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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修峰
狄更斯让所有形容他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他小说中那些扣人心弦的情节，过目难忘的人物，栩栩如生的场景，令人捧腹的幽默，酣畅淋漓的讽刺，天马行空的想象，无不带有他鲜明的特色，确如他自己所说，“举世无双”
。但这还不足以成就狄更斯的伟大。他能成为“那个时代”乃至“所有时代”最受欢迎的英国小说家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描绘了我们共同的愿望——快乐地生活在一个温暖的世界上。当这个愿望遭遇挫折时，他告诉我们不要放弃，并带领我们一起思考如何改造这个世界。
狄更斯生于1812年，卒于1870年。这半个多世纪正是英国逐步摆脱内忧外患、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时代。狄更斯见证了它的辉煌，也洞悉它的黑暗。工业革命带来的日新月异让他引以为傲，但也让他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完美，就像他在《双城记》的开头所说，“那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他发现，在这个最富有的国家，还有很多人日子过得非常艰辛，“他们生活中的色彩被抹掉了，生活实际上被扼杀了”
。对他们来说，维多利亚时代仍然是一个艰难且坚硬的时代。这让狄更斯格外愤怒，他给小说《艰难时世》取了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写给当今时代”。他要“叙至浊之社会”（林纾语），抨击社会和人性中的丑恶，唤醒人们的道德意识，改造那个尚不完美的世界，让所有人都能拥有生活，在温暖的空间中自由地呼吸。1837年至1839年写成的《雾都孤儿》正是第一部体现这种精神的作品，奠定了他后来所有小说的基调。此后，雾都成了他小说的主要场景，孤儿成了他笔下的主要人物。雾都和孤儿成了撑起他整个小说世界的两大象征。
狄更斯笔下的雾都是英国“现代社会”的缩影。在狄更斯的有生之年，伦敦的面积扩张了一倍，人口也翻了一番，成了英国乃至欧洲最大的城市。这座名副其实的大都市修建了下水道，开通了铁路，治理了泰晤士河，开辟了新的街道和公园，举办了世界博览会，汇集了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最高成就。狄更斯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生活，足迹遍布伦敦的大街小巷，熟悉伦敦的色彩、声音和气味。他知道，伦敦是丰富多彩的，可他笔下的伦敦却像极了威廉·霍加斯的版画，没有色彩，只有黑白。雾气笼罩下的伦敦，肮脏、潮湿、阴冷、坚硬、透着寒意，充满了贫困、歧视、压迫和死亡。这不是一个挤满了陌生人的荒原，而是一个令人感到窒息的幽闭空间，墙壁格外坚硬，地面格外冰冷。很多人认为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就像一幅漫画，笔触太过夸张，但他很清楚，这种幽闭空间正是很多人的真实感受。他用笔墨告诉我们，空间的大小、冷暖和色彩并不仅仅取决于它的物理性质，还取决于操作着空间的制度和空间中的人。他想提醒读者，空间是由人来塑造的。要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世界的色彩和温暖，不能只靠物质上的改善，还需要公正的态度和仁爱的精神。
狄更斯写过很多孤儿，比如奥利弗、皮普和埃斯特；他还写过很多人物，虽然不是孤儿，却有过孤儿般的经历和感受，大卫·科波菲尔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毫无疑问，狄更斯在写孤儿时也是在写自己的童年时代。他出生在英国南部的港口朴茨茅斯，父亲是海军部的小职员。十岁时，他随父母搬到了伦敦。十二岁时，因为父亲欠债入狱，他被送到鞋油厂去当童工，挣钱养家糊口，第一次尝到了孤独、无助和不公的滋味。父亲出狱后，母亲仍想让他回鞋油厂工作，这让他格外伤心。母亲的冷落和抛弃成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伤痛：“我后来一直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永远无法忘记，我母亲很想再把我送回去。”
