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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南北各国纷纷侨置州郡县，在此过程中，侨置制度也走过了发展、完善以至成熟并逐渐萎缩的历程；而比较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侨州郡县，则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更加正规、普遍，侨置制度也更加典型。
何谓正规的侨州郡县？《隋书·食货志》云：“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
，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又《宋书·州郡志·序》：“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分析上引，笔者以为完全意义上的侨置，起码应具备如下三个要素：其一，原州郡县的沦没与侨置，而侨置应“皆取旧壤之名”；其二，侨人即所谓“遗民南渡”者的存在；其三，“侨置牧司”亦即行政机构的初备。而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产生，就与此三个要素在当时所具备的社会意义密切相关。
“侨人”这一概念，本指离开本土而寄居或客居他乡者。本章所谓侨人，则主要指东晋南朝疆域内的北方侨流人口及其近几代的后裔。
侨流人口的大量出现，始于晋惠帝元康（291—299年）后期。据刘掞藜《晋惠帝时代汉族之大流徙》
的研究结果，表示如下：
表2 晋惠帝时代汉族人口的流徙
又王仲犖统计：“汉族人民迁徙的数目，大概从秦、雍迁出者约四五万户，约占当地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从并州迁出者约四万户，约占当地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二；从梁、益迁出者约二十万户，约占当地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九；从冀州迁出者约一万户，约占当地总人口数的三十分之一。总计迁徙的户口，见于记载的，将近三十万户，约占西晋全国总户数（三百七十七万）十二分之一强。占秦、雍、并、冀、梁、益、宁等州总户数（合计约六十万户）的二分之一弱。”
按以上刘掞藜的研究结果，是据史籍材料的概括，比较写实；王仲犖的统计，西晋总户数与诸州合计户数、各州户数的史料来源，可能分别为《三国志》裴注与《晋书·地理志》，而又存在数据不符的疑问
，所以不必理解为精确的比例。至于产生这种巨大规模的流徙，原因则颇为复杂，既联系着西、北各非汉民族的内迁及其引起的动乱，又与灾害饥饿有着直接的关系。
而由于西晋政府采取了以武力胁迫侨流回返本乡的简单粗暴做法，未能处理好这一问题，导致了此起彼伏的侨流变乱
，从而加速了西晋的灭亡。另一方面，可以认为，东晋南朝采取侨立州郡县的措施以应对侨流问题，也正是汲取前代历史教训、改变统治政策的结果。
相对于晋惠帝时代以“就食”为主的汉族之大流徙，永嘉丧乱引起的官民迁移则政治性强、目的地较为明显。按司马氏的统一，当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驾崩后即陷入内乱，先是皇后贾南风与外戚杨骏争权，再是贾后主导、司马诸王卷入的连环宫廷政变，及至永宁元年（301年），更是质变为“藩王争权，自相诛灭”、祸害天下、涂炭生灵的大混战，“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
。建武元年（304年），匈汉刘渊、巴氐李雄建号称尊。
永嘉五年（311年），刘聪（刘渊之子，继刘渊之位）大将石勒歼灭晋军主力十余万于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县西南），俘杀太尉王衍等；刘曜（刘渊之侄）则破晋都洛阳，俘获怀帝（年号永嘉，307年即位），并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此永嘉丧乱以后，及至建兴四年（316年），刘曜陷长安，俘愍帝
，西晋灭亡。又次年，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称晋王
，改元建武；又次年，愍帝崩问至，司马睿即皇帝位，是为东晋元帝，改元太兴（或作“大兴”）。
由于上述之永嘉丧乱及东晋建立，黄河流域胡骑纵横，殆无宁静之土，南方则成为新的正统所在。于是中原百姓或所在屯聚、结坞自保；
或纷纷为避兵之计，北走辽西，西奔张凉，
而究以南渡江左者最多。《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中原冠盖随晋渡江者百家。”而据《晋书·刘琨传》，当时民众迁徙，亦万分艰难。
