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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马市之设，始于辽东，凡三市，一在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真；一在开原城东，一在广宁，皆以待朶颜三卫；时在永乐四年（1406）。
正统三年（1438），初设大同马市，其后百十年，即嘉靖三十年（1551），始并开宣大二镇马市，逾年而罢。迨隆庆末，俺答输款纳贡，再开宣大马市，而山西亦与焉。自兹而降，北边马市，继续不断者，垂六十年，影响所及，于明代边防关系特大，有足述者。
明初之世，军兴旁午，兵用马匹，类皆仰给于边塞种族，王世贞《市马考·序》曰：
高帝时南征北讨，兵力有余，唯以马为急，故分遗使臣，以财货于四夷市马，而降虏土目来朝，及正元万寿之节，内外藩屏将帅，皆用马为币，自是马渐充实矣。
然此犹在马市未开之前，虽有市马之实，而无马市之名。永乐三年三月，福余卫有入都市马之请，帝以往返不便，因谕兵部立市边郡曰：
福余卫指挥使鼐尔布哈等，奏其部属，欲来货马，计两月始达京师。今天气热，边人畏夏，可遣人往辽东，谕保定侯孟善，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值，即遣归。
是即后日所谓辽东马市。自此而后，马市云者，实不只一商业上名词，且寓有政治意义，即外夷以马来贡，我乃颁之以赏，无贡无市，有贡有赏，
边人明其向顺之心，中国施以怀柔之仁，是贡市为一事，不仅以通有无也，宣宗亦尝言之：
宣德六年（1431）十一月，总兵官巫凯，上广宁马市所市福余卫鞑官马牛之数，上谓侍臣曰：“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以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
而《续通考》言之尤为明切：
“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
是马市之设，殆为明人驭边之一种政治策略，斯可知矣。
夫明代边防最重，边费最繁，而边祸亦最烈。蒙古之为患，几与明代相终始。明之北边，东起鸭绿，西尽酒泉，延袤数千里。历代沿边筑塞，列镇屯兵，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陕西镇巡统驭固原，亦称二镇，遂为“九边”。又当洪武之世，东置北平行都司于大宁，封皇子权为宁王，统开平等二十二卫，兴和等三守卫千户所：大同之西偏关以北，则筑东胜城于河州东受降城之东，设十六卫。东胜、大宁东西相望，足为宣大二镇屏障。
其后，永乐九年（1411），徙大宁都司于保定，大宁旧地遂渐为兀良哈所据，于是北边失一重镇，而辽东与宣大之声援遂绝。二十年（1422）又以蒙古内犯，兴和失守，开平孤悬塞外，由是无援。宣德五年（1430），因徙其卫治独石，至是弃地盖三百里。降至正统，又弃东胜，而大同失其藩篱，偏老沦为极边，宣大山西之患，由是始矣。
溯自顺帝北走，退居塞外，更历六世，始去帝号，其后各部，互相雄长，总其大者，东曰鞑靼，西曰瓦剌，类皆蒙古部族，而明人统以“北虏”呼之。永乐七年（1409），以瓦剌来贡，遂封其酋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十一年，封鞑靼阿鲁台为和宁王，二十一年，鞑靼太子也先土干来降，赐名金忠，又封忠勇王，然两部相争，叛服无常。成祖虽三犁敌廷，终不能大创之。至于宣德，瓦剌独盛。正统之初，遗使贡马，尚书魏源等，请援辽东例开马市，帝以劳费军民，谕勿置。三年（1438）四月，大同巡抚卢睿，复请立大同马市，庶军民悉得平价市驼马，且遣鞑官李原等通译语，并禁市兵器铜铁，从之。
但互市之详，史无明文，本篇不能详论。至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请支山西行都司库银市马，而是时适值瓦剌也先遣使三千
（或作二千）
，贡马互市，中官王振减其马价，使者恚而去，也先忿甚，遂谋大举。其年七月，入掠大同宣府诸塞，城堡多陷，振挟帝北征，遂致土木之变。十月复入寇宣府，破紫荆，焚长献景三陵殿寝祭器，薄都城，掠芦沟，散扰下邑，攻城益急。至于景泰，瓦剌请和，复遣使入贡。三年（1452）十一月，宴夷使于礼部，其使臣市马者听。
然是时，贡使嚣张，骚扰益无状，每其使至，辄逾千人，乞封要赏，索讨无餍，出入骄悍，敢殴守卫，及遣出塞，又骚掠而还。
《万历武功录》曰：
朝贡多乃至三千余，边人苦之……其明年
［景泰四年］
正月，宴瓦剌使臣察占等二千八百七十六人于礼部，敕赐其酋长正副使二十二人，遣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等官，赏赉金银有差，它皆赏段绢靴帽，至十余万。
四年七月，也先已篡鞑靼汗位而自立，号称大元田盛大可汗
，遣使赍书入贡曰：
往元受命，今得元位，尽有其国土人民传国玉宝，宜顺天道，遣使和好，庶两家共享太平。
明廷竟无可如何，报书称“瓦剌可汗”，仍敕沿边城守戒严而已。然自是连年市赏之用，所费亦不赀矣，故王圻曰：
是时也先新立，恐诸酋不从，意在通好中朝，贡使往来，然数年间，赏赐虏酋亦不下百万云。
天顺初，也先荒酒色，又所为多残忍，为部下所杀，鞑靼复盛，其部长孛来，更立鞑靼汗裔马尔可儿，号称小王子
（按此后数代可汗，皆称小王子）
，旋为所弑，而孛来大酋毛里孩阿罗出等，又与孛来相仇杀，蒙古内乱，由是大炽，而正统以来贡市之局，因之中断。诚如王圻所谓：
天顺以后，贡市遂绝，彼以贡马为名，边将啖以厚利，羁縻而已。
成化而后，诸部竞起，各据水草，残略边郡，河套既已弃为敌有，宣大内边复遭蹂躏，间有贡使往来，叛乱无常。弘治初年，其汗小王子伯颜猛可尚幼，故鲜为寇。
而明廷羁縻得法，大同三年三贡，所费亦不过十余万耳。
七年而后，可汗西部大酋脱罗干之子火筛突起，大为边患，西起甘凉，东至宣大，沿边五镇，惨被荼毒。孝宗虽欲锐意征讨，刘大夏力言不可乃止。比至正德，刘瑾窃政，辅臣本兵诸督府经国者，接踵逐去，河东陕西雁门以北，岁有边患，隐败冒功，上下欺蔽，于是边防大圮。
嘉靖初，吉囊俺答兄弟并起，吉囊住牧河套，土地丰饶；俺答分地开原上郡，地甚贫瘠，乃常入寇。然是时大患，尤多在西北。八年（1529）陕西总督王琼，奏修边垣，西起兰洮，东尽榆林，凡三千余里。十一年，夷竟南下至松藩漳脑，以窥蜀西。十三年入榆林，大略花马池。十六年入偏头，游骑至于大同左右卫，《万历武功录》曰：
是时塞下多畏虏卤略，我废耕，我近边膏腴地土，皆荒芜不治。
十九年秋，俺答吉囊诸部大举入宣府，掠蔚州，已而分道入大同塞，大同镇卒阴与约，纵之去，遂度雁门，破灵武，入岢岚、兴县、交城、汾州、文水、清源诸处，杀掠人畜以万计，遇大同卒，遗以所掠，求假道去，而巡抚史道总兵王升置之若不闻，加之其时朝政不修，影响及于边防，《武功录》言之甚悉：
上既玄修西内，念独在按名法刑赏绳边将吏而足，即督抚大臣往往逮诏狱劾治，轻及谪戍，而阁部大臣筦国者，颇倚宠纳赂、赂滋章
［按此句当有误］
，诸边岁请帑藏金数百万，名饷犒、而络绎输权门。张胜讳败，冒功免罪，以故边愈益圮，而虏患益滋。
