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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很少有作家自信或盲信到认为自己可以仅仅凭一部薄薄的小说获得不朽的文学声名，为此他宁可将自己的其他作品统统付之一炬。而一部薄薄的小说要获得不朽的文学声名，主要不在于它所提供的广博的内容——说起广博的内容，这恰恰是它的弱势——而在于它对有限内容的高度复杂的叙述方式，即在于其高超的艺术性。因而，它真正诉诸的不是追求情节丰富性的普通读者，甚至不是不断挖掘其“意义”的批评家，而是同为“手艺人”的作家同行：同行之间只看技巧，只看你如何描绘，而不是描绘什么。作为小说艺术家，而不是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可能宁愿用自己的《战争与和平》再加上《安娜·卡列尼娜》来换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让-保罗·萨特隐晦地把自己对阿尔伯特·加缪《局外人》的文学妒忌化作一篇才华横溢的批评文章，并由此意识到自己在小说技艺上无论如何也超不过这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后生，而当今无数的作家宁可死上一千回，只要自己能写出一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媲美的小说就行。同行的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了技艺上的钦佩和妒忌。
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生前就把自己渴望的不朽的文学名声危险地寄托在《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薄薄的小说上。按他的说法，这部小说才真正体现了他的“原创性”——不幸，这部小说自出版一直到他去世，十五年间，两次印刷的两万三千多本却只陆续卖出了两万本，还有三千本堆在出版商的库房里发霉，让他沮丧万分。他在给妻子的信中悲鸣道：“难道我被遗忘了吗？” [1] 他没有被遗忘，而是被搁置了。奇怪的倒是菲茨杰拉德竟想以自己真正的原创性来获得普通读者的立即认可，殊不知普通读者常常一头雾水地面对那些超出了他们既定的文学感知模式的真正的原创作品，能够发现原创性的往往是在“技巧”这个布满了许多世代以来的同行们留下的纵横交错的足迹的荒凉原野上试图摸索出一条新路的作家同行。因而，当某个下午，他惬意地在沙发上坐下，从新买的一摞小说作品中随意拿下一本，翻开第一页，读到“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震惊之余，他立刻悲剧性地想到自己的一条路被堵死了，他不可能再以这个美妙的句子开始自己的一部小说，甚至书桌上昨天还令他得意洋洋的自己的一篇刚完成的小说稿如今也变得黯淡无光，让他恨不得揉成一团，丢进纸篓里去。
一个试图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的作家，就像跳高运动员，每一次都必须刷新自己，因此，最终等待他的必定就是一场失败，无论他当初多么成功——早年越成功，晚景就越凄凉——这就像加缪《约拿，或工作中的艺术家》中那个陌生的行家关于约拿的评论：“一个艺术家退步了就是完了。”这个世界上最为绝望的事情是不断挑战自己，以自己为敌，新的高度一旦设定就已成为旧的记录，而他又不满足于平庸，直到精疲力尽，灰心丧气，创造力与意志力双双离他而去，他像行尸走肉一样偶尔装出虚假的姿态，好让自己和别人相信自己还能创造出下一部杰作。以下一大段描绘，几乎是每一个挣扎在原创性的渴望中的艺术家的写照，那是一种真正的颓废，哀莫大于心死：
有一段时间，他停止了工作，陷入沉思。如果季节合适的话，他会对着实物画的，不幸的是，快入冬了，开春之前画风景画是困难的。他还是试了试，随即放弃了，严寒直透到他心底。他一连几天待在画布旁，经常是坐在旁边，或伫立在窗前；他不画了。他那时养成了早晨出门的习惯。他计划画一幅静物速写、一株树、一幢歪斜的房屋、随意瞥到的一个侧影。一天过去了，他什么也没有画。相反，最微不足道的诱惑，如报纸、一次邂逅、橱窗、一杯咖啡的热气，却吸引住他。每天晚上，他都感到良心不安，摆脱不了，却又自己原谅了自己。他要画，这是肯定的，经过这一段表面上的空虚之后，还要更好地画。他是在内心里工作，如此而已，福星会走出这晦暗的迷雾，焕然一新，灿烂辉煌。在等待中，他泡在咖啡馆里，他发现酒精使他兴奋，如同他在那些大力工作的日子里一模一样。那当儿，他想到他的画，心头涌起唯独在孩子面前他才会萌生的那种温柔热烈的情感。喝到第二杯白兰地时，他重新在自己身上发现了那种令人痛苦的激动，使他同时成为世界的主人和仆人。只不过他是在虚无中享受着它，闲着双手，没有把它放进一幅作品中去。然而，正是这一点最接近他为之生活的欢乐，他现在坐着，想入非非，在烟气腾腾、声音嘈杂的地方消磨时日。
《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年4月在纽约出版，评论界对之毁誉参半，且坊间忽有传闻，称女主人公黛西的形象塑造“明显剽窃了”女作家薇拉·凯切的小说《失踪的女人》（1923年9月出版）中的玛丽安·弗里斯特。说一个艺术家“剽窃”，等于以一种羞辱的方式否定了他的全部价值。深为流言焦虑的菲茨杰拉德于是将这部小说最初的手稿片段（大致写于1922年7月至次年7月之间）寄给薇拉·凯切，以自证清白。他4月底就收到了凯切的回信，信中称她酷爱《了不起的盖茨比》，同时证明自己并未从其中发现任何剽窃痕迹。 [2]