长途跋涉，又兵荒马乱，迫使人们要有组织地行动；老弱妇孺沿途死亡，父兄子弟希望白骨得到窆葬；道路之上，人们需要粮食、衣物与医药。此时，地方豪族与将帅固有的势力与影响就发挥了作用。
汉魏以来，多聚族而居，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名宗大族。当南北分裂之世，北人以笃于亲族之谊著称。《宋书·王懿传》：“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相容。”又“河北士人，虽二三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
。至于北土大族数世同居者，史传所载，更是屡见不鲜。
这种厚家族、重亲亲、倡孝友的风教，也显著表现在大难来时、迁徙途中。如《晋书·祖逖传》略云：
祖逖，字士稚，范阳遒人也。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逖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赒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达泗口，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寻征军咨祭酒，居丹徒之京口。
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途中，车马、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通过赈危济贫，通过军事性的庇护，他很自然地被推为“行主”，成为这一带有浓厚宗族乡里色彩的流徙集团的领袖。褚翜、郗鉴、徐澄之等人，也是凭借着习惯的宗族关系，统领宗亲乡里，奔往江南。
按宗族系统是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由于各个家庭之间亲疏贫富的不同，内部有阶级、阶层的区分，所以宗族纽带并非怎样地牢固。但在流徙过程中，“戮力一心，同恤危难”，则往往加强了一个个家庭间的联系，又使宗主与族人的关系愈加密切，发生主从关系；另外，一些没有能力自保的散户依附随行，也从而扩大了流徙集团。及至定居他乡，与土著主客相抗，欲求立足，欲保安全，尤需倚仗宗主与集团的力量。于是宗主、豪族与所谓宗亲、乡党、部曲、门徒、义附等人群，遂逐渐结成为不可解散的、牢固的整体，我们可称之为“乡族集团”
。
乡族集团与迁徙前的宗族系统，内部结构基本保持着一致；其领袖人物多是有势力的大族、将帅，下面有各级小帅起辅佐作用，这就如同军众有部曲督将、乡里有三老里吏。以领袖—小帅为核心、以宗族乡里为主体的这种流徙集团，势力是很大的；而他们自身又是司马睿、王导侨寓政权的组成分子与依靠力量。
因此，如何安置、利用这些大族、将帅及其控制的侨流人口，就成为晋元帝及其后继者们异乎寻常的一桩大事。由于侨流人口的迁徙与定居新地，基本上保持着乡族集团的形式，这就使得安辑侨流采取设立郡县的方法，比较简便可行；而就乡族集团置州郡县，既有利于保证这一集团内部组织的稳定性，符合大族、将帅及侨流人民的利益，也便于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对他们的利用（详后）。
为安置侨流而置州郡县，是诚然矣。然而，这就产生了疑问：侨流人口的存在，不是东晋南朝独有的现象；各代立郡（州）县以处侨流的事极多，为什么只是这一时代普遍采取设立侨州郡县的方式呢？其缘故可以从正统观念及讲究地望的社会风气中推求。
欧阳修《正统论》云：“《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所谓“正统”，在统一时代是不成问题的。而在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之世，争夺正统则是一种普遍现象。谁为正统，各别政权各有理由；而各别政权彰显正统的方式也不一样。以东晋十六国为例，匈奴刘渊初建国号为汉，自称汉王，“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匈奴刘勃勃则“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
，以继承夏朝法统的中国皇帝自居。又如羯人石勒、氐人苻坚，都因拥有长安、洛阳两京，而自居“中国皇帝”，反指东晋为“司马家儿”、“吴人”。南北朝时期，南朝政权和东晋一样，自认正统所在，斥北朝为索虏；而北朝政权以占据着传统的中原地区，遂以正统自居，反骂南朝为岛夷。
在这种种正统之争中，地域与文化是各自最重要的依据：五胡尤其北魏政权之自居正统，多以占有中原地区为由；离开了中原的东晋南朝政权则拥有皇统继承或禅让以及传统文化的多重正统资格。
