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晋南朝前后的侨置政区

论侨置者，每举东晋为侨置制度的开始。如顾颉刚、史念海在《中国疆域沿革史》第十五章第二节中指出：“元帝太兴三年以琅邪国过江人民侨立怀德县于建康，是盖此种制度之滥觞也”；王仲犖《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五章第二节则详述经过云：

在元帝司马睿南迁时，琅邪人民随司马睿过江者一千多家，元帝在太兴三年（公元三二〇年），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邪侨民。成帝司马衍咸康元年（公元三三五年），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六十里）境内侨立琅邪郡，为了和北方的琅邪郡区别起见，称为南琅邪郡。北方的琅邪郡有临沂县（琅邪王氏就是这一县的人），于是南琅邪郡领邑下也侨立临沂县（在江乘界内），这可以算是侨郡县的创始。

今按怀德县侨名新创，算不上典型的侨县，其侨立时间也可能后于琅邪郡及费县； 又琅邪郡起初侨立时，寄在丹阳，并没有实土，也未改称南琅邪郡。而更加重要的是，侨置的渊源其实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今略举读书所及诸例证如下：

1．《汉书·高帝纪》高祖十一年：“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东汉应劭曰：“太上皇思土欲归丰，高祖乃更筑城寺市里如丰县，号曰新丰，徙丰民以充实之。”又《史记·高帝本纪》高祖十年：“太上皇崩栎阳宫。……更命郦邑曰新丰。”按丰县，治今江苏丰县；高祖七年（前200年）于郦邑（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东北）建城，城社、街庭、居家并仿丰县，并“徙诸故人实之”。 高祖十年太上皇逝后，“更命郦邑曰新丰”，新丰即略具侨县性质。当然，这种情形是个别的，并且也非失土寄寓。

2．失土寄寓如东汉之玄菟郡及所领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三县。《汉书·地理志》有玄菟郡，领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三县；《续汉书·郡国志》玄菟郡则领高句丽、西盖马、上殷台以及“故属辽东”的高显、候城、辽阳凡六县。据周振鹤的考证，《续汉书·郡国志》玄菟郡本是《汉书·地理志》玄菟郡的侨置。简言之，原处辽东塞外的《汉书·地理志》玄菟郡，因受逐渐兴盛起来的高句丽族的威胁，迁徙至辽东郡境内，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三县也随之内迁；及“安帝即位之年，分三县来属”。 按分“故属辽东”的高显等三县来属之前即东汉安帝即位（107年）之前，玄菟郡及所领高句丽、西盖马、上殷台三县应该是失土寄寓在辽东郡境内，及分高显等三县来属，玄菟郡便是以辽东郡北部地作为自己的辖地，也就是有了实土。而无论是失土寄寓还是有了实土，此玄菟郡及所领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三县，都与《汉书·地理志》玄菟郡及所领同名三县在地域上毫无关系，“是名副其实的侨置郡县了”，周振鹤甚至称此玄菟郡“事实上是我国最早的侨置郡”。 此玄菟郡是否“我国最早的侨置郡”，笔者不敢肯定，但周振鹤判断此玄菟郡是侨郡，应是没有疑义的。

3．东汉安帝时代，侨置郡县更多了起来。如据《后汉书·西羌传》及《后汉书》相关帝纪：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因羌乱，“徙金城郡居（陇西郡）襄武”；五年，“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郡）徙襄武，安定（郡）徙（右扶风）美阳，北地（郡）徙（左冯翊）池阳，上郡徙（左冯翊）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及至羌乱暂平，诸郡还旧，“徙者各归旧县”。 后来羌乱又起，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上郡居（左冯翊）夏阳”，六年“复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按西河诸郡之人，杂寓关右之县，乃于关右寄寓金城、安定、北地、上郡等郡，此即侨郡。

4．又据《晋书·地理志》并州及《宋书·州郡志》荆州刺史新兴太守：汉灵帝末，羌胡（匈奴）大扰，并州所领“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除上郡废弃外，其余四郡各侨立于塞下；及建安二十年（215年），又省云中侨郡为云中县（旧云中郡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今治山西原平市西），省定襄侨郡（旧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县南）立定襄县（治今山西定襄县），省五原侨郡为九原县（旧五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今治山西忻州市），省朔方侨郡（旧治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为广牧县（旧朔方郡领县，治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今治山西寿阳县西北），合四县置新兴郡，治九原。“魏黄初元年，复置并州，自陉岭以北并弃之，至晋因而不改”，新兴郡属并州。至于上郡，“西晋末复立，并寄治三辅也” 。

