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纪尚轻,容易招惹是非的时候,我的父亲给了我一条忠告,我至今仍在脑中反复回味。
“每当你想要批评其他人的时候,”他告诉我,“切记,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过你的那些有利优势。”
他没再多说什么。但是,虽然我们父子之间的交流一向点到为止,却总能彼此心领神会,我明白他的本意远不止这些。于是,我倾向于保留自己的所有评判,这个习惯让许多性情古怪的人向我展露心扉,也使我成了不少让人不胜其烦的倾诉者的受害者。当这种品性在一个正常人身上显露出来的时候,思维异常的人很快就会觉察到,并且纠缠上来。这样一来,上大学时,我被不公正地指责为“政客”,因为总是只有我知道那些默默无闻的狂人的秘密伤心事。其实大多数秘密是不请自来的——当我从一些确定无误的迹象意识到一种倾诉私密的欲望正在喷薄欲出的时候,我总是装出昏昏欲睡、心不在焉或者极为轻率的样子,这是因为年轻人对私密的倾诉,至少是他们表述这些私密时的用词,往往是东挪西借的,并且因为带有明显的隐瞒而不再纯净。保留评判意味着对他人怀有无限的希望,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要是我忘了我父亲曾经自命不凡地提醒的,我又自命不凡地重复的那个事实,即人在出世时被赋予的基本道德观念是不均等的,我将会有所闪失。
不过,在这样夸耀了一番自己的宽容之后,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宽容也是有限度的。人的行为可能有坚硬的岩石一般靠得住的基础,也可能有湿滑的沼泽一般靠不住的理由,可是一旦这行为超越了某个界限,我就不在乎它背后的原因了。当我去年秋天 从东部回来的时候,真希望整个世界的人都穿上制服,永远在道德上保持一种立正的姿态;我再也不想在他人内心里恣意游荡,享有窥探他们心灵的特权了。唯有盖茨比 [1] ——这个将自己的名字赋予这本书的人——是个例外。盖茨比代表着我由衷鄙夷的一切。如果人的品格是由一系列连续有效的姿态构成的话,那么他的身上闪耀着某种瑰丽的光彩,那就是对于生命希冀的高度敏感,仿佛他与一台精密的、可以记录一万英里以外地震的仪器相连一样。这种敏感和那美其名曰“创造性气质”的多愁善感毫不相干——它是一种永怀希望的非凡天赋,一种时刻等待召唤的浪漫情怀,这是我从未在其他人身上发现过的,也是我以后不大可能再遇见的。不——盖茨比最终是无可厚非的;是那些猎杀坑害了他的东西,是那些在他的幻梦消失后从污臭尘埃中升腾而起的东西,一时间淹没了我对人世间易逝的哀伤和片刻欢欣的兴趣。
我家祖孙三代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中声名显赫的富人。卡拉威家族也算得上是个世家。我们是巴克禄公爵 的后裔,但是我这一支是从我祖父的哥哥开始发迹的。他1851年到了这里,在南北战争时找了个替身代他打仗,自己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我父亲接手了他的生意,做到了现在。
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但是大家都说我长得像他,我父亲办公室里挂着的那幅面孔十分冷峻的画像就是有力的凭证。我1915年从纽黑文 毕业,刚好比我父亲从那儿毕业晚四分之一个世纪。不久,我就加入了被称为世界大战的迟来的条顿民族大迁移。我彻底沉浸在反攻的兴奋当中,回乡之后也待不住。中西部不再是这世界温暖的中心,现在看起来倒像是这宇宙破败的边缘——于是我决定去东部学习债券生意。我认识的人都在做债券生意,所以我觉得它再养活一个单身汉也应该不成问题。我的叔伯姑姨们为这事讨论了好一番,就像他们在为我挑选一所预备学校 似的,最后他们说“嘿——好——好吧”,脸色十分凝重和迟疑。父亲也答应资助我一年。几经耽搁,我来到了东部,自以为会永远留在这里。那是1922年的春天的事。