他把这种无依无靠的感受写进了《雾都孤儿》。传记作家弗雷德·卡普兰认为，狄更斯写奥利弗一出生就没了母亲，就是要对照自己的母亲，“似乎在说一个去世了的母亲也比一个迟钝麻木的母亲好”。
孤儿也是一个象征，浓缩了儿童、女性、贫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悲惨境遇。狄更斯同情他们，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说，不管谁处在弱势地位，都能得到狄更斯的同情。
狄更斯也想唤起我们的同情，就像小说家托马斯·亨利·利斯特（Thomas Henry List）所说，“他的作品要让我们成为真正仁慈的人，唤起我们对受害者的同情、对各阶层苦难的同情”
。不公正的制度、不负责任的机构、冷酷无情的世风和暴戾恣睢的恶人，就像小说中反复提到的绞刑架一样，勒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们看到，奥利弗一生下来就呼吸困难，“拼命喘气”；后来因为想多要一碗粥，济贫院的官员就说他早晚要被“绞死”。这些显然不是无意之笔。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在谈到小说中的绞刑意象时说：“还有什么比瞬间拉紧绞架上的绳圈更能象征这个冷漠的世界对人的压榨和扼杀呢？”
诚哉斯言。我们无法对奥利弗的命运无动于衷，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时期或某件事上成为奥利弗。孤儿奥利弗和济贫院从一开始就是象征，我们不知道济贫院在什么地方，奥利弗的名字也是教区执事编造的，但这都不重要，因为奥利弗很可能就在我们身边，甚至就是我们自己。
孤儿生来就对空间格外敏感。离开母亲的身体后，孤儿便没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奥利弗害怕那种“投身茫茫人世的孤独感”，他要呼吸，他要自由，但他要的不是广袤的原野、天空和大海，而是一个像母亲的身体那样封闭却又温暖的空间。他从济贫院一路逃到伦敦，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封闭空间，但只有恐惧，没有温暖。他的世界是一个没有温暖和光亮的幽闭空间。
诚如J．希利斯·米勒所言，“没有哪部小说能像《雾都孤儿》这样，完全由各种想象的幽闭恐惧的空间来主导”
。奥利弗经历了太多的幽闭空间。他出生于某个小镇的济贫院，刚出生，母亲就去世了。他被监狱般的济贫院收容，先是被送到一处“比最深的深渊还要深一层的”分院，因为说自己饿了，就被关进了黑暗逼仄的煤窖。回到济贫院后，又因为想再添一碗粥，被关进了小黑屋。后来还差点被烟囱清扫工领走当学徒，结局很有可能是闷死在幽暗狭窄的烟道中。最后，九岁的奥利弗还是走上了“社会”，成了棺材铺的学徒，凄冷孤寂地睡在棺材中间，“看着就像坟墓一样”，还不断遭到虐待，被关进煤窖。黑暗、逼仄、锁闭成了奥利弗对空间的主要感受。很自然，他想到了逃跑。他要去伦敦，那可是个“大城市”。小说的标题就是“奥利弗·退斯特历险记；又名教区儿童的历程”。
奥利弗不知道，伦敦本身就是一个烟笼雾罩的幽闭空间。在《荒凉山庄》的开篇，狄更斯生动地描述了伦敦上空像雾像烟又像霾的大气。伦敦的烟雾不仅是日常的事实，也是一个承载着诸多社会问题的意象。《雾都孤儿》中的浓雾把这座“大城市”变成了一个狭小黑暗的幽闭空间，困住了无依无靠的奥利弗。当奥利弗路过伦敦东北部的史密斯菲尔德时，看到“夜色暗黑，雾气浓重。商铺的灯光几乎无法穿透浓雾，它每一刻都在变得更厚浊，将房屋和街道都笼罩在昏暗中”。奥利弗感到陌生、不安和压抑。街道本来是开放的空间，狄更斯却把它们写成了一个“迷宫”，狭窄，昏暗，肮脏，阴森可怖。奥利弗在这里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
