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经过艰苦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赶走了日本侵略者。14岁的高中学生汝信也和中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战的胜利。也是在这个时候，汝信结束了在圣约翰中学的学习，走进了大学校门，成为一名年龄最小的大学生。

日本投降后，在当时也被称为“光复”时期，很多大学都在进行招生工作，这其中有被教会重新接管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也有东吴大学，这所大学也是汝葆彝律师的母校。

此时的汝信虽然刚刚14岁，高中也只上到二年级，却赶上了这样的大学招生机会，对于一心求学的他来说，当然不会错过。

虽然后来汝信很谦虚地称自己的高中成绩并不突出，自己也不聪明，但能够成为14岁的大学生，应该说主要原因还是离不开汝信的实力。少年汝信不仅天赋聪明，而且学习努力，可以说各科的学习基础都比较过硬。此外，在当时的日伪统治时期，由于教育经费不足，一般的学校在暑假期间都不停课，这样，上到高二的汝信，实际上无形中又加强了学习基础。

还有一个外界的原因就是当时大学的招考制度并不十分严格，按照规定，只要是同等学历都可以报考。当时又是“光复”时期，一些管理措施都比较混乱，如果这个时候不报考，就要再念一年，汝信当然不愿再“耽误”一年的宝贵时光。

还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条件是，在考试的四门课程中，如果有一门课程不及格，也可以录取，只要考上后再补习就可以了。

这些有利的条件就足以让汝信跃跃欲试了，再加上周围亲戚朋友的鼓动，14岁的汝信终于决定报考离家最近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与他同时报考的，还有他的哥哥，16岁的汝仁。

结果，虽然有一门物理不及格需要补习，但汝信仍然被上海圣约翰大学录取，成为政治系的一名大学生。谈及自己14岁就走进大学校门的情景，汝信回忆说：

“经过八年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我的中学时代也就此结束。日本投降，教会也重新接管了上海圣约翰大学。1945年，我还没有高中毕业，在几个亲戚朋友的怂恿下，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因为圣约翰大学离我家非常近，穿过兆丰公园就到。另外当时我的父亲和母亲也很支持我跳级考大学，现在想起来，也很感谢我的父母，因为他们对我的选择从不干预。

另外我觉得，当时报考圣约翰大学政治系也比较容易，不像报考理科那样，都是学习非常过硬才行。我当时年龄小，思想也不成熟，并没有认真想过自己将来要做什么，只是觉得政治系考试不会太难，政治系在当时也是热门，报考的人也比较多。

在考试的课程中，我除了物理没有及格需要补修外，其余几门课都通过了。这样，我就成了圣约翰大学的一名年轻的大学生。

我学的政治系大部分是选修课，副修是经济。我的哥哥正好相反，他学的是经济，我们都属于文学院。我和哥哥的学习，父亲和母亲一般都不参与意见，但对于家中的女孩子，父母则要求比较严格，我的姐姐汝洁则一直按父母的要求循规蹈矩上学。因此当我考上圣约翰大学时，我的姐姐还在上海圣玛丽亚女中上高中，她一直规规矩矩学习弹钢琴，后来成为了一名专业钢琴家……”

10岁上初中，13岁成为高中生，14岁走进大学校门，这是哲学家汝信年少时的学习经历。这样的学习经历，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也足够令人称奇了，更不用说是在近70年前的上海了。因此，比起当今16岁进入大学的学生即被人们称为“神童”，在近70年前就以14岁的低龄成为大学生的汝信，应该说，比起当今的“神童”来，自是神奇又神气许多了。 WV3FG9BbbJBAt+V4iyvPqrNutJjstwWzqV9Ci4CAN0IQU6R293VVV+AQ/4cLYl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