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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竞争”与“合作”两个概念并用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认为，整个人类历史包含着竞争和合作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前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自然平衡的状态中的，只是偶尔出现失衡，但很快就会得以恢复。工业社会打破了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平衡。一方面，工业社会通过制度、规则体系的建构而实现了对竞争的规范；另一方面，在实现了对竞争加以规范的情况下而使得竞争更加强壮有力，从而战胜了合作，或者说，把合作贬斥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成为一种弱不可察的社会现象。这种状况可以认为是竞争的单向度发展。之所以整个社会没有表现出失衡的状态，是因为在竞争的单一向度中实现了平衡，即让竞争保持在规范之下。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竞争的畸形发育开始显现出了自我否定的迹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出现了要求合作的呼声日益增强的趋势。之所以出现了这种峰回路转的状况，是因为竞争为我们的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逐渐地被人们认识到了，而且竞争在得到规范的情况下产生了随时突破规范的冲动。在某种意义上，关于竞争的规范已经陷入了失灵的状态。
从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一旦竞争的成长积累起了一些能量后，就开始冲决规范的堤坝，只不过19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是通过修补制度、体制以及运行机制去重新把竞争圈起来，使之从属于规范。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的诸多迹象表明，原先使用的这些修补术法开始失灵了。也就是说，这样一种通过调整规范、强化规范去应对竞争挑战和冲击的循环升级，把人类社会引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这个时候，在规范显露出了疲态甚至陷入失灵状态的同时，竞争也走到了自我否定的临界点，并开始显现出了必然要让位于合作的趋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合作的社会正在迈着轻盈的步伐向我们走来。尽管这个合作的社会在我们的视线中还处在若隐若现、模糊不定的那个距离上，但它却让我们感知到，走向我们的步伐正在明显地加快。
工业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在这个竞争的社会中，“由于在竞争当中的判决与区分原则是成就，因此，时间，甚至是加速逻辑，就直接处于现代性分配模式的核心中。成就被定义为每个时间单位当中的劳动或工作（成就＝工作除以时间，像物理学的公式所做的那样）。所以，提升速度或节省时间就直接与竞争优势的获得有关……社会竞争的逻辑是，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以维持竞争力。维持竞争力，不只是一种让人们能更自主地规划人生的手段，而且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唯一目的”
。竞争施予人的是一种直接的社会压力，迫使人通过提高速度而节约时间。当每个人都努力加快学习、工作和所有社会活动的速度时，也就汇聚起了一种力量，推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所以，对于工业社会启动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进程来说，竞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竞争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基本动力之一。或者说，是一种主要动力。节省时间的技术和社会安排也是在竞争中获取发展动力的，是由竞争引起并由竞争推动的。
在个人这里，竞争造成的压力是无形的，而且是无法摆脱的，除非人们选择了宗教修行的道路，否则，人们就会时时处处都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因为面对竞争，不前进就意味着后退。“在生活所有领域的社会变迁都加速了的竞争社会中，个人会觉得自己站在‘滑坡’上：人的经验、知识、设备、穿着，甚至是生活方式和日常用语，只要稍微喘口气，就马上会变得落后过时。”
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就如从一个斜坡上下滑一样，加速地朝着竞争社会的低处滑去，沉落在社会的底层。因此，对落后的畏惧促使人在时间上争分夺秒，去努力开发出更多的时间。这样一来，更加推动了人的自我异化，使人失去了自我而变成了高速运行的机器。人就是一架机器，受到高速运行的社会驱使，在人自以为是自我的时候却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是属于自我的。自我实际上早已丧失，只是人们还在背诵着近代早期的那些人文信条，或者受到所谓主体性哲学的欺骗，还以为自我是实存的能动主体。虽然人是竞争的主体，但竞争也不由他所愿，不是在他想退出竞争时就能够退出的。在这个竞争的社会中，他只是不得不被动地将自己投入到竞争过程中。比如，你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获得生存的某种资格，而你想以不竞争的方式走进大学校门，那是不允许的。