很快，奥利弗就被窃贼从街头带到了贫民窟的贼窝。看似从街道到了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地方，但其实并没有区别。无论是街道所象征的公共空间，还是贼窝所象征的地下空间，都是阴森、破败、肮脏的幽闭空间。狄更斯在小说第三版的序言中说，老鼠般的窃贼经常出入两个地方，一个是“午夜时分阴冷、潮湿、无处避身的伦敦街道”，一个是“令人作呕、恶臭难闻的贼窝”。很难想象，狄更斯对伦敦最精彩的描述竟然是贫民窟。在《雾都孤儿》中的贫民窟，街道和建筑融为了一体，小镇和都市叠加在了一起，共享着同样的形容词，共同构成了令人窒息的幽闭空间。
从济贫院到棺材铺再到伦敦，所有这些幽闭空间像监狱一样把奥利弗囚禁起来，暗示着死亡的威胁。他在伦敦街头被当成小偷，关进了警察局冰冷肮脏、“缺少光亮”的石牢。这实际上是他在济贫院待过的煤窖、小黑屋的延续。他睡在贼首费京那个“监牢似的密闭空间”，带着焦虑和忧伤，“就像死掉了一样”。这不仅重复了囚禁的意象，还重复了他早先睡在棺材铺的经历。这些幽闭空间构成了一个黑暗、狭小、凄冷、坚硬的世界。这就是奥利弗想要逃离的世界，但他显然无处可逃。
现实空间太过残酷，奥利弗不得不经常进入梦乡，“里面有他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关心和疼爱”。不过，奥利弗是幸运的，梦想照进了现实。他先是遇到了好心的布朗洛先生。在布朗洛家醒来后，他惊讶地问：“这是什么房间？”一切都那么整洁、温暖，“简直就是天堂”。后来，善良的梅里太太和萝丝小姐救了他，给他提供了让他“获得新生”的天堂。这与奥利弗经历过的那些幽闭空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种温暖的庇护所，也是狄更斯内心渴望的理想世界。他想告诉读者，爱心就像阳光和微风，可以冲破阴霾和寒气，改变空间的性质，天堂原本就在人间。
《雾都孤儿》除了描写那些看得见的幽闭空间，还描写了看不见的幽闭空间。那是一个由各种社会偏见和歧视构成的空间，用身份标签对人进行制裁，扭曲并奴役人的自我认知，剥夺了生活的色彩和尊严。它也将奥利弗与小说中的另一个孤儿——萝丝联系在了一起。
孤儿并不必然会受到歧视。奥利弗受歧视，一方面是因为他出生在济贫院，一无所有，给教区增加了负担（他出生后被包裹在旧睡袍里，就等于“立刻就被盖上印章，贴上标签归了类，从此他就是一个教区的孩子、济贫院的孤儿、吃不饱也饿不死的卑微苦力，来到世上就是要尝拳头，挨巴掌——任何人都瞧不起，没有人会可怜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被当成了一个来路不明的私生子。他母亲是在病倒街头后被送到济贫院的，生下他就去世了。医生看到她左手没戴戒指（实际上是被偷走了），就明白“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凶神恶煞般的教区干事本博说：“我们还是没能找出他的爹是谁，也不知道他娘的住处、名字，或底——细。”狄更斯时代的读者明白，这些话都在暗示奥利弗是个私生子，而他母亲就是当时的另一个身份标签——“堕落女子”（the fallen woman）。“堕落女子”主要指在婚前或婚外失去了贞洁的女子，“从成功的交际花到痴情的情妇，从穷困无奈的街头妓女到被人诱骗的无知女子，从不顾廉耻的老鸨到被强暴的幼童”
。《雾都孤儿》中的南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群体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甚至被视为“社会首恶”，是与“家庭天使”相对的魔鬼。这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女性弱势身体基础上的道德观念，极不公平，也极不宽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中，狄更斯对这种歧视和压迫的抨击最为有力，《雾都孤儿》则是第一部严肃深入地探讨这个话题的小说。
私生子通常会因其母亲的“堕落”而成为有污点的人。奥利弗的母亲在临死前对看护妇说，希望孩子长大后，不会因为听到别人提起自己的母亲而感到“丢脸”。奥利弗后来到棺材铺当学徒，受到了大学徒诺亚的欺凌。诺亚也是苦出身，但他瞧不起奥利弗，就因为两点：一、他不像奥利弗那么穷，他“是慈善学校的学生，不是济贫院的孤儿”；二、他不是私生子，“他不是来历不明的孩子，家谱可以一直追溯到爹娘”。正是因为他知道奥利弗的母亲是“堕落女子”，才对奥利弗说她“是个十十足足的婊子”。并不只有奥利弗有这种遭遇。萝丝小姐是梅里太太收养的孤儿，与梅里太太的儿子相爱，却不敢接受这份爱情，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身世“有污点”（她母亲也被说成是“堕落女子”）。当然，梅里太太也不同意他们相爱，虽然她知道萝丝纯洁善良，但就因为萝丝身世“不清白”，不能让萝丝嫁进门。诺亚对奥利弗的欺凌是看得见的，梅里太太对萝丝的压迫却是无形的。在一个充满了偏见和歧视的道德体系中，无论是凶残的人，还是善良的人，都有可能压榨甚至剥夺他人的生存空间。
