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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光前
摘 要： 中国道路是开放的人类文明发展新路，它传承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在厚重的中华文明史中，绵延不绝、仍流淌不止的中国大运河抒写了浓墨重彩、绚丽辉煌的篇章。作为世界上开凿最早、流程最长、规模最大的河道，它是中华儿女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体现。大运河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承载中国两千多年历史演进的一条道路，它纵贯中华南北，接引五大水系，汇聚八方文化，是联通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心的动脉。大运河已经以独具中国特色的“活态遗产”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其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将成为当代中国道路的文化滋养。
关键词： 中国大运河；古代动脉；中国道路；世界遗产
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类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道路自信，沿着中国道路前进永不动摇。中国道路是开放的人类文明发展新路，它传承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在厚重的中华文明史中，绵延不绝、仍流淌不止的中国大运河抒写了浓墨重彩、绚丽辉煌的篇章。作为世界上开凿最早、流程最长、规模最大的河道，它是中华儿女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体现。大运河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承载中国两千多年历史演进的一条道路，它纵贯中华南北，接引五大水系，汇聚八方文化，是联通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心的动脉。如今，它已被联合国正式确认为世界遗产。它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文明的鸿篇巨制、耀眼瑰宝！运河文化聚集了中华文化的底气与志气，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华文化积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
相契合。2017年6月，习总书记站在传承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高度明确批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总书记的批示为中国大运河这一宝贵世界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本文旨在通过挖掘中国大运河流变的历史文脉，理解中国文化源流的底蕴；通过阐释中国大运河担当的历史重任，领悟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通过揭示中国大运河作为人类遗产的价值，使人们能以更坚定的信念、坚实的步伐，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文明的初兴皆与河流相关，四大文明古国的发端均在一定的河流领域范围之间，尽管有观点认为河流之外同样也有孕育文明的可能性，如游牧文明在草原的生长、发育和壮大，但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中，河流与文明的关系肯定是无法分割的。黄河被喻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炎黄子孙得黄河之水的滋润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农耕时代任何硕果的积累都离不开水的浇灌，所以河流的意义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主要体现为其灌溉的价值。
自然的河道按其自然的本性由高到低顺势而流，人类的智慧却发现因势利导利用能够减轻人的负载，河流的意义在载覆之间逐渐得到了升华，河流的功能从用水灌溉扩展开来，治河用水成为先民农耕之后的要务，大禹、泰伯、李冰等皆为中国历史上的治水精英，中国大运河则是治水之道的伟大成果。
对中国大运河的理解，人们通常意义上是从直观的感觉上认为它就是自然河流与人工河道混合而成的，是一项水利工程。但是，理解不只是了解、认识、知道、晓得，不是一种直观感觉。理解是深刻体验之后与客体的融通，是设身处地，是你我相生，知其从何而来、到何处去，是意义的确认与延展，是与客体的“视界融合”。考察运河的发生及其演变的过程可知，夫差开邗沟是为其北上称霸诸侯调兵遣将之利；隋炀帝凿通济渠和永济渠，一方面是为了使江淮的粮食源源不断运往京师，另一方面是为征服高丽作准备；而元代忽必烈命郭守敬截弯取直贯通京杭大运河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江南丰盛的物产更便捷地运往大都。综合大运河在中国历史千百年演进过程中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认为，大运河的本质就是中华民族的动脉，是古代中国道路的主干所在，它所呈现出来的“道”的意义要甚于其“河”本身的价值。