寄给凯切的初稿片段有两页留存了下来，现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其中出现了乔丹·旺斯（Jordan Vance）和埃达（Ada）两个女性角色和卡拉威（Caraway）这个男性角色，从他们身上可清晰地分辨出后来正式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乔丹·贝克（Jordan Baker）、黛西（Daisy）和尼克·卡拉威（Nick Caraway），但在这些初稿片段中，卡拉威还不是故事叙述者，所拟的小说题目也不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初稿片段中根本就没有盖茨比这个人物，与之相仿的形象倒出现在他在创作这部小说的间歇所写的两部短篇小说中——而是“在灰堆与阔佬中间” [3] 。不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并非一气呵成之作，它经历了好几年的反复构思和不断修改，人物和情节多有调整和增删。在此期间，凯切笔下的玛丽安·弗里斯特暗中影响了黛西形象的塑造，也并非没有可能，尽管这种“并非蓄意的相似”丝毫不会削弱《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艺术原创性。
菲茨杰拉德反复构思和不断修改的过程，也是卡拉威渐渐成为故事叙述者的过程。哈罗德·布鲁姆说“菲茨杰拉德的美学是济慈渴望的消极能力的个人修订版” [4] ，又称“盖茨比不能讲述他的梦，每当他试图描述他对黛西的一往深情时，他的话语都坍塌为俗套之词，尽管我们不怀疑他对黛西的爱的真实性，就像我们不怀疑气息奄奄的济慈对范尼·布劳恩的强烈渴念的无比真实性。把可怜的盖茨比粗俗的浮华用词与济慈讲究的栩栩如生的文体等量齐观，可能让人觉得荒诞，但盖茨比的深处是一个济慈”，不过卡拉威而非盖茨比才是故事的叙述者，所以布鲁姆又说“在卡拉威的失落的、具有浪漫主义盛期风格的音乐的后面是低鸣的济慈的回声” [5] 。这就像芭芭拉·霍希曼所说，“作为一种分离或保持距离的方式”，“尼克这个角色被菲茨杰拉德用来传达自己的声音” [6] 。
那么，“菲茨杰拉德自己的声音”或“尼克的声音”，到底是怎样一种声音？它与“济慈美学”或“消极能力”有何关系？其实，这种声音的特征恰恰是不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至少让自己的声音不那么肯定，以便让事物和人物呈现自己，而不是匆忙将它们强行纳入自己已有的知识范畴和道德评判标准。正如济慈在1817年12月21日的一封家信中谈到“消极能力”时所说，“所谓消极能力，即一种能处在不确定、神秘、疑问的状态的能力” [7] 。我们关于世界、自我和他人的知识和据此进行评判的标准，可能并不像我们自以为是的那样全面和公正。世界、自我和他人的真相是隐匿着的、半真半假的、真假难辨的，因而是神秘的，犹如黛西、汤姆、乔丹、盖茨比以及其他那些在书中出现的人物，他们的对话和关于他们的传闻是不可靠的，以至于卡拉威对自己的“视觉”比对“听觉”更多一点把握，认为最好从人们表现出来的“姿态”的连续性和一贯性来判断一个人。唐纳德·哥尔尼希特谈到济慈的创造性的核心特征时，说它是“一种与万事万物和芸芸众生发生同情的奇特的能力，这与他的有关真正的诗人不执着于自身的观念密不可分” [8] 。实际上，《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开篇就赋予了故事叙事者卡拉威这种“消极能力”：
在我年纪尚轻，容易招惹是非的时候，我的父亲给了我一条忠告，我至今仍在脑中反复回味。
“每当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告诉我，“切记，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过你的那些有利优势。”
他没再多说什么。但是，虽然我们父子之间的交流一向点到为止，却总能彼此心领神会，我明白他的本意远不止这些。于是，我倾向于保留自己的所有评判，这个习惯让许多性情古怪的人向我展露心扉，也使我成为了不少让人不胜其烦的倾诉者的受害者。
但卡拉威也可能将这种“保留自己的评判”的习性的形成，部分归因于地理以及年龄的变化带来的一种迷惘的心理状态。他来自辽阔而寥寂的中西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老式家族，“一战”时参军在欧洲打了几年仗，“我彻底沉浸在反攻的兴奋当中，回乡之后也待不住。中西部不再是这世界温暖的中心，现在看起来倒像是这宇宙破败的边缘——于是我决定去东部学习债券生意”。这一年，他快三十岁了（面临着“三十岁生日带给我的可怕冲击”），孑然一身，自以为此去就将与家乡永别。他当初在战场上享受着反攻的乐趣，但也目睹着昔日像大理石基座一样稳扎在西方人内心的西方文明——尤其是其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化为废墟，而依然不紧不慢的寥寂的中西部就显得难以忍受了。“到东部去”，到纽约去，就是一头扎进陌生的令人兴奋的五光十色的生活漩涡中。但那个“中西部人”并没有在他内心死去，而是与新获得的“东部人”身份——“我不再孤单……授予了我这个社区的荣誉公民称号”——形成一种交叉的目光，似乎任何事物都在其中呈现出复杂的多面，是非对错的界限变得模糊难辨，这就使他不得不更加“保留自己的评判”。
或许“东部”与“中西部”这条贯穿美国地理和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断裂线在这个来自中西部的青年作家心里早已内化为一种观察美国生活的视角，因而他为他的那些人物虚构了两个相连的卵形空间——“就像哥伦布故事里的那个鸡蛋一样”。隔开它们的那道海湾就像“东部”和“中西部”的那条分界线，分开西卵与东卵、西部与东部、新贵与世家。不过，两只巨蛋的下部已经破碎，通过海水暗中混同在一起。这正是一个有关生活在东部的中西部人的故事。