在工业社会的前期，主要是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以及其他的社会群集形态之间的竞争推动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随着国际体系的生成，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也构成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竞争，也把其内部的所有构成要素都裹挟了进来，即把民族国家内部的竞争推向了极其惨烈的地步。因为，如果民族国家不经营起激烈的内部竞争，就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得到它所希望得到的优势。不过，根据罗萨的看法，民族国家间的竞争有可能包含着缓解加速的逻辑。他说：“在民族之间的加速器式的竞赛在当今仍然继续进行，但是它主要发生在对经济上的有竞争力的位置这个领域的竞争中，在这个领域当中，由于竞争可能会通过诸如引起税收资源的枯竭而侵蚀自身的基础，最终反而非常矛盾地缩小了竞争优势。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一体化和中央集权化加快了速度，因而从20世纪的后半叶开始，国家中间的差异就显然成为大宗交易的障碍，也成为加速的障碍：加速力量似乎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
我们并不知道罗萨所说的这个“超越了民族国家边界”的加速力量是什么，也许他所指的是“跨国公司”。但是，如果认为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已经变得缓和了，那显然不是事实。即便民族国家间的发展差异构成了竞争的障碍，但那是就平等竞争而言的。事实上，由这种发展上的差异而引发的不平等竞争，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惨烈。虽然公开的掠夺、殖民等已经成为历史，但那些处在世界体系边缘位置的国家，在名为竞争实为受剥削和压迫的过程中，唯有在内部通过激烈的竞争去压低劳动力以及其他资源的价格而去“赚取”外汇。也就是说，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而参与到国际竞争中的，即通过这种方式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某些可以向国民炫耀的东西，以求得政权的合法性。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把整个人类社会都推上了加速化的进程中。当然，民族国家必然会在全球化中走向衰落，个人间的、组织间的、民族国家间的竞争都必将在合作文化的生成中得到消解，但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也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了。如果合作文化能够成功地实现对竞争文化的替代，那也仅仅意味着拆除了竞争这样一个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器，其他的加速器都将还在运转。
在考察竞争的历史时，我们看到，作为一种游戏的体育竞赛可能比人类历史还要长得多，也许无法确认这种游戏是在生物进化的哪个环节出现的。在体育史知识的描绘中，古希腊的奥林匹克是被作为一个典型而被告知我们的，它给予我们的是竞技体育的形象。但是，我们认为，竞技体育的广泛开展是在工业社会。作为竞技体育代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在19世纪末才出现，竞争意识及其文化也应当是在这个时候才被引入所谓“奥林匹克精神”之中的。我们其实很难判断古希腊是否已经有了奥林匹克精神，就“奥林匹克运动会”而言，在当时也许是一种祭祀活动，也许是训练士兵的副产品，肯定不具有顾拜旦所确立的奥林匹克精神的性质。我们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反映了工业社会的竞争理想，是根植于工业社会竞争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的。
在工业社会中，现实的竞争———无论是在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是低俗的、龌龊的、劣行遍布和充满诡计阴谋的，以至于人们需要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一种仪式化的竞争活动去诠释竞争的理想，去暂时洗刷一下现实生活中竞争的污渍。所以，奥林匹克精神及其运动会本身就是工业社会竞争文化的图腾。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竞技活动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其由体育的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地方，表现为一种危险的、关于争斗的生活方式的浪漫———英雄主义变形”
。特别是在足球运动中，这一点暴露无遗。我们知道，在媒体上，“足球流氓”这个带有污蔑性的贬义词经常出现，其实就是指那些进入了如痴如狂境界的球迷们。他们建立起了一种信仰，那就是对通过足球诠释的竞争文化的信仰，尽管他们以为自己所领悟的是一种“美”。
