永远属于诗与远方。正如美国文学理论家杰姆逊所说：“所有过去的日子都存活在意识里，仿佛不屑于昨天，而是今天。”
当然，文学的当下性不只是表现在思维层面，更表现在叙事方式的方方面面。我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写作面对的不仅仅是我对往昔岁月的进行咀嚼的同代们，更面对信息时代的读者。因此，尽管在基调上沿着现实主义的基线延展叙事的篇章，然而，对于当代文学思潮的关注、读者心理的熟稔，都使我力求在作品中更贴近当代读者：一是对象征体的意象撷取；二是对现代主义语境的汲取；三是借助于影视表现手法，着意于宏大背景的表现与画面的叠印。所有这些，相信广大读者一俟走近人物命运风景，自然会有不同的审美感受。因为，正如村上春树所说：“小说家的任务并非找到封闭性的答案，而是做好讲故事的人，在故事中搭建更多的可能性，为读者提供一种开放性的、延续性的思想的空间。”
深切地谢谢出版社和编辑老师的辛勤付出。
谨以此书献给当代中国最具特色的大学生群体，这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