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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18日，我生于浙江金华。母亲说，出生那天凌晨，她梦见一个桌面大的“典”字，早晨9点就生下了我。母亲领悟：“典”预示“共”产党顶替“国”民党。我现在想，“典”是否也预示着我和典籍打交道的人生呢？
8个月到一周岁的我
1950年初，父亲受聘于芜湖的安徽大学农学院，全家搬进芜湖赭山的大学宿舍，父亲抱着8个月零19天的我照了张相。1954年长江发大水，现在依稀记得在家门口看到山下滚滚洪水一望无边的场景。洪水退去，妈妈带我去集市，我吵着要一只小书包，买回家后天天挎着小书包，雄赳赳踏步做上学状。有一天，家人发觉我走失了，四处寻觅不见，妈妈万分焦急，到派出所报案。刚进大门，她就看到我坐在桌子上啜警察叔叔买的棒棒糖。民警说，看到这么小孩子挎着书包在路上游逛，问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去上学！”民警生疑：附近没有小学。于是领我到派出所。妈妈千谢万谢，把我领回家。
左边是两个姐姐
后怕
后来读《理想国》，读到社会分工的原则是“按其天赋安排职业，弃其所短用其所长，让他们集中精力专攻一门，精益求精，不失时机”（354c），不禁哑然失笑。柏拉图论及职业分工的理想状况，但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职业往往不是被他们的天赋所安排的，还有人经过了多年的蹉跎岁月之后，才能集中精力专攻与天赋相一致的职业。所幸的是，我属于后一种人。
多年之后，妈妈经常讲这个故事，感谢好人和菩萨，也夸奖我从小爱学习。1982年，我考上哲学专业的出国研究生，妈妈重提这件事，不无自豪地说，早就看出我有爱学习的天分。她不知道柏拉图说“爱学习和爱智慧说一回事”（376b），而相信我最终走上哲学道路，是冥冥的命运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