当工业社会的经济组织取代了个体的人而成为竞争者，对社会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或者说，不仅对于利益追求的实现，而且对于社会进步，由经济组织承载的竞争活动都具有积极意义。也许就某项单独的竞争行为或过程来看，是一场零和博弈，某个经济组织的竞争收益恰恰是另一个（些）经济组织的竞争负收益。但是对于社会而言，却在这种竞争中获得了活力，得到了发展动力，从而促进了社会发展。事实上，在20世纪中后期，人们已经在观念上、规范上作出了较大调整，力求经济组织能够实现竞争共赢，即把竞争必须付出的代价转移到竞争者所在的系统之外，使得竞争者在直接的意义上实现共赢。然而，与此同时，在历史进步的维度上却出现了问题，即便所有竞争者都在竞争中取得了正收益，但总体环境的恶化也使竞争者甚至连带未参与到竞争过程中来的无辜者都陷入了失败的境地。也就是说，包括竞争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必须面对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困扰。可以认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在社会发展维度中出现了问题，使得竞争者的收益变得微不足道了。虽然竞争者在直接的意义上取得了可观的收益，但环境灾难、危机事件、风险社会等却使得这种收益归零。即便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短期内陶醉于自己所获得的收益，而长期看来，却是没有意义的。
从社会整体上看，“贾里德·戴蒙德在他的《崩溃》一书中，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梳理，确认了导致现存社会有可能走向衰亡的5个因素：环境破坏、贸易伙伴的失去、以邻为壑、气候变化和社会对环境问题做出的选择。所有这些因素，单独或组合，都可能引发社会的崩溃”
。事实上，这些因素已经组合了起来。由于竞争行为的惯性，特别是人们对竞争合理性的深信不疑，使每一单个的因素都在加速恶化，而且组合的深度也日益增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崩溃和人类的衰亡已经成了一种非常现实的威胁，只是因为人们对此怀有恐惧而不愿意去想和不愿意去承认。为了使人类社会走出这种威胁，就必须改变社会存在和发展模式。其中，终结竞争文化并以合作文化取代之，就应当是一个可行的和必行的选项。所以，我们所设想的是，人类社会有着从竞争社会向合作社会转变的必要性，我们希望在合作社会的建构中去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危机。
可以认为，任何竞争，哪怕是人们之间围绕荣誉的竞争，都是社会的腐蚀剂。就如阿伦特在雅典城邦那里所看到的，“城邦生活是由一种激烈的、永不中断的一切人与一切人之间，永远追求英勇的人之间的竞争所构成，城邦公民要不断证明自己是所有人中最好的。这种竞赛的精神最终会让希腊城邦走向毁灭，因为它使希腊城邦间的结盟变得几乎不可能，此外还以嫉妒（嫉妒是古希腊的举国之恶）和相互憎恨侵害公民的民主生活，并常常威胁到公共福利”
。其实，关于古希腊历史的真实性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与其说阿伦特所描述的是古希腊的竞争状况，毋宁说那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即便我们并不认为阿伦特是在借古讽今。当然，在工业社会中，人们更多的是在利益方面展开竞争，而不是为了表现英勇而开展竞争。正是这种为了利益的竞争，直接地构成了对人的物质世界的破坏。比如，使得环境、生态成了不再能够持续地对人的生活提供支持的慷慨施惠者。同时，单就社会自身而言，在利益方面的竞争也导致了财富分配和占有上的不平等、不公正、贫富对立等问题。
在雅典，由于存在着奴隶、外部人和妇女这些在人口数量上较大的非公民群体，他们为公民提供了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使得公民无须去计较物质利益。也就是说，公民由于有着强大的外部群体为其提供物质保障而无须在他们之间开展利益之争，从而有了闲暇而把劲使在荣誉之争上。作为雅典公民的荣耀，表面看来为城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政治活力，实际上则腐蚀了人们的灵魂。如阿伦特所说，在公民之间滋生嫉妒、仇恨等，从而导致了希腊文明的衰落。其实，这种被阿伦特说成“古希腊举国之恶”的因素，在中国社会表现得更为典型。如果说嫉妒、憎恨等在古希腊尚能促人奋进，去战胜对手，那么在中国，更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消极力量，即破坏对手既有的优势，让对手活得不如自己。在中国，这一点似乎是千古不易的国民性，因而，所引发的社会治理成本也无比高昂。应当说，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原始教义以及道教、佛教的不争劝诫都产生了巨大的矫正或缓冲作用，却也一直未能根除国民性中的这一缺陷。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的市场教义引入后，使人的竞争得到了正名，更是把国民性中的这一缺陷激发出来，对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以至于社会治理不得不把重心调整在防范社会失序上来。这就是“维稳”的原因所在。