自此而后，至“庚戌之变”，前后不过十年，而入寇者八，就中尤以二十一年（1542）为最甚。时吉囊死，俺答独盛，率众于六月入大同塞
（原因详见下文）
，经朔州，破雁门，掠太原而南，列营汾水东西，掠潞安、平阳诸州县。及返兵，驻师平阳、介休间，散骑四出，杀人掠物，迤逦就大营。归途复掠定襄、五台，又自代州出繁峙、灵丘、广昌；杀掠人畜十余万，乃自广武出关，过大同左卫及阳和塞而去。一月之中，凡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略男女二十余万，牛马羊豕二百万，衣
金钱称是，焚公私庐舍万区，蹂田禾数十万顷。自有明沿边设防以来，北边之祸，无有甚于此者。且大同边墙，由是弃守，遗患未来，正未已也，是以隆庆二年（1568）五月兵部上言称：
山西一镇，旧以大同为藩篱，警备差少，自嘉靖壬寅
［二十一年］
失事之后，大同弃墙不守，遂与俺答为邻，三关边隘皆俺答必犯之地矣。
嘉靖二十九年（1550），岁次庚戌，秋八月，俺答悉众窥大同。时仇鸾方以贿起任宣大总兵，大惧，私遣厮养时义侯荣。
持重赂赂俺答，约毋犯大同，且许通市。
俺答受之，乃东走，越宣府奔蓟州，乙亥
（十四日）
入古北口，掠怀柔，围顺义，长驱直入。戊寅
（十七日）
逼通州，大掠密云、三河、昌平诸处，辛巳
（二十日）
犯京师，围城三日夜，又北犯诸陵，转掠西山良乡以西，遂东去，史称“庚戌之变”。
先是俺答自嘉靖十九年入掠山西而后，屡有入贡之请。二十年七月，遣使汉人石天爵，款阳和塞求贡，巡抚史道以闻，巡按御史谭学复亦上疏，请速定大计。兵部集议，谓夷多诈，不可信，宜拒之，并议添总督大臣处置兵饷，趣行赴镇，使之畏威远遁。帝以为是，乃诏却之，且悬赏购俺答首，并以兵部尚书樊继祖兼右都御史，为宣大总督。俺答怒，大举入犯，至于石州。
明年闰五月，复遣石天爵与夷使求贡至大同镇边堡，时史道已削职去，巡抚龙大有斩夷使，并缚天爵上于朝，诡言用计擒获。于是擢大有兵部侍郎，边臣升赏者数十人，磔天爵于市。
于是俺答再大举深入，至于汾潞
（详见上节）
。
二十五年五月，俺答三遣使诣大同左卫求贡，边帅家丁董宝等，狃天爵前事，复杀之，以首功报，总督翁万达愤不以为然，奏曰：
北敌弘治前，岁入贡，疆场稍宁，自虞台岭之战，覆我师，渐轻中国，侵犯四十余年，石天爵之事，臣尝痛边臣失计，今复通款，即不许，亦当善相谕遣，诱而杀之，此何理也？
因请诛宝，并榜塞上，明告以朝廷德意，解其蓄怨构兵之谋，帝不听。
嗣后夷使仍络绎款塞，边臣唯以好言拒之，不敢上闻，至二十六年二月，俺答以使赍番文至，万达遂具疏上，谓夷恳切求贡，去而复来。今宣大方大修塞垣，正当羁縻，请限以地以人以时，悉听即许之贡，否则曲在彼，即拒绝之。帝责其渎奏，卒不许。盖是时陕西有复套之议，将督兵出塞，当事者主之，故力绌贡议。
五月复至，
万达再具疏上，盖欲假贡事整边备也，而巡按御史黄汝桂，大言以为不可：
虏自火筛为梗，贡礼寝废，迄今四十余年，自嘉靖辛丑
［二十年］
，虏人肆叵测之谋，石天爵倡入贡之请，去岁至今，又复踵行前诈，岂可轻信，堕虏计中？盖虏自庚子
［十九年］
以来，连年蹂大同，深入泽潞宣府，抵紫荆，西掠延绥，东寇辽阳，涂炭我疆宇，杀略我人民，凡我臣工，皆志歼丑虏，以雪积愤，但时未可乘，势当徐图耳。故贡亦寇者，夷狄之故习也；贡亦备不贡亦备者，边臣之至计也。事机贵乎先图，军令重于申命，乞严敕总督镇巡等官，过加防御。
帝以为是，遂令严边防御，如有执异，处以极典。
二十七年三月，万达又言诸部求贡不遂，声言大举犯边，乞令边臣得便宜从事。帝怒切责之，通贡之议，由是乃绝，万达旋亦去职，于是俺答合众进扰，至于京师。
夫俺答之连年求贡，必有其内在原因，《明史·翁万达传》记石天爵之初次求贡曰：
先是二十一年
［《实录》作二十年］
，俺答阿不害使石天爵等款镇远堡
［《实录》作阳和塞，次年至大同镇边堡］
求贡，言小王子等九部牧青山，艳中国缣帛，入掠止人畜，所得寡，且不能无亡失，故令天爵输诚。
又记二十六年之求贡事曰：
其后，俺答与小王子隙，小王子欲寇辽东，俺答以其谋告，请与中国夹攻以立信。万达不敢闻，使者再至，为言于朝，帝不许。
是北人之欲结好中国，利在中国货帛，并欲去后顾之忧，反戈作内部之争。其利欲可因势以羁縻，其内讧可用间以制驭，翁万达盖深知之，二十五年五月尝上疏曰：
今届秋，彼可一逞，乃屡被杀戮，犹请贡不已者，缘入犯则利在部落，获贡则利归其长，处之克当，边患可弭。
又与杨次村书云：
大同今所筑边墙，委胜于山西之墙，贼纵欲仰窥，诚亦难矣。俺答诸酋，仇于小王子，可间也。仆方竭心思于此，即骇人听闻，实不遑恤。夷狄相攻，中国之利，盖自昔言之。
万达在边四载，大修塞垣，事工卓著，《明史·兵志三》，言之甚悉，自非徒事空言者可比，且又谙习夷情如此，尝慨然以因间制夷为己任，遗书友人曰：
去秋幸擒叛王，云中稍稍底定，而铁裹门之战
，虏亦不复敢有易心。今年
［二十五年］
夏秋，塞垣竣工，有险可恃，俺答诸酋，恳使求通，欲修贡事，而庙廓台谏，议论纷嚣，尚未归一，要之机难中制，不肖当以身任之。
万达负志如此，而黄汝桂者流，方奢言征讨，庙堂议论，上下纷纷，夷情既失，制驭之机遂一去而不可再得。夫此次贡议初起，明廷即措置失当，杨守谦求贡纪一文，言之最痛，辩之亦最详，其文曰：
壬寅
［嘉靖二十一年］
夏，俺答叩边求贡，杨职方博过谦曰：“俺答求入贡，今当何如？”谦曰：“宜许。”杨意亦同，及兵部疏上，当道驳之，再上，而议论异矣。既而斩石天爵，又购斩俺答，
夫兵交使在其间，况求贡乎？杀一天爵何武？借曰不许，亦当善其辞说，乃购斩之，此何理也？横挑强胡，涂炭百方，至今无一人知其非者，……夫今之以贡为疑者，必曰宋以和议误国。不知此贡非和也。九夷八蛮，皆许入贡，何独北虏而绝之？昔正统北狩，也先求贡，少保于肃愍公曰：“和则不可，入贡在所不拒。”不拒云者，圣王待夷狄之道也。或曰贡使往返畿辅，窥我险易，不知此易防也。馆其人于大同，进其方物于京师，亦何不可？
……或曰虏初无诚心，假此启衅，不知虏利吾货，何有不诚？连岁入寇，岂待有衅？或曰验放之时，大惧不虞。不知虏众入寇，我仓卒以孤军御之，验放有定期定处，我征兵为备，反有虞耶？或曰得货之后，彼将败盟，不知犬羊嗜利，贪汉财物，含哺于前，朵颐于后，肯自沮乎？纵使卖我，所失几何？或曰通贡警息，我必怠于自治，不知怠不怠在我，不在贡不贡也。尝恨成化间不能及时设险。使虏复贡，我以其闲暇，尽筑宣大及花马池，边内多为大堡，募民尽耕其地，使谷贱如成弘间，则何为而不可也？昔嘉靖初，土鲁番求贡，当时皆有危言。及晋溪王公许之，今十数年，西鄙少事，乃知当大事者，非有真见不可；蓄疑者，未始不败谋也。
而明廷蓄疑，乃至一而再，再而三，上下欺蔽，卒致庚戌之变。
初，俺答既受仇鸾赂，东掠蓟州，鸾亦佯上疏，谓探知贼已东犯，恐震京师，请以便宜应拨。帝甚喜，诏留居庸，闻警入援。鸾即上疏，请开马市曰：
诸边寇患，宣大为最，由彼巢穴，俱在边内，我之墩军，往往出入彼中，与交易，久遂结为腹心，故内地虚实，寇无不知。前总兵周尚文，又私令部下与寇市，而亡人叛将。寇辄抚用之，于是边事益不可为。夫彼生齿日繁，事事仰给中国，求之不得，则必入寇，故每岁扰边，无不得利。往者请贡未许，尚文乘其效顺，私与市易，彼既如愿，边亦少宁。与其使边臣私通，利归于下；孰若朝廷自行，恩出于上？即今辽左甘肃喜峰口并有互市。倘陛下霈然发德音，谕彼远塞，但许市马，如诸边互易，彼且世世为外臣，亡边衅矣。