在历史研究中，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文本等经常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而对于道路在历史展开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相对而言，得到的关注比较少。这是一个遗憾。许倬云先生曾经提到，“中国文明的特质中若由古代算起，当以筑城与筑道路最为大家所忽视”，然而，在“《国语》中讨论一个封国的政治是否良好，君臣是否称职，也可由道路的维修情形加以判断”。
有意思的是，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非常用心的要务就是筑路修道，试图通过道路的通达巩固一统江山的大业；而唐宋时期行政区划的名称通常是以道或者路来设置的，比如唐太宗将天下分为江南道、河西道等十道，宋朝初年设置有京东、河北、河东、陕西、荆湖南、荆湖北、两浙、西川、峡西等十五路。可见，道路的意义同样是我们了解古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路径。当然，古代无数纵横交错的大道小路可能隐没在时间的流逝、自然的风尘里，但它们却是我们理解历史无法忽视的。
无论是从具象还是抽象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历史中，很难找到一条能够与大运河作用相匹敌的“道”。虽然在中国古代存在过的道路可以说是星罗棋布，但是却没有任何一条道能够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前述黄河流域的浇灌创造了华夏文明的根基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其功能的发挥更多是体现在“河”而非“道”的意义上，而且黄河的价值实现在时间节点上主要发生在隋唐以前，在空间上是自西向东相对固定的自然流域范围内。大运河是个例外，大运河是集中华民族的辛劳智慧和伟大创造力的工程，它是一根具有明显的方向性标志的轴线，我们在其变化过程中能够清晰地看到，随着运河位置的方向移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也在发生变化。在隋炀帝贯通大运河之前，中国政治经济的重心基本上是顺着黄河流域呈东西走向的，隋炀帝开凿通济渠与江南运河连接，隋唐乃至宋代，中国经济政治的中心逐渐发生着西北——东南方向的偏移，而到了元朝，随着郭守敬对大运河截弯取直，“中国的战略轴线从东西向完全转换为南北向……这条大运河是南方资源滋养北方的生命线”
。很显然，无论是自然河道如黄河、长江，还是人工道路如茶马古道，都没有能够像运河这样深刻影响到中国历史的变化。不仅如此，纵贯南北的大运河由于连通了五大水系，并与其他的陆路相接，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状道路结构。大运河作为中国历史变迁的大动脉，它改变的不仅是运河沿线的自然生态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它借助“水”的力量，默默地担当了一种社会变革和国家兴盛助动器的作用，这由下述大运河的价值与担当，可以清晰得到证明。所以我们只有从“道路”的意义上认识大运河，才能真正地理解它。
若从夫差为了与诸侯争霸开凿邗沟说起，运河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运河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延展过程，大运河的河道、水情、水工设施、治水方略、运行机制等都在不断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运河作为道路的本质始终未变。直到今天，运河河道上依然船行不止，物运繁忙。诚然，运河的运力在当代已经无法与现代化的铁路、高速公路、航空、海运相比较，就道路的实用价值而言，运河的地位被取代早已是既定事实，但是它曾经在中国历史变迁中的担当却是不可抹杀的。大运河的研究者都认为，运河的漕运功能是无与伦比的。“漕运线就是生命线”，这是自从秦汉有漕运开始，特别是隋唐之后历代王朝统治者的共同认知。漕运是大运河实在的担当，不过，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舟船载着源源不断的物流与人流，又实实在在地开辟出了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一系列新路，中国古代城市的发生发展、不同文化的交流相融、社会形态的变迁转型等都深深地留下了运河流淌过后的印迹。
1．城市兴盛之路
大运河的贯通缔造了无数运河城镇生命的新生。刘士林先生曾言，运河城市与运河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