总体看来，竞争是一种历史选择机制，是在制造优胜劣汰中促进社会发展的。所以，竞争的历史功绩是应当得到肯定的。但是，当社会发展走到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地步，由竞争构成的选择机制就会陷入“选择”失灵。而且，这种选择失灵会把整个人类领入死寂状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说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人类实现从竞争向合作转型的机遇。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选择了合作而不是竞争，将意味着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延续竞争而放弃合作，则意味着人类有可能如恒星坍塌一样陷入死寂状态。这就是我们面向未来所持的一个看法。
竞争必然导致社会运行成本趋向最大化，而合作则会使社会运行成本朝着最小化的方向前进。在每一项实证分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每一个行动系统都会对自身进行成本核算，进而在各个方面实现节约，并使成本最小化。但是，由于它的外部关系主要是以竞争的形式出现的，即使它对自身的竞争成本作出了严格的控制，而社会却要为所有竞争者付出交易成本以及其他的规范竞争和为了规范竞争需要的行动成本等。根据我们的设想，一旦人类实现了从竞争模式向合作模式的转变，这些由社会承担的运行成本就会节约下来。那样的话，计入整个社会运行中的成本就主要属于行动体承担任务过程中的消耗，至于合作场域中的协调成本，只是极少的一些消耗。也就是说，合作社会中行动体运行成本的总和就是社会运行成本，在此之外，基本上没有额外的成本支出。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改革浪潮中，几乎所有国家都表现出了对政府运行成本问题的关注，或者说，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改革中努力去减少政府运行成本。无论这样做的目标能否达成，但都在政府运行成本的问题上投注了很大的注意力。当然，不同国家采取的路径是不同的，有些国家将原先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诸多事项批发给了私人部门，或者说转嫁给了社会；有些国家通过引进新的技术手段、竞争机制和政府流程再造等方式去促进效率的提升，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表面看来，这场改革运动的确使政府的运营成本明显下降了，但就社会治理的总成本来看，其实是大幅上升了。因为，当社会承担起了政府转嫁过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治理职能时，也是有着成本消耗的，只不过是这些成本被政府转移给了社会，由多元化的社会行动者分散承担了起来，即实现了社会治理成本的隐性化。当人们把视线放在政府上的时候，的确看到的是其运行成本的下降，实际上，如果看到了政府在改革中推动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这个方面的话，就会清楚地看到社会治理总成本的上升。这是因为，在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局面生成后，在他们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却是竞争机制，让他们通过竞争去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方面有着更高质量的业绩表现。在此过程中，成本消耗问题却受到了忽视。尽管每一个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来的组织都会对自身的成本消耗给予高度关注，但它们在竞争中却因为将某些成本转移给了社会而没有将那些消耗计入自己的运行成本之中。
就行动体来看，在竞争的社会中，一个组织必然会处于竞争的环境之中。为了使自己在竞争中能够获得某些优势，就必然会产生资源的组织占有冲动，从而造成社会因组织对资源的占有而运行成本增长的状况。显然，组织对资源的占有不仅会造成大量的资源冗余和闲置，而且资源的时间效应也会受到削弱，一些资源冗余可能在时效期的尽头变成组织必须处理的垃圾。对资源的占有本身就意味着组织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比如，组织对人力资源的占有，就需要承担工资和福利保障方面的负担，而且超出合理限度的这部分人力资源不仅会引发处于合理限度内的人力资源工资和福利保障水平的下降，还会凭空制造出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从而增加了组织的管理事务。这同样也是组织管理需要花费精力和消耗资源的事项，不仅增加了组织运行的成本，也在终极的意义上增加了社会运营的总成本。
在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组织资源冗余和闲置为组织带来的消耗往往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组织通过这种资源占有带来了竞争优势，从而在竞争优势的获得中使自身的运营成本大大降低，冲淡了资源冗余和闲置造成的那部分成本。但是，对于社会的运行而言，总成本并未减少，因为组织通过竞争优势而获得的运营成本下降其实是一种运营成本转嫁的过程。在直接的意义上，是转嫁给了竞争场域中的相关方；在间接的意义上，则是转嫁给了社会。在社会能够再行将运行成本转嫁给自然界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不会刻意关注这一问题。随着社会向自然界转移这种运行成本达到了某个临界点的时候，社会自身就陷入了风险状态，必须承受危机事件频发之苦。