按现实来考虑,我应该在城里找个住所。但那时正值温暖的季节,而我又是刚刚从有着宽阔草坪和宜人树木的家乡来这里的,所以当办公室里的一个年轻人提议我们俩在有通勤车的近郊合租一所房子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个好主意。他找到了房子,那是一座用薄木板盖成的被风雨侵蚀的平房,月租八十美元。可是正当我们要住进去时,公司把他调到华盛顿去了,我只好一个人搬去了郊外。我有一条狗——至少它在跑掉之前的几天里是我的,还有一辆旧道奇汽车 和一个芬兰女佣,她为我收拾床铺,做早饭——一边在电炉上做饭,一边跟自己咕哝着芬兰的至理名言。
起初一两天,我挺孤单的。随后一天早上,一个比我更晚搬来这里的人在路上叫住了我。
“到西卵村 怎么走啊?”他无助地问我。
我给他指了路。当我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不再感到孤单了。我成了一个领路人、一名开拓者、一位移民先驱。他无意之中授予了我这个社区的荣誉公民称号。
看着阳光爬满树梢,绿叶涌出枝条——就像它们是快进电影里的事物一样——我心中又有了那个熟悉的信念:随着夏日的来临,生活又重新开始了。
首先,我有那么多书要读;另外,我还可以从清新宜人的空气中汲取那么多健康的活力。我买了十几本关于银行业务、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书。一本本红色烫金封皮的书立在我的书架上,好像造币厂新印出的钱币一样,许诺为我揭示只有迈达斯 、摩根 和米西纳斯 知道的金光闪闪的秘密。我还满心打算读许多其他的书。上大学时,我颇喜欢舞文弄墨。有一年我给《耶鲁新闻》 写过一系列一本正经而又平淡无奇的社论。现在我准备把诸如此类的东西重新纳入我的生活,再次成为“通才”,也就是那种最难得的专家。这可不仅仅是句俏皮话——毕竟,只从一个窗口去观察人生要容易得多。
纯粹出于偶然,我竟在北美最离奇的一个社区里租了一座房子。这个社区位于从纽约市正东向外延伸的那个生机勃勃的狭长岛屿上——岛上除了天然奇观之外,还有两块形状奇特的土地。就在离纽约市区二十英里的地方,有一对巨大的卵形半岛,轮廓一模一样,只是被一条狭窄的水湾隔开。两个半岛突伸到西半球那片最温驯的咸水里,那是长岛海峡辽阔而潮湿的“后场院”。这两个半岛并不是规整的椭圆形,而是像哥伦布故事里的那个鸡蛋 一样,连接陆地的一端是扁平的。不过,它们的外形如此相似,这一定成了空中飞过的海鸥永远困惑不已的根源。而对于没有翅膀的生灵来说,更有吸引力的现象是这两个地方除了形状和大小之外,每一个细微之处都截然不同。
我住在西卵村,就是——实话说,这两个半岛中比较土气的那一个。不过这是一个最肤浅的说辞,不足以说明二者之间离奇古怪而又颇为不祥的反差。我的房子紧靠在鸡蛋的顶端,离海峡只有五十码,挤在两座每个季度租金要一万两千到一万五千美元的豪宅之间。 我的房子右边的那一座豪宅,不管按什么标准来说,都是一个庞然大物——它酷似诺曼底 的某座市政厅。宅子的一边矗立着一座塔楼,覆盖着一层疏疏落落的自然生长的常春藤,显得一派簇新。院子里还有一座大理石游泳池,以及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是盖茨比的公馆。不过当时我还不认识盖茨比先生,所以或许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位姓盖茨比的绅士的公馆。我自己的房子实在碍眼,幸而它小,没人注意,因此我可以欣赏一片海景,欣赏我邻居草坪的一角,并且能以与百万富翁为邻而自喜——享受这一切,每月只需花费八十美元。