对于东晋南朝统治者来说，因为存在对立的十六国北朝政权，所以彰显正统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这不仅关系到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且关系到民心向背与军事形势。应该说，东晋南朝在这方面拥有相当的优势。南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一云：“若夫东晋、宋、齐、梁、陈之君，虽居江南，中国也；五胡、元魏，虽处神州，夷狄也。……王猛丁宁垂死之言，以江南正朔相承，劝苻坚不宜图晋；崔浩指南方为衣冠所在，历事两朝，常不愿南伐。”《资治通鉴》卷一〇四“太元七年记前秦苻融谏苻坚”曰：“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虽南北分裂、各朝均自认为正统，但时人一般的概念是：五胡、拓跋魏虽入主中原，然而“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
；反之，晋自元帝渡江，“虽僻陋吴越，乃正朔所承”
。但残酷的现实是：东晋南朝毕竟失去了重要的地理上的正统依据。如东晋初年，全隶版图者仅有荆、扬及分置之江、湘以及边徼之交、广、宁数州，余皆瓯缺瓦解。
此瓯缺瓦解的疆域形势，东晋南朝一直未能有实质的改变。
夫所谓祖宗疆土，尺寸不敢与人，既境地止画方隅，又讳言削弱，则侨置不失为解决问题的良好办法；又东晋南朝例不侨置十六国北朝新立的州郡县，借以表明对其政权的否定。北方政权对东晋南朝自恃正统、侨立州郡县的做法，则极为反感。《魏书·韩显宗传》：
显宗上言：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民，故侨置中州郡县。自皇风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数甚众。疑惑书记，错乱区宇，非所谓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谓也。
由韩显宗之言，东晋南朝借侨州郡县表达正统观念的政治意图可谓一目了然。
又北方政权所以反感东晋南朝“侨置中州郡县”，还有其他原因。
侨立沦陷区域的州郡县，不仅是对故土的一种怀念，更重要的是，它还表明了规复失地的决心。考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汪藻建言“用六朝侨寓法，分浙西诸县，皆以两河州郡名之”
；绍兴八年（1138年），李谊也奏称“于淮南、荆襄，侨建西北州郡，分处归正之民”
。然而终不见施行者，疑与宋、金关系的演变有关。南宋初年，君臣尚思恢复。及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宋向金称臣，每年贡纳银、绢各二十五万；次年春，金主册立宋高宗赵构为宋帝。宋既称臣于金，如果侨立淮河、大散关以北州县，意存规复，必为金廷所不容，所以南宋断不敢侨置已在金国境内的北宋故地州县。至于西汉高祖迁齐楚豪族大户于关中，未闻侨立齐楚郡县，则是因为全国都在统一政府治理之下，此举为强干弱枝政策。由此也可以看出侨置与政治地位及形势的关系。
在东晋南朝统治者看来，十六国北朝虽肇基建国，帝制自为，实不过紫色蛙声、余分闰位而已。神州陆沉，已愧对列祖列宗；侨立州郡县，则既可以虚名自慰一番正统观念，又表示不忘故土，恢复有望。侨置从一时权宜之计，发展为经久之制，与此可谓密切相关。
然而值得细究的是，通过政区或准政区的设置乃至名义的建立，以表达正统观念与规复失地的决心，途径或曰方法本是多种多样的。其必大规模、普遍性地设置“侨”州郡县者，当有特殊原因在。如以“余论”第二节之“魏晋南北朝的遥领与虚封”进行比较，则三国时代的遥领、虚封，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而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除了表示正统与规复失地的决心外，还与失地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安置原土之民。又正是原土之民高标郡望的风气及其深固的地域乡里观念，直接促成了东晋南朝大规模而普遍性地设立侨州郡县。
中国中古时代是一个家族时代，呈现出鲜明的家族政治、家族经济与家族文化的特征。中古时代的家族，其特征之一，便是家族与地域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家族都基础于特定的地域之上，此诚如陈寅恪《论李栖筠自赵迁卫事》所云：
吾国中古士人其祖坟住宅与田产皆有连带关系。……故其家非万不得已，决无舍弃其祖茔旧宅并与茔宅有关之田产，而他徙之理。……李栖筠既不得已舍弃其累世之产业，徙居异地，失其经济来源，其生计所受影响之巨，自无待言。又旅居异地，若无尊显之官职，则并其家前此之社会地位亦失坠之矣！