，他在《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中以从南到北一共18个城市为叙事对象，得出结论，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城市如果离开了大运河就难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市。北京、通州、天津、沧州、德州、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等等，都是因为得到运河的恩泽而成繁华之城。天津的形成是最典型的个案。在宋、辽对峙时期，天津还不过是一个屯兵驻军的“寨”，即所谓的直沽寨，但在金兵灭宋败辽迁都燕京（中都）之后，运河漕运成了金代统治者缓解北方粮食紧张的通途，而直沽寨正好“地当九州津安，路通七省舟车”，是漕运中转的必经之地，所以极速膨胀的漕运规模促使直沽寨从一个军事性的“寨”逐渐向一个商业性的城市转变；到元代运河截弯取直，作为咽喉要道的天津实现了由“寨”向“城”的扩张；明代朱棣登上皇位不久即下令在运河与海河之间的三角地带按算盘格局筑天津城，从而有了今天我们所见天津城市的基本形态。
先秦时期，蛮荒时代的江南在广袤的区域范围内林茂苇密、沼泽遍野、百姓贫弱。即使到了两汉时期，江南还是城镇稀落，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言，“江南卑湿……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溽。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依然是黄河流域两岸的长安、洛阳等地。但是随着运河的开凿贯通，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运河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扬州因运河而成就了经久不衰的繁华，“春风十里扬州路”，扬州一举拥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其运河码头成了“万商之渊”。而“人间天堂”——苏州因运河通达，所到之处皆可见“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道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至于众多的小镇集市，如瓜州镇（属扬州）、枫桥镇（属苏州）、奔牛镇（属常州）、平望镇（属吴江）等等，皆因其枕河而建，因河而生，随之商业繁茂，客商云集而兴旺发达。大运河创造了众多繁华市镇崛起于运河之畔、荒野之中的神奇，构成了城镇发展的生命线，成就了众多城市生命的辉煌和荣光。可以说，因为大运河水道的开凿，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济带和城市群因此产生。正是运河城市群的兴起，中国的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逐渐发生了变化与更新。
2．文化交融之路
从文化昌盛的意义上看，我们可以对孕育了夏商至秦汉时期文化繁荣的黄河流域恩宠有加，但对于培育了唐宋乃至明清时期文化昌盛的大运河却不可置若罔闻。大运河的开凿和贯通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文化形态，改变了中国文化延展的空间，从而使整个华夏文化呈现出多元、丰富、混杂、交融的格局，南北文化、东西文化等在大运河的流波中聚汇融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首先，大运河孕育、滋养了文化的新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墨是影响巨大的文化道统，而这三家创始者的活动轨迹都可以在运河流域范围追寻，儒家的孔子、道家的老子、墨家的墨子，他们的活动空间起初主要就在后来与运河贯通相关联的鸿沟、荷水流域，而后流布全国，影响后世。若以文学而论，在运河沿线产生的经典名篇则是不胜枚举，四大名著中的三部与运河有关，《西游记》的作者是淮安人氏吴承恩；《水浒传》说的是山东的水泊梁山，但故事的展开却离不开运河两岸；《红楼梦》起始是在天堂之家——苏州的阊门，终结则在江南富庶之地常州的毗陵驿。至于唐诗宋词中的大家名流，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王安石等等，皆在运河的流波中感怀思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李白《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杜甫《柴门》），“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白居易《长相思》）……在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疏浚过程中，建设者还创造和发明了众多水利技术，建设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水利工程，如淮安的清口闸、济宁的南旺水利枢纽等。运河文化是一个系统，它们以物态的（如桥、闸、坝、粮仓、码头、会馆等）、制度的（如河道管理制度、漕粮赋税制度等）、行为的（如民俗风情、饮食服饰、宗教信仰等）、精神的（如以小说、诗词、戏剧、书画等反映出的价值观、审美观、思维方式）等诸种形态表现出来，繁衍出了具有独特魅力的“大运河文化”，这一切都是历史文化遗产中的无价之宝。