此盖鸾与俺答旧约
（见上文）
，而帝甚以为是。甫下部议，而敌兵已进薄京师矣。
时保定延绥河间宣府山西辽阳诸路勤王兵，已先后至，合大同，共七镇，五万余人。帝即军中拜鸾为平虏大将军，总诸镇兵，然其时鸾兵骚扰最无状，每椎髻胡服，诡称辽阳军
（即朶颜诸部）
，劫掠村中。虽被获，有司不敢问，必以闻，帝以大同军首入援，令鸾自处，鸾亦置不问。兵部不得已，下令勿捕大同军，大同军益无忌，民患之甚于敌。而敌骚掠亦日甚，仇鸾不敢击。辛巳
（二十日）
虏至东直门，执御厩内臣杨增等八人以去。
旋释归，
令致书，要以三千人入贡，许则缓兵，否则益兵破京师。
壬午 （二十一日） 帝召大学士严嵩、礼部尚书徐阶等议，阶曰：
寇兵近郊，而我战守之策，一无所有，宜权许以款，第恐将来要求无厌耳。
帝曰：
苟利社稷，皮币珠玉，皆非所爱。
阶曰：
止于皮币珠玉则可，万一有不能从，将奈何？
帝竦然曰：
卿可谓远虑，然则当如何？
阶因请以计款之，言其书皆汉文，朝廷疑而不信，且无临城胁贡之礼，可令退出大边外，别遣使赍番文，因大同守臣为奏事，乃可从。然后乘此往返，饬兵备战，可以无虞。帝然之，命携俺答书，出集廷臣议，群臣相顾莫敢答，因陈笔札，令各书所见，国子司业赵贞吉起而抗言曰：
此不必问，问则奸邪之臣必有以和说进者，万一许贡，则彼必入城，三千之众，恐蛮驿中莫之客也。且彼肆深入，内外夹攻，何以御之，不几震惊宫阙乎？
检讨毛起主先许而后拒，贞吉又力叱之，于是群臣咸以贞吉为是。奏入，遂罢贡议，而敌亦以得利于翌日解围去。
轩然大波竟以不解解之，亦云幸矣。惟读世宗“皮币珠玉，皆非所爱”语，以与前此厉言拒贡事相较，其前倨后恭之状，诚有使人啼笑两非者。
俺答既饱掠而去，仇鸾益跋扈。时议大更营制，罢十二团营，归三大营，称戎政府。以鸾入理之。又用鸾议，以京军只宜守城，难以格战，遂调大同军九千，宣府延绥宁夏甘肃，各三千，入京防秋，自是诸边益虚。
时帝益信鸾，尝手敕谕曰：“卿勿怠戎务，宜如皇祖时，长驱漠北三千里乃可耳。”于是鸾阿帝意，倡言来春大举捣巢，帝喜，即令所司，储军实以待。并赐鸾金章，许密封言事。又赐敕，言：“朕所倚赖，惟卿一人。”
鸾由是骄恣异常。
明年
（嘉靖三十年）
三月，俺答持鸾前言，叩关请市，
并以夷酋虎喇记为质，且缚中国叛人朱锦李宝以示信。宣大总督苏祐以闻，其略曰：
去年谙达
［即俺答］
逆天犯顺，震惊畿辅，今者复屡以贡市为请，虽变诈难以遽信，而揆情度势，有难真拒者，在俺答以求贡为名，其词顺；而朝廷许之，其体尊。当不忘戒备，以示羁縻，内修战守，令其将各部人众，于宣大延宁，分投开市，以我之布帛米粮，易彼之牛羊骡马，既可以中彼所欲，亦可因以壮我边备。
疏上，诏兵部会廷臣议，鸾从中力主之，上疏请比辽东互市曰：
今宜比照辽东事例，暂为允许，请命练习边事大臣一员，奉敕诣大同，选委彼所素服之参游一员，会同总督镇巡，召集部落，宣谕威德，许于大同五堡边外，开立马市，兵部发马价银十万两，买绸缎等物充用。其宣府延宁诸镇，听各督抚，酌量地方，与就近各国部落开市，每年四次，俱于季终，约限马数，仍谕各镇，严兵益备，用戒不虞。其绥服防范事宜，悉听差大臣酌议，务求经久可行，俟市易毕日还京。
兵部尚书赵锦，议与鸾同，帝不能决，问于大学士严嵩，嵩以一年四次，期密而费广，惟以一年春秋两市为宜。帝然之，议乃定。
是月
（三月）
壬辰
（初四日）
，诏开马市于大同，次及宣府，
以兵部侍郎史道往大同，总理互市，而以偏将军徐洪佐之，
并如议发给马价银十万两。
时仇鸾之奸，昭彰在人耳目，然严嵩为之庇护，上下又慑其威，莫敢异议，独兵部员外郎杨继盛，适闻开市事，上疏力争不可。
而主事赵时春，亦愤然以秦桧亡宋之策为比。
因是俱为鸾所构陷，继盛谪官狄道县典史，时春亦迁山东佥事。
同年四月，开大同马市。
按大同市场在镇城北八十里之镇羌堡，隶大同分巡道北东路，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与本路之拒墙堡及北西路之拒门助马二堡，同时增置，改原称废水口堡为今名，各募军屯守，镇羌助马设守备，拒墙拒门设把总，指挥统之，共称“塞外五堡”。
开市时，俺答率部至，互市凡四日，以缯帛已竭而罢。因具酒食，犒劳如礼。俺答贡马九匹，番表一通。鸾言胡俗以九为敬，宜破常格答之。赐俺答大红纻丝膝襕花样衣一表里，金顶大帽一，金带一，脱脱大红纻丝一表里，夷使丫头智及夷质虎喇记等四人，各青绿纻丝一表里，总降敕一道，命史道遣官颁给，仍加赐俺答彩币四表里。
五月，开宣府马市。
宣府市场在新开口堡，隶宣府西路万全右卫，东南去卫城四十里。
宣德十年筑，嘉靖七年重修
（其后隆庆七年，又经砖包）
。其地逼近外边，虏每入犯左右卫，动遭荼毒，故俗称东马营，盖谓危而难守，比于北路之马营堡
（即洗马林堡）
也。
新开口堡来市者，老把都、辛爱、伯腰、卜郎台吉、委兀儿慎台吉五部。
宣大两市毕，计所发太仆金十万两，大同得六万，宣府得四万。史道奏大同市易缯币四千七百四十匹，价费八千八百九十三两，梭布七千匹，先后易马四千七百七十一匹。马每匹十金，费凡四万四千三十二两，余悉以佐犒劳费。
宣府市况，史不详载。
是年于宣大二市之外，更以吉能市延绥，狠台吉市宁夏，是谓延宁马市，例比宣大，此不详论。
夫宣大此次开市，悬有例禁，《会典》记之曰：
嘉靖三十年，题准北虏求开马市，每岁止许二次，各边务要协力战守，如有耍顽之徒，指称宗室家人，及军民生儒闲杂人等，乘机入市，潜相交通，听总督等官严拿，照例问罪发遣。
又题准非奉旨开市，敢有私自出边与虏交通者，巡按御史，指实参奏。
立法如此，不为不严。但未至年终，而市法大坏，推其原因，首在俺答之互市无诚，《明史稿·仇鸾传》曰：
初大同之开市也，诸部驱马拥入，践毁边墙，守将不敢禁。事竣，敌骑即犯左卫，史道遣使诘之，则言尔中国叛人萧芹乔源等，能喝城使颓，欲试其术， [1] 于是边臣告警，朝议哗然。
鸾惧，又妄议大举征剿，帝不许。既而芹等术不验，鸾乃遣时义啖俺答以利，执芹等三十余人以献，而鸾竟以是加太子太傅，增禄二百石，时义亦以功授指挥佥事。
无何，俺答又以牛羊互市为请，史道上言曰：
近者，俺答令人执送萧芹而来，脱脱
［俺答义子］
谆切告言，虏中富者以马易缎，贫者止有牛羊，请易米麦，臣以为虏之富者十二三，贫者十八九，不一通融，贫者必为饥寒所迫，衡决约束，有妨大计。
严嵩不可，群议不决。而宣大总督苏祐等闻朝议纷纭，恐他日蒙首事祸，亦上疏，言不可。鸾亦惶惑，不能自坚前说。帝乃责道不思处置边备，而为渎请，遂于八月，诏令还京。
时诸部请以牛羊易菽粟者，久候大同，不得命，分入盗边。而俺答亦以求市辽东未果，于十二月中，三寇大同。
会俺答妹婿卜吉哥，以道远，赴市后期，俺答使市山西，守臣不应，复叩大同，因市大沙沟，易马四百匹，贡马十八匹。及日暮，复潜入，夺其马，褫军士衣裘而去。
俺答亦献马九匹，复求市。巡按御史李逢时谓诏禁非时开市，叱之去，并逮诸通事于狱。俺答怒，纵兵入掠，诸将披靡。
三十一年正月，逢时上言：
虏寇敢于岁初拥众入犯，俺答之约束全无，马市之羁縻难恃，今日之计，惟大集兵马，一意讨伐，宜行宣大蓟辽各总督镇巡等官，督合将士，合兵征剿，仍敕京营大将仇鸾，训练甲兵，专事征进，勿得隐忍顾忌，酿成大患。
至是乃复有敢议开马市之非者，而帝亦忿然曰：
虏贼非时扰酿，官兵不能防御，显是平时专恃马市，全不提备故尔。今后一意战守，如仍前观望，重惩不贷。
