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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皓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办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调研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沿线省市在学习领会习总书记指示的同时，已经积极开展落实工作。这是大运河遗产保护的重大利好、重要机遇。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我就大运河的属性、遗产构成、特征以及大运河遗产在当代的新使命谈一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
近二十年来，在国际文化遗产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概念，主要有文化景观、遗产运河、系列遗产、文化线路。在这里，文化景观强调遗产中人类和自然相联系的要素，遗产运河强调作为遗产的运河的技术价值，系列遗产强调不同遗产的同质性，文化线路则强调交通线路的文化交流价值，这表明人们对文化遗产分类更加细密的趋势。
在这些概念中，与中国大运河最为接近的恐怕要属遗产运河和文化线路两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联合编制的《国际运河遗迹名录》中，提出了评价运河遗产的四项标准：（1）是人类创造天才的杰作；（2）在技术价值发展方面有重大影响力；（3）是体现人类历史上重要阶段的建筑或特征的突出实例；（4）与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经济社会发展直接相关。据此，这个文献将中国大运河与法国米迪运河、英国布里基沃特运河等世界上的七条著名运河列入具有重大科技价值的运河，并称这些运河是“最具影响力的水道，更是世界运河史上的里程碑”。从技术角度评价中国大运河当然毫不过分，但是，依据此文献的标准却基本未涉及它在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文化价值。新近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文化线路宪章》在定义文化线路时作了如下表述：“任何交通线路，无论是陆路、水路，还是其他形式，拥有实体界限；以其自身所具有的特定活力和历史功能为特征，以服务于特定的、十分明确的用途；且必须满足以下条件：a．它必须是产生于并反映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以及贯穿重大历史时期的人类、国家、地区甚至大陆之间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多维度的持续的相互交流；b．它也因此必须促进了其所影响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杂交融合，并通过其有形的和无形的遗产反映出来；c．与线路存在相关的文物和历史关系，必须已经构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系统。”中国大运河无疑符合上述的三个基本条件，但其显著的工程和技术价值却无法置于基本条件之中而有别于其他文化线路。
如果我们综合上述两个国际通行的文化遗产的概念，同时吸收其他概念的营养，结合我国实际，对中国大运河遗产似可做出以下表述：它是春秋以降在我国中东部跨越若干流域、沟通南北若干经济文化区域的水路交通大动脉；它是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国家漕运重要经济制度的见证；它是超大型的系统性、综合性、组群性文物；它是具有突出文化价值的遗产运河；它是凸显水利工程和技术价值的文化线路；它是人类和自然的大型联合工程，形成独特的线性文化景观；它具有超强的历史活力和适应性，至今在相当区段还保存着运河的初始功能。
大运河还体现了中国传统水文化的辨证思维。中国传统水利思想的核心价值是 兴利 、 除弊 、 防患 ，三者既关联又矛盾，统筹和平衡其关系，是解决矛盾问题的关键。大运河是实现上述三大价值的工程集合。从大运河工程总体看，防患是基础、除弊是保障、兴利是目的，三者各有其独立的针对性，又有相互依存的关联性。但当平衡被打破，矛盾发生转化，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和历史阶段，三者各自的目标会从局部地位上升为阶段性整体目标。工程目标达成后，三者又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平衡。所以必须经过不断的统筹、平衡，不断地解决矛盾和问题，最终保证兴利目标的实现。保证统筹、平衡的基本条件不仅大量体现在运河工程的技术要素创新，而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非技术要素往往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理解大运河兴衰的钥匙。
中国大运河遗产的构成由其基本属性所决定。如果说大运河属于工程性文化线路性质，那么其工程性是有别于丝绸之路、香料之路、朝圣之路等文化线路的本质的特征。工程哲学认为，工程的本质是人、环境和技术这三大要素的系统集成过程及其产物。技术要素构成了工程的基本内涵，但工程不仅仅是技术的集成，而且受到非技术要素边界条件的制约，产生社会和生态环境影响。由此，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可包括运河工程遗产和由运河工程派生衍生的遗产两大类。
中国大运河是人类农业文明时期最具复杂性、系统性、综合性的超大型水利工程，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错综复杂，对工程的设计者、施工者和管理者的水平要求很高。 大运河技术要素 是指建造大运河并保证其功能发挥的各种技术元素，比如大运河的河道工程、北京人工河湖水系水源工程、汶上南旺运河越岭的分水枢纽工程、淮安清口运河渡黄的运口枢纽工程、淮安高家堰“蓄清敌黄”的大坝关键工程、苏北宿迁淮安段“束水攻沙”以治黄保运的堤防系统工程等，均是按照不同地点、不同针对性、不同需求，集成了规划、设计、施工、更新、改造、材料、工艺、方法诸多技术要素而完成的。枢纽工程和关键工程区段往往都是大运河的工程技术节点，更具有技术价值。大运河的建造和使用，反映了古人利用超大工程创建人工新水系的意识和能力，反映了朝廷实现南粮北运诉求的工程途径。由技术要素集成的人类伟大运河工程，可以说是中国大运河最显著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价值。因大运河工程而保存和流布的工程文件、奏章上谕、专史专志、历史舆图等河工文献，历史长，数量多，构成了中国大运河珍贵而独特的工程技术遗产。