其次，大运河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秦汉天下归一，汉代董仲舒曾试图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谋治国方略，但是南北文化的分殊还是明显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的差异造就的地域上“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的文化个性，由于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往往很难相互交流。而运河的贯通则改变了地域文化封闭的格局，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丰富。一方面，从本土文化来看，中原文化、北方文化、齐鲁文化、江南文化、荆楚文化乃至巴蜀文化和岭南文化等都随大运河的流波在不断地交融，政治经济、伦理教化、文学艺术、工匠技能、习俗民风等通过运河吸纳整合，争鸣激荡，又传布四方，从而使整个中华文化呈现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无穷魅力。如唐代思想家韩愈与李翱的相识是在运河城市汴州，他们共倡儒学复兴之道，彼时的儒学经典《经典释义》《五经正义》是通过运河流传全国的。又如，唐诗宋词若没有运河的通达，要让如此众多的诗文传留下来并非易事。另一方面，从与异域文化的关系来看，大运河连接着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异域文化与华夏文明的交流有了方便之途。唐朝是真正发挥大运河作用的第一个皇朝，当时国门四开，唐王朝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外来文化，常有阿拉伯帝国、波斯、日本、天竺等国的船队在运河穿梭，他国的宗教、语言、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医学算学、礼仪装饰等在盛唐气象的繁华中得到传播，而中国的印刷术、造纸技术、纺织技术、制陶技术等也因此传播到异域他国。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鉴真大师、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利玛窦等著名的代表人物都在运河逝水流波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和丰厚的遗产。不同文化在运河流域的交互影响呈现了东西方文明各自的魅力，进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3．社会转型之路
从宏观的时空尺度上看，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大多数耕耘在土地上的农民习惯于“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的恒常而封闭的生活。大运河最大的特点就是“流通”，“通”则促成了变化，带来了开放、碰撞、交流。因此，自隋唐运河贯通，随着沿运河经济带与城市群的形成，中国古代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态、封闭的农耕经济生产方式、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依附在土地上从一而终（生于斯而终于斯）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人口由乡村向城镇聚集
在古代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通常与战乱和自然灾害有关，比如西晋时期的“永嘉丧乱”和唐代的安史之乱等都曾经引发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显然，这对于离开家园的人群而言是一种被迫的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苦不堪言。但是，大运河贯通后，随着运河沿岸城市群的逐渐形成，人口开始以自发的自组织形态由乡村向运河沿途相对发达的地区迁移。据载，唐代“天宝元年（742）全国共计852．5万余户，其中河北占148．7万余户，河南占183．6万余户，河北、河南共计332．4万余户，占全国户数的39％……反映了当时我国农业生产最富庶的地区是黄河中下游的河北、河南一带，也正是通济桥、永济渠等运河区域”
。如果说隋唐时期向运河流域转移的人口主体还主要是从事耕作的农业人口，那么，随着运河城镇的兴起，手工业和商贸的日益发达，迁移的人口在城镇逐渐适应社会的需要以新的身份和角色定居下来，商人、手工业者、雇工的涌入使运河城市的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如隋代开始建制的杭州，人口只有1．5万户，唐代也不过3万多户，而到了南宋时期，仅杭州城区的人口就由南宋初年的14万余到中期增加为40多万，杭州辖区的人口则有上百万，以至从西湖东望，但见“居民屋宇高森，接栋连欃，寸尺无空，巷陌雍塞”（《梦梁录》）。大量人口的迁入固然有南宋建都杭州的政治因素，但是若非大运河的通达，也很难成就当时杭州的繁华。另外一个特别的实例是山东的临清，在元代以前，有关临清的重大事件史书记载寥寥，但是运河取直通北京，使其成为“南北之要冲，京师之门户”，一个新生的商业繁华城市和运输中心迅速崛起，其人口数量急剧膨胀，到明代，“总计临清城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
。由于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明清时期曾有百万人口的城市除京城之外，天津、杭州、苏州、临清等城都在其中。可见，大运河对人口聚集所产生了重大影响。
（2）产业结构逐渐呈现多样化