是日后马市之罢，盖已蓄意此时，而鸾犹不悟，仍上疏为马市辩，且构陷诸臣曰：
臣所为开市者，将阴修战备也，内外臣计欲杀臣，故弛备以召寇，欲其早负市约，因以疑臣于陛下，乞下诏切责诸臣，亟修战备，每阵选敢死士万人，以待臣战，寇如入犯，令诸将无遏，纵其南驰，臣死战于内，出精兵捣其巢于外，破之必矣。
其出言荒谬至此，尚书赵锦痛辟之，帝亦渐察其妄，但敕中外诸臣训士待战而已。于是鸾不自安，又请赴边击敌。帝以问嵩。始鸾深结嵩，嵩甚庇护之，及后鸾势出嵩上，怙宠藐嵩，嵩忌且恨，而鸾所为又日无状。至是帝问嵩，嵩曰宜从，但以擒斩俺答为上功。帝竟止鸾不遣。
二月，夷寇益急，而边臣之依市骄纵，复不可胜言。大同总兵徐仁尝声言马市既通，无庸戍守，态意朘削，为士卒所怨。而巡抚何思亦以通市故，禁边军拒敌，杀者且抵死，以故夷益嚣张，《大政记》曰：
虏众出入关隘，无复顾忌，动以贡市为名，往来官寺，有司廪饩惟谨，稍有拂意，辄尔大哄。其黠狡者，变易衣帽，甚至入堡城内，奸辱妇女，莫敢谁何。
至是，敌众万骑突入塞，南掠至于怀仁，徐仁及副将王怀邦，各拥兵观望不敢击，游击刘潭，且阴遣人，结夷鬻赂，只中军指挥王恭，率所部力战，死之。总督苏祐上其事，诏逮系仁等，削何思籍，赠王恭指挥佥事。
时边防大坏，尽人皆知，言官又屡上言，仇鸾亦虑祸及，乃密疏上，以罢市为请。三月，诏罢马市。并命复言开市者论死，着为令。
时去初议开市，盖周年矣。
然此次罢市，只限大同，不及宣府，《明史·食货志》曰：
嘉靖三十年，以总兵仇鸾言，诏于宣府大同开马市……明年罢大同马市，宣府犹未绝。
所以然者，盖由于宣府自开市以来，节制得宜，虽不致绝无骚乱，当必较大同为佳，抚臣刘玺尝上疏请岁增互市曰：
自开互市，云中寇盗，不为衰止，而上谷晏然。今乘其效顺之机，抚之易耳，请毋以拘，臣以岁再市法便。
兵部议以为只金不逾五万，马不逾五千，则虽一年数市，亦当听之。
而三十一年二月饶阳王克
劾大同副将王怀邦疏，亦甚称宣府市曰：
且上谷亦开市，今且六七举，而未闻有一失者，以将有人故耳。
然未及年终，宣府市亦并罢。盖自大同罢市而后，鸾即帅师出塞，以无战功，于五月诏归。八月，敌寇蓟州，边报甚急，鸾当出御，适疽发背，不能行，然顾恋大将军印，又不肯辞。其奸状渐暴，帝即令兵部尚书赵锦，夜驰鸾第，收其印绶，鸾大恚，疾益剧，以八月十四日卒。
翌日，时义侯荣皆就逮，尽发鸾奸。帝大怒，下制剖棺戮尸，传首九边，父母妻子及义荣皆斩，籍其家，俺答闻之亦引去。
其生前戎政诸措施，至是悉废。《明史·世宗本纪》载：
三十一年九月癸卯
［二十四日］
，罢各边马市。
宣府马市之罢，当即在此时。上去大同罢市，又六阅月矣。马市虽罢，而其遗祸未来，有未已者，边防既由是大坏，夷势因之益张，前此修建之劳，徒资敌入践踏耳，《明史·兵志》曰：
又明年，马市罢。先是翁万达之总督宣大也，筹边事甚悉……请修筑宣大边墙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后以通市故，不复防，遂半为敌毁。
夫万达固当初主贡最力者，所以如此，事机使然耳。使处庚戌之后，当必不如此。仇鸾请开市，乃挟通敌之私，求逭己责，继权倒持，而上言以与辽东互市相比，妄何如耶？是以赵时春《大势》篇论曰：
今天下有必不可不亵之威，用兵是也；有必不可已之事，守险是也；有必不可弃之人，熟夷是也；有必不可成之谋，市马通贡是也。用兵有其实而无其名，则不亵；守险上凭山而下据水，山之岗足以临，而水之阔足以溉、淖可以陷入，享其利而无其害，夫孰肯已？南多智而北多力，其势均而偏重者胜，今坐视熟夷之制于胡而弗援，非计也。夫是三者，人皆知其可行而弗为之者何哉？利归于公家，而害集其身故也。市贡于势于义皆不可而冒为之者何哉？冀逭责于目前，而收利于旦暮也。然则将奈何？曰古之人不云乎：“为政在人，平居无犯颜敢谏之士，则临难无仗节死义之臣。”
征之鸾事，信为谠论。
自嘉靖三十年宣大罢市而后，俺答益猖獗。时我叛人赵全等数十人，在夷甚得宠，居边外古丰州地，招集亡命，汉夷杂处，达数万人，居屋佃作，名曰“板升”，俺答授全等为酋长，数引夷入犯，且教为兵，起嘉靖庚子
（十九年）
，扰边几三十年。至隆庆初，复为俺答主谋，拥众入山西，陷石州，掠交汾，杀掠尤惨，中外籍籍，咸以板升为忧，募有能得全等者，拜都指挥，赏银千两，卒未能得，而叛人率夷为乱益甚。
人民既涂炭不已，沿边之费又倍于前，国家岁用，且至入不抵出，隆庆三年（1569）十一月乙亥
（初六日）
《穆宗实录》记曰：
先是上览户部疏，有称开纳事例者，因传谕部臣，令奏元年以来入数，尚书刘体乾等具言：“先后开纳银一百七十二万五千六百有奇，除已纳边饷外，存者仅十万九千九百有奇，而各镇年例未完，尚欲补给。”上曰：“开纳银所以济边，岁入尚不止此，其十三省户丁粮草盐引税课银，通计三年支用，见存几何？其以数奏。”体乾等复言：“各项银两，自元年以来，已经给费凡九百二十九万有奇，存者二百七十万有奇，今补给边饷及官军折俸布花，当用银二十余万，各边年例当用银二百八十万，计所入不能当所出。”
盖是时以蒙古连年入寇之故，除原有九边外，密云昌平永平易州，俱已次第列戍。各镇原有主兵，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调集频仍，而军耗益重。且其合用刍粮，各镇原有屯田，后屯粮不足，加以民粮，民粮不足，加以盐粮，盐粮不足，加以京运，馈饷溢于常额，而横费者滋甚，府库空而国计日绌。
至隆庆四年七月，户部尚书张守直更上疏曰：
国家贡赋，在量入为出，尝考天下钱谷之数，计一岁所入，仅二百三十万有奇，而中多积逋灾免奏留者，一岁所出，京师百余万，而边饷至二百八十余万，其额外请取者不与焉，二年用四百四十余万，三年则三百七十九万，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于入矣。近者遣四御史，括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积者，而尽归之太仓，然自老库百万之外，止二百十万有奇，不足九边一年之用，国计至此，人人寒心……自嘉靖十八年被虏以来，边臣日请增兵，本兵日请给饷，盖自五十九万而增至二百八十余万，士马岂尽皆实数？刍粮岂尽皆实用耶？臣不敢远举，第以近年一二镇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嘉靖四十二年发银二万，后三年止一万，乃今至十二万矣。大同之主兵一也，嘉靖三十六年发银二十二万，次年二十三万，今乃至二十七万，又以加兵，复费十一万矣。举主兵，而客兵可知。举二镇，而九边可知。天下焉得不困？
方是时也，而有把汉那吉叩关请降之事，边臣处置得法，竟成封贡之典，国难以是少纾焉。
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之子也，幼孤，育于俺答妻，以仆阿力哥之妻乳之。及长多智，俺答爱之，为娶婿比吉女为之妇，不相能，又自聘兔扯金女，未及婚，会俺答有外孙女，貌甚绝丽，已聘袄儿都司，俺答夺取之，号曰三娘子，袄儿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答无以解，因以那吉所聘女与之，那吉恚恨，适闻宣大总督王崇古
（鉴川）
方纳降人，遂携妻及仆阿力哥等十人，弃部来归，至于大同西路平虏城外之败胡堡。此隆庆四年（1570）九月十九日事也。