1922年春卡拉威到达纽约时，正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十八条（“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内酿造、出售或运送致醉酒类，并且不准此种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以及更严厉的《禁酒法案》（又称《沃尔斯特法案》，规定凡酒精浓度超过0.5％的饮料全在禁止之列，即一切淡酒和啤酒也被禁止）实施的第三个年头，但“禁酒运动”反倒促生了“私酒”这种庞大的地下商业的兴起。从英国非法走私来的各类红酒和苏格兰威士忌以及美国私酒贩子自酿的酒类通过各种秘密的或半公开的渠道（停泊在海岸的贩运私酒的船—接货的货车—四通八达的公路—作为零售点的加油站和药店）流向美国各个角落，公然出现在大大小小的甚至有警方官员参加的聚会上，而络绎不绝地来盖茨比公馆参加派对的纽约一带的时髦男女们在那里发现各种高档酒——“大厅里设有一个用纯铜杆搭起来的酒吧，备有各种杜松子酒、烈性酒和早被人们遗忘的甘露酒……酒吧那边热闹非凡，一巡又一巡的鸡尾酒飘送到外面的花园里”——绝不会感到意外，也不会感到难为情，而是开怀痛饮。实际上，不常在自己举办的这些通宵达旦的酒会上露面或宁可不引人注目地混杂在客人中间的盖茨比，就是一个大私酒贩子（这一点似乎谁都知道，但谁都不在意），控制着一个庞大的地下私酒帝国，靠这个成了一个令人尊敬的百万富翁，并在海边建起了一座宫殿似的庞大别墅。
通过法律强制“禁酒”，从技术可行性上是徒劳的，按照当时政府禁酒部门的估计，要监控每个美国人每时每刻喝什么饮料，其中是否含有超过0.5％的酒精，至少得有一百万专职禁酒的警察。但技术上的可行性还是次要的，关键在于，“不饮酒”只是清教的教规，而“禁酒运动”通过禁止这种饮料来打击将此饮料视为宗教仪式或生活方式之组成部分的非清教徒人群，例如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天主教的领圣餐仪式就将红酒作为基督的血），而且，在其他一些民族（如爱尔兰人）的节庆仪式中，饮酒还被当作民族认同的仪式。“禁酒运动”致力于在美国这个各种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混杂的国家推行唯一的一种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即白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清教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在政治上具有压迫性，一开始就与美国宪法规定的个人自由原则相违背。
与发动禁酒运动的中西部小城镇的清教势力将私酒贩子和饮酒者描绘成十恶不赦的罪犯和恶棍不同，那些将清教伦理视为过时的或者专横的道德意识形态的东部沿海大都市人（尤其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移民浪潮中大量移居美国的东欧犹太人、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他们没有清教背景，恰恰相反，有着犹太教和天主教传统）将“禁酒”视为清教伦理对于其他文化传统的压制，也是盎格鲁-撒逊森种族对其他种族的外来移民的政治压迫。来到东部的这几个中西部人——大多在东部的常春藤大学受过教育——在东部的生活如鱼得水，不必像在荒凉的中西部一样一直保持一种道德上的立正姿态。谈到美国禁酒运动，丹尼尔·贝尔1976年在《资本主义的文化冲突》中说，它反映了“文化问题的政治层面”：“就此而言，美国文化政治学的最具象征性的事件是禁酒运动，它是小城镇的传统势力为向社会其他阶层强制推行其特殊的价值观（不准饮酒）而采取的主要一次——也几乎是最后一次——努力。” [9]
东部沿海大都市（尤其是纽约）涌入了大量欧洲新移民，也就接纳了大量非盎格鲁-撒克逊的、非清教主义宗教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且，来自欧洲的新移民也带来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乃至“欧洲式的抽象理论思维”，危及注重经验和传统的美国思想和学术以及看重经验和简单常识的美国生活方式。“反智主义”（anti-intellcetualism）虽迟至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才成为一种社会运动以及政治压迫的形式，但它在美国生活中根深蒂固，它源自早期的清教徒对于欧洲“旧世界”的“精神腐败”的厌恶以及在美洲“新世界”的蛮荒之地创建一种“简单”“纯洁”的精神生活的追求。但“反智主义”一词的中译容易引起误解，仿佛意味着对“理性”“知识”的敌意。正如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所区分的，“反理性主义”并不等同于“反智主义”，“诸如尼采、索莱尔、柏格森和爱默生、惠特曼、威廉·詹姆斯等思想家，以及威廉·布莱克、D.H.劳伦斯和海明威等作家，其观念或均可称之为‘反理性主义’，但很难说这些人在生活和政治层面上‘反智’” [10] ，实际上，他们中许多人恰恰是“反智主义者”所敌视的那种知识分子，即追求超越“稳妥的常识”的边界的人。“我在‘反智主义’名称下所指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态度和观念，”霍夫斯塔德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对（复杂的）精神生活以及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知识分子）的敌意和不信任。” [11]