中国大运河建造的 非技术要素 ，在这里是指自然、经济、政治、人文等主客观环境构成的工程边界条件，反映这类要素的遗产往往由此产生，或是为实现大运河工程目标而设置。比如浅铺是专为疏浚运河淤浅的工人——浅夫——提供的驻地，兵堡是维护运河治安的军事设施，河道总督府及其分司是建造、维护、更新、改造运河工程技术设施的管理机构，钞关是专司征收运河过往船只税费的管理机构。属于此类性质的还有仓储管理及其设施、漕船修造工场作坊、漕政管理机构等。大运河上的非技术性遗产与经济、政治、管理发生着直接的联系，人流、物流、信息流集散于此，其所在地往往都是大运河工程造就的文化节点，而这些节点又刺激和促进运河沿线区域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成为催生新文化现象的营养基，因此其历史作用是确定大运河工程文化价值的重要标尺。
大运河工程的 派生衍生遗产 是大运河的产物，与大运河有着必然或者偶然的因果关系。一是因大运河工程而兴盛繁荣的城镇聚落、产业行业；二是因大运河工程而做的祭祀纪念性建筑物、构筑物或组群；三是与大运河工程相关的其他遗存；四是见证由大运河工程引发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五是因大运河工程造就的人工化自然景观（如洪泽湖、北运河和南运河的蜿蜒型河道）、工程化历史地貌（如骆马湖—清口堤坝地貌区）、人文景观。这些遗产不但直接或者间接地见证了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历史，而且有些事物已经长久地影响着运河沿线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还应当注意的是，在总结中国大运河珍贵遗产时，不可仅重视工程成就的方面，对工程致灾的遗存遗迹也应当留意辨识和保存。大运河是历史的产物，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的局限，千多年来历代朝廷坚守大运河漕运的核心目标，因而多次出现物的异化，其结果是某些地方工程性灾害不断。这个历史现象及其所形成的灾害遗产同样值得珍视和总结。如是为之，对当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将会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大运河工程的派生衍生遗产非大运河工程本身，或者不能客观对待其在历史上所反映的利弊得失，而无法科学判断其历史作用和地位。
中国大运河作为人类伟大工程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大运河是综合水科学、水利技术、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的集成性工程。 大运河经由勘查、规划、设计、决策、施工、使用的集成过程，通过经济保障、组织管理、运行制度的集成方式，实现了各种要素的综合配置。大运河漕运、灌溉、排洪等综合功能的实现，取决于上述各种要素配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也可以说，如果缺乏对水规律的认识和相应的水利技术，没有可资利用的自然条件，没有高度集中的封建政权，中国大运河的建造和运行都是无法想象的。中国大运河的兴衰史，就是一部这些要素综合的历史，什么时候政权强大、主客观要素完备且配置合理，大运河就兴盛，反之大运河就衰败。
2．大运河是具有超大时空尺度的连续性工程 。运河是陆上人工建造的以水为介质的交通线路，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运河必然是由连续不断的河道所构成，连续性的中断必然无法实现运河的功能，因此连续的线性是其属性所表现的基本工程特征之一。中国大运河纵贯我国中东部地区，穿越五大流域，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其源甚至应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代，其时间空间尺度之大世所罕见。但是，运河河道很容易混同于自然河流，故往往不能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为了保护大运河遗产，必须认识其人工连续性的重要意义。
3．大运河是适应社会和自然变化而不断进行更新改造的动态性工程 。清代著名水利学家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称：“运道有迹可循，而通变则本乎时势。”不仅如此，可以说动态性是大运河的常态：水系在变，河道在变，水情在变，水工设施在变，治水理念在变，治水方略在变，管理机构在变，运行机制也在变，历代的此类记载比比皆是。大运河遗产不但体现了其变化的常态，而且其历史的真实性、完整性也寓于变化之中。运河的动态性，是自然水系变迁的结果，是灾害预防和应激反应的结果，是技术、材料更新的结果，其变化“本乎时势”。这种符合规律的变化一直延续至今，今后仍将继续存在，只不过在发展变化中，更加尊重历史、更加注重保护历史遗产的观念会越来越深入人心，在进行水利水运工程建设的时候，对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会越来越有成效。
4．大运河是解决水与人、水与水、水与地理环境关联问题的系统性工程 。大运河由水道工程系统、运河水资源调配与控制系统和运输管理系统组成，必须统筹按照水源、引水、排水、蓄水、行运、仓储、防灾减灾等功能建造单元工程，以实现大运河的漕粮转输、商业运输、灌溉、防洪、城市供水等功能目标，因此大运河的确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特征在大运河枢纽工程和关键工程区段体现得尤为显著，如数量众多的梯级船闸工程解决的是通惠河、会通河比降过大问题，南旺济运分水工程解决的是运河山东段水源问题，泇河与中运河开凿工程解决的是运河航道规避黄河之险问题，高家堰洪泽湖大堤和清口的“蓄清刷黄”枢纽工程解决的是黄河在运口淤垫倒灌问题，洪泽湖大堤上的五座减水坝工程和归江水道工程解决的是淮水出路和里下河地区的防灾问题。虽然枢纽工程所解决的问题不同，却都保证了大运河系统功能的实现，其作用并非简单地加和，而是通过大运河工程系统予以放大的。
5．大运河是人类和自然联合的自然系统人工化工程 。大运河的建造者们利用自然江河湖泊水系和地下水资源以及地形地貌，经过人工开凿，构建了新的完整的人工系统，也是大运河完成的自然系统人工化过程。这里既包含工程对自然的依赖，说明自然在大运河工程边界条件中的重要地位；又包含工程对自然的违拗，说明人的主观意志在大运河工程中的根本作用。对自然的过分依赖，大运河工程将无法实现其功能；对自然的过度违拗，大运河工程将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灾害。这也是大运河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
