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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有着复杂的产生背景与成立原因，而侨州郡县的设立情形，也相应地多种多样。
侨流人口是侨州郡县存在的基础，“无民焉牧”？考侨州郡县设置的主要年代及其主要分布区域，基本上与侨流人口大举迁徙时间及其相对集中分布地区一致，这说明处侨流而立，是侨州郡县设立的一种主要形式。
东晋最早设立的侨郡县，是安置具有特殊地位的南迁琅邪国人的琅邪郡及所领费、怀德诸县。《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刺史南琅邪太守”条云：
晋乱，琅邪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丹阳虽有琅邪相而无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领郡，镇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阳之江乘县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临沂县。《永初郡国》有阳都、费、即丘三县，并割临沂及建康为土。费县治宫城之北。
又唐人许嵩《建康实录》卷五“太兴三年七月”条：“诏琅邪国人随在此者近有千户，以立为怀德县，统丹杨郡，永复为汤沐邑。”
许嵩自注云：
中宗初，琅邪国人置怀德县，在宫城南七里，今建初寺前路东，后移于宫城西北三里耆园寺西。帝又创已北为琅邪郡，而怀德属之，后改名费县。其宫城南旧处，咸和中，移建康县，自苑城出居之。案《南徐州记》：费县西北八里有迎担湖。昔中宗南迁，衣冠席卷过江，客主相迎，负担于此湖侧，至今名迎担湖，世亦呼为迎担洲，在县城西石城后五里余。
依据上引，可以明确者几点：其一，本来北方的徐州琅邪国是东晋创业之主中宗元皇帝司马睿的旧封地、起家之国
，而最早设立的侨置琅邪郡、费县、怀德县以及临沂县、阳都县、即丘县等，除了怀德是县名新创、以名表意外，其余都是原琅邪国及其领县的侨置
，而侨置的直接目的在于安置并优遇随司马睿过江的旧封地琅邪国千户左右的侨人。其二，起初侨郡县并无实土，但有行政管理机构（如“丹阳虽有琅邪相而无土地”，“桓温领郡，镇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怀德县，在宫城南七里”，云云）与行政隶属关系（如“琅邪郡，而怀德属之”），换言之，无实土的侨郡县，乃是寄寓在他地固有行政区域之中的另外一套行政管理体系，管理的对象则是特殊的、原则上应为同一本贯的侨人的集合体。其三，此无实土的侨郡县，可以分得寄寓地的实土，从而由虚幻走向现实，如琅邪郡、临沂县、阳都县、费县、即丘县，即割丹阳郡之江乘县、建康县领域而获得了实土；
与此同时，寄寓地的原实土政区，领域、治所、边界等也相应地进行调整。其四，《南徐州记》
所记迎担湖地名的由来，又形象地反映了司马睿南迁、北方衣冠士族过江的情形，从而为这批最早的侨郡县的成立过程，添上了别样的注脚。
按以上四点，并非这批侨郡县的特殊情形，详细的论述另参其他章节，此不赘说。值得强调的是，琅邪郡及其所领费县、怀德县的侨置丹阳郡境，正是可以考见的处侨流而立侨郡县的开始。
此后遂侨置纷纭，兹略言之，以见大概。
《宋书·州郡志》：“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明帝又立沛、清河、下邳、东莞、平昌、济阴、濮阳、广平、泰山、济阳、鲁等侨郡并所领县于江南、北。“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度。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度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又侨立庐江郡于春谷，汝南郡于涂口，安丰、松滋二郡于寻阳。咸康三年（337年），以司州侨户立河东郡于上明，统安邑、闻喜、永安等八县。元、明、成时期，以侨流所立侨州郡县，主要分布在淮南及长江下游南北，长江中游也渐有所及。是为第一次侨置高潮。
