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六朝研究”专栏发表的五篇文章，除王志高《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的回顾与展望》外，涉及到了民族、宗教、政治、文学诸端，而按照我的理解，又都与制度或者政策有关。

许辉《评刘猛、树机能反晋——兼评晋武帝实施的民族政策》，讨论了在学界尚存在不同认识的这两起少数族起兵反晋事件的性质，将之定性为汉统治阶级与内迁少数族上层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所以既不能视之为民族起义，也不宜笼统地视之为“叛乱”。许文这样的“新评”，建立在对晋武帝时期民族政策的宏观掌握上，显得大气，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何毅群《东晋南朝丹阳尹述论》，以其扎实丰富的前期考证成果为基础，运用了时间比较以及制度规定与制度运作的比较之方法，述论了作为东晋南朝京畿地方长官的丹阳尹之关键地位与特殊作用，所得认识如丹阳尹往往参预朝政、选任或无定制、任者南人远少于北人并以高门与宗室为主、任免变更频仍、大多任期短促、任免权多在秉实权执大政者手中等等，颇有助于我们把握东晋南朝之政治状况以及首都地方政治的特点。尤其值得褒赞的是，以年轻的作者而选择这样具有相当难度的论题，颇令主持人生出“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的感叹。

王永平《刘裕与佛教高僧之交往及其对佛法之奖挹》，遍寻有关刘裕与佛教交往之史实，分析与评论了刘裕对于佛教的态度与政策，得出了不同于权威说法的刘裕“对佛法之弘扬还是有所奖挹的”的结论，文章也特别注意到了“历代统治者对佛教教团势力的膨胀，都会采取适当的压制措施，目的是争夺对土地、人口的控制权，维护皇权的强大与稳定”，而刘裕在这点上也不例外。

宋燕鹏《略论北朝后期秀才选举中的文学因素》，指出北朝后期秀才选举重视文才，是社会重视文学之大环境下的必然现象；而重视文学如果成为惯例，就会使秀才选举以制度的力量来加强这种倾向；又秀才对策偏重文采，尽管是对察举制度本身的反动，却也在客观上对北朝的文学风气起到了推动作用。文章以秀才选举重视文学才能，佐证了“文学的繁荣，在不同的时代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和文化原因，反过来也对社会风气带来很大影响”，这样的立意，可谓提升了文章的品位。

在拜读以上四篇大作的过程中，我总是想着周一良先生《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文中的指导意见：“学习和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首先要弄清楚时、地、人。……在时、地、人这样的历史框架之外，还有类似骨骼的成分，这就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这些方面的典章制度问题。”具体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时、地、人的研究复杂而重要，其时变动的典章制度也颇不同于前此的秦汉与后此的隋唐，如制度上每多权宜之制，从中央官制到地方行政制度，往往处于一种过渡状态，缺乏凝固的制度，诸多制度因时、因地、因人、因族地发生着流变；也正因为这是制度上的过渡时代，各种制度显得尤为复杂。再者，其时制度的规定与制度的实际运作之间，也多不相一致之处。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以上四篇文章中，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然则欲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实际面貌，自当加强制度史的探讨。

王志高《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的回顾与展望》，是我特约的一篇大作。对于关心六朝时、地、人、制度的学者来说，这篇文章所交代的截至2007年12月有关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情况以及相关的经验、教训、规划、构想，无疑极具参考价值。

评刘猛、树机能反晋——兼评晋武帝实施的民族政策………………………许辉

东晋南朝丹阳尹述论…………………………………………………………何毅群

刘裕与佛教高僧之交往及其对佛法之奖挹…………………………………王永平

略论北朝后期秀才选举中的文学因素………………………………………宋燕鹏

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的回顾与展望……………………………………王志高 /KUIcsCEqkp5MKoLkMRmh44o4uir+/xUYkEZ74ulPbhwPl3rs8y9rdY4Vkkuks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