这种社会对立同样具有地理和社会地理色彩，即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大都市之间、“大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排斥抽象理论思维的“反智主义”传统在中西部根深蒂固，人们讨厌那种高度复杂的现代理论，提倡一种简单的“健康”的生活，而在中西部人看来，东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从欧洲移民来的犹太知识分子——却将一些与美国经验主义思想传统相去甚远的高深莫测的理论术语以及同样高深莫测的繁复表达方式带入美国思想及其话语中，瓦解了美国的国家认同的文化和心理基础，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小施莱尔辛格在1953年说“反智主义一直是一种反犹主义” [12] 。他说得有理，尽管有点绝对。
无论禁酒运动，还是反智主义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群体基础，即中西部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清教主义信徒。正由于禁酒运动具有这种文化政治学层面的压迫性，它就反倒为那些非清教人群的“违法”（饮酒）提供了道德合法性，即抵抗压迫。此时，饮酒就不仅不被认为“不道德”，反倒因为它象征着对一种“不得人心”的法律的反抗，而具有了某种英雄主义色彩。“禁酒运动”时期的许多美国人大量饮酒，比平时还喝得多，使得那些大大小小的私酒贩子纷纷一夜暴富，并迅速挤入上流社会，成为上流社会的淑女们趋之若鹜的衣着讲究、礼貌周全、出手阔绰的绅士。如果一项法律既“不得人心”，又无法真正追究层出不穷的众多违法者的法律责任，那么，享受着这种跨越法律而不被追究的快感，就成了一种时髦了。
作为有着一半爱尔兰血统而且家里信仰天主教的移民后代，菲茨杰拉德自然不会像盎格鲁-撒克逊的清教徒那样反感酒精（和他笔下众多人物一样，他经常狂饮），视之为危及美国社会道德根基的邪恶力量，而是在轻描淡写（或仅仅“隐蔽提示”一下）盖茨比的大私酒贩子身份以及他对庞大的地下非法商业帝国的操控之后，以浓墨重彩，将他描绘成一个似乎对谁都无害而且随时乐于提供帮助的绅士，一个永志不忘初恋情人并最终为之承担带来杀身之祸的责任的“情圣”。但或许是不想让读者联想到本来就受到歧视的爱尔兰人和天主教，菲茨杰拉德暗示盖茨比是北欧移民之后，还通过小说结尾主持他的葬礼的“路德教会的那位牧师”暗示盖茨比是新教徒，即一个“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合一）。
种族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流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的一种“危机理论”，它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一个代言人——黛西的丈夫汤姆。他在卡拉威第一次在他家做客时就以一种“悲观主义者”的激烈口吻谈到“（白人的）文明正在崩溃”，并问卡拉威是否读过“高达德（Goddard）的《有色帝国的兴起》”。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说：“我说，这是一本好书，人人都应当读一读。它的观点是，如果我们不警惕，白色人种就会——就会完全湮没掉。这都是科学道理，是有凭有据的。”黛西试图打断他，讥讽他“最近变得很渊博了，他看一些深奥的书，书里有好些长单词……”但汤姆不理会，继续说：“这些书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高达德这家伙把整个道理讲得明明白白。我们是占统治地位的人种，有责任保持警惕，不然的话，其他人种就会控制一切。”然后他环视在座的几个人，按照高达德的人种分类法将他们一一分类：汤姆自己、尼克和乔丹都被归于强势种族日耳曼人，而对于黛西，他“极短暂地犹豫了一下之后，微微点了点头，把黛西也算了进来”。
汤姆对“文明正在崩溃”的担忧与“高达德”如出一辙。阿纳·伦德认为“高达德”是菲茨杰拉德对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和洛斯罗普·斯托达德（Nothrop Stoddard）这两个种族主义理论家的姓的合写 [13] ，这肯定如此，因为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洛斯罗普·斯托达德1920年出版的《冲击白人的世界统治地位的有色浪潮》（即《有色帝国的兴起》所影射的那本书）就由格兰特为之写序，他们不仅区分了白人和有色人种，还对白人进行了细分，按高低等级分为北欧日耳曼人种（斯堪的纳维亚人种）、地中海人种、阿尔卑斯人种（斯拉夫人种）。 [14] 汤姆是“盎格鲁人”，属于“北欧日耳曼人种”，而黛西出嫁前的名字是黛西·费伊（Daisy Fay），Fay是一个法语姓氏，暗示黛西是低一等的“地中海人种”。