像童话故事那样，狄更斯也给小说中的好人安排了圆满的结局。原来，奥利弗和萝丝身上的孤儿、私生子的标签贴错了。奥利弗的母亲是一位退役海军军官的女儿，已经与奥利弗的父亲相爱并私订终身。萝丝是她妹妹，也是奥利弗的姨母。奥利弗的身份得到澄清，继承了遗产，还成了绅士布朗洛先生的养子；萝丝也嫁给了梅里太太的儿子，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是一种常见的失与得的叙事模式，通过一系列巧合制造悬念，在故事结尾揭开身份谜团。不过，这种结局也在提醒读者反思，故事中还有很多人没有奥利弗和萝丝这么幸运；而且如果这两位孤儿没有这么幸运的话，命运也同样凄惨。所以，狄更斯这种善恶有报的“诗学正义”也在提醒读者，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不正义的制度和机构需要改革，风气需要转变。济贫院就是其中之一。
在19世纪英国小说中，对济贫院描写最为精彩的就是《雾都孤儿》。狄更斯并没有用写实的手法，而是把济贫院写成了一个象征。这个本应救济贫民的机构被描述成一个扼杀贫民的幽闭空间。济贫院的制度很像监狱，例如上缴所有个人物品，身穿制服，统一发型，严禁外出，吃饭时不能说话，禁烟禁酒，限制访客，夫妻分居，子女与父母分离。除了这些限制，他们还要从事砸石子、扯麻絮等体力劳动。有些济贫院的外观也很像监狱，托马斯·卡莱尔就把济贫院比作巴士底狱。
在狄更斯的《小杜丽》中，因欠债入狱的杜丽先生甚至觉得济贫院还不如监狱：“住济贫院，先生，就是那新济贫院，没有隐私，没有客人，没有地位，没有尊严，没有美味。最惨不过了！”在狄更斯看来，济贫院非但没有尽到救济之责，还成了一种羞辱，让贫民望而却步，正如他在《雾都孤儿》中所说，贫民“有两种选择，要么在济贫院里慢慢饿死，要么在济贫院外快快饿死”。
奥利弗在济贫院就吃不饱饭，“每天管三顿稀粥，每礼拜发放两次洋葱，礼拜天有半条面包”。奥利弗只是想再添一碗粥（一般是燕麦或大麦粥），说了句“我还想要”，却像晴天惊雷，吓得济贫院官员直呼奥利弗“会被绞死”。虽然一直有评论家认为狄更斯夸大了事实，但在他写《雾都孤儿》的1837年，英国遭遇了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全国经济陷入萧条，并一直持续到1842年。这六年是19世纪英国历史上最为凄惨的一段时期，工业发展陷入停顿，失业状况空前严重，食品价格居高不下，劳工阶级处在饥寒与贫困之中。
吃饭着实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奥利弗的那句“我还想要”很快就成了当时的流行语。
济贫院问题的源头在济贫法。奥利弗被称作“教区儿童”（parish boy），是因为教区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基本的行政单位，也是济贫法实施的基本单位。也就是说，奥利弗是由教区负责救济的孤儿。济贫法源自伊丽莎白时代，由各教区接替业已凋敝的修道院，负责救济本教区的贫民。17世纪末，各教区开始向辖区的富有居民征收济贫税。到18世纪末，该法已经无法应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新问题。随着圈地的铺开和工业的发展，许多农民离乡打工，再由原教区（19世纪30年代约有15000个教区）负责济贫已经无法满足需求，需要将救济责任由教区收归中央，以应对人口流动。1834年出台的《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便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新法执行的过程中，很多方面都缺乏同情，不够人道。狄更斯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愤怒地说，这是自斯图亚特王朝以来最常被可耻地执行、最常被公开地违背，通常也是监督最为不力的法律。