大同巡抚方逢时
（金湖）
明而习于计，闻报，以为当纳，或可得因而为计划。故事，降者置海滨，逢时意以如此，不过一禁锢之囚，徒惹俺答忿扰，姑思有以制之。因商之总督王崇古，并遣中军康纶率骑五百往受之。
九月二十三日，迎把汉那吉等至大同镇城，
详加审译，得其底细，以为可用，致书崇古曰：
降夷把汉那吉二十三日之暮到镇，当即审译，别无异情，止为俺酋夺其所聘之女与袄儿都司，因此相忿，脱身来降，其情已八九似真，观其人才十八耳，骄痴之态，宛然可掬，为之主谋者，皆其仆阿力哥也。此乃奇货可居，其人既来，在我当厚处之以安其心，而据平边中路探报：俺答走了此孙，刻期来抢左右卫地方，索要孙儿。其言甚真，而刘廷玉所报要什么即与什么之说，不虚。则生昨所言与之为市之计，似有可行，惟在公主张，选择得人，行之何如。来夷心尚未定，候留镇城，安住数日，再译隐微，然后解送辕门。
幸公垂察，其人已到，老酋来取在即，不可不早以上闻，幸明以教我。
是时逢时蓄意纳降
，惟尚未闻之朝廷，旋又再加审讯，并会稿上之崇古，以定大计。
时那吉来降事，业已传至京师，而崇古逢时之报未到，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因致书崇古，问其事曰：
昨有人自云中来，言虏酋有孙，率十余骑来降，不知的否？俺答之子见存者独黄台吉一人耳，其孙岂即黄台吉之子耶？然何故率尔来降？公何不以闻？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公宜审处之，望即密示，以信所闻。
自后，居正及同官高拱与崇古逢时，信使往还，崇古逢时发议于外，拱与居正决策于内，排驳众议，大计以成。
十月初，崇古奏报到京，建为纳降三策曰：
把汉那吉，脱身来归，非拥众内附之此，宜给宅授官，厚赐衣食，以悦其心；禁绝交通，以防其诈；多试之以查其志，岁月既久，果无异心，徐为录用。使俺答勒兵临境，则当谕以恩信，许其生还，因与为市，令坐缚板升诸逆赵全等，致之麾下，仍归我被掳士女，然后优赏那吉而善遣之，此一策也。如其恃顽强索，不可理喻，则严兵固守，随机拒战，且示以必杀，制其死命，则其勇气易阻，必不敢大肆狂逞，而吾计可行，又一策也。其或弃那吉不顾，吾厚以恩义结之，其部有继来降者，辄收牧各边，令那吉统领，略如汉人置属国居乌桓之制。俟俺答既死，黄台吉兼有其众，则令那吉还本土，收其余众，自为一部，以与黄台吉抗，而我按兵助之，使那吉怀德，黄台吉畏威，边人因得休息，又一策也。
奏上，朝议哗然，以为那吉小酋，无足轻重，留之无益，徒致纷扰。巡按御史饶仁侃武尚贤等，亦各以夷情叵测为言，兵部尚书郭乾不能决，惟居正及拱力主崇古议，遂从其请，于是诏授把汉那吉指挥使，阿力哥正千户，各赏大红纻丝一袭，并令镇官加意绥养，候旨别用。至其制虏机宜，则令崇古悉如原奏，尽心处置，务求至当。
会山西道御史叶梦熊上疏力争，以为那吉之降，边臣遽纳，朝廷授官，必至结仇徼祸，至引宋郭药师张珏事为喻。帝大怒，以其妄言，摇乱成命，黜之于外，
自是无异议者。
时俺答方攻掠西番，闻变急归，用赵全谋，调子黄台吉 （辛爱） 将二万骑入弘赐堡，兄子永邵卜趋威远堡，自率众犯平虏城，索那吉甚急。居正闻报，即驰书崇古曰：
顷据报，俺答临边索要，仆正恐彼弃而不取，则我抱空质而结怨于虏。今其来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励将士，坚壁清野，扼险守要以待之，又闻那吉之来，皆其奶公主之，其人必有智计，可使人密诱之……公宜坚持初议，审定计谋，毋为众言所淆。
时逢时已命门下通事官百户鲍崇德，出云石堡，谕俺答以存恤恩，止其进兵，且要以缚叛示信，以易其孙。
既而黄台吉另道薄大同，逢时又遣人以计退之。其间往返交涉，极尽曲折，逢时与居正《论边情书》三，言之最详：
俺答既进平边，索取其孙，生会军门于十月初十日遣鲍崇德田世威往与答话。十二日，崇德见俺答，老酋迟疑不决，多自负之辞，崇德与之辩论，意尚未决，遂与崇德马一匹，令其回，再请示下。
十三日，鲍崇德回，生即令其往见军门，面白其事。适值黄酋突至城下，
时诸将未至，生恐其散抢，则地方受害无涯，遂即将那吉之箭，假为俺答所传者，云俺答已听约，恐尔不知而入，故以此箭示汝，令尔速回，不要抢掠，令通事官龚喜土忽智二人往，适遇彼亦有人答话，遂与之入营，面与黄酋言，那吉已送京，汝当速回，即可差人去，叫俺答差的当头目来，自有话说。黄酋见箭曰：此吾弟之箭也，我此来专为那吉，要见他一面，不是来抢掠的，今既如此说，我也依你，就差一小酋脑木舍同土忽智来，生面谕之，故遣回。黄酋曰：既如此也罢，不抢你地方，但我此来无些利息，我往宣府，从张家口出，抢些吃的去。龚喜等回，十四日，天未明，而贼东出矣。
黄酋遂将箭传送俺答营中。十七日，老酋遂差二夷十六火赤力者，执箭来云，一会话，一止黄酋出边。生疑其诈，禁之城中，俟其贼出边既尽，十八日又令鲍崇德同二夷至阳和，见军门，面授方略而行。二十日已遣西去，至今尚未还，计须有数日也。黄酋之西返者，乃为东兵所遏而然。
此次交涉之主要目的，在以那吉易叛人赵全等，逢时另书，言之甚悉：
降夷之事，机之所系，虽若甚重，而其事亦不甚大，盖犊驹乳犬，蓄之何益？老酋既欲取之，唯有谕令执送诸逆，而后与之，所谓小结局以消封疆之祸耳。
居正覆书亦曰：
小酋定许其归，但须少留难之，务令执送诸逆，誓永不犯，乃可奏闻朝廷，礼而归之，小小结局。
而其覆崇古书，又谆谆以此为嘱：
虏使以二十日发去，计今想已得其要领，必如初意，执送赵全等首恶数人，纳款效贡，索其番文信使，乃可奏闻朝廷。
十二月二十九日，崇德果自敌中归，报以俺答黄台吉俱已听从，顾执送首逆赵全等三人，以求那吉。并携夷使五人同来，赍番书乞封，又为黄台吉乞官，求输马与中国铁锅布帛互市。逢时乃将番书录副寄居正，
附上书曰：
昨鲍崇德回，取有老酋文书，已录驰上，……今老酋虽有此文，请求所许者，止赵全李自馨张彦文等三人而已，生昨与军门定议要九人，……鉴川公乃听来人之言，许之不取，此又中老酋之计矣。
然其后献叛之事，卒从其议，尽索赵全以下九人而来。至于番书原件，则送呈崇古，候其会题，
崇古因请于朝：
俺答雄据漠北，保我叛人，掠彼番邦，有众十余万矣。东结朶颜三卫为向导，西挟吉囊子孙为羽翼，常首祸谋。今把汉那吉，激小忿而来降，黄台吉谋内乡而见诎，老酋悔祸，投诚纳款，此天时也。臣闻国初时，尝封虏为忠顺王，近事则西番诸国，亦各有封贡，请许俺答，比诸国为外藩，定其岁贡之额，示以赏赉之等，长率诸酋，以昭圣朝一统之盛，官黄台吉等，以结其父子祖孙之心归我叛人，剪其羽翼，亦中国之利也。今虏中布帛锅釜，皆仰中国，每入寇则寸铁尺布，皆其所取，通贡之后，不可复得，将来不无鼠窜之忧。若许通市，则和好可久，而华夷兼利……惟上亟赐裁决，以安疆场。
兵部议覆，请俟夷众远遁，执献板升诸逆，则遣归那吉，以结其心。至于封锡大典，则俟其称臣稽首，然后更议。上以为是。
索叛之议至是虽定，然其应如何而索叛人来，应如何而遣那吉归，处处皆费斟酌，而居正计虑，最为周详，其先与崇古谋取板升制虏书，盖已言之：