大运河造就的无数珍贵遗产集中反映其历史功能和价值，同时也见证其发生、发展、变迁和兴衰，其线路长、范围广、数量多，除长城之外罕有能与之相比肩者。仅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河道27段总长度就达1011公里，运河水利水运工程遗存、附属和相关遗存58处；运河沿线城市就有23座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各级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和文物保护单位则更多；大运河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陆续列入我国各级非遗名录。从大运河本体保存形式看，济宁以南一千多公里长的在用河道依然保留着大运河初始的航运功能，成为我国年运量达五亿吨的黄金水道，这在世界运河发展史上也堪称奇迹。根据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国大约还保存着五百多条运河，而80％以上均已废弃或改作其他用途，像我国大运河这样开凿时间如此久远，还能保留如此长度的通航功能的运河，仅此一条。除在用航道外，还有基本干涸的故道、淹埋于田野和叠压于城镇的遗址，是大运河及相关水系历史变迁的实物证据，经过考古发掘还会有更多重要文物遗存面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运河文化带也是大运河文化遗产带，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基本依据和须臾不可离开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的原则必将贯穿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全过程。
习总书记要求统筹做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这是一篇大文章。我认为还是要从解决三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入手。对大运河文化遗产完整全面的保护是基础，传承是终极目标，适度合理的利用是有效途径。十多年来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是国家对此三者实施的一次重要统筹，效果很好。但从整体和长期的角度看，申遗还留下不少遗憾。比如法律法规体系很不健全，还有很多重要遗产地尚未进入名录而未得到应有的保护，不少遗产的生态环境修复和治理并不彻底，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和阐释系统尚未建立，遗产地环境监测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尚需提高，社会和当地社区参与保护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保护、传承、利用的有效途径还在探索等。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大运河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体现。习总书记关于统筹的要求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方法，我们要认真理解和贯彻。
大运河是基于运河水利水运工程形成的伟大的文明之河，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综合发展带，是人类史上独特的现象和景观。其价值应该建立在文明概念和广义文化概念之上，边界绝非狭义文化概念所能够涵盖。概念革命往往会使人们的思路进入新境界。
其历史功能和价值至少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1）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的经济保障带；
（2）保证大运河通畅的工程技术带；
（3）从古代漕运发展为现代航运的内河运输带；
（4）由大运河贯通的城乡经济带；
（5）中国东部最重要的财富聚集带；
（6）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的新业态生长带；
（7）由大运河及相关河流湖泊发育的生态、环境、景观带；
（8）沿大运河形成的社会文化交流带；
（9）深植于沿运河群众中的感情心理纽带。
大运河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成果，还必将深刻地影响当今和未来的中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谈到落实十九大精神时特别强调，要注意整体性、关联性和协同性，要建立科学的协同机制。这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和科学的思想方法。笔者认为，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发挥大运河的作用，赋予并实现其新的使命和功能，为大运河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是大运河文化遗产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1．要发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利用已经形成的沿运河城市带，承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巨大辐射，联系多个重大经济区的共同发展；利用运河城市带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利用沿运河城乡发展的历史传统和区位优势，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先发展战略。从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大运河沿线的城市间平衡、城乡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生态环境与城乡发展的平衡、社会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平衡。
