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知青岁月

1968年底，除了少数人参军、招工，绝大多数同学一锅端下放农村。1968年11月底的一个阴雨天，满载同学的六七辆大卡车，凄凄切切、悲悲惨惨地驰出合肥一中门口杨巷。我突然想起李白一句诗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我来到皖南石台县丁香公社插队落户，知青档案都被封存在石台县里，基层干部不知道知青的家庭出身，以为都是省里来的干部子女。石台县民风淳朴，合肥知青得到农民和干部善待。我在农闲时被抽到学习班做记录，会议最后发言人的话音刚落，一篇报道同时被我炮制出笼。笔头快的名声在外，我被抽调到县通讯组，为县广播站和池州报社供稿。这些稿件有固定的套路和术语口号，写一篇文章比做一道习题容易多了，只要把数学公式换成文字游戏即可。通常，开头引一句毛主席诗词，或诌一句“红旗招展斗志昂，继续革命向前方”之类的顺口溜，然后根据宣传口径，“一学”（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新高潮），“二联系”（联系思想和实际，举几个xx、xx提高认识或克服不正确想法的例子），“三落实”（思想、组织、监督等三个方面落实，举几个各级领导讲话或会议通知的例子），“四贯彻”（干部群众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日常生活等四个方面例子），总结（最好用革命群众的豪言壮语或顺口溜），文从字顺，一挥而就。

下放一年多，插队劳动、下乡采访和闲暇读书的生活，好似高尔基式的“我的大学”。1970年招收工农兵学员，大队、公社和县三级推荐我上安徽大学外语系，上报池州专区。省招生组来人中有从安农来的，他一看到我的表格，马上揭露我父亲是正在被群众专政的右派分子，我一下就被刷了下来。我原想混过政审关，结果露了马脚，县里和公社全知道我是右派子弟。县里留不住了，我回到插队小组，同屋的两个同学第一批招工走了，只剩我一人，在生产队长赵济昌家里搭伙。白天劳动，晚上看书，翻看皖南大学物理系姐姐留下的樊映川《高等数学》，看得似懂非懂，没有习题做，也不知道是否真看懂了。

冬闲时候，我随大队长来合肥采购手扶拖拉机，在龙泉大队“革委会”开了一张给安徽省图书馆的介绍信，回到合肥天天泡在省图书馆期刊阅览室，每天早上从家里带一壶水和几个馒头，中午闭馆时就到后面的包河公园，等到下午开馆，连除夕初三都不例外。我专门借1966年以前的理论和时政期刊的合订本，如《哲学研究》《新观察》《读书》《学术月刊》《历史研究》《历史教学》《经济研究》。管理员是个忧郁的中年人，看了我索要的书单，好奇地打量我一眼，不声不响到书库里找出期刊的合订本，放在我的面前。可惜好景不长，十来天之后，换了一个板着面孔的妇人，一看就知道是阶级斗争觉悟特别高的那种人，她拿到我的介绍信说：“大队公章对内不对外，这张介绍信我没收了。”我争辩了几句，她严厉训斥：“你为什么专借毒草看？你说供批判用，你要批判什么？想和无产阶级大批判对着干吧！前几天借给你就是错误的，老实讲，如果不是看你是一个知青，我们早就把你交给群众专政指挥部了。”听她这一说，我知道自己被盯上了，借书给我的好心人也受到连累，鉴于过去批斗挨打的教训，我连忙逃之夭夭。

不过，这段时间我收获真丰硕，很多好文章让我醍醐灌顶，从马恩著作学到的词句一下变得充实具体，体会到理论联系实际是什么境界。特别是了解到五六十年代各种争论和不同观点，我学会了在比较中分析是非。比如，以前只知道“合二而一”的反动，看了才知道辩解方颇有理。回想这段经历，不禁想起一位名人的话：“在一个毫无权利的时代，阅读是有教养人唯一的特权，而一个喜欢自由而独立阅读的人，是最难征服的，这才是阅读的真正意义——精神自治。”

1971年初，第二批招工开始，大队、公社和县又一次推荐了我，但合肥来的带工的政工干部以政审不合格为由拒绝接受。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人间自有温情。我与县通讯组的程绪武共事时无话不谈，他经历过大灾荒，对我父亲和我深感同情，他的中专同学小季是县“五七办公室”干事，小季据理仗义，为我力争，最后拍桌子说：赵敦华能当好农民，怎么就不能当工人，你们工人就比农民高人一等吗？告诉你们，如果不把他带走，这一批一百多个合肥知青，一个也别想带走。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体验到世界三件东西最可贵：知识、粮食和友谊。感谢那些给予我与深渊对望的勇气的你们，我的亲人、朋友、乡亲，那默默无闻的图书管理员……他们都是我生命中温柔的存在。我也要感谢那个曾让我毛骨悚然的“深渊”，它会是我日后面临各种困境的前车之鉴，是一种无形的底气，有了这样的底气，以后的每一步我都会走得更加大胆、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