降虏事，前已悉，若彼果能执送诸逆，则常以礼遣还那吉，厚其赏赉，以结其心，即责令奉表称臣，谢朝廷不杀之恩，赐赉之厚，因求讲和，纳款效贡，俟其诚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议其封爵贡额耳。但仆犹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赵全诸人，背华即夷，为日久矣，彼岂不预结于俺酋之左右，边墩之人，亦岂无为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许，此辈岂得全不知觉？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缚如鸡狗乎？万一语泄，彼得而谋，或聊以胁从数人塞责，而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复返，轻弃重质，但获其毛贼数人，则于国家威重，岂不大损？此其可虑者一也。据鲍崇德所传俺酋之言，虽若哀恳，然犹身驻近边，拥兵自强，平虏城外，游骑不绝，转响哨探，俱属艰难，名虽哀求，事同强挟，未见其为诚款也。今必责令将有名逆犯，尽数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游骑，然后我差官以礼遣归其孙，则彼之诚款既伸，我之怀柔有体。若拥兵要质，两相交易，则夷狄无亲，事或中变，唐时吐番劫盟之事，取笑强胡，此其可虑者二也。……望公与金湖兢兢图之，公亦须移驻镇城，庶便措置。
既而旨下，居正又附书致崇古，再三叮咛曰：
旨中不重执叛，而重输诚哀恳，盖朝廷怀柔之体。币布已于内库索出，星夜赍土，到即行事，毋使虏久候心变。小酋既去，宜厚抚之，传与方金湖，凡那吉所用诸物，可悉与之，宴赏皆宜从厚。彼亦人也，能不怀感……诸逆既入境，可即执送阙下，献俘正法，传首九边，使叛人知畏。先将那吉移驻近边，叛人先入，那吉后行。彼若劫质，即斩那吉首示之，闭城与战，彼曲我直，战无不克矣。阿力哥断不可与之，留得此人，将来人有用处，望公审图之。
读居正前后两信，深谋远虑之情，跃然纸上，而其果断不可及，诚不愧一代大政治家之胸襟也。
然其时朝野非议，不一而足。黄台吉之东侵宣府，逢时最遭攻讦。巡按宣大御史姚继可，至以结贿黄酋，嫁祸临镇为言，请罢逢时。高拱在阁，力为辩护。吏部议覆，亦以逢时素有物望，且当夷酋执叛乞降之时，正抚臣临机投策之日，夷情既不可泄，秘计难以自明，应视后效何如，逢时以是免议。
居正且寄信崇古，嘱为逢时善解曰：
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闻之，意或灰阻，愿公曲加慰勉，此事关系甚重，倘处置少失，虽离地方，责亦难诿，况未必得去乎？事机所在，间不容发，尊见既定，断而行之，勿自掣肘，彼虽有言，庙议亦决，无足怕也。
内外臣工相得如此，亦一时美谈也。和衷共济，所以大计克成。
十一月十九日，俺答遣使者五奴柱执赵全赵龙李自馨王廷辅张彦文刘天麒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等来献，至云石堡待命。崇古逢时受之，遣康纶送那吉归。那吉犹恋恋不欲去，复谕以朝廷恩意，那吉感泣，誓不敢贰中国，携其妻以归，留阿力哥及俺答使二人为质。十二月二十二日，崇古解叛人至京，
遂行献俘礼，磔全等于市，传首九边。以是崇古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逢时升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余兵部尚书郭乾以下，俱各陛赏有差，又加恩辅臣李春芳高拱张居正殷士儋及原任大学士赵贞吉等五人。
把汉那吉既归，俺答祖孙感中国恩遇之厚，遣使报谢，且乞封请通贡市，誓永不犯边。
按封贡之议，崇古初上疏，盖已言之，详见上文，惟时方致力索叛，俺答之诚款未知，其议遂寝。至是复来，崇古乃令要土蛮 （居蓟镇及昌平边外） 、老把都 （居宣府边外） 、吉能 （居河套） 诸部皆入贡，欲以收统制之效。
既而，俺答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诸部果如约各遣使十八人，持番书至，独土蛮不与，崇古念土蛮孤居蓟昌之北，即不来，不是为患。因奏于朝，请勿烧荒捣巢，议通贡市，休息边民。疏上，朝议复大哗，兵部议以为虏方求款，即许其不烧荒不捣巢，他日更要以不乘塞不设备，将如何？且开市有先帝明禁，更须详议。
时拱与居正，复力主之，反复申辩，以为此次开市，系乘虏使入贡之便，因而为市，不能与先朝夷众拥兵压境，恃强求市者相比。且夷酋称臣纳款，效顺乞封，制和者在中国，受命者在夷狄，或比于汉之和亲，宋之献纳，更不相侔。
居正且熟计通贡五利，贻书崇古曰：
……且此事有五利焉：虏既通贡，逻骑自稀，边鄙不耸，穑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复屯田，蓄吾士马之力，岁无调援，可省行粮数十万石，二利也。土蛮吉能，每借俺酋以为声势，俺酋既服，则二虏不敢轻动，东可以制土蛮，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赵全等既戮，板升众心已离，吾因与虏约，有愿还者，必勿阻之。彼既无勾引之利，而又知虏之不足恃，则数万之众，皆渐次招来，丰州之地可虚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孙，情乖意阻，虏运将衰，其兆已见，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顿呼韩之变，我得因其机而行吾之计，五利也。凡此五利，皆古之谋臣策士所为祷祝而求者也。
崇古得书，肩任愈力，时逢时虽以忧归，
代者刘应箕佐崇古亦甚力。五年二月，崇古再上疏，条列封贡便宜八事一奏，其略曰：
今日之事，不当以马市立论，嘉靖中虏势方张，开市之请，由逆鸾私谋，故不旋踵而叛盟肆掠，先帝震怒，严为之禁，明旨俱在，臣等敢冒请以干大辟哉？顾今虑情，实与昔殊，连岁入犯，多所亡失，我兵捣巢赶马，虏亦苦之。且闻虏欲图瓦剌，蚕食西番，虑我军议其后，故坚意内附以自固。又虏使云，所请市，但许贡后，容令贸易，如辽东开原广宁互市之规，此国制待诸夷之常典，夷虏封王，亦有太平贤义安乐忠顺诸王故事。故臣等酌时势，稽典制，以为许封贡便，条为八事：
一、议锡封号官职 诸虏行辈，惟俺酋为尊，可锡以王号，俾号召其弟侄子孙，为国藩篱。其余大枝，如老把都吉能黄台吉等，俱以授都督职衔。其他弟侄等四十六枝，指挥职衔。俺答诸婿十余枝，各授千户。皆赐冠服，俾知臣礼，是假名器以臣服强胡。
一、定贡额 岁许一贡，俺答马十匹，夷使十人。老把都吉能黄台吉各八匹，夷使各四人。其诸酋贡，各以部落大小为差。通计岁贡马不得过五百匹，夷使不得过百五十人。马分三等，以上马三十匹进御，余马给价有差。老瘠者不准充贡。其夷岁许六十人进京，余留待境上，使还之日，听以马价市买缯布之物，分给诸酋，以为酬赏。
一、议贡期贡道 入贡互市，宜以春月马弱之时，且及万寿圣节四夷来廷之会。马匹及表文，自大同左卫验入，应驻边者，分驻各城，应入京者，差官押送，自居庸关入，由昌平进京，赴四夷馆安插。事完，仍差官由原途押回。
一、议立互市 北夷锅铁缯絮之具，咸仰给中国，今既誓绝侵犯，故虏使即求互市，庶免盗窃。其互市之规，宜如弘治初北部三贡例［ 详见下文三镇市场与市法节 ］。罢市之后，有虏骑近边索扰者，行俺答及各酋长查究。