5．东汉中期以后，随着羌胡动乱、失地增多，颇多郡县内迁侨置，由上举例可见大概。今就侨县再举几例。如《宋书·傅弘之传》：“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阳人。傅氏旧属灵州。汉末郡境为虏所侵，失土寄寓冯翊，置泥阳、富平二县，灵州废不立，故傅氏悉属泥阳。晋武帝太康三年，复立灵州县。傅氏还属灵州。”考《续汉书·郡国志》凉州北地郡治富平（今宁夏吴忠市西南），领泥阳（治今甘肃宁县东南）、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市北）等六县；东汉末年地入羌胡，北地郡及富平、泥阳遂寄治雍州冯翊郡界。及魏，又割冯翊郡祋祤县（治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东）为北地郡及富平、泥阳二县实土，而祋祤废。据《晋书·地理志》，西晋雍州北地郡领泥阳（治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东南）、富平（治今陕西富平县西南）二县。类此者尚有，如阴槃县，西汉置，治今陕西长武县西北，属凉州安定郡；东汉灵帝末，失土寄理雍州京兆郡新丰县（治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东北），渐成实土，而新丰徙治故城东二十里冷川河侧。

按以上数例特别是失土寄寓的侨置郡县，与东晋南朝侨置郡县比较，只存在着规模大小与数量多寡之别。而综以观之，若谓侨置政区至迟滥觞于东汉安帝永初（107—113年）前后，当无不可。

又言侨置者，每以隋灭陈为侨置制度的结束，如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第十五章第二节称：“自东晋开侨州、郡、县制度之端，宋、齐、梁、陈诸代皆承其陋习，陈陈相因，此制殆与南北朝共长久。”其实，虽然普遍而大规模的侨置风气确实迄隋灭陈而尽，后世行用侨置之法者仍然于史有徵：

1．以唐为例，即有较多从边区内迁、侨寄在缘边正州正县界内的羁縻都督府、州、县，所谓“唐自武德初元，招致蕃部，助我兵威。太宗御宇，混一夷夏，役属族帐，建置州县，……贡赋所籍，不上户部；都督刺史，授之渠帅。……景云、开元，归附日众，毡裘之长，毳幕之伦，混迹城野，逼处阡陌，政令皆所素习，山川莫之间阻。……考其割隶州县，均无土地” 。“均无土地”正是侨置的基本特征。据旧、新《唐书·地理志》及《太平寰宇记》等考之，当时若静边州都督府及诺州、祐州、德归、廓川、归定一类以蕃胡所置侨都督府、州、县，合有上百个，寄在北方边境如灵州、庆州、凉州、幽州诸州及宁朔、朔方、回乐、温池、怀安、良乡、潞县、范阳、昌平、蓟县、安次诸县境内；安史乱后渐废。 按此种侨都督府、州、县，虽与东晋南朝意在表示正统的侨州郡县性质不同，但同为侨置则一也。

2．复以南唐为例，保大末年，因为江北的和州陷于周，所以在江南的当涂（今安徽当涂县）置新和州，即《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二〇太平府所谓“侨置新和州”也。

3．再以辽为例，设有侨县。《辽史·地理志》涿州归义县：“民居在巨马河南，侨治新城。户四千”；易州容城县：“户民皆居巨马河南，侨治涿州新城县。户五千。”按巨马河是宋辽界河，河以南有宋雄州归义县（太平兴国后避讳改归信县）、容城县，辽为了表示疆域至巨马河南，故侨置与宋同名的两县于新城县（治今河北高碑店市东南新城）。只是值得注意的是，“辽之侨此二县，也并非全无意义，因为在拒马河南宽约20公里的地带里，其居民是所谓‘两属税户’，必须同时向宋与辽纳税（《宋会要辑稿》兵二九之二）” 。

4．又宋元之际，也有侨州。据元姚燧所撰《邓州长官赵公神道碑》云：乙未（宋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徙邓（治今河南邓州市）、均（治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唐（治今河南唐河县）三州民至洛阳西，以邓州治长水县（治今河南洛宁县西），均州治永宁县（治今河南洛宁县），唐州治福昌县（治今河南宜阳县西）；明年，襄樊（治今湖北襄樊市）也徙洛阳。癸丑（宋宝祐元年1253年），又尽还徙邓、均、唐、襄樊诸州民实南；而宋已于襄樊、均设重兵，民还者无所归，乃于邓州（治今河南邓州市）北侨治襄樊，州西侨治均州。此诸州的侨置，与东晋南朝侨州的性质也是相同的。

任何一种制度，其产生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其消亡后也必然会留下影响。侨置政区至迟滥觞于东汉安帝永初前后，而又“余音不绝”于隋灭陈以后，就是很好的例证。前人认为侨置制度开始于东晋而结束于隋灭陈的观点，细究起来是有欠确切的。 r7a7BXcoTXifk8LFVbG0wDQRW6Lahkigr6TBMMLsQUJ2AZwHPbFJsptw3gCYla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