2．要发挥大运河文化带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大运河是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历史成果，是在沿线农业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粮、棉、桑、果、茶、鱼、麻、蔬等传统农业是其重要特色和支撑。在保护好传统农业地区特色的基础上，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共同进步，推广集约化、精细化、绿色化、规模化经营，用最优质的产品引领市场、满足消费，培育东部发达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新型农民，通过沿运河的农业产业振兴，在东部地区率先实现乡村振兴。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一场巨大变革，其目标是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从“自然经济型向市场经济型转变”，“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温饱生存型向富裕发展型转变”，“封闭保守型向开放外向型转变”，“资源掠夺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他组织型向自组织型转变”，“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转变”。保护传统村落必须适应上述一个根本目标和七大基本转变，这是保护传统村落的全局性背景。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必须将大运河传统村落保护规划自觉纳入当地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发展规划，从单纯强调“物”的保护规划，改变为既保护“物”、又关心“人”、同时重视村社“根脉”保护与发展的规划，成为兼顾保护与发展、兼顾多种业态、尊重当地农民主体地位的综合性规划。就传统村落和片区的保护而言，我们态度是，“消极”比“积极”重要，“尊重”比“领导”重要，“多样”比“单一”重要，“服务”比“指令”重要。让这“四个重要”形成共识，成为保护大运河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新乡约。
保护传统村落，必须把握农村和城市传统的区别。中国农村，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因时而作的时序性、聚族而居的族序性，形成稳定、自足、平和的基本形态，应认真挖掘其对当代的价值，赋予新的生命，加以弘扬；城市因市而作的市场性、聚业而居的业态性，形成变动、逐利、竞争的基本形态，应当力戒其在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中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保护传统村落，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尊重传统业态，并为其注入活力。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大运河沿线的乡村建设当以家园建设为重心，而不是以景点景区建设为目标，我们的乡村首先是让人生产生活的，而并非主要是让人来看的。家园有说不尽的历史记忆，有深沉的精神寄托，有切割不断的情感纽带，这才是美丽乡村的精神意义。
3．要发挥大运河文化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 ，建设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共生共存、同步优化的最有特色的环境形态。
自然生态是人类生存的必备条件，文化生态是人类发展的基础条件，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形态，其差异性也决定了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展模式的区别。大运河的发生、发展是典型的历史案例。关于大运河，以往我们强调其文化属性较多，而对其自然生态属性则时有忽略，这里做一些强调。
与大运河水系相关联的自然河流共三百多条，湖泊多处，在长江以北由黄河和运河工程形成发育的湖泊有邵伯湖、高邮湖、宝应湖、洪泽湖、骆马湖、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等，这些河流湖泊对淮海平原、鲁西南乃至华北的生态发育和涵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运河是人工水道，不但需要依靠其他水源的补给，还需要人工湖泊（史称“水柜”）的调节，自净能力很弱。从历史上看，其水生环境就较为脆弱，极易遭到破坏。据此，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有必要实行生态优先和大运河保护与生态保护修复相结合的方针。具体做法建议如下：将与大运河相关文物保护和生态环境区域纳入国家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定位，明确其文物保护和生态维护的功能要求，严格控制开发建设强度。划定运河遗产本体保护、建设控制、生态维护三重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功能区域，明确保护范围、职责、标准和目标。对文物保护和生态保护修复要求特别高且相应极为脆弱的区域，确定为禁止开发区加以维护。在限制开发的区域，只允许建设与大运河遗产、生态环境无害的工程项目。赋予当地社区和居民一定的文物保护和生态维护的责任，国家给予适当补贴和补偿，纳入中央转移支付的大盘子。在大运河水系全面消灭五类水，对通航运河实行三类水达标，纳入各级河长湖长责任制。对不通航河道，经过可行性论证，利用南水北调和其他水源补给，实行全面通水，既对古代河道和水工设施实行通水保护，又对已断流的运河水系加以修复，并以此为杠杆，撬动华北水生态修复的千年大计。如能实施，不但大运河的生命得以延续，而且其必将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作出更大的历史新贡献。
大运河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它产生于一个对水有着极大需求的国度，它产生于一个对水有着独到理解的国度，它产生于一个有能力处理水资源复杂问题的国度，它是中国人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大运河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成果，还必将深刻地影响当今和未来的中国。中国发展总体布局能够且必将赋予大运河以新功能和新使命，大运河文化将由此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