一、议抚赏之费 各镇四时戒备，则有调遣客饷；春秋摆兵设防，则有行粮料草，各营有探哨夜役行粮，各墩有常料行月二粮，为费不赀。且一岁之间，军丁或零斩虏级，或被虏伤死，所以犒赏优恤之具，亦不下数千金。今既许虏通贡，则前费俱可省减，充为抚赏之资。此外不足，每镇先于年例客饷内动支数千，专待抚赏夷使及守市夷兵。今岁抚赏余银，即充来岁支用，积之数年，客饷或间岁可省，或岁可半给，可以节内币。
一、议归降［ 略 ］。
一、审经权［ 略 ］。
一、戒狡诈饰言［
略
］。
帝览其疏，令兵部议奏，兵部请以八议刊示廷臣，会议可否。
于是都给事中章端甫言夷得封号，众且益附，是假之翼也；入国境，窥中国文物，是启其心也。张国彦言敌向入寇，往往旋出塞，盖虑西北诸夷议其后也，今得专意诸戎，诸戎必折而入于匈奴，是加之左右臂而益其强也。又请乞之费，岁加月倍，客饷不已，必扣主兵，主兵不已，必及市贾，市贾不已，必及禁藏。给事中宋应昌言，夷虽通贡，情或难测，防边则有两费，撤兵则非万全。张思忠纪大纲，亦各上言，俱与崇古所议，互有异同。绍下部议。于是兵部集府部科道诸臣廷议之。定国公徐文璧、吏部左侍郎张四维等二十二人，皆以为可许。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以为不可许。工部尚书朱衡等五人，以为封贡便，互市不便。独都察院佥都御史李棠，极言宜许状。兵部尚书郭乾淆于群议，不知所裁，姑条为数事上之，大抵皆持两端，帝以为未当，令下兵部再议。
居正目睹朝议纷纭，尝忿然谓崇古曰：
封贡议起，发言盈廷，类皆以媢嫉之心，而持其庸众之见，本兵错愕惶惑，莫展一筹。
于是与拱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及鞑靼诸王故事，拣付本兵，
更于文华殿面奏，请旨行之。
下兵部再议，遂从其请。惟是年贡期已过二月，听于三四月后一行，以慰诸夷之望，贡使不得至京。
封贡之议，至是乃决，然往反争辩，逾时已二月矣。
三月，诏封俺答为顺义王，赏蟒衣彩缎，并赐之敕。
四月，命授夷酋昆都力哈
（即俺答弟老把都）
黄台吉为都督同知，宾兔台吉等十人为指挥同知，那木儿台吉等十九人为指挥佥事，打儿汉台吉等十八人为正千户，阿拜台吉等十二人为副千户，恰台吉等为百户。
五月，俺答率昆都力哈黄台吉永邵卜等三大部落，受封于大同得胜堡外之晾马台。
崇古应箕皆壁弘赐堡，遣副帅赵伯勋，游击康纶，赍敕谕十二道，
宣谕毕，俺答令头目打儿汉首领等四人誓天曰：
中国人马八十万，北虏夷人四十万，你们都听着，听我传说法度：我虏地新生孩子长成大汉，马驹长成大马，永不犯中国。若有那家台吉进边作歹者，将他兵马革去，不着他管事。散夷作歹者，将老婆孩子牛羊马匹，尽数给赏别夷。
读其誓词，则款诚受封之状，非诈饰可知矣。
六月，俺答及昆都力哈等贡马五百九匹，遣其使赍表文贡上马三十匹，银鞍一副。余马悉发宣大山西三边，概加抚赏。
既而俺答感恩，复执赵全余党赵宗山穆教清等先后十三人来献，崇古以闻，上嘉其诚顺，赏赉有差，寻诏宣大巡按御史磔宗山等，传首九边。
自后，俺答年衰厌兵，又好佛，戒杀掠，屡求佛经佛像，事中国惟谨。万历元年九月，崇古入主兵部，起逢时代之，五年七年，吴兑郑洛又相继为总督。
在边俱有威信，各部贡市无失期，而俺答妇三娘子，保塞尤力。九年十二月，俺答死，黄台吉袭封，更名乞庆哈，老且病，又娶三娘子，以是诸部皆受其约束。十四年二月，黄台吉死，子撦力克当袭。时三娘子以年长，自结兵万人，筑城别居，赐名归化。郑洛以其在夷为首长，可服诸酋，更计促撦力克娶之，遂以翌年七月封撦力克为顺义王，三娘子为忠顺夫人。
三十四年撦力克故，无嗣，夷酋相争，封号久未决。四十一年撦力克长孙卜失兔复以娶三娘子而袭封，然三娘子旋卒，卜失兔亦势衰，其晚年所统，不过宣大二镇外十二部之众。
六十年来，塞下居民，耕耘乐业，初不知祸由东来也。
隆庆五年（1571），封贡议成，诏开三镇马市四处，宣府在张家口堡，大同在新平堡及得胜堡，山西在水泉营。每堡年市一次，并加宴赏。兹将各堡市建置沿革，略志如次：
张家口堡
隶宣府万全右卫，东南至镇城六十里。宣德四年（1429）筑，周四里，成化十四年（1478）展筑关厢一。嘉靖八年（1529）重修，万历二年（1574）砖包。
《皇明世法录》曰：
本堡乃全镇互市之所，堡离边稍远，恐互市不便，乃砖垣于其口，每遇开市，朝夕往还，楼台高耸，关防严密，巍然一巨观焉。
按此口旧称张家隘口，在堡北五里边墙之下。
初就口建市，称张家口市城，明汤兆京有《张家口市城诗》，序曰：
万历乙巳
［三十三年，1605］
，登张家口市城，城介两山中，河流
绝壁下，跨之梁，以东抵壁，穴壁贮哨卒，縻绠而登。西厂以亭，外瞰则保塞诸部，列帐其下。
是其市堡虽以城名，而其建筑之因陋就简，概可想见，未足谓为“巨观”。至万历四十一年，巡抚汪道亨始据其险要，就城建堡，高三丈五尺，周二里有奇，门楼二，戍楼四，角亭一，堡东建水闸一座，堡内建抚赏厅、观市厅、公署、营房、祠庙及司税房二十四桁。工竣，命名曰“来远堡”。
《世法录》所谓“楼台高耸，关防严密，巍然一巨观焉”者，盖即指此而言，实非他市所能及也。且该堡为全镇唯一大市，地位之重要，亦非他市所可比拟，刘孔印《宣镇图说》曰：
上西路与敌只隔一墙，最为要害，右卫城戒备少疏，全镇震恐。张家口来远堡，统全镇之互市，系万虏之咽喉。
自后新旧两堡对立，旧堡在南，又称张家口下堡；来远堡在北，又称张家口上堡，至今犹然。然市场究于何时始自旧堡移至隘口，则失考矣。清初征准噶尔，督饷者，咸起运于此，岁集帑可百万，既设专司总理，其逐末业者，亦莫不市利百倍。又于堡之东西边墙下，各辟一门，西曰大境门，东曰小境门，为清代蒙古外藩入京孔道，亦置市场，乾隆《万全县志》云：
我朝玉帛万国，西北诸番，往来市易者，皆由来远堡入，南金北毳，络绎交驰，盖其盛已。
则今日张家口之繁荣，由来久矣。溯其流源，乃由一马市始耳。
新平堡
隶大同阳和道新平路，为该路参将驻扎之所，西南去阳和卫城百余里，嘉靖二十五年土筑，隆庆六年砖包，周三里有奇。堡设山后，出山口若莺嘴然。东连宣镇界，西为阳和藩篱，南为天城屏障。市场在堡西二里边墙下。
得胜堡
隶大同北东路，为路将驻扎之所，南去镇城八十里
（《方舆纪要》作五十里）
，嘉靖二十七年
（《方舆纪要》作二十年）
筑，万历二年砖包，周三里有奇。崇古初议开市于威虏堡，
俺答以其地无水，遂改于此。然市场实设在其西之镇羌堡，即嘉靖朝大同开市之处，两堡相去仅二里，击柝相闻，矢镞可及。其南二十里为弘赐堡，每岁开市，抚镇即移节于此，以便弹压。
水泉营
隶山西岢岚道西路参将，在偏关东北六十里
（《偏关志》作七十里）
，宣德九年筑，万历三年砖包，周二里有奇。其东北二里为红门隘口，市场即建于隘口外，设闸口三处，以通夷酋出入，内开闸口一处，以定华夷界线。
市场既定，即于是年五月先开大同得胜市，次及于宣府山西。九月，崇古报市成：
大同 得胜堡 ［自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四日］
官市 顺义王俺答部。马千三百七十匹，价万五百四十五两。
私市 马赢驴牛羊六千。抚赏费九百八十一两。
大同 新平堡 ［自七月初三日至十四日］
官市 黄台吉、伯腰、兀慎部。马七百二十六匹，价四千二百五十三两。
私市 马赢牛羊三千。抚赏费五百六十一两。
宣府 张家口堡 ［自六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