至于盖茨比，则其种族身份比较神秘。通过半真半假的履历，盖茨比一直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当时所定义的“真正的美国人”。安德鲁·戈登谈到当时流行在犹太、爱尔兰和北欧移民中间狂热的“同化梦”时说：“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在十七岁的时候通过将自己的姓由Gatz（盖茨）改为更盎格鲁化的Gatsby（盖茨比）而变成一个WASP。” [15] 乔治·皮特·利雷等人认为“‘盖茨比’（Gatsby）是日耳曼或瑞典姓氏‘盖茨’（Gatz）的美国化，故事发生的时间正当德国人和瑞典人依然被看作移民，是‘归化的美国人’，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具有纯正北欧血统，而汤姆·布坎南担心这种纯正的北欧种族将被非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吞没” [16] 。卡莱尔·汤普森说：在德语中“Gatz这一姓氏字面上的意思是同伴或和平，它暗示杰伊·盖茨比可能是德国人或犹太人，从‘盖茨’改为‘盖茨比’意味着从犹太教改为新教。” [17] 的确，盖茨比庞大的地下商业帝国的成员及其关系人主要是犹太人（所谓“沃尔夫山姆的人”）。汤姆在对盖茨比进行了一番调查后，将他排除在“北欧日耳曼人种”之外，暗示他是犹太人，是“和梅耶·沃尔夫山姆混在一起的货色”。在与盖茨比的一次激烈冲突中，汤姆指桑骂槐地说他不能容忍“一个来路不明的无名小子跟老婆胡搞”，“这年头大家开始根本不把家庭生活和家庭制度当回事，再下一步就该抛弃一切，搞黑人和白人通婚了”——对此，知道他与威尔逊的老婆胡搞的底细的卡拉威只是讥笑，说这个酒色之徒自以为独自站在文明的最后堡垒上。
汤姆是格兰特和斯托达德的种族主义信徒。出于一种意味深长的对比，菲茨杰拉德让盖茨比的图书室出现一本“《斯托达德演说集》卷一”（Volume One of Stoddard Lectures），但这个“斯托达德”不是洛斯罗普·斯托达德，而是“约翰·斯托达德”（John Stoddard），即洛斯罗普·斯托达德的父亲。老斯托达德曾是新教徒，但后来改宗了妻子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并支持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建国，在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中间颇有声望。老斯托达德是个不知疲倦的旅行家，足迹几乎遍及全球（来过中国），而且所到之处必将其山川形貌、自然美景、文明遗迹笔之于书，并细心体会其各自的妙处，《斯托达德演说集》卷一即有对“挪威、瑞典、雅典、威尼斯”的描绘。他在另一本书的前言中说：“旅行的收获，不是来自你走了多远，也不是来自你看到的景色，而是来自它所激发的智性的灵感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和阅读的多少。就像人的营养不是来自他所吃的食物的品质，而是来自他对食物的吸收和将其转化为自身成分的程度……当意大利、希腊、埃及、印度以及其他地方成为我们心灵永恒的和清晰的所有物，我们才谈得上访问过它们。” [18] 所以，他又将这种旅行称为“心灵之旅”，即摆脱自己的固念，向陌生的存在开放自己内心，并与之亲近。不过，这种带着深刻的同情去了解万事万物、芸芸众生的愿望，却不见于他的儿子的身上——小斯托达德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父亲去世后，成了一个响当当的种族主义理论家。父与子，才一代人工夫，美国就关闭了它的梦想与心灵拓展的精神，但它还保存在盖茨比的图书室里，尽管这本毛边书的书页没有被“裁开”，但菲茨杰拉德写道，如果这本书——“一块砖”——从书架上抽掉，“整个图书室都会坍塌”。
与盖茨比相比，黛西、汤姆以及那些隔三差五来到盖茨比公馆的酒宴的纽约上层社会男女，按卡拉威的说法，都是一些“无所顾忌的人，他们砸碎了东西，毁掉了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中去，或者退缩到麻木不仁或任何能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东西中去，让别人去收拾他们弄的烂摊子”。这个“别人”包括盖茨比，望着他在篱笆那边的草坪上走远的身影，尼克突然有了一种兄弟之情，喊道：“他们是一群烂人，他们那一帮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你。”
这个为他们收拾烂摊子的“别人”当然也包括卡拉威本人，他在盖茨比被威尔逊杀死后，操办了他的凄凉的葬礼：“5点左右，我们三辆车组成的行列开到了墓地，在细密的小雨中停到大门旁边——第一辆是灵车，黑黢黢、湿漉漉的，跟着的是坐着盖兹先生、牧师和我的大轿车，稍后到来的是四五个用人和西卵邮递员乘坐的盖茨比的旅行车，大家都淋得透湿。”这场凄凉的雨中葬礼令人联想到歌德笔下维特的葬礼，维特也是毁于他的强烈、持久而敏感得近乎病态的激情：“管家和他的儿子们跟在维特的尸体后面到了墓穴，阿尔伯特未能随他们一起来。夏洛蒂的生活彻底毁了。下人们抬着维特的尸体。没有牧师参加。” [19]
维特是自杀，他的葬礼自然不会有牧师随往。但被杀或者说被误杀的盖茨比的葬礼还是有一位牧师参加的，在盖茨比的遗体下葬时，尼克在雨中站立的寥寥几个送葬者中“依稀听见有人喃喃地说：‘雨中下葬的人，有福了。’”那正是这个路德教会的牧师。这句充满感伤的诗意的祈祷语的英文原文是“Blessed are the dead that the rain falls on”，是一句自17世纪流传下来的美国谚语，其他大同小异的说法是“Happy is the corpse on a rainy day”（雨天下葬的遗体是有福的），“Blessed is the corpse the rain falls on”（雨中下葬的遗体是有福的）等 [20] ，但它最初来自古英语谚语“Blessed are the dead the rain rains on”或“Blessed are the dead，whom the rain rains on”。1787年F.格罗斯编纂的《外省词汇》（迷信部分）对这句谚语释义道：“如果遗体下葬时下雨，被认为是个好兆头。” [21] 1849年斯芬克斯在一首题为“雨中下葬的人，你们有福了”的谣曲中唱道：
