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麟，字元瑞，一字明瑞 ，自号少室山人。浙江兰溪县人。生明嘉靖三十年（ 一五五一 ） 。卒年待考。父名僖，字伯安，母宋氏 。因慕乡人皇初平叱石成羊的故事，更自号石羊生 。写自传一篇，即题作《石羊生小传》 。

元瑞天资聪颖，年五岁，父亲口授书，往往能成诵。家中时有客来，父亲叫他去侍奉客人，与客人作联对的游戏，他却能对得十分工整。七八岁时，他在家中天天出入于父亲的宾客中，侧立一旁，聚精会神地听他们高谈阔论。一帮文人墨客集到一起，自然要常常把品评书籍，当作茶余饭后闲谈的资料。一时兴会所至，大家你一言，我一句；穆穆容容的畅谈中，不时也激起了一阵剧烈的争辩。这既没有做文章时心理上那样的严重，谈吐自然也就要由心得多。也唯其在这种自由无忌的心情下，人们才能吐露几句老实话。这样一天天的继续下去，小孩子耳熏目染，渐渐能理解他们的谈论，而终于发生了无限的兴趣。这样有声有色的活教育，养成了他一生收藏书籍的嗜好还是小事，启发了他独立的思考力，却是一种不可估价的恩赐。

对于书籍的一种泛爱，一种感情，从这时起已经在他幼小的心中燃烧着了。刻板的，拘执的，毫无理性的科举教育，哪能再满足他如饥如渴的读书的热望？因此他九岁受命就学于里中师时，对于自己的课业，丝毫不感兴趣。于是自己只有别辟蹊径了。从大人们那里听来的关于书的一些知识，向导着他翻笼倒箧，把父亲收藏的几十部书，都给他偷偷地翻了出来。这些书在其自传中记的有古《周易》、《尚书》、十五国风、《檀弓》、左氏以及庄周、屈原、司马迁、相如、曹植、杜甫诸家的写作，一随兴趣之所至，恣意烂读。这比起私塾中整年都在捧着一部书，一知半解的生吞活剥来，有益多了。

十一二岁时，他又从父亲宦游燕京，这又给他一个修活学问的绝好机会。因为自浙江到京都，一路风光，目击耳闻，胸襟自然敞阔了不少，眼界也开阔了不少。想到那时旅行之难，真不免要为他击掌称庆了。尤不止于此者是那时的北平，因为国都所在，已经是人文荟萃的文化中心了。他有一段话论到当时天下图书文献散集的情形说：“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闾阖也，临安也。闽、楚、滇、黔则余间得其梓；秦、晋、川、洛，则余时友其人，旁诹历阅，大概非四方比矣。……” 燕市既是天下四大聚书处之一，自然更容易助长他的嗜好。又恰巧父亲也是嗜好藏书的人，因此门庭间就不绝燕市书贾的足迹了。不幸这时当世宗末年，天下旱蝗迭见， 祖父母又就养京都，俸入不足，不得不告贷乡里，养家已经是问题了，哪里再有闲钱去买书？所以虽有稀世珍本送上门来，父子也只好相对太息。

后祖父母相继去世，元瑞随父母归丧故里。十六岁在乡补邑庠弟子员（《 王传 》 称十五补传士弟子员 ）。 十七岁完婚，适逢父亲升任尚书礼部郎，于是携妻子随父母再北上入燕都。这次北上，正当他少年时期，是每个青年人多愁善感的时期，况且他对人生世故，已有了相当的体验，咏诗的本领也长进了不少，因此旅途上凭空添了不少浪漫的情调。这至少可以在他的追忆中看得出来：“已挟书，从宪使公北下钱塘，浮震泽，并吴会金陵楫大江益东走青、徐、齐、鲁境，逾赵入燕，乞食长安市，悲歌蓟门/易水间，所至与会感触，一发于诗。” 这样一来，他的诗名竟一时大噪，传播京师内外，因之结识了当时不少的名流墨客 ，京中贵人也多来折节请交。

这次来到京都，父子自然没有忘掉继续买书。不但没有忘掉，同时更因为俸入稍优，益法加意购访。这样，直到五年后父亲贬官湖北，再离京都为止。起行之日，家中除书籍几十箱外，几乎一无贮蓄，甚至妻子的首饰，也都典当殆尽。他在自撰《二酉山房记》中写当时凄凉的情形道：“束装日，宦橐亡锱铢，而余妇簪珥亦罄尽，独载所得书数十箧，累累出长安。” 看到这样轻描淡写的几句，真叫人啼笑皆非。

父亲贬官后，元瑞伴同母亲归还故里。不幸母亲又忽患头风，病状十分严重。他躬身为母亲侍奉汤药，日夜不休。既待母亲病稍愈，自己却又因为操劳过度，得清羸疾，于是退养金华山中。这时有大司空朱衡过兰溪，先在京都已久仰元瑞诗名，乃泊舟待三日，希望和他会面。他觉得客人如此盛意，再不会见，于情于理，都有些说不过去，于是把朱公治水颠末，赋昆仑行六百八十言 ，答赠朱公。

朱公得元瑞赠诗，喜出望外，恰巧此时有督学使者滕公伯轮驻杭州，朱公出示元瑞诗说道：“天下这样的奇才，哪能使他湮没无闻！”滕公读罢，亦赞叹不止。于是一面移文博士廪生，一面请元瑞去杭州。会萧公万合试越东西士，达千人左右，而结果元瑞竟为诸生冠而得中举人。这是万历四年（ 一五七六 ）的事。

