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厄运

1957年之后，家里接连遭厄运，祸起父亲被打成右派，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分别在小学、初中和高中上学的我和两个姐姐，在学校里都遭到老师的歧视和同学的白眼。才上小学的我，被班主任拎到讲台前，“交代”父亲的罪行，使我体验到从未有过的耻辱感；同学们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流行歌，唱到“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唱得格外响亮，一面唱一面斜眼讥笑我。我们默默忍受歧视和压抑。不堪忍受的是，我的大姐姐赵家玲为此付出生命代价！1959年“大练钢铁”余焰仍炽热，她被分配和积极分子一起干工地上最重的活——装卸“铁矿石”和拉大车。大车组只有大姐姐一个女生，组里的男生个个身强力壮，人人奋勇当先，大姐姐跟不上胶皮车轮飞快的速度，被纤绳绊倒，满载石头的大车从她的胸部轧过，当即死亡，卒年17岁。4月25日中午，噩耗传来，全家如同五雷轰顶，陷入无穷悲伤，长久难以复原。

我悲伤过度，竟被传染上肺结核，开始被误诊为感冒，及至胸积水时已是奄奄一息了。母亲把我背到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三楼住院，每天都要实施胸腔抽水手术，但抽而复生，西医几近无策。我的外祖父精通中医，母亲也笃信中医，她要求请中医会诊。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在我床头开了一剂草药，喝下去胸水就被排泄出来，几次就泄干净了。中医药救命之恩难忘！我一直认为中医药是一门科学，需要另辟蹊径对其理论和药理做更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