哦，“雨中下葬的人，你们有福了！”
这悲伤、纤细、轻柔的雨，
上苍的无声的痛苦的眼泪
轻轻落下，直到死者的身体重生：
是的，“雨中下葬的人，你们有福了！”
这雨，洗涤一切污垢的雨，
伴着“永恒之露水”，
使我们脆弱的肉身重生，
使我们的墓穴变成第二个子宫。
这些死者，在人间已死，
死后却获得了生命，
他们现在全在上帝那里，
耶稣是他们的首领。
[22]
可是，在小说开篇，尼克为何说“盖茨比代表着我由衷鄙夷的一切”（“Gatsby, who represented everything for which I have an unaffected scorn”），而仅仅几行文字之后，又说“盖茨比最终是无可厚非的”，这正如在小说末尾，他在盖茨比走远时对他喊“他们是一群烂人，他们那一帮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你”之后，又说“我自始至终不赞同他”？批评家们从这里纷纷发现了尼克的“不可靠叙述”，例如查尔斯·华尔科特认为“我们习惯于赋予一个叙述者以某种全知的本领，因为毕竟是他在讲故事”，但“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尼克·卡拉威突破了这些常规……他习惯保留自己的判断” [23] ，这就像迈克尔·劳林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尼克允许不和谐音存在于他的观点中” [24] 。
但尼克只是在“更年轻的时候”——或者说从纽约返回家乡之前——才“习惯保留自己的判断”，而整个故事却是在他返回中西部家乡一年后追述的，此时，他对纽约的醉生梦死的花花世界已感到由衷的厌倦，似乎自己一下子沧桑了许多，急于退回到中西部的虽有些无趣却也安稳的思想状态和生活状态中。曾经被他说成“宇宙破败的边缘”的家乡，此时在他的一种充满诗意的怀旧感中变得“生动”起来，他重新认可“那就是我的中西部……我是它的一部分”，“我现在才明白这个故事归根结底是一个西部的故事——汤姆和盖茨比，黛西和乔丹，还有我，都是西部人，或许我们具有某种共同的弱点，使我们都不能丝丝入扣地适应东部的生活”。
卡拉威没有具体说明中西部人的这种“共同的弱点”到底是什么——那可能是指缺乏“灵活性”“巧智”和某种难以模仿得来的“自如”和“精致”。不过，尼古拉斯·特德尔阐释说：“东部是都市复杂性、文化与堕落的象征，而西部，‘俄亥俄河那一边的无趣、懒散、自负的城镇’，则代表着一种简单的道德。这种对比汇聚在小说题目上：当盖茨比代表着菲茨杰拉德所认为的与西部相连的那种简单道德时，他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而当他取得的显赫名声被东部当作成功时，他就差不多和巴纳姆（P.T.Barnum，以举办新奇的游艺节目和展览闻名，同时还是一个多面手——如作家、慈善家、政治家等，当时被认为是美国精神的象征）一样了不起了。” [25] 换言之，在他看来，当卡拉威判定盖茨比“了不起”时，是同时基于“中西部”和“东部”这两个不同的评价标准，即本文前文所说的“交叉的目光”。
虽然同为中西部人，但汤姆、黛西和乔丹以及“我”之所以不及盖茨比，在于东部的经历使他们失去了这种“简单的道德”或者说“天真”，这种“天真”包含了一种对“梦想”的持之以恒、矢志不移的坚定性，而且浸透了爱和关切。这种天真的浪漫也片刻见于汤姆：当黛西正犹豫不决地在似乎已胜券在握的盖茨比与似乎快要一败涂地的汤姆之间进行选择时，气急败坏的汤姆突然记起他和黛西过去生活中的一些亲密片段，为反证黛西所说的“从来没有爱过他”，对她大声喊道：“在卡皮奥拉尼也没爱过吗？”黛西回答“没有”，但表情已有一些勉强。汤姆又追问：“那天我抱着你走下‘潘趣酒碗’（游艇），不让你的鞋子沾着水，你也不爱我吗，黛西？”黛西的意志立即就崩溃了，让盖茨比不要逼自己。但作为故事叙述人，卡拉威对自己与乔丹之间的爱情则轻描淡写，但他们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显得苍白。他和她同样老于世故，因害怕失败而不敢投入，对爱情也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期待，而在这场还未怎么展开的爱情稀里糊涂地结束时，两个人似乎也不感到难过。不管怎样，卡拉威从黛西、汤姆、乔丹以及他本人身上发现的是那种无所用心、粗心大意的不认真（尽管乔丹对卡拉威说：“我最讨厌不小心的人。”），缺乏盖茨比的那种认真、执着、对细节的无比关注以及将自己完全投入到一个想象情境中的敏感。他们失去的，在菲茨杰拉德看来，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敏感和热情。
卡拉威从盖茨比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始终如一的确定性，一种能够一直持续下去而不被各种粗俗的欲望所中断的激情和热烈的想象，这激情和想象甚至在其对象最终被证明完全与之不相配的情形下依然不改初衷，就像盖茨比对黛西的爱——它超越了对象，在对象不在场或已远去的情形下依然如故：
当我坐在那里，冥想那个古老而未知的世界时，我想到了盖茨比第一次认出黛西家码头尽处那盏绿灯时会有多么惊喜。他走过漫漫长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想看起来一定近在咫尺，几乎不可能抓不到。他不知道的是，这梦想早已落在他身后，落在这城市之外一片漫无边际的晦暗中，落在夜色下共和国滚滚蔓延的黑色原野上。