狭窄的水湾对岸,时髦的东卵 那些宫殿一般的白色公馆倒映在水面上,熠熠生辉。那年夏天的故事,是从我开车去那边的汤姆·布坎南夫妇家吃饭的那个晚上真正开始的。黛西是和我相差一个辈分的远房表亲,汤姆是我在大学里就认识的。大战刚结束时,我还去芝加哥和他们待过两天。
黛西的丈夫在各种体育项目上颇有成就,曾经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棒的橄榄球边锋之一,称得上是个全国知名的人物。像他这种人,二十一岁就在一个方面取得如此登峰造极的成就,使得他以后无论做什么,总有些走下坡路的味道。他家境极其富裕——上大学时他的挥霍就已经遭人非议——但是现在他离开了芝加哥来到东部。他搬家的那个排场可真让人目瞪口呆:比如,他居然从森林湖 运来整整一队打马球用的马。我这一辈人中竟然有人阔绰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至于他们为什么到东部来,我并不知情。他们在法国待了一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后来又居无定所地四处飘荡,只要哪里能跟富人聚在一起打马球,他们就去哪里。黛西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这次是定居了,可是我并不相信——我看不透黛西的心思,不过我觉得汤姆会一直漂泊下去,不无惆怅地追寻着过去某场无法重演的橄榄球赛里激动人心的喧腾。
于是,就在一个有着阵阵暖风的晚上,我开车到东卵去看望这两个我几乎毫不了解的老朋友。他们的房子甚至比我料想的还要华丽。那是一座赏心悦目、红白相间的公馆,有着乔治王殖民时代 的风格,俯瞰着海湾。草坪从海滩起步,向着房子的大门奔了四分之一英里,一路跨过日晷、砖径和鲜花怒放的花园,最后跑到房子跟前,仿佛借助着奔跑的势头,索性变成翠绿的藤蔓,沿着房子侧面飘摇而上。房子正面嵌着一排法式落地长窗,亮闪闪地反射着夕照的金辉,迎着暖风习习的黄昏大敞开来。只见汤姆·布坎南身着骑装,叉开双腿,站在前门廊上。
和在纽黑文念书的那几年相比,他的样子已经变了。现在他已到而立之年,身材结实,头发稻黄,嘴角僵硬,举止高傲。两只炯炯有神的傲慢的眼睛在他脸上最为突出,总是给人一种向前倾斜着身体的咄咄逼人的印象。即使他那身带着女人气的装腔作势的骑装也掩藏不住那个身躯的巨大能量——他看起来仿佛把那双锃亮的皮靴塞得满满的,连靴子最上面的带子都绷得紧紧的。他的肩膀在他薄薄的上衣下面一动,你就能看到一大块肌肉在挪移。这是一个孔武有力的身躯,一个残酷的身躯。
他说话的声音是又粗又哑的男高音,这更加深了他给人留下的暴躁印象。他的语气里还带着一种老子教训儿子的轻蔑口吻,即使对他喜欢的人也一样,因此在纽黑文的时候不少人对他恨得牙痒痒。
“哎,你可别认为这些问题我说了算,”他的样子像是在说,“只因为我比你更强壮,更有男子气概。”当时我们俩同在一个高年级学生联谊会 ,尽管我们的关系从来都不密切,我总觉得他很欣赏我,而且借由他那特有的粗野、蛮横的怅惘,他希望我也喜欢他。
我们在洒满阳光的门廊上聊了几分钟。
“我这地方挺不错。”他说,他四处张望,目光不停地闪烁。
他一只胳膊搭在我身上,让我转了个身,伸出一只宽大而扁平的手掌朝着眼前的景致一挥,手指扫过了一座下沉式的意大利风格的花园,半英亩香气袭人的深色玫瑰花,还有一艘在岸边随着浪潮上下起伏着的塌鼻子汽艇。
“这地方本来是石油大王德梅恩的。”他又把我推转过身来,客气却又突兀,“我们到里面去。”