陈寅恪在此点透，家族的地域性关键在于“累世之产业”，即特定地区连片的大地产（一般是庄园经济形态）。以此为基础，既维系着家族内部的宗法关系与血缘纽带，又垄断了地方官职，并进而猎取中央政治权力，奠定其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其具体情形，艾伯华（WolframEberhard）有形象的描述：
一个缙绅家族通常有一个乡村家与一个城市家。乡村家即家族田产所在地，那里居住一部分族人，管理经营其财产，……是家族经济的支持骨干。当其家族有足够的资金时，则聘请教师教育其子孙，使其子孙能从事官宦生涯。……缙绅家族中受教育的分子常常搬进城市中居住，其生活较为安逸，他们有乡村家为其经济基础。……缙绅在城市的支族的主要活动是政治性的，其家人千方百计谋求进入官僚群中，或做中央官或做地方官，或为文官或为武官。……如果在中央的城市支族在权力争夺时失利，则该家族乡村部分仍能继续生存与维持，政局的转移很少能够同时影响到城市及乡村两地方的族人。若当城市支族当权时，彼可保护并援助居住在乡村的支族。
家族的这种情形，即地域观念、经济势力与政治权力三者的结合，使家族与地域产生了固定的联系；家族之讲究地域观念，也在中古时代蔚成风气。
家族的地域观念是通过郡望来表现的。郡望，从字面上理解，即显贵的家族世代聚居某地，为当地所仰望；形式上则一般以郡名表示
，如弘农杨氏、太原王氏、范阳卢氏。有时也写作姓望（姓氏所系之地望）、族望（家族籍贯）、地望等。这种显贵的家族称为郡姓（一般指在全国有影响的郡中著姓）
，其他称法尚多，如望族、世族、世家大族、冠族、甲族、门阀士族、名门、大姓、著姓、右姓，等等。他们据以显耀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
。也因如此，崇尚源流成为家族的又一特征。这一特征与家族的地域观念相结合，便凝成了郡望顽强的继承性与稳定性。
当然，郡望的继承性与稳定性在中古时代的各别时期并不都是一致的，而是有所流变。伴随着大家族的形成与发展，早在东汉时，南北各郡就逐渐形成了一批较固定的、被普遍承认的当权大姓。如《魏略》载：“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于郡中”；
桓、田、吉、郭为冯翊郡甲族；
又颍川荀、陈、钟，吴郡朱、张、顾、陆，会稽虞、魏、孔、贺，则世所习知。
三国时进一步发展。及至两晋南北朝，崇尚郡望更是蔚成风气，所谓“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兢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
。郡望作为高贵家族的标帜，在这一时期，以其极为重要的政治、社会意义，影响着家族群体与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媾关系、仕宦前途等各方面。
大家族凭借着高贵的郡望，可以顺利无碍地“世仕州郡为冠盖”
，可以理直气壮地“平流进取，坐致公卿”。
而由郡望的这种政治、社会意义出发，从以大家族为统治基础的国家，到拥有高贵郡望的家族，都严守郡望、严防假冒，也就势所当然。如南朝齐明帝时，荒伧人王泰宝买袭琅邪王氏谱，为琅邪王氏中人、尚书令王晏举报，主事者、“世传谱学”的平阳贾渊“坐被收，当极法，子栖长谢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免渊罪”
，即是显例。
据上所述，两晋南北朝之家族尤其是大家族都十分注重郡望、讲究地域观念，便是不难理解的了。进之，注重郡望、讲究地域观念，在当时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历世稍远、支胤繁衍、分房分支后，各房各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原来的郡望不变；
因为“土地之限制，饥馑之驱迫，疾疫之蔓延，乱离之迁徙，游宦之侨寄，基于种种情状，遂不能不各随其便，散之四方”，然而“人仍多自称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从出也”
。具体到东晋南朝，大量“乱离之迁徙”的家族之“仍多自称其望”，正是我们理解当时之侨州郡县与侨置制度的关键。
在当时南北分裂的特殊政治形势与社会背景下，对于东晋南朝南渡士族来说，如何保持原来的郡望，可谓头等重要的大事。本来，汉代改籍是常见之事；及至三国，孙吴境内有大量北方流寓，一段时间后，也颇多落籍江南者，如《晋书·薛兼传》所载薛家及《甘卓传》所载甘家之落籍丹阳，《晋书·周访传》所载周家之落籍庐江等皆是。
而这一时代，倘使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高门，流寓江南而附籍所居郡县，成为“丹阳王氏”、“会稽谢氏”等，那无异于取消了他们的高贵标帜。
而一旦失去这种高贵标帜，他们在异土他乡就很难保持其原有的社会地位。因为与宗族、乡里的密切关系，保持郡望，标榜本籍，乃是世家大族存在的基础。
那么，如何保持这种高贵标帜——郡望呢？“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便是一种主要方法。胡孔福尝称：