资源的组织占有不仅造成了社会运行成本的增长，而且导致了社会总体上的资源稀缺。在竞争的社会中，资源稀缺对不同的组织所构成的压力是不均等的，而且，恰恰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激发了组织占有资源的欲望，从而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稀缺。在这种情况下，强势组织有可能拥有更多的资源，使资源空置，而另一些急需资源的组织却陷入困境，或者选择受强势组织控制的出路。然而，资源的组织占有是工业社会运行成本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在这个社会中，竞争文化促成的是组织本位主义的经营模式，而组织本位主义必然促使组织生成资源占有的冲动。或者说，在竞争社会的基本背景之下，即使组织不是出于竞争制胜的目的而去占有资源，也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资源需求量，以至于产生资源冗余。如果对这些冗余资源不作及时处理的话，就会带来浪费的问题。事实上，这种浪费现象比比皆是，几乎所有组织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唯有采取新的资源供给模式，即实现资源的社会化，一方面，要保证组织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能够从外部获取其所需的资源；另一方面，组织在获取这些资源时不以占有为目的，而仅仅从属于利用的要求。
在信息流缓慢而又不对称的条件下，上述这一设想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而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大数据使得资源供求各方都能主动地评估资源需求和利用状况的条件下，资源社会化而不是组织自我占有是有可能转变为组织的一种经营模式的。这样一来，资源浪费的问题是可以得到避免的，从而使得既有资源存量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这应当说是在竞争导致的资源节约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而需要作出的替代性安排。但是，如果竞争文化依然发挥作用的话，单靠技术的手段，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源组织占有的现实的。
近代以来数百年的组织资源占有是把社会推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的原因之一。既然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们也就不得不思考，是否应允许组织资源占有的行为模式继续存在下去。答案应当是否定的。
我们认为，如果希望改变工业社会造成的这种资源稀缺的状况，除了通过科学技术进步去不断地开发出新的替代性的资源，还应作出社会安排。我们的设想是建构起合作的社会来置换竞争的社会。当然，在合作社会中，资源稀缺的状况依然会存在，但社会合作体系将会保证资源稀缺造成的压力均衡地由所需此类资源的组织共同承担起来。合作社会中的行动者是合作制组织。就合作制组织生成于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来看，它必然不会产生资源占有的冲动，更不允许资源冗余和闲置的问题发生在组织中。这个时候，一切资源都将存在于合作场域中。在合作场域中开展行动的合作制组织，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以资源供给者的角色出现的。就组织自身而言，仅仅是利用而不是占有资源。
我们的这一设想并不是空想，因为我们从现实的社会变动中看到了这种希望。比如，大数据使得交易可以在透明的条件下进行。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在交易上的一个严重的心理障碍就是交易各方都必须面对着对方设置的“黑箱”。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市场经济倡导和鼓励竞争，以求交易者能够在面对竞争各方时进行比价权衡，以消除“黑箱”所造成的交易障碍，从而获得交易中的合理价格。这样一来，人们形成了一种似乎是固有的观念，那就是，市场经济必然伴随着竞争。然而，大数据却冲击了人们的这一观念。因为在大数据将交易过程中的所有要素都清晰地展示在交易各方面前时，也就消除了人为制造的“黑箱”，拆除了交易者的心理障碍，从而使得竞争没有必要。相应地，因为竞争而引起的交易成本也就节省了下来。进而，反射到了组织自身的运营中来，就会因为交易的透明化而缓和了资源占有的冲动。如果说工业社会中的交易总是表现为讨价还价的话，那么，大数据则会把交易变成合作而不是博弈的过程。
总体看来，工业社会中的交易是发生在社会总体环境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但是交易中存在的多层面、多维度的竞争往往会增强交易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一切博弈过程中都会包含着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在后果上则会以损益的形式出现。而且，包含在交易过程中的制造和消除不确定性的所有行动，都会造成一定的消耗。这些消耗表面看来是由交易双方或各方承担的，事实上依然会被转移到未曾参与到博弈过程中来的人身上，即让那些无辜者去承担博弈消耗和竞争成本。也就是说，不仅竞争成本可以向第三方转移，交易成本也同样可以转移给第三方。在诸多交易中，表面看来，参与交易过程中的各方都从交易中获益了，达致皆大欢喜的结果，但他们在交易中赢得的也许正是交易过程之外的那些人损失的，除非交易仅仅是各方需求的满足而不是财富价值的增加。