我们穿过一条高高的走廊,走进一间明亮的玫瑰色大厅,两头的法式落地长窗将它轻巧地嵌在这座房子里。这些长窗都半开着,莹白耀眼,映照着窗外鲜绿的草地,让那片草地看起来似乎就要长到房子里来似的。一阵轻风穿堂而过,将一边的窗帘吹进来,又将另一边的窗帘吹出去。那窗帘好像苍白的旗帜,扭摆上升,飘向那像撒上了糖霜的结婚蛋糕似的吊顶,然后又从酒红色的地毯上凌波而过,留下一片有如风儿掠过海面一样的阴影。
屋子里唯一完全静止的东西是一张庞大的长沙发椅,上面有两个年轻女子,好像飘浮在一个停泊在地面的大气球上。她们俩都身穿白衣,衣裙在风中飘荡,仿佛她们乘着气球绕着房子飞了一圈,刚刚被风吹回来似的。我一定是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倾听窗帘刮动的噼啪声和墙上一幅挂像吱吱嘎嘎的呻吟声。然后我听到砰的一声,汤姆·布坎南关上了后面的落地窗,笼在室内的风才渐渐平息,窗帘、地毯和两位年轻女子也徐徐降落到地面上。
那个年纪较轻的女子我从未见过。她平躺在长沙发的一头,一动也不动,下巴微微翘起,仿佛她在上面顶着一件东西,要保持着平衡,生怕它掉下来似的。不知她是否从眼角中看到了我,总之她毫无表示——其实我倒吃了一惊,差点嗫嚅地为我的到来打扰了她而道歉。
另外那个女子就是黛西了,她作势要站起来——身子微微向前倾,一脸真诚——接着她轻轻一笑,莫名其妙却很迷人。我也跟着笑起来,向前走进客厅。
“我高兴得瘫——瘫掉了。”
她又笑了一次,仿佛她说了一句非常诙谐机智的话似的,接着就拉着我的手,仰起头看了一会儿我的脸,摆出一副全世界她最想看到的人就是我的样子。那是她特有的做法。她低声示意我那个玩平衡动作的姑娘姓贝克(我听人说过,黛西的喃喃低语只是为了让人家把身子向她靠近,不过这闲言碎语并未减少黛西这种说话方式的魅力)。
不管怎么说,贝克小姐微微动了动嘴唇,向我点了点头,轻微得几乎让人察觉不到,接着赶紧把头仰回去——显然她在保持平衡的那件东西晃了一下,让她有些吓了一跳。道歉的话又一次冒到了我的嘴边。对这种完全我行我素的气概,我向来是心怀敬畏的。
我回头去看我的表亲,她随即用她那低微而魅人的声音向我发问。这是那种叫人侧耳倾听的忽高忽低的声音,仿佛每句话都是一组音符,一奏出便成绝响。她的脸庞忧郁而可爱,带着明媚的神采,她有两只明亮的眼睛,一张明艳而多情的嘴唇。然而,在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激情,让所有为她倾心过的男人都难以忘怀:那是一种歌唱般的渴求,一声低柔的“听着”,一种许诺,说她片刻以前刚做过赏心乐事,而且下一个小时里还酝酿着赏心乐事。
我告诉黛西,我到东部来的路上在芝加哥停留了一天,有十来个朋友托我向她问好。
“他们想我吗?”她欣喜若狂地大声问道。
“整个城市想你想得凄凄惨惨。所有的汽车左后轮都涂上了黑漆当花圈,城北湖畔 彻夜哀声不断。”
“多棒啊!咱们回去吧,汤姆。明天就回!”然后她又毫不相干地说:“你应当看看宝宝。”
“我正想看看。”
“她睡着了。她两岁了。你从没见过她吗?”
“从来没有。”
“哎呀,你应当看看她。她是……”
这时,一直不安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汤姆·布坎南停了下脚步,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
“你现在在做什么,尼克?”
“我是做债券的。”
“和谁一起?”
我告诉了他。
“从来没听说过他们。”他断然评价道。
这让我有些恼火。
“你会听说的,”我简短地答道,“你在东部待下去,就会听说的。”
“噢,我会在东部待下来的,你就放心吧。”他边说边瞥了一眼黛西,然后又回头看看我,仿佛他在提防着别的什么。“我要是到别的任何地方去住,那就是十足的傻瓜!”
