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六朝研究”专栏刊发的论文，多与制度或者政策有关；本期的四篇文章，则是直接围绕制度的讨论。

除了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外，笔者对于制度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制度的研究，心存畏惧。这样的畏惧产生于早年翻阅多部制度方面的“通史”，发见其中有的“通史”，奠基立典的秦汉制度的讨论之后，便是蔚为大观的隋唐制度的叙述；至于魏晋南北朝制度，或者秦汉之后稍带一点，或者隋唐之前追溯一下。迷惑于这样的“通史”而不“通”，笔者颇事搜寻，找了些专门著作与专题论文研读，于是一则释然：这时代的制度，本身既多复杂、特殊、流变，而史料的零散疏略、缺乏系统，又是治史者无可奈何的头疼问题；二则就畏惧了：轻易不做这方面的文章。然而，诚如上期“主持人语”所云，典章制度是历史中“类似骨骼的成分”，“欲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实际面貌，自当加强制度史的探讨”，所以笔者还是喜读制度方面的论著，希望有助于个人的读史、知史乃至治史。近些年来，笔者这样的“希望”愈加强烈了，比如不知从哪得来的看法，认为“文化”者，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以外，“制度”也是“文化”，而且制度文化的重要性，不下于精神文化；细细想来，这样的看法在理。即以笔者相对熟悉的地方行政制度来说，地方行政制度规范或者指导了行政区域的划分，行政区域的划分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设置，而地方政府与中央机构共同决定了国家政权的纵向结构体系。这也就是《周礼》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开篇都要写上“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几句套话的缘故吧。其实，如果认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么，国之常事，应该就在“设官分职”、管理百姓一类制度的建立及其运作上了。

制度的理解与研究，尤为关键的一点是，文本中的制度规定（姑称“文本制度”）与实际中的制度运作（姑称“实际制度”），恐怕得综合考虑。葛剑雄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文献，于舆服、礼仪等等制度，记载得非常细致；于户口、赋税等等制度，记载得相当简略，甚或语焉不详、前后矛盾。而是详是略，大要以是否有关国计民生为转移。无关国计民生者，详到繁琐；有关国计民生者，略到模糊。而其所以略者，“文本制度”与“实际制度”往往差别甚巨。然则这样的状况，要求研究者于直接系统的如正史“志”的记载外，必须广搜博采正史纪传以及其他各类文献的零散、间接的消息，于着力复原制度本身外，更需关注制度的执行情况、运转过程。

编稿过程中促发的感想多多，不及一一，以后或有机会再来唠叨。就本期专栏的文章说，史卫、邓玮光两文都属讨论“有关国计民生”的财政制度者。史文跨度很大，而其“变迁”与“渊源”两大关键词，又是制度史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制度因应着社会，社会在变迁，当然制度也得主动或者被动地跟着变；制度又有惯性，前后时代的制度，由继承、创新、沿革、孑遗、影响等等考虑，总难截然分开。邓文虽是聚焦一点，但其解读新资料的能力，以及心思之细密、视野之广阔，使之当得起优秀读史札记的称誉。夏志刚文写法略显平淡，但其收罗整理、分类排比史料之功，是值得肯定的，而且，通过这样的劳作，毕竟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南朝刘宋免官制度的“文本”面貌与“实际”面貌。至于姚乐的《汉唐间县以下基层组织形态研究概述——以乡里亭村等问题为中心》，既以见县以下基层组织研究的难度与重要不下于县以上之政区，其“笔者的一点想法”，即不能忽视“中国各地的地域性差异”，也的确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

六朝财政制度变迁与隋唐财政制度渊源略论…………………………………史卫

《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钱布准入米问题——以嘉禾五年大钱流行问题为线索……………………………………………………………………………邓玮光

南朝刘宋免官制度初探………………………………………………………夏志刚

汉唐间县以下基层组织形态研究概述——以乡里亭村等问题为中心……姚乐 E+7l6NL6Rtvm1Z45FzZCPou4sHbAgSMBXP9oGhJlAG06bUl9cAiihmInbde9X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