归根结底，一切消耗都是需要计入社会总体的运行成本之中的，当大数据促使交易从博弈转为合作后，上述消耗也就从交易成本之中消失了。进而，社会总体的运行成本也就因为这部分消耗的退出而下降。当然，必须指出，包括大数据在内的所有技术都只是促成社会变迁的条件，或者是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要实现从竞争社会向合作社会的转变，还需要从思想和观念的变革入手。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合作的理念并生成合作文化的话，就能够走上终结竞争社会的道路，从而把竞争所引发的一切社会问题都从根本上解决。
根据阿克塞尔罗德的考察，“1960年以前，进化过程的研究都没有对合作现象给予充分的重视。这种忽视来源于对一种理论的误解，这种理论将大多数适应性说成是种群或整个种类水平上的选择。结果，合作总被认为是一种适应”
。当然，阿克塞尔罗德的这一说法有些武断，因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已经指出了从猿到人的转变是一个整体进化过程，这其中就包含着进化为人的生物的合作问题。但是，就话语中的“合作”一词得到人们的重视而言，确实是在20世纪后期。之所以到了20世纪后期人们开始乐意于谈论合作，这说明，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推展出了合作的主题，使人们意识到了合作之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压力而使人们开始对竞争文化产生怀疑，并试图通过更多地谈论合作而期求化解竞争的消极效应。总之，我们可以把20世纪后期看作人类合作意识觉醒的起点，它反映了人类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要求，是对人类生存条件的回应，也是对未来的某种寄托。可以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竞争总是制造出那些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的问题，甚至一些具有深度思考能力的人会在竞争为人类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的问题上产生忧虑，从而希望在竞争的对立面上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出路。结果，“合作”一词流行了起来。
既然我们说从竞争向合作的转变是一种历史趋势，那么在世界大势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总体来看，国家间的竞争关系可以朝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方向是把国家内部的市场模式推广到国际关系中；另一个是在竞争的演变中互相成为对手，进而成为敌人，并陷入军备竞赛的状态中。从20世纪的现实来看，这两种情况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并存且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在政治家们的努力之下，特别是吸取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也由于建立起了稳定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上述两个方面得以维持在基本平衡的状态中。然而，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亦即世界）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时，人们突然感到变数增大，维持上述两个方面的平衡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任何一项地域性的危机事件都有可能打破平衡，使全球陷入濒危的边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小心翼翼地把这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碎的“玻璃瓶”捧在手上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将其打碎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也许某个偶然原因就会导致人类的毁灭。显而易见的答案应当是，我们不应把整个人类的命运系于可以摁动核按钮的政治家的理性、智慧和道德之上，而是要将其建立在客观保障的基础上。
人们会说，当前国家间关系的这种格局就是建立在一系列国际条约和机构的基础上的，这些就是国际关系的客观保障。的确如此，所有国际条约、机构都可以被判断为发挥了维护和平与发展的作用。但是，所有这些又都是建立在承认或默认国家间竞争关系的前提下的，是作为调节或补偿机制而被建立起来的，而且其规范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象，只是各国在竞争中进行了利益权衡而假称遵守了国际条约和尊重国际机构的管辖或裁决。所以，它依然是“易碎的”。事实上，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它（们）的“易碎性”已经变得非常清晰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比如，美国随时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而宣称退出某个条约，用当下时兴的说法，也就叫“退群”。由此可见，这种附属性的客观保障并不是可以依靠的。我们所设想的“客观保障”是指国际关系的属性，即用国家间真正的合作关系取代既有的竞争关系。