这时贝克小姐说:“一点儿没错!”这句突如其来的话把我吓了一跳——这是我进屋以来她说的第一句话。显然,她的话也使自己同样吃惊,因为她打了个呵欠,接着做了一连串敏捷而灵巧的动作,就站在了屋子当中。
“我都僵了,”她抱怨道,“我在那张沙发上躺了不知多久了。”
“别看着我,”黛西反驳说,“我整个下午都在劝你去纽约。”
“不喝了,谢谢,”贝克小姐对着刚从食品间端来的四杯鸡尾酒说,“我这阵子正严格地训练。”
她的男主人看着她,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你在训练!”他把酒一饮而尽,仿佛那是杯底的最后一滴。 “我真搞不懂你那些。”
我看着贝克小姐,心里奇怪她“弄成”的是什么事。我喜欢看着这个女孩子。她是个身材修长、乳房娇小的姑娘,由于她像个年轻的军校学员那样挺起胸膛,更显得姿态挺拔。阳光照得她的灰色的眼睛眯了起来,她也回看着我,一张苍白、迷人又带着愠色的脸上流露出客气、回礼一般的好奇。这时我想起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或者她的一张照片。
“你住在西卵村吧,”她傲慢地说,“我认识那儿的一个人。”
“我一个人也不认——”
“你总该认识盖茨比吧。”
“盖茨比?”黛西追问道,“什么盖茨比?”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说他是我的邻居,用人就宣布开饭了。汤姆·布坎南不由分说就把一只结实的胳臂插到我腋下,把我从客厅里推出去,就像他是在把棋盘上的棋子推到另一格去一样。
两位年轻女子袅袅婷婷地、懒洋洋地将手向后轻轻搭在纤腰上,在我们前面往外走上玫瑰色的阳台。这里正对着夕阳,餐桌上的四支蜡烛在减息了的风中闪烁。
“干吗点蜡烛?”黛西皱着眉反对,用手指把蜡烛捏熄。“再过两个星期,就是一年里白天最长的日子了。” 她又神采奕奕地看着我们大家说,“你们是不是总会期盼一年里白天最长的日子,等它来临时却把它忘了?我总是期盼这个日子,到头来又会忘记。”
“我们应当计划干点什么,”贝克小姐一边坐下,一边打着哈欠说道,好像要上床睡觉似的。
“好啊,”黛西说,“咱们计划些什么呢?”她把脸转向我,无助地问道:“人们都计划些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便两眼带着畏惧的神情紧盯着她的小手指。
“看啊!”她抱怨道,“我把它碰伤了。”
我们都看过去——指节有点青紫。
“是你弄的,汤姆,”她责怪地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就是你弄的。这是我的报应,嫁给这么个粗野的男人,一个五大三粗的笨拙的典型——”
“我恨笨拙这个词,”汤姆气呼呼地抗议道,“即使开玩笑也不行。”
“笨拙。”黛西不依不饶。
有时她和贝克小姐同时开口讲话,可是并不惹人注意,不过开点无关紧要的玩笑,也绝算不上喋喋不休。她们的言谈如同她们的白色裙子和漠然的、没有任何欲念的眼睛一样冷淡。她们坐在这儿,应酬汤姆和我,只不过是客客气气地尽力款待别人或者接受款待。她们知道一会儿晚餐就结束了,再过一会儿这一晚也就过去了,随随便便就打发掉了。这和西部截然不同。在那里每逢晚上聚会,一个连着一个的阶段总是安排得紧锣密鼓,直到结束,让人不断地期待又不断地失望,或者对时光的流逝深感焦虑和恐惧。
“跟你在一起让我觉得自己不够文明,黛西。”喝第二杯红酒时,我坦陈道。这酒虽然有点软木塞气味,口感却相当好,“你就不能谈谈庄稼或者别的什么吗?”
我说这句话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但它却出人意料地被人接过去了。
“文明正在崩溃,”汤姆突然气势汹汹地说,“我近来成了个对世界非常悲观的人。你看过《有色帝国的兴起》 吗?是个姓高达德 [2] 的人写的。”
“怎么了,没看过。”我答道,对他的语气感到相当吃惊。
“我说,这是一本好书,人人都应当读一读。它的观点是,如果我们不警惕,白色人种就会——就会完全湮没掉。这都是科学道理,是有凭有据的。”
“汤姆最近变得很渊博了。”黛西说,脸上露出不经意的忧伤。“他看一些深奥的书,书里有好些长单词。有个词是什么来着,我们……”
“我说,这些书都是有科学根据的,”汤姆不耐烦地瞟了她一眼,一个劲儿地说下去,“高达德这家伙把整个道理讲得明明白白。我们是占统治地位的人种,有责任保持警惕,不然的话,其他人种就会控制一切。”
“我们非打倒他们不可。”黛西低声地说,对着火红的太阳使劲儿地眨眼。
“你们应当住到加州去……”贝克小姐开口说,可是汤姆在椅子里重重地挪了挪身体,打断了她。
“书里主要的论点是说我们是北欧日耳曼民族。我是,你是,你也是,还有……”极短暂地犹豫了一下之后,他微微点了点头,把黛西也算了进来 ;黛西又冲我眨了眨眼。“我们创造了构成文明的一切东西——哦,科学、艺术,以及其他一切。你们明白吗?”
他那股专注中隐藏着些许悲哀,似乎他的自负,虽然比往日更强烈,但对他来说已经不够用了。这时屋子里电话铃响了,男管家离开阳台去接,黛西几乎立刻就抓住这个间隙,把身子向我探过来。
“我要告诉你一个家庭秘密,”她兴奋地低语道,“是关于男管家的鼻子的。你想听听男管家鼻子的秘密吗?”