因此，当卡拉威说“盖茨比代表着我由衷鄙夷的一切”和“我自始至终不赞同他”时，那绝对不是出于自己的一种道德优越感，相反，他认为自己远不及盖茨比。除了“消极能力”，菲茨杰拉德并没有赋予卡拉威另外的杰出才能，他多少显得有些平庸和“少年老成”（就像他谈到乔丹时一样），不会像盖茨比那样为一个不切实际而且最终证明配不上他的梦想而一直坚定执着，为之肩负责任，甚至因之丧命。在卡拉威看来，这太疯狂，太没有“理性”（“计算性”），也太可笑，他会鄙视或不赞成自己身上出现这种浪漫的激情（他与乔丹之间的恋情就是如此）。我们太容易赋予故事叙述者以一种“全知”的地位并对他的“评判”充满信任，但只有顺着卡拉威的自我描述将他降低到“常人”位置，才能理解他对盖茨比的似乎“矛盾”“混沌”或者“双重”的评价：
当我去年秋天从东部回来的时候，真希望整个世界的人都穿上制服，永远在道德上保持一种立正的姿态；我再也不想在他人内心里恣意游荡，享有窥探他们心灵的特权了。唯有盖茨比——这个将自己的名字赋予这本书的人——是个例外。盖茨比代表着我由衷鄙夷的一切。如果人的品格是由一系列连续有效的姿态构成的话，那么他的身上闪耀着某种瑰丽的光彩，那就是对于生命希冀的高度敏感，仿佛他与一台精密的、可以记录一万英里以外地震的仪器相连一样。这种敏感和那美其名曰“创造性气质”的多愁善感毫不相干——它是一种永怀希望的非凡天赋，一种时刻等待召唤的浪漫情怀，这是我从未在其他人身上发现过的，也是我以后不大可能再遇见的。不——盖茨比最终是无可厚非的；是那些猎杀坑害了他的东西，是那些在他的幻梦消失后从污臭尘埃中升腾而起的东西，一时间淹没了我对人世间易逝的哀伤和片刻欢欣的兴趣。
正如前文所引，济慈将“消极能力”定义为“一种能处在不确定、神秘、疑问的状态的能力”。这不仅是指对他人的“不确定、神秘、疑问”，更指对自己的“不确定、神秘、疑问”。卡拉威之所以高度评价一个“代表着我由衷鄙夷的一切”和“我自始至终不赞同”的人，是因为卡拉威更多地对自己固有的价值判断持着一种“不确定、神秘、疑问”的态度，却在盖茨比身上发现了“从未在其他人身上发现过的，也是我以后不大可能再遇见”的明确的一致性：他的每一步都走在通向“那盏绿灯”的漫长道路上。当卡拉威第一次看见盖茨比时，盖茨比正独自站在黑暗的草坪上，“我决定跟他打声招呼”，尽管盖茨比没有发现离得不远的卡拉威，但“他突然做了一个动作，仿佛暗示他正在享受独处——他朝着幽暗的海水伸出双臂，那样子真令人费解。尽管我离他很远，但我发誓，我看见他正在发抖。我不由得朝海面望去——什么都辨认不清，除了一盏绿灯，又渺小又遥远”。
死亡的脚步在黎明时分的树林里朝他悄然走来的时刻，这个依然凝望着这盏远得仿佛天边晨星的绿灯的人，正是一个不浪漫的时代的浪漫主义者，他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吸引力或许正在于他是我们每个人心中似乎已然失去但可能不断闪回的自我，正如鲁思·普里季茨所说：“‘Gatzby’一词已进入世界的词汇：说一个人‘像盖茨比似的’（Gatzbyesque），就是说他是一个永葆希望的能力并把自己的经历浪漫化的人。” [26]
（程巍，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 Ruth Prigizy, Introduction to F. Scott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zb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viii.
[2] Stanley Brodwin, “F.Scott Fitzgerald and Willa Catcher: A New Study”, in Jackson R. Bryer, Ruth Prigozy and Milton R. Stern, eds., F.Scott Fitzgeral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3, p.173.
[3] See Eleanor Lanahan, Matthew J. Bruccoli and Samuel J. Lanahan, F.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x.
[4] Harold Bloom, “Introduction” to Harold Bloom ed., F.Scott Fitzgerald , New York: Infobase Learning, 2013, p.i.
[5] Harold Bloom, “Introduction”, to Harold Bloom ed., F.Scott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sby,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10, p.7.
[6] Babara Hochman, “Disembodied Vioces and Narrating Voices in The Great Gatsby”, in Harold Bloom ed., F.Scott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sby, p.16.
[7] John Keats,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and Letters of John Keats, Cambridge: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899, p.277.
[8] Donald C. Gollnicht, The Poet-Physician: Keats and Medical Scienc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4, pp.153-154.