衣冠望族，桑梓情殷。汝南应劭、鲁国孔融，地因人重，名以望传。虽迁徙靡常，寄寓他所，而称名所系，仍冠旧邦，庶邑居井里，以亡为有，实去名存。
这正道出了南渡衣冠望族要求保持原来郡望与侨置州郡县之间的关系。而东平郡的侨置经过，又为这种关系作了最好的注脚。《南齐书·州郡志》北兖州条：
永明七年，光禄大夫吕安国启称：“北兖州民戴尚伯六十人诉：旧壤幽隔，飘寓失所。……东平既是望邦，衣冠所系，希于山阳、盱眙二界间，割小户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臣寻东平郡既是此州本领，臣贱族桑梓，愿立此邦。”见许。
按东平郡得以侨立，就在于它是“望邦”，是东平吕氏一类“衣冠所系”的“桑梓”。考东晋南朝南渡士族，以琅邪临沂王氏、陈郡阳夏谢氏与袁氏、颍川鄢陵庾氏、汝南安城周氏、河东闻喜裴氏、河南阳翟褚氏、济阳考城江氏、陈郡苌平殷氏、河东解县柳氏、京兆杜陵韦氏、太原晋阳王氏、谯国龙亢桓氏、颍川临颍荀氏、泰山南城羊氏，以及鲁国孔氏、琅邪颜氏与诸葛氏、济阴冤句卞氏、高平金乡郗氏与檀氏、东莞莒县刘氏与臧氏、东海郯县徐氏、清河东武城崔氏、平原刘氏、济阳考城蔡氏、陈留尉氏（此“尉氏”为县名）阮氏、彭城武原到氏、彭城吕县刘氏等为大为盛；又晋皇室为河内温县司马氏，宋皇室为彭城刘氏，齐、梁皇室为东海兰陵萧氏，陈皇室为颍川陈氏。而上述诸氏郡望所系的郡县，除鄢陵、阳翟、解三县无考外，都有相应的侨郡侨县的设置；其中琅邪临沂王氏、东海兰陵萧氏等高门，更进一步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通过土断，改侨为实，以达到既保持郡望、又获得实土的目的。
这些情形应当都不是偶然的，其背后有着高标郡望的风气、重视地域乡里的观念之深刻的社会背景在发挥着作用。
尽管有着诸多的理由，使得东晋南朝建立侨置制度、设置侨州郡县，然而，若正统观念与规复失地的决心，若高标郡望的风气、重视地域乡里的观念，毕竟在一定意义上还停留于“虚”的层面；至于安置数量庞大的侨流人口，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于东晋南朝中央与地方政府来说，更关心的也许是如何发挥出侨流人口的现实作用。事实上，侨州郡县的大量设置与侨置制度的逐渐建立，造成了东晋南朝在地方行政、户籍管理等方面的诸多麻烦
，仅以政区名目为例，《史通·邑里》指出：
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吴越之乡，州编冀、豫。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
以此，东晋南朝政府长期而广泛地设置侨州郡县，应当是权衡利弊后作出的选择，只有利大于弊，才能决定东晋南朝政府宁愿承受弊以追求利。
所谓“利”，即侨州郡县的现实作用。我们先来看南宋的两条史料。南宋初年，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疏曰：
自东晋以来，中原失据，故江南北侨立州郡，纳其流亡之人。比金人入寇，多驱两河之民，列之行阵，号曰签军。彼其劫质而来，盖非得已。今年建康、镇江为将臣所招，遁归者无虑万人，此其情可见。莫若用六朝侨寓法，分浙西诸县，皆以两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坛谓之南相州，许相州之人皆就金坛而居，其它类此。俟其入寇，徐以其职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处，粗成井邑，父兄骨肉、亲戚故旧皆在，亦何为而不归我哉？况浙西州县，昨经杀戮之后，户绝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产顷亩，以侨寓之人，计口而给。俟稍安居，料其丁壮，教以战阵，皆精兵也，必争先用命，永无溃散，与夫从彼驱虏、反为我敌者，其利害岂相万哉？
后数年，右正言李谊也奏云：
金人入居汴都，西北之民，感恩戴旧，襁负而归，相属于路。此殆天所以兴宋。臣愿于淮南、荆襄，侨建西北州郡，分处归正之民。给以闲田，贷以牛具，使各遂其耕种之业，而又亲戚故旧，同在一所，相爱相恤，不异于闾里，将见中原之人，同心效顺，敌人之谋，当不攻而自屈矣。
按南宋初年，胡人政权（女真的金）入主中原、汉人政权（赵宋）退据南方的政治格局，与十六国东晋初年实相仿佛。而汪、李二臣希望侨立州县，以招徕北人，使各遂其耕种之业，又教以战阵、练成精兵云云，虽然说的是南宋时事，据笔者看来，东晋南朝设置侨州郡县的现实考虑，也当与之相近
：
其一，侨置以招诱北方人民。