在既有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地带的国家所需要的是处在边缘地带的国家在合作名义下对它（们）的依附和顺从，而不是真正的平等合作。这就是建构国家间合作关系的主要障碍，只有克服了这个障碍，才能将人类从危机的边缘中拉回来。然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看来，除了边缘国家的普遍觉醒以外，是没有其他道路可供选择的。正是因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使不确定性超出了可控的阈限。不管现实呈现出来的是如何令人悲观的前景，但在理论上必须指出，把人类导入风险社会的是人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在民族国家成为行动者的情况下，它在国家间竞争关系中的一举一动都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国家间的贸易纠纷、军备竞赛以及面对生态、环境等问题所采取的态度，都直接影响着人类的命运。
然而，在人类进入21世纪后，随着民族国家的政治受到民族主义的胁迫而以民粹政治的形式出现时，民族国家不仅不愿意关注人类的命运，反而在人类面对的各种威胁中推波助澜，甚至在已有的创伤处撒盐。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竞争文化相关的，是因为近代社会确立起的竞争文化把人类引入了今天这样一个疯狂的状态中。要走出这种状态，只有从根本上把国家间的关系改造成合作关系。一旦国家间的关系不再是竞争关系，也就可以大大地减少由国家这种行动者生产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
即便从个人的角度去看合作，也会发现，“当合作者周围都是其他合作者时，合作者合作得最好。因此，一旦某个物种的个体开始了合作，他们就会积极地沿着合作的方向去影响他们身边的人”
。于此之中，就可以看到合作进化的动力。相反，如果合作者身边遍布竞争者，就会对合作造成破坏，至少会导致合作的衰减。或者，让合作改变属性而从属于互惠互利的利益考量。那样的话，即便合作的形式还被保留了下来，也会陷入博弈的罗网之中。当博弈介入到了合作之中或俘获了合作时，对合作的支援也需要求助于控制，即通过控制而将博弈对合作的破坏降到可以容忍的程度。这样的话，在积极的意义上，还会通过控制而把博弈引导到有利于合作甚至促进合作的方向。但是，在博弈以及对博弈的控制等手段都被作为支援合作的措施而被引入的情况下，合作已经完全失去了其本性，转化为可以操纵的利益实现工具，至多也只是互惠互利的手段。
阿克塞尔罗德将此归入“合作进化”的范畴，实际上却是在歧路上的演进。因为在人类走进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时，在提出了真正的合作要求时，所看到的就是，那种异化了的合作并不适用，以至于重新认识和定义合作又成了一项繁重的理论任务。特别是在人们普遍接受了那种异化了的合作的情况下，改变人们的错误观念也将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所以，我们是在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去看合作的，而不是把合作看作与博弈并行和互动的状态。在这一视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竞争向合作演进的历史过程，而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则是这个演进过程的起点。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必然要走进合作的社会。也许在合作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竞争，而且竞争行为也会对人的行动以及人际关系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应当予以关注的关键问题是：竞争文化氛围中的竞争与合作文化氛围中的竞争无论在性质还是功能显效方面，都会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工业社会的竞争文化氛围之中，人们也经常谈论合作，并会把竞争与合作联系在一起来认识和考虑。但是，当人们这样做的时候，却是站在竞争的角度去看合作的。与之不同，在合作社会及其合作文化氛围中，即使同样把竞争与合作联系起来认识和考虑，但立场和视角都转移到合作上来了。由于观察视角发生了变化，在认识的前提下开展的行动就会不同，以至于竞争与合作的性质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反映在了社会建构和人的行动中，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局面，甚至对于社会的性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合作社会中的竞争是从属于合作的竞争，是受到合作文化的规范和定义的，而不再是竞争社会中的竞争。
尼采说：“文化也会因为信仰道德而消亡。因为，假如产生文化的必要条件一旦发现，那么，人们也就不再需要什么文化了。”