历史上的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耕社会，农业经济是支撑国家政权延续的根本，“重农轻商”在维护专制政体的过程中成了一种传统，从而遏制了商品流通和市民社会的形成。随着大运河的贯通，这种状态逐渐发生了变化。隋唐之时，农业的商品化开始出现端倪，唐代宗时刘晏执掌转运，搜择能吏以主其事，“岁运米数千万石”，这其中固然官运漕粮居多，但亦不乏商贾参与其中，因为除粮之外，果、茶、桑、棉等农产品是可以由商家运营的。乃至两宋时期，粮食的贩运空前繁荣，南宋叶适曾说：“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大商则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舰而同营，展转贩粜，以规厚利。”
商品化农业的出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分化，单一粮食生产的方式被突破，为满足市场需求，也为获取更大利益，出现了粮、棉、桑、果等不同门类的生产专业户，农业生产的结构性调整因此显现。
不仅是农业，运河城镇的兴起引发的商贸发达还极大地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使行业分工日益精细化。汉代《史记·货殖列传》曾计手工行业有13大类，而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后，隋代东都的行业有一百二十行，唐代则发展为二百二十行，到了宋代，仅杭州城内就有四百一十四行。
由此可见行业发展之迅猛。这其中交织着官府和民间兴办的手工业厂坊，包含了满足政府与民生不同需要的各行各业，纺织、陶瓷、造船、冶金、印刷、漆器、酿酒、煮盐、军工等等，凡此种种，都能沿运河河道营运到各地，由此带动产业结构的变化，这为明末清初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奠定了基础。
（3）社会群体趋向复杂多元化
产业结构的变化自然要引发社会群体的改变，以农民为主体的单一社会组织结构在运河流域逐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隋唐时期曾经实行市坊制，不同行业的人群聚集在不同区域，如洛阳有三市，仅南市就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这说明随着商贸的发达，社会群体已经开始分化。到明清时期，分化的趋势在运河沿途的城镇更为明显，永乐年间，仅南京迁往北京的民匠就有27000户，因行业的划分日益精细，职业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大多数人不再依附土地生存，而且不同行业的人群开始建立自己的行业组织（行帮、会馆、会所等），制定行业规范、技术标准、伦理准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流动的运河所带来的特色效应，分化的社会群落也逐渐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四民同道而异业”（王阳明）的思想被理解接受，“以贾代耕、弃儒从商”的风气也日渐形成
，中国古代社会群落由单一形态向复杂结构的变革已显端倪。
世人没有料到，一条对中国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河道，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大运河，其成为世界遗产的道路却并非一帆风顺。我们知道，万里长城是中国被联合国最早确认的世界遗产，而与之相比，同样对中华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大运河成为世界遗产却迟到了近27年。
个中原因非常复杂，归结而言大致有三：其一，世界遗产采用西方标准。197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并颁发的《保护普世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各国将超过本国国宝价值的、优秀或者特殊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推荐为世界遗产登录名册，并依靠国际间协助加以保护，永远传递下去。《公约》中关于“超过本国国宝价值”的表述是其核心概念，实质就是在《公约》标准设定的条款中一直出现的“普世价值”或“普遍价值”。诸如文物、建筑群、遗址要成为世界遗产，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必须具备“突出、普遍价值”的条件。西方“普世价值”的观念限制了运河遗产申报的展开。其二，对大运河价值缺乏正确的认知，没有足够的文化自信。20多年前我国申报长城等第一批世界遗产时，有专家就提出了“大运河申遗”的建议，但当时一些观点认为世界遗产应该是具体的历史文物，而“文物是固定的，运河是流动的”，因此大运河不适合申报世界遗产。其三，长期忽视对大运河遗产的保护。近代以来，大运河的功能在逐渐被新的运输方式替代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淡忘甚至漠视它的存在，在开启大运河申遗之路时，我们发现，运河流域有的河段已干枯，有的被填埋，有的被污染，有的甚至找不到踪迹，那些标识运河繁荣的桥、闸、坝、粮仓、码头等也所剩无几，并且是破败不堪。这意味着大运河的申遗之路必定是艰难复杂的。