在中国古代，人口是经济与军事极为重要的因素。人口的优胜往往就是经济与军事的优胜。而当分裂之世，各别政权为争取兵源与劳力计，一般也必须吸引并保持流民，使不为敌资。具体到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东晋南朝的人口较之十六国北朝的人口要少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从根本上说，东晋南朝政府是乐意接受侨流人口的。而除了主动迁移入南者外，政府出于增加人口与安边的需要，也必须致力于招诱边民。招诱边民的主要措施之一，便是设立侨州郡县。
一般是先侨立某州、郡、县于南，即以招引北土此州、郡、县人民，其用心可谓良苦。由于这一策略顺应了人们心理之共同所眷，所以颇起招徕之功。据《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三年记载，因南朝“不依城土，多滥北境名号”侨置州郡县，招引来大量北方人民，这引起了北魏地方政府的恐慌，遂移书相质。南朝地方政府驳移，就“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答云：
夫古有分土，而无分民，德之休明，四方襁负。昔周道方隆，灵台初构，民之附化，八十万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弃己，纵威肆虐，老弱无遗。详观今古，略听舆诵，未有穷凶以延期，安忍而怀众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则彼立徐、扬，岂有其地？
据此可知，侨置者，自为用地统人的一种号召。当一地陷于异邦，其民有不及奔避者，有眷念丘园者，也有去留不定、多怀彼此者
。然而“人生安可久淹异域”
，大多数北土遗黎不愿接受异族统治，“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觊；北顾而辞者，江淮相属”
；而若东晋南朝政府侨立其本籍州郡县，对北方人民产生吸引力，使其“同心效顺”，是可以想见的。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利用北民的怀土情绪，动员他们抗击北方政权的南犯，为北伐收复失地效力。如祖逖自“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进攻石勒，使“黄河以南尽为晋土”；
淝水之战中东晋赖以击败前秦的主要军事力量北府兵将士，也多是北方侨流及其后裔。
进而言之，十六国北朝在军事方面本就胜过东晋南朝，而东晋南朝又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
，于是其捍城猛将、临敌劲卒，便大多是荒伧远人、淮南楚子、雍州骑射。
这些侨流久习兵事，强悍剽勇，又多为近边地带的侨州郡县所安置，这种状况，深深影响了东晋南朝的军事形势。就前线而言，侨流人口以及侨州郡县自觉不自觉地起到了“捍边长城”的作用；对内地来说，则等于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屏障。
其二，侨置以安抚流民，促进生产。
《宋书·志序》：“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徙江外。……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伫鸿雁之歌，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东晋南朝政府既不能很快就恢复失地，乃“各因其所居旧土”
，陆续成立侨流人口的各级流亡政府——侨州、侨郡、侨县，而且“侨置牧司”，分设刺史、守、令，作为安置和管理侨流人口的机构，“因人所思，以安百姓也”
。如此，侨流庶可免漂泊无归，减少了社会内部的动乱因素；
他们的安定治业，又从而促进了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侨流人口为侨州郡县所安置，又转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地区的开发上。如皖南傍江一带，本是江水宣泄之地，地卑蓄水，湖泊较多，土地是肥沃的，但有待开发。东晋以来，豫、并、兖诸州及江淮间流人南渡江，侨寓在这一带，因置侨州郡县。这些侨流人口不仅给当地提供了劳力，而且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皖南傍江经济文化因之迅速发展。
这种情形，在江南晋陵郡境、江淮之间的邗沟沿线，以及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南郡周围、寻阳地区、江夏一带、襄阳等处，也表现得很是明显。
要之，在上述种种社会背景、思想观念、现实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晋自司马睿、王导时代始即置侨州郡县，而由于北方失地的一直未能恢复，其后继者以及南朝宋、齐、梁、陈，也就续有侨州郡县的设置，于是侨置制度遂历江左五朝而不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