[9]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 twen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p.77.
[10]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and Randon House, Inc.,1963, p.8.
[11]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 p.7.
[12] Quoted by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 p.4.
[13] Arne Lunde, Nordic Exposures: Scandinavian Identity in Classical Hollywood Cinema , Washingt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0.
[14] See Madison Grant, “Introduction”, to Lothrop stoddard, The Rising Tide of Colour Against the White-World Supremacy , New York: Charles Scibner's Sons, 1922.
[15] Andrew Gordon, “The Critique of the Pastoral, Utopi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in American Pastoral ”, in Debra Shostak ed., Philip Roth: American Pastoral, The Human Stain,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3, p.39.
[16] George Peter Lilley, et al. eds., Anthony Powell and the Oxford at the 1920s, Anthony Powell Society, 2003, p.118 .
[17] Carlyle van Thompson, The Tragic Black Buck: Racial Masquerading in the American Literary Imagination ,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4, p.151, n.2.
[18] John Lawson Stoddard, Glimps of the World , The R.S. Peale Company, 1892, p.7.
[19]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 trans.R.D.Boylan, Boston: Francis A. Niccolls ＆ Company, 1902, p.135.
[20] See under the item“Bride”, in Wolfgang Mieder ed., A Dictionary of American Proverbs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1] See under the item “Dead”, in Jennifer Speak ed., Dictionary of Proverb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2] See Benares Magazine, Vol.III-no.1, Mirzapore: Orphan School Press, 1850, p.187.不过，编者补充道，与此相似的观念不徒见于英国，并举例说，公元5世纪时，“叙利亚的雅各比派基督教徒为羞辱聂斯托利派的牧首聂斯托利，把石头摔在他的坟墓上，并说‘别让雨落在他身上’”（p.187,fn ）。
[23] Charles Child Walcutt, Man's Changing Mask: Modes and Methods of Characterization in Fiction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8, p.288.
[24] Michael Nowlin, “Naturalism and Hign Modernism”, in Bryant Mangum ed., F.Scott Fitzgerald in Context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86.
[25] Nicolas Tredell ed., 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Essays, Articles, Review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8.
[26] Ruth Prigizy, Introduction to F. Scott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zby, pp.vii-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