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七年高考

经历了十一载风雨，经历了肃瑟的秋天，经历了严寒的冬季，花红似火的春天来临了，真可谓“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1977年10月21日6点半, 我正在合肥长江路上骑车到工厂上班，忽然听到大喇叭播放新闻联播里恢复高考制度的通知，连忙停车在路边听，听到可以招收1966届以后的中学毕业生，心里美滋滋的。

不久，等到报纸公布考生报名规定，兴冲冲到厂办公室开介绍信，却被告知：没有接到正式通知，没有下达招生名额，不能越级给市招办开介绍信。我不死心，周末到设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报名兼体检站询问。这次又碰到一个好心人，一个长得高大帅气的小伙子，他是被抽调来工作的安徽大学刚留校的毕业生，他对我说，文件上没有规定要经过单位批准，单位介绍信不是必需的，你只要有一份材料，证明你在厂里有发明或者革新的成果，就符合文件中大龄考生需要“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规定了。同班组的俞师傅的丈夫郑技术员在绘图室，班组里的磨具由他设计绘图。他们一听我说，二话不说把磨具的设计和制作都归于我的技术革新，在证明上盖了“合肥探矿机械厂技术资料室”的蓝色菱形印章。按1970年省图书馆那个富有警惕性的女同志的话，这样的印章对外无效，在正常情况下也不能用于对外的证明，但在1977年宽松的条件下，这张纸顺利地换成准考证，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从报名到考试，不到一个月，我翻出姐姐1962年高考留下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的复习资料。开始打算报理科，数学题大多会做，物理力学题也会做，但电学没有自学过，化学没有学过，部分的实验题也不会做，没有把握；考文科基本稳操胜劵，也符合我对哲学的爱好。于是把理科复习资料转交给一个中学同学（他考上合肥师范学校物理系），我拿了10天的调休假，突击复习考文科的课程。12月10—11日考试，考场设在到合肥二中。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下午考史地；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政治。语文考试的作文，我选的是第二题，考题出自叶剑英诗词里摘出的“‘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我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些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还在括号内注明引自《资本论》法文版序言和跋。我估计只有这一个亮点，其余无非类似农村写通讯报道的套话，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攻克学习的难关，攀登科学高峰，云云。史地考试无非是填充、问答，关于某次农民起义原因的历史题答得不好，地理有道填充题：澳大利亚的首都是——，竭力搜索记忆的痕迹，终于想出“堪培拉”这三个字。数学考试不难，最后也是最难的一道题颇费周折，先解一个二元二次方程，然后把这个方程的几何图形画在试题的方格纸上，我在方格纸上画了一个近乎圆的椭圆。铃声响了，我第一个交卷，监考老师看了我的答案指指点点，好像很诧异。政治考试也很容易，时事部分答案都在天天听的大喇叭里，理论部分用马列毛语录回答。

考完之后，感觉不错，填了三个志愿：1. 北京大学哲学系；2. 安徽大学哲学专业；3. 安徽劳动大学哲学专业，我有信心总有一个能录取。谁知收到的是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中文系的录取书。我以为自己只是68届的，考生中66、67届高手如云，考分不如他们也很正常，只要有大学可上就好，管它是哪里的哪个专业。四年后毕业时班主任告知我真情：77年高考报名不政审，录取却要政审，我因右派家庭出身，报名的三个哲学系不予录取；而在那一年，阜阳师专升级为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的本科，为了保证生源质量，语文教研室主任陈老师带队到省招办，从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被刷下来考生中挑选分数较高的予以录取；我在被挑选出来的合肥考生中是最高分。77年高考分数不公布，最近为了写这本书，我请北大哲学系束书记到学校档案室查得高考成绩如下：

政治：82.5, 语文：91.5，数学：90.5，史地：70.5，总分：335。

我不知道这个分数在全省的名次，但不禁要庆幸又一次遇到公正的好人，从招工到招生一路磕磕碰碰的坎坷人生，再次说明了一个哲学道理：个人主观能动性不是决定因素和必然原因，如果没有偶然的机遇，再大努力也会无用，再好的结果也能毁于一旦。我从心底感激阜阳师范学院招生老师的“不杀（刷）之恩”，他们从被政审制度淘汰的废料中，挑选出我这个有用之材。如果没有他们，我就要把李白的诗改为“天生我材没有用，纵使金樽空对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