“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京杭大运河的价值和风貌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流。”这是2005年著名学者郑孝燮、罗哲文和工艺大师朱炳仁以“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为题，联名致信18个运河城市的市长所表达的一种信念。2006年3月，58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提交《应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启动申遗工作》的提案，呼吁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12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将原先榜上无名的京杭大运河列在首位。这标志着大运河申遗开启了它迟到的征程。而实际的申遗进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大运河本身是极具历史沧桑感的系统而复杂的线性工程，申遗工作牵涉到沿线八省市以及十多个政府职能管理部门，这必须在观念、组织、宣传、整治、实施等各方面协调统一才能有序推进。所以，在2008年，“京杭大运河申遗”改称为“中国大运河申遗”，同时组织包括文物、历史、遗产保护、水利、交通、规划等方面的专家对大运河进行充分的考察、研究、论证。在对大运河的现状、遗产核心价值、申遗技术路线、保护管理等有了清晰的评估之后，2012年，决策者制定了“整体保护、点段申遗”的策略，最为重要的是经过艰难探索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运河申遗之路，明确“活态遗产”是中国大运河申遗的题中之要。最终，举运河儿女和政府、社会各界之合力，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大运河申遗的过程是确立申遗“中国特色”“中国道路”的理性选择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一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这是对大运河文化的高度评价。中国大运河作为仍然在使用的历史遗产，其“活态”的特征正是其成为世界遗产的最鲜明特色。因此，我们理应在尊重并认真研究世界遗产组织制定的有关标准和工作规则的前提下，阐明中国大运河申遗的基本立场。在2012年扬州世界运河大会上，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中国的申遗观，“通过申遗，借鉴世界遗产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成熟的管理体系，建立符合大运河遗产特性的保护利用长效机制，实现大运河的可持续发展。申遗是过程，保护才是目的”。鉴于中国大运河直至今日仍在连续使用和不断演变，因此把“中国大运河”界定为“活态遗产”。这表明，中国人民在保护属于人类的共同遗产问题上是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同时也说明我们不是简单地仰望固化的西方标准，而是能够真切地俯视脚下广袤绵延的大地，开始深入挖掘、细心整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文化根系，探索我们赖以前行的文化路线。实际上，作为不同于静态的历史遗存和文物的“活态遗产”，大运河是人类智慧创造性的伟大成果，反映了历史变化的态势，其“活态”特征说明它持续地发挥为人类服务的功能，这恰恰证明了中国对保护世界遗产实现其普世价值所作的巨大贡献。
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是当代中国引起社会各界共鸣的话题，而要达成全民的共识则需要我们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的理解。有众多学者感叹当代中国存在严峻的“文化失忆”现象，急盼以各种方式唤醒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其实，对传统文化的淡然与其说是“失忆”，倒不如说是“失联”，因为曾经发生过“打倒”“砸烂”“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时代，文化虚无主义让我们迷失了方向，无数可以联结文化根脉、文化家园的纽带毁于无形，人们本就没有对传统的感知，又何谈记忆？
所幸，长城依存，运河还在，有人将它们比喻为象征中华文明的双子星座
，也有人将它们理解为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阴阳两极，“一阴一阳谓之道”，有道乃生。生生不息，恰恰是大运河文化的根本精神。大运河自开凿之始到南北贯通，始终对中华大地上的自然生命、城市生命和文化生命的衍生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样貌呈现出“生生不息”的过程
。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这是它本来应有的荣耀，更预示着中国大运河的新生。大运河还存有千百年来中国历史变迁的肌理，也发散出中国文化演化的信息，是沟通历史、当下与未来的纽带。“运河是流动的文化”，它所承载的实用功能因现代交通的发达与快捷正在逐渐淡去，但是运河的水波，运河的码头纤道、古桥闸口、堤坝石阶，岸边的庙宇会馆、塔楼砖瓦，等等，都有说不完的故事与传说。行走运河，可激发跨越时空的想象，也能滋润文化家园的根苗。中国道路的根本在于“中国特色”，大运河作为独具特色的衔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文化通道，理所当然，我们必须“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