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六朝研究”专栏刊发的四篇论文，笔者的感觉都与一个“通”字有关，或认识上“通”，或方法上“通”，或资料上“通”，又或领域上“通”。

严耀中《略论“门阀政治”背景的几个层面》，属于认识上的“通”。文章先通说门阀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代有高官、文人辈出、免役特权、有门生有故吏四点；再通论门阀政治的形成决定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而此时代背景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其一是汉末之后的社会动乱，其二是人口稀少经济凋敝的情况，其三是缺少纸张不能印书的条件。研究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及其形成过程的成果多矣，而严先生文中的观点，如门阀政治保证了朝廷和地方的行政运行对国家财政的耗费相对较小，缺少纸张不能印书有利于一些家族对文化的垄断，都可谓新颖的卓识。这样卓识的得出，是置门阀政治的考察于社会、经济特别是技术背景之中的结果，无疑是种高明的“通”识。

邓攀《支谦生平略考》，以颇称细密的考证解似无线索的难题，而其考证方法，尤可肯定者，在于“通”。如由官制与灵帝卖官、丝路贸易与经商考证支谦之出身与学问来源，由大寒天气与移民背景考证支谦奔吴的确切时间，由辨析诸类文献与梳理细微史事考证支谦所辅之东宫主人、支谦“隐于穹隘山”之年以及支谦的生卒年。考证一事，于史学最称基础，亦最为艰难；而如邓文之内证外证兼得，彼此释证、补证、参证，为得考证之道也。

孙彦《考古所见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宗教信仰——以河西走廊为例》，叙述的是前辈学者已有比较深入研究的课题，然而特别值得狭义的史学界中人注意的是，孙文在资料方面的“通”，即主要依据考古发现的墓葬和图像资料，结合历史地理的视野与历史文献的记载，讨论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佛教、道教和民间崇拜的面貌。文章揭示：墓葬中佛教因素的出现，北凉石塔的流行和石塔神王像的中国化思想，说明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改造在逐渐进行；天师道、方仙道、黄老道等道教支派都曾在河西传播，其中尤以方仙道最盛；民间崇拜则主要表现为神树、社树崇拜。此丰富而确切的描述，建立在客观而实在的考古资料之上，当得起考古学与史学沟通的成功例证。

王卫婷、祁刚《僧著地记：六朝佛教本土化的文学表现》，亦宗教亦地理亦文学，又非宗教非地理非文学。文章得出的看法，“六朝僧著地记，是魏晋时期佛教宗教精神与本土地记文学结合的产物。作为本土僧众兴起之后出现的一类佛教文学体裁，僧著地记将佛教义理与文学风尚相融合，寓佛理深意于地理事迹，合宗教精神于文字辞章”，既将宗教、地理、文学三大学科门类融通，也拓宽加深了分途单治宗教、地理、文学者的认识；而这样的学科领域的融通，是切合当时实况的，因为就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言，现代意义上截然而分的学科，在中国古代大体是不明显的。

在编发本期“六朝研究”专栏时，可能是在潜意识的支使下，笔者翻出了曾经写过的拙文《合则兼美离则俱伤》（《东南文化》2002年第6期）与读过的文章《谁是中国最博雅的教授》（《学术界》2003年第5期）。拙文表达了对前辈学者如清代扬州一派、近世王国维“通学”的景仰，对现在往往强调专而不注重通的“培养”人才模式的忧郁，以及对专而能通始能大有成就的向往；《谁是中国最博雅的教授》文中，“会通是中国学术的特点，而细分专业则是西方学术的特点”之总结既深契我心，“卓识方大器，浩博乃兼容”一语，则于拜读本期四篇文章的过程中，颇有感触：严文的确具卓识、邓文的不乏大器、孙文的略显兼容、王祁之文的追求浩博，一言以蔽之，皆以“通”为基础。

略论“门阀政治”背景的几个层面……………………………………………严耀中

支谦生平略考……………………………………………………………………邓攀

考古所见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宗教信仰——以河西走廊为例…………………孙彦

僧著地记：六朝佛教本土化的文学表现………………………………王卫婷，祁刚 oV4k17Vn6Ouz6i3rhCC4r6wohYTgj7DAuZsivf2p1XJZ5Db7gMnJ1RkwGAjNLs7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