“这正是我今晚来拜访的目的呀。”
“他呀,不是一直都当管家的。他从前专门替纽约一个人家擦银器,那家有一套供两百人用的银餐具。他不得不从早到晚擦个不停,最后他的鼻子就受不了啦……”
“情况越来越糟。”贝克小姐提了一句。
“是的。情况越来越糟,最后他只得放弃了那份工作。”
须臾之间,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温情脉脉地落在她那神采奕奕的脸上,她的声音使我不由自主地凑上前去屏息倾听——然后那神采逐渐黯淡,每一道光最后离她而去时都依依不舍地流连着,就像孩子们在黄昏时分离开一条充满欢乐的街道。
男管家走了回来,在汤姆耳边咕哝了几句,汤姆听了眉头一皱,把他的椅子朝后一推,一言不发地走进屋里去。他的离开仿佛激发了黛西内心里的什么东西,她又探身向前,她的声音明媚而动听。
“我真喜欢在我的餐桌上见到你,尼克。你使我想到一朵——一朵玫瑰花,一朵真正的玫瑰花。是不是?”她把脸转向贝克小姐,期待她的附和,“一朵真正的玫瑰花?”
她说的不是真的。我和玫瑰花毫无相似之处。她不过是随口一说,但是她的身上却流淌出一种撩动人心的温情,仿佛她的心就藏在那气喘吁吁、令人兴奋的词语中的一个里,正想要向你袒露一番。然后她突然把餐巾往桌上一扔,说了声对不起,就走进屋子里去了。
贝克小姐和我故意不动声色地互相使了一下眼色。我正要说话,她机警地坐直身子,说了一声“嘘”,示意我别作声。屋子里依稀传来一阵刻意压低的、激动的抱怨声,贝克小姐毫无顾忌地探着身,想听清他们的话。喃喃的抱怨声颤抖着接近能听得真切的程度,低沉下去,又激动地高亢起来,然后完全停止了。
“你刚才提到的那位盖茨比先生是我的邻居……”我开始说。
“别说话,我要听听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啦?”我天真地问。
“你是说你不知道吗?”贝克小姐说,她着实感到吃惊,“我以为人人都知道了。”
“我可不知道。”
“哎呀——”她犹疑了一下说,“汤姆在纽约有个女人。”
“有个女人?”我茫然地重复她的话。
贝克小姐点点头。
“她起码应该识趣点,别在晚餐时间给他打电话呀。你说是吧?”
我几乎还没领会她的意思,就听见一阵裙衣窸窣和皮靴咯噔的声响,汤姆和黛西回到了餐桌边。
“真没办法!”黛西强颜欢笑地大声说。
她坐了下来,先探察了一下贝克小姐的脸色,然后又探察了我一番,接着说:“我到屋外看了一下,外面可真是浪漫极了。草坪上有一只鸟,我想一定是搭康拉德 或者白星的船过来的一只夜莺。 它在不停地歌唱……”她的声音也像歌唱一般:“真是浪漫呀,是不是啊,汤姆?”
“非常浪漫,”他说,然后苦着脸对我说,“如果吃完饭天还够亮,我想带你去看看马厩。”
屋里电话又响了,让人吃了一惊。黛西断然地对汤姆摇摇头,于是马厩的话题,其实所有的话题,都烟消云散了。在餐桌边最后五分钟的碎片化的印象中,我记得蜡烛又无缘无故地点着了,同时我意识到自己很想正眼看看每个人,然而却又想避开所有的目光。我猜不出黛西和汤姆心里在想什么,但是我怀疑,即使贝克小姐这样掌握着一种波澜不惊的处事风格的人,也很难将第五位客人尖锐、急促的金属叩击一般的电话铃声完全置之脑后。对某种性情的人来说,这个局面可能挺有意思的——但我自己本能的反应是立刻去打电话叫警察。
不用说,看马的事没有再提了。汤姆和贝克小姐两人,中间隔着几英尺的暮色,慢悠悠地走回书房去,就像要去一具实实在在的尸体旁守夜一样。我装出兴致勃勃而且什么也没听到的样子,跟着黛西穿过一连串的走廊,走到前面的阳台上去。在深深的暮色中,我们肩并肩地在一张柳条长椅上坐下。
黛西双手捧着脸,似乎在感受它那可爱的形状,她的目光渐渐移入屋外天鹅绒般的暮色。我看出她的心已经被翻涌的思绪占据,于是我问了几个关于她小女儿的问题,想让她镇静下来。
“我们彼此并不非常了解,尼克,”她忽然说,“尽管我们是表亲。你都没参加我的婚礼。”
“我那时还没从战场上回来。”
“那倒是。”她迟疑了一下,“唉,我过得很不好,尼克,我把一切都看透了。”
显然,她这样是有缘故的。我等着听,可是她没再说下去,于是过了一会儿我又支支吾吾地回到了她女儿的话题。
“我想她会说话了,又——会吃饭了,什么都会了吧。”
“哦,是啊。”她心不在焉地看着我,“听我说,尼克,让我告诉你她出生的时候我说了什么。你想听吗?”