东晋中叶以后，石赵政权崩溃，中原兵燹连年，而以关右最甚，于是陕甘之人多南出汉水流域，也有南下四川者；前秦苻坚败亡后，中原人民大量南迁。侨置因之又起第二次高潮。如穆帝时，“以义阳流人在南郡者立为义阳郡”；胡亡氐乱，“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风、河南、广平、义成、北河南七郡，并属襄阳”；秦州也寄在襄阳。这是汉水流域的侨置。又孝武宁康元年（373年），“分割谯、梁二郡见民，置之浣川，立为南谯、梁郡”；上党百姓南渡，“侨立上党郡为四县，寄居芜湖”；“秦国流人至江南”，寄居堂邑，“安帝改堂邑为秦郡”。这是长江下游的侨置。再如安固郡，“晋哀帝时，民流入蜀，侨立此郡”；怀宁郡“秦、雍流民，晋安帝立”；始康郡，“关、陇流民，晋安帝立”，并“寄治成都”。这是蜀地的侨置。
义熙（405—418年）末年，刘裕北伐，河南、关中先后收复。不久复失关中。宋初刘裕驾崩，又失河南，于是北人南迁。文帝元嘉（424—453年）初年，拓跋魏与赫连夏相争，关陇人民又多避难南走汉中、襄沔及剑南。元嘉末年，魏人大举南犯，曾进至瓜步，流民再南渡江淮。政府为安抚这些侨流人口，一次次地侨立郡县。如宋永初（420—422年）中，于襄阳侨置华山郡及蓝田县，安置康穆所举迁的乡族三千余家；
关中流民前后出汉川，元嘉二年侨置京兆、扶风、冯翊等郡，六年又侨置陇西、宋康二郡；
元嘉中，裴方明平仇池，氐人数千家随居襄阳，侨立天水郡、略阳县；
又南晋寿、南新巴二郡，元嘉十二年于剑南以侨流立；北扶风郡，孝建二年（455年）于汉中“以秦、雍流民立”，如此等等。此期侨置，多在汉中、襄沔及剑南一带。
按北人南迁，以东晋时最盛，“大抵东晋时之侨民半因不屑服属于胡族，半因于避兵祸及北人之酷虐，故由淮北而淮南，由淮南而江南，当其相率而来也”
。宋时北人南迁的次数与人数已远少于东晋，其地域也偏于自西北而向西南。处侨流而立侨州郡县，也以东晋最多，宋时渐少。齐、梁、陈时，南北战事时有发生，北民南迁仍未停息，但“治乱形势既非昔比，而中原人民南迁之风，亦因之大杀”
，其直接因处侨流而侨置者，可考寥寥，例举如下：
《南齐书·良政刘怀慰传》：“齐国建，上欲置齐郡于京邑，议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归，乃治瓜步。”
又《南齐书·州郡志》南徐州南琅邪郡：“建元二年，平阳郡流民在临江郡者，立宣祚县，寻改为谯。”
又《陈书·世祖纪》天嘉二年：“以武昌国川为竟陵郡，以安流民。”
又《陈书·宣帝纪》太建十一年：“三月丁未，诏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
据上，北人南迁自宋已微，齐、梁、陈则大批之移民绝迹。然而州郡县的侨置并不见少，而且更加纷乱难理者，则非因侨流而立，可以断言。
这类侨州郡县，就数量言并不比处侨流而立者少；它可与疆域盈缩联系起来考察。盖东晋南朝每每沦邦失土，出于正统观念计，职方不可不备，于是侨设沦陷区域的州郡县，初不必有侨民。如宋明帝初年，北魏南侵，“青、冀、徐、兖及豫州淮西，并皆不守，自淮以北，化成虏庭。于是于钟离置徐州，淮阴为北兖，而青、冀二州治赣榆之县”，各领侨郡县若干。而查考史传，“皆未尝言司、徐、兖、青、冀之人相携流转入南。……其士庶固有留[流]于淮南者，然非户户尽室而行，四州之侨治[置]亦非应北人南徙之需而设，徒以职方不可不备，遂画地立名耳”
。故这类侨州郡县统领侨人很少，“流荒之民，郡县虚置”，“十无八九，但有名存”，即较之处侨流而立的侨州郡县，更加虚幻。
“郡县虚置”以备职方，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刘宋泰始（465—471年）中豫州郡县的侨置。据《宋书·州郡志》，豫州领淮西十郡四十三县，泰始中这十郡四十三县陷没北魏，乃侨置于淮南。其侨置情形如表3
：
表3 刘宋泰始年间豫州郡县的侨置
据上，不仅陷没十郡悉数予以侨置，即各郡领县也几乎全部侨立。这种“一一对应”地侨置郡县，虽然不排除安置侨流的现实考虑，但更主要者是为备职方计，固极显然。如果对照《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则可以发现侨置郡县类此者还有不少。至于梁、陈之际，疆域更加萎缩、侨州郡县也颇有增置者，盖亦虚张图籍、夸耀职方一类，所谓“孱主偏安，群雄割据，一则边圉见侵，讳言削弱；一则鸿图乍启，妄自尊大。国本小而多署空名，地未辟而预置镇守。好大喜功，铺张声势”
是也。
齐永明七年（489年），光禄大夫吕安国启置东平侨郡，其理由之一即是“始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
又永元二年（500年），萧衍于沔南立新野郡，也是为了“以集新附”。
至于前述处侨流、备职方而立的侨州郡县，当然也可起到招诱侨流的作用。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一〇“河南道兖州峄山”、《晋书·郗鉴传》及《晋书·地理志》兖州：东晋建武（317—318年）初，兖州寄理峄山（今山东邹城市东南）。西晋永嘉中洛阳倾覆，高平金乡（治今山东嘉祥县南）人郗鉴获归，州乡人士并宗附之，遂共推郗鉴为主，与千余家避难于峄山为坞主。