次年丁丑，元瑞以经义荐于乡。但是本心淡泊名利，无心宦途，所以不敢毅然绝去者，也不过是因为不好违背父母之命而已。所以他在自传中自开玩笑道：“每摄衣冠，则揽镜自笑，是楚人猴而沐者，然用二尊人，故未敢遽绝去。”是年夏，归还故里，会王世贞（ 元美 ）弟敬美过兰溪，与元瑞促膝畅谈两昼夜，临行，两人握手恋恋不忍别。时元瑞已久慕王世贞名，读《弇州四部稿》，尝叹谓：“古今文章，咸总萃是。”于是访世贞于县阳观。世贞久已谢客不会，闻元瑞来，喜不自胜。知心相遇，分外情深。于是朝夕优游山水间，吟咏唱和，入京会试的事情，早已抛在九霄云外了。直到五年后，因了父亲的一再督促，才又勉强整装入京。

万历十一年（ 一五八三 ）会试不第，还里。逾三年，再试，又不第。两次失败，就此终结了他一生最不高兴的会试生涯。这在他也未始不是一桩幸事呢。

从他简略的事迹中我们知道元瑞之嗜书，绝非偶然，而其爱书的动机，又绝不同于一般一味摩挲古物者的变态心理，而是基于他如饥如渴地读书的狂热，这可以从他自己的记述中看出来：“每耳目所值，有当于心，顾恋徘徊，寝食偕废。一旦持归，亟披亟阅，手足蹈舞。骤遇者，率以为狂，而家人习见，弗怪也。” 所以他不但是一位最爱藏书的人，而且是一位极爱读书的人。隋唐而后，为了科举制度的作孽，不知杀害了多少忠心学术的人。所以能如元瑞这样摆脱科举制度的束缚，而独辟蹊径，不肯趋附时相的人，也就不多见了。他治学的方法和态度，可在以下两段中，略见一斑：“读书大患，在好诋诃昔人，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昔人所见，岂必皆长，第文字烟埃，纪籍渊薮，引用出处，时或参商意义，重轻各有权度。加以鲁鱼亥豕，讹谬万端，凡遇此类，当博稽典故，细绎旨归，统会殊文，厘正脱简，务成曩美，毋薄前修，力求弗合，各申己见可也。” 又继续说：“昔人之说，有当于吾心，务著其出处而韪之。亡当于吾心，务审其是非而驳之。毋先入，毋迁怒，毋作好，毋徇名，此称物之衡而论之极也。今明知其得，而掩为已有；未竟其失，而辄恣讥弹，壮夫不为大雅当尔耶。” 他的三卷《四部正伪》，正是这种治学精神的结晶。

他购访典籍的故事也很多，我们只钞其一，以见他热心访求的一斑：“张文潜《柯山集》一百卷，余所得卷仅十三，盖钞合类书以刻，非其旧也。余尝于临安僻巷中，见钞本书一十六帙。阅之，乃文潜集，卷数正同，书纸半已漶灭，而印记奇古，装饰都雅，盖必名流所藏，子孙以当鬻市人，余目之惊喜。时方报谒臬长，不持一钱，顾奚囊有丝罢二匹，代羔鹰者私计不足偿，并解所衣鸟系直掇青蜀锦半臂罄归之。其人亦苦于书之不售，得直慨然。适官中以他事勾唤，因约明旦。余返寓，通夕不寐。黎明不巾栉，访之，则夜来邻火延烧，此书倏煨烬矣，余大怅惋弥月。因识此翼博雅君子共访或更遇云。”

他收罗的地方既广，搜罗的苦心又无微不至。他自记说：“余自髫岁，夙婴书癖。稍长，从家大人宦游诸省。遍历燕、吴、齐、赵、鲁、卫之墟，补缀拮据垂三十载。近辑山房书目前诸书外，自余所获，才二万余，大率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录之故家，求诸绝域。中间节衣缩食衡虑困心，体肤筋骨，靡所不惫，收集仅兹。至释道二藏竟以非力所及，未能致也。” 又说：“……自是余奉母宋宜人，里居十载。中间以试事入杭者三，入燕者再。自所涉历，金陵、吴会、钱塘，皆通都大邑，文献所聚，必停舟缓辙，搜猎其间，少则旬余，大则经月……” 这无怪乎他在《经籍会通》中把当时天下典籍的散布以及市况、版式等写来那样的烂熟，那样的确凿有据了。

及至晚年，嗜书日笃，聚书日富，而家道也日贫。敝庐仅蔽风雨，乃更节衣缩食，另建屋三楹，列二十四度，把历年收集的典籍，按照刘氏《七略》分别部类，列置其中，统计四万余卷。自云：“入余室者，梁柱榱桷墙壁皆无所见。” 黎惟敬为大书曰二酉山房。除自撰《二酉山房记》外，更有王世贞撰《二酉山房记》。 记载纂详，可供参考。有《六经疑义》《诸子折中》《少室山房稿》《史蕞》《诗薮》《华业》等丛书共三十七种，计三百四十七卷。

（1934年秋季学期史学方法班） mPAWH4fGf01QrV0sBs78jRy3IqNPbdZzLY/0vXajw9sumb8ECx5pYhfpB9YnS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