如果尼采所说如实，那么，在合作文化与道德观念重合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有什么文化观念了。倒不是因为产生文化的必要条件都被人们搞清楚了，而是因为道德已经占据了人的生存和行动的全部空间。这样一来，我们说从竞争文化向合作文化的转型，实际上也就是从竞争文化向道德的转型，是合作文化与道德统而为一的状态。我们认为，竞争文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文化类型，在实现了向合作文化的转型之后，人类将行进在由道德铺设的康庄大道上。当然，文化的种类繁多，在不同的视角中可以看到多种文化类型，产生文化的条件也确实是神秘的。在这种意义上，说合作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多样化的文化也仍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突出强调的是，产生了竞争文化的物理的、心理的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都将因社会的道德化而得以消除。这一点将被历史所证明。事实上，从人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已经形成的那种对合作的渴望来看，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
也许关于合作社会及其合作文化的构想在今天会受到人们极大的心理排斥，那是因为，“在西方竞争文化的全球影响下，所有社会的成员都内化了各种对抗性规范与行为。这些心理结构特性很容易阻碍我们衡量非对抗模式的真正效用，因为那些预先内化的规范与行为很容易削弱这些模式的真正效用”
。面对这些暂时的困难，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人类将拥有一个作为合作社会的未来。一旦人类进入了合作社会，那些今天不相信自己有道德的人，就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自私是那样的丑陋，就会因为图谋私利的开展竞争而感到羞愧，就会因为曾经拼命捍卫人是自私的理论假设而悔之莫及。总之，那些从“理性经济人”出发去观察社会和思考问题的人就会意识到，他的自私并不是他作为人的全部，而是他的一个方面。而且，他的这个方面也更多地是由工业社会所形塑出来的。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曾经用个人那个卑污的一面去揣测他人和度量社会，就会果断地做出抛弃自己自私一面的决定，并产生出一种道德意识和积极地投入合作行动之中，会强烈地要求去通过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作出贡献而补偿自己曾因主张人是自私的时候所散布的错误言论和消极影响。
当然，人的合作理念以及人的合作技能的形成和发展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近代以来数百年的竞争文化主导下，人们以及这个社会显然出现了合作技能缺失的问题，从而使合作理念无法转化为行动。显然，在竞争文化之下，人们即便有着强烈的合作愿望，也无从着手。相反，关于竞争的技能，一直得到了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支持，几乎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每一项新成果，都促进了竞争技能的发展。在竞争的社会中，竞争技能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特别是博弈论的成熟，将人的竞争技能的提升推向了顶峰，以至于合作因其技能的缺失而无法有所表现。但是，随着人的共生共在成为人们必须直面的基本的社会主题后，合作的要求凸显了出来，这是人的合作技能得到成长的契机。不过，也许要经历一个合作成长的过程才能让人们掌握合作技能，并在这种合作技能的呼应和支持下而建构起合作的社会。我们推测，人们起初也许是因为人的共生共在的外在性压力而不得不合作，即表现出被迫合作的情况。但是，在这种似乎是被迫的、偶然的合作中，将会积累起合作经验，并逐渐地形成一些基本的合作技能。在此过程中，随着合作文化的最终确立和定型，合作也就会表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个时候，竞争反而会显得与整个合作氛围格格不入，更不用说人们还会在合作的氛围中去应用竞争技能了。
总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当工业社会的一切思想和理论丧失了合理性时，社会治理实践中的一些技术性的因素可以被保留下来，但它曾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体制等，都将被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脚步踏平。因而，那些在工业社会中通过竞争的方式去创造美好社会的试验，都将被证明失去了历史意义，各种各样以冲突的形式出现的相互指责和论辩，都将成为正在消逝的噪声。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这样一个未来，它将使所有对立的意识形态、分立的实践以及竞争性的行动归于一点，那就是人的共生共在。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人们之间只有合作这样一种关系和行动方式。这就是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看到的历史走向，我们所应做的就是，顺应这种历史走向而去做出思想、理论和行为选择，而不是捍卫某些正在失去合理性的观念和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