元帝初镇江左，假郗鉴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帝就加辅国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其后为石勒所侵逼，郗鉴率文武等南徙，元帝侨置兖州，寄居京口。及明帝初即位，王敦专制，内外危逼，谋仗郗鉴为外援，于是拜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假节，镇合肥；太宁三年（325年），又镇广陵。“夫兖州已置于京口矣，又因刺史而改置于广陵，且郗鉴之为兖州刺史已久矣，非自明帝始，是兖州之所以侨置，非为遗黎而为郗鉴也，固极显焉。”
又梁承圣元年（552年），鲁悉达以平侯景功，授持节、仁威将军、散骑常侍、北江州刺史，寄治新蔡；后鲁悉达勒麾下数千人，济江而归陈武帝，得授平南将军、散骑常侍、北江州刺史，寄治南陵。北江州之侨置，非为流寓而为鲁悉达，也由此可见。
然则何以要如此呢？关键因素有二。其一，“晋太康中，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则单为刺史”
。也就是说，自西晋末年开始，刺史大多领兵，兼治军旅。其领兵者，首为加将军、加督、加节的都督刺史，次为只加将军的刺史，又次为不领兵即不加将军名号者，称为单车刺史。在这三种刺史中，单车刺史较少，地位也最低，仅有治理本州民政之权。领兵刺史则开府置佐，各有军府机构。又西晋末年以后，郡国长官之太守、内史、相也有加将军、加督、加节、置军府如刺史者，“时有不得者，或为耻辱”
。换言之，本为地方民政长官的刺史、太守、内史、相，往往实质上成了地方民政与军政长官。
及永嘉乱后东晋建国南方，便时常有北方失土的刺史、太守、内史、相挟带兵力来归，而由于其兵权尚在，东晋政府为了利用他们，同时也不得不姑息他们，乃每每就其所至，侨立州郡，并假以名号。
其二，大凡乱离之世，“府库空虚，赏赐悬乏，白银难得，黄札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
。在这种情形下，以侨置机构安置官吏特别是迁来官吏，“义存抚接，无计多少”
，也不失为一种可行并且有效的方法。
出于边防需要而立者，如宋泰始中，淮北没魏，侨立徐州，州治钟离，“防镇缘淮”；又司州，泰始六年立于义阳郡，“有三关之隘，北接陈、汝，控带许、洛，自此以来，常为边镇”
。又有视军事形势的变化而侨治迁徙不定、侨置分合无常者，此以豫州最为明显。按东晋豫州先侨芜湖，后移姑熟，进主寿春，退主历阳，割成实土后，常治寿春。宋初又分淮西诸郡为豫州，治所却在淮南寿春；淮东诸郡为南豫，所治不一。然自永初以迄大明（457—464年），南豫州与豫州乍分乍合，而以分立居多，豫州始终治寿春，这正是从军事需求出发的，所谓“江西连接汝、颍，土旷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寿春为阻。若使州任得才，虏动要有声闻，豫设防御，此则不俟南豫。假令或虑一失，丑羯之来，声不先闻，胡马倏至，寿阳婴城固守，不能断其路，朝廷遣军历阳，己当不得先机。戎车初戒，每事草创，孰与方镇常居，军府素正。临时配助，所益实少。安不忘危，古之善政。所以江左屡分南豫，意亦可求”
，云云即是。再如司州，起初侨立于徐，移合肥，及庾亮欲北伐开复中原，乃表桓宣为都督沔北前锋诸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镇于备御北边之重地襄阳。进之，如果分析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可以发现，侨寄于军事重镇、边防要地者甚多，则侨州郡县关系到边防需要、军事形势，殆非虚论。
以上区别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立为五种情形。当然，具体到某州某郡或某县的侨置，则往往情形并非单一，如处侨流者，又可收备职方、位置官吏、招诱侨流的效果，而备职方者，也可起到招诱侨流、位置官吏及巩固边防等方面的作用。唯计其初立之意，仍可粗分为上述五类。又大体说来，处侨流而立者，以东晋及刘宋时期为多，且以侨郡、侨县为主；备职方而立者，刘宋泰始以后及齐、梁、陈三代之侨州，即多属此类；至于位置失地官吏及因边防或军事而立者，要以侨州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