其实，狄更斯批判的焦点并不在于新法的条文本身，而在于立法的依据，也就是《济贫法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体现了中产阶级的偏见，认为贫穷是由懒惰造成的。如果济贫院太舒适，贫民就会选择进济贫院吃白食，从而失去独立精神，导致道德堕落。到1867年时，还有人持这种观点，认为“吃济贫饭”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社会病，接受救济的贫民总是“安于现状，一点也不想着改善自己和孩子的地位；他的快乐就在于花纳税人的钱，闲懒地过日子；不必可怜他们，他们得到的已经够多了，他们所受的苦都是自找的；帮助这些不愿自助的人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应该让那些“有劳动能力”却想吃济贫饭的“懒鬼”无机可乘。《济贫法调查报告》的核心逻辑有两点：一是“济贫院原则”（workhouse test），也就是取消原来的“院外救济”
，要想享受救济，就必须进济贫院；二是降低济贫院的食宿条件，使之低于最低收入劳工的生活水平，也就是有名的“不那么理想”（less eligibility），以恶劣的条件吓退胆敢到济贫院吃白食的贫民；这两点缺一不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总结得非常清楚：“要想得到救济，就得进济贫院；进了济贫院，就得喝稀粥。这就把人都吓跑了。”
新济贫法确实也有很多漏洞。有史学家指出，济贫法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片面地认为只要想找工作，就总有工作可干。
这显然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失业情况。乡村冬季农活减少，工厂周期性的萧条，都会导致大批劳工失去工作。正如卡莱尔在《宪章运动》中所说：“新济贫法是一份声明，十分明确地宣告，凡不劳动者均不应苟活于世。但那些想工作的穷人，就总能找到工作并靠其工作养活自己吗？”
事实上，狄更斯并没有深入思考这些现实问题，新济贫法在执行时的严苛和无情就已经让他出离愤怒了。
卡扎明认为：“狄更斯是通过情感而非理智来理解问题的，也是通过情感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偏偏狄更斯的情感又那么强烈，宛如疾风骤雨、刀砍斧劈、黑白分明，爱就爱得死心塌地，恨就恨得咬牙切齿。这就需要我们细心分辨，因为携带感情的批评常常势同烈火，在烧掉杂草的同时，也容易灼伤禾苗。狄更斯撼山动地的批评很容易让我们忽略他的象征手法，忘记被他批评的很多人也曾经做出过贡献。1832年，辉格党政府成立济贫法调查委员会，委员会中的年轻人大多为功利主义者。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是“最出色的边沁信徒”
，在委员会担任秘书，也是《济贫法调查报告》的主要撰稿人。狄更斯在1842年表示：“请告诉查德威克先生……我真的至死都反对他那顶呱呱的新济贫法。”
但事实证明，查德威克主导的新济贫法并非一无是处，他引导的卫生改革也是狄更斯不断呼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狄更斯的作品也是“功利主义”的，推动了英国的政治、司法和社会改革。那个“改革的年代”同时也是“平衡的年代”
，既有狄更斯这样的“情感激进派”，也有查德威克这样的“哲学激进派”，他们共同为19世纪英国的渐进改革提供了“理智与情感”。
狄更斯不仅是“时代的产物”
，体现了时代精神，还参与了时代精神的塑造。他渴望正义与仁爱，想让现代社会生活拥有一种新的精神。他那代英国人的社会批评和社会理想，对于仍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也有着特别的意义。无论是一百多年前林纾翻译的《贼史》，还是本版新译的《雾都孤儿》，都在提醒我们不能自满，还要努力让所有人都能拥有五彩斑斓的生活空间。我们无法忘记，两百年前，在那个岛国富甲天下的时候，还有雾都、孤儿和“不那么理想的”济贫院。
（乔修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