“非常想。”
“你听了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看待——世事了。唉,她那时出生还不到一个钟头,天晓得汤姆跑到哪里去了。乙醚的作用消退了,我醒了过来,有一种完全被抛弃的感觉,马上问护士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她告诉我是个女孩,我就转过头哭了起来。‘好吧,’我说,‘是个女孩我很高兴。而且我希望她将来是个傻瓜——这就是女孩在这世上最好的出路,做一个漂亮的小傻瓜。’”
“你懂了吧,我认为反正一切都糟透了,”她深信不疑地继续说,“人人都这样想——最高明的人更是这样想的。而我知道。我哪儿都去过了,什么都见过了,所有事情都做过了。”她两眼闪闪发光,环顾四周,一副挑衅的神气,像极了汤姆。她又笑了起来,笑声里带着激动的嘲讽。“饱经世故——天哪,我真是饱经世故了!”
她那迫使我不得不聆听和相信的声音一停,我就察觉到她刚才说的根本不是真心话。这使我感到不安,似乎整个晚上都是一个圈套,要从我身上榨取一份感情投入其中。我等待着,果然,过了一会儿她看着我时,她那可爱的脸上就露出了真真切切、扬扬得意的笑容,仿佛她已经维系了她作为名流秘密团体成员的身份,她和汤姆都属于那个团体。
室内,那间深红色的屋子灯火通明。汤姆和贝克小姐各坐在长沙发的一头,她在念《星期六晚邮报》 给他听。她的声音很低,没有变化,吐出的一连串的字句有一种让人定心的调子。灯光照得他皮靴雪亮,照得她秋叶黄的头发暗淡无光,每当她翻过一页,胳臂上细细的肌肉颤动的时候,灯光又在纸面上闪烁而过。
我们进屋的时候,她举起一只手,示意我们先不要出声。
“待续,”她念道,把杂志往桌上轻轻一丢,“本刊下期就会见分晓。”
她膝盖动了几下,身体挺了挺,站了起来。
“十点了,”她说道,仿佛在天花板上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时间,“我这个好女孩该上床睡觉了。”
“乔丹明天要参加锦标赛,”黛西解释道,“在威斯彻斯特 那边。”
“哦——原来你就是乔丹·贝克 啊。”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她看上去那么面熟了——她那张讨人喜欢又带着傲气的面庞,曾经从报道阿希维尔、温泉和棕榈海滩 的体育新闻的许多报刊的照片上张望过我。我还听到过有关她的传言,一些尖刻的、令人不悦的传言,不过究竟是什么,我早就忘了。
“晚安,”她轻声说,“八点叫醒我,好吗?”
“只要你起得来。”
“我起得来。晚安,卡拉威先生。改天再见。”
“你们当然会很快再见面的,”黛西肯定地说,“老实说,我想要做个媒。多来几趟,尼克,然后我就会——嗯——把你俩撮合在一起。比如,凑巧把你们关在被单橱柜里啦,或者把你们放在小船上,推到海里啦,诸如此类的……”
“晚安,”贝克小姐从楼梯上喊道,“我一个字都没听见。”
“她是个好女孩,”过了一会儿,汤姆说,“他们不应当让她这样全国各地到处跑。”
“谁不应当?”黛西冷冷地问。
“她家里人。”
“她家只有一个姑妈,老得有上千岁了。再说,尼克以后会照顾她的,是不是,尼克?她今年夏天会常来这儿度周末。我看这儿的家庭影响对她会大有好处。”
黛西和汤姆沉默地对视了一会儿。
“她是纽约人吗?”我赶紧问。
“路易斯维尔 人。我们在那里一起度过了纯洁的少女时代。我们那美丽纯洁的——”
“你是不是在阳台上跟尼克说什么贴心话了?”汤姆突然质问道。
“我说了吗?”她看着我,“我好像不记得了,不过我想我们谈论北欧人种来着。对,我确定我们谈了,不知不觉就聊到了这个话题,你知道,首先——”
“你听到的话不能全信,尼克。”汤姆告诫我。
我轻描淡写地说我什么都没听到,几分钟之后我就起身回家了。他们把我送到门口,两人并肩站在一方让人愉悦的灯光里。当我发动引擎的时候,黛西忽然发号施令似的喊道:“等等!”
“我忘了问你一件事,很重要的事。我们听说你在西部跟一个女孩订婚了。”
“不错,”汤姆友善地附和,“我们听说你订婚了。”
“那是造谣。我太穷了。”
“可是我们听说了。”黛西坚持说道,她的姿容再次像花朵一般绽开,令我惊诧不已,“我们听三个人说过,所以一定是真的。”
当然,我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但是我压根儿就没订婚。我来东部的原因之一,正是为了避开那些说我要结婚的流言蜚语。你不能因为害怕流言就和一个老朋友断绝来往,但另一方面,我也不想迫于流言的压力而结婚。
他们的关心倒很让我感动,也使他们不显得那么有钱和高不可攀了。虽然如此,我开车离去时,还是感到困惑,也有点厌恶。在我看来,黛西现在该做的就是抱着孩子冲出这座房子——可是显然她头脑里并没有这种打算。至于汤姆,他“在纽约有个女人”这种事倒不足为奇,让人惊奇的是他会因为读了一本书而沮丧。不知什么在促使他啃那些陈腐的学说,也许他那强壮的体格赋予他的自尊自大已经不再能滋养他那颗傲慢专断的心了。
路边旅馆的屋顶上和加油站门前的场地中已经是一片盛夏景象,一台台崭新的红色加油泵蹲坐在一圈圈的灯光里。我回到我在西卵的“庄园”,把车开进车棚,在院子里一台弃置的割草机上坐了一会儿。风儿已经平息,留下一个鼓噪而明亮的夜晚。鸟儿在树丛中扑打着翅膀,大地像是一个拉满的风箱,吹得青蛙充满生机,奏出绵延不断的风琴声。一只猫的剪影在月光中踯躅而行,我转过头去看它的时候,发现自己并非独自一人——五十英尺外,有个人从隔壁公馆的影子中走了出来。他站在那儿,双手插在口袋里,仰望着夜空中仿佛撒落的胡椒粉一样的银色繁星。他的举止悠闲,双脚稳稳地踏在草坪上,看来就是盖茨比先生本人,出来确定我们本地的天空哪一片是属于他的。
我决定跟他打声招呼。贝克小姐在晚餐时提到了他,我可以借此做自我介绍。但是我没有,因为他突然做了一个动作,仿佛暗示他正在享受独处——他朝着幽暗的海水伸出双臂,那样子真令人费解。尽管我离他很远,但我发誓,我看见他正在发抖。我不由得朝海面望去——什么都辨认不清,除了一盏绿灯,又渺小又遥远外,或许是点亮在一座码头的尽头。当我再去看盖茨比时,他已经不见了,我又独自待在这不平静的黑暗中。
[1] 盖茨比的名字可能是个双关语。“gat”是俚语,意为手枪,暗示了盖茨比命运的结局。有人认为,“盖茨比”这个姓氏是菲茨杰拉德从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小说《加兹比一家》( The Story of the Gadsbys ),或者从马克·吐温的小说《外国流浪汉》( A Tramp Abroad )中出现的“加兹比饭店”(Gadsby's Hotel)修改而来的。在菲茨杰拉德1923年的小说《骰子、指节铜环和吉他》中,还出现过一个姓“Katzby”的富豪之家。
[2] 阿纳·伦德认为“高达德”是菲茨杰拉德对麦迪逊·格兰特和洛斯罗普·斯托达德这两个种族主义理论家的姓的合写。详见Arne Lunde, Nordic Exposures:Scandinavian Identity in Classical Hollywood Cinema , Washingt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