官市 昆都力哈、永邵卜、大成部。马千九百九十三匹，价万五千二百七十七两。
私市 马赢牛羊九千。抚赏费八百两。
山西 水泉营 ［自八月初四日至十九日］
官市 俺答、多罗土蛮、委兀慎部。马二千九百四十一匹，价二万六千四百两。
私市 马赢牛羊四千。抚赏费千五百两。
四市均无扰，崇古应箕俱以是升赏有差，
嗣后九月报市成，岁以为常。
同年陕西三边，亦由崇古请，诏开马市，其市场延绥一处，在江山寺堡。宁夏三处在清水营、中卫及平虏卫。甘肃二处，在洪水扁都口
（或作扁渡口）
及高沟塞，例同宣大山西，
此不备述。
此后，沿边市场，续有设置，在大同有守口堡大市一处，助马、宁虏、杀胡、云石、迎恩、灭胡等堡小市六处。在山西有老营堡市一处。所谓大市者，例同以上首开四市，小市则为近边夷人而设，每月一市或二市，无宴赏。各市增置年月，不可详考，据隆庆六年五月乙巳（ 二十一日 ）实录载王崇古为俺答请乞四事，其第四款中谓：“塞上仍许不时小市布帛米豆等物。”沿边小市之设，或即始于此时。不然，亦当在万历元年也。兹将所见各堡市列志于次：
守口堡
［又称阳和后口］
隶大同阳和道东路，东南去阳和卫城十五里，嘉靖二十五年筑，隆庆六年砖包，周一里有奇。本堡为阳和肩背，市场在堡北十二里边墙下，互市者为伯腰兀慎等酋。
助马堡
隶大同北西路，东南去镇城百里，嘉靖二十四年筑，万历元年砖包，周二里有奇。本堡设在极边，为“塞外五堡”之一 （见上文嘉靖大同马市镇羌堡） ，北距边墙八里，有小市。
宁虏堡
在助马堡西南五十里，同隶北西路，嘉靖二十一年筑，万历元年砖包，周二里有奇。本堡设在极边，北至边墙五里，为一处小市场。
杀胡堡
隶大同中路，在右卫城西北二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置，隆庆六年砖包，周二里，北至边墙一里，西至兔毛河十里，《三云筹俎考》曰：
市楼设在暗门，而水口在西，空旷可虑，议于河东添设敌台敌楼，与市楼并峙，以成掎角，亦足固冲堡之藩篱也。
云石堡
隶大同威远路，东北距杀胡堡六十里，嘉靖二十二年筑，万历十年总兵郭琥以堡山高无水，防守为难，且离边较远，因于边墙内三里，傍王石匠河，另筑新堡，砖包，周一里有奇，仍旧名。杨时宁《大同总边图说》曰：
改建新堡，密弥市口，防御抚处，虽视旧为便，但地势平衍，险非所据，且距威远四十里而遥，孤悬一隅，道路崎岖，转输不便，有警似为可虑。
图1 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图
迎恩堡
隶大同西路，在平虏卫城西北四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筑，隆庆六年 （或作万历元年） 砖包，周一里有奇，西至边墙十里，有小市场一所。
灭胡堡
隶井坪路，在平虏卫城西四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筑，隆庆六年
（或作万历元年）
砖包，周一里有奇，西至边墙十五里，有小市场一所。
老营堡
隶山西岢岚道西路，在偏关东北八十里。正统末筑，弘治十五年及万历六年增修，周四里有奇。其西北为柏杨岭，万历三年置，周不及一里，沿边破虏营好汉山等处，皆为极冲，《皇明世法录》曰：
惟是款后，好汉山设有市口一处，夷人往来老营，岁易市马，防范戒备，不可不预慎焉。
据此，则老营堡设有市场，而其市口则在柏杨堡之好汉山也。
除以上八堡外，终明一代是否另有添置，则不得考其详焉。
贡市初定，兵部议准每次进贡夷使不过一百五十名，马不过五百匹，夷使通留边城夷馆，不必赴京，御前贡马三十匹，由督抚差官代进。每年请发兵部马价，并各镇桩朋
及节省客饷银内动支，买货备市，多寡斟酌请给。开市之日，蒙古以三百人驻边，中国兵五百驻市场，期尽一月而止。虏以金银牛马皮张马尾等物，商贩以缎绢绸布缄线等物互市，其铁锅并硝黄钢铁，俱行严禁。
六年五月，又从崇古请，铸给俺答顺义王印，其后凡表章俱用印进，铁锅既禁出，可以铜锅代之，市给其夷酋亲属。其后逢时代崇古为宣大总督，始奏除铁锅之禁，然亦年以五百口为限耳。
至万历初，互市续有规定。元年议准互市胡马，拣选膘壮，就留本镇给军，如有余剩，即发给附近有司变卖，不必解京发养。其山西镇每年市马一千九百余匹，悉听给发所属州县驿递，照官价每匹银一十二两，解送本镇备用。二年，令三镇督抚官宣谕夷酋，钤束诸夷，各将好马入市，督抚预置马牌，立为号印，令其悬带赴市。三年议准三镇每年互市夷马，大致如下：
宣府 以一万八千匹为率，用货价银一十二万两。
大同 以一万匹为率，用货价银七万两。
山西 以六千匹为率，用货价银四万两。
每年正月中，请发兵部马价宣大二镇各一万二千两，山西一万两，余将各镇桩朋并客饷等银辏用。就中宣府市马独多者，盖自万历二年起，兵部每年发给蓟镇马价，概解宣府代市故也。
嗣后市法兴革，未得详考。万历末，虏酋卜石兔与素囊互争王封，贡市中断者数年，至四十一年（1613）六月，卜石兔袭封顺义王，更立市法五款：
一曰，止许以布货食物相售，非此即系违禁，而将官敢有从暗门卖鞍辔者，即以通虏论罪。
二曰，互市之日，镇协等官，整搠兵马，令通官宣谕虏中，不许将倒死及不堪之骑充数，凡断舌筋者、割鬃尾者、刺咽喉者、灌之泥沙者，未岁不习刍豆者，俱勿令入暗门。倘虏狂态如故，即一例绝之，稍有不轨，设法创惩之。
三曰，促市货早运，市期速完，使虏不久留，以免糜费。
四曰，款约一定，以后不许增卖一马，增给一赉，必旧有开除，则新生者方准增给。
五曰，初款虏使入口，有时有数，今纵意出入。又先年命使到边，夷使讨赏，献马牛，价费数十金，今次阅视至边，因先与通官相约禁阻，而牛马不敢进，夷妇亦无至者，盖其导引属通官明甚。凡开市一切事务，令彼痛切讲析，以后当视额数加减，以定通官赏罚。
自隆庆末开市至此，已四十余年，夷市小有不法，大体守约惟谨，抚赏偶逾常额，然较之隆庆初年北边之巨耗，尤未可同日语也。此后又十数年，蓟辽之边患大炽，款市之末局亦变，此又非始事者所及预料者也。
万历中，萧大亭以兵部右侍郎继郑洛为宣大总督，在边五载，谙悉夷情，尝著为《夷俗记》一书，其自序曰：
北虏世为边患，非不侵不叛之臣也，远姑无论，弘正以后，战诎议守，守诎议贡，贡诎而后议战，竭天下力以奉之无宁岁，备左则失右，此款则彼攻，无他，虏情失也。
此于嘉靖以前事，言之极为剀切。然自隆庆而后，封贡告成，历万历泰昌以至于崇祯，前后凡六十年，顺义王之后坐是不竞，而宣大山西三镇边防，亦复全然另一面目矣。
夫封贡初成之时，隆庆诸臣，莫不兢兢以乘机备边为务，总督王崇古建言以八事修边于前，
御史刘良弼上疏预陈六渐于后，
朝野上下，咸知用心。惟是日久事疏，人之常情，款贡既久，遂生懈心，其后边防之日弛，盖亦不可讳言者。然蒙古不竞，塞民相安，未足为大患，总督王象乾尝上言曰：
［俺答以］
穆宗皇祖全活孽孙把汉那吉之恩，款关内附，皇祖封为顺义王，赐之金印，兄弟子侄，各有封号，岁费抚赏金缯数十余万，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中原。
是以有明二百年焦头烂额之边防，一变而为六十年之款市，宁非一幸事耶？乃不知祸乱之相随，有不能预卜者。万历天启之间，奴儿哈赤
既已大盛于辽东，虎墩兔汗
（即林丹汗）
复继起于肘腋，祸从外溃，而款局始坏。
虎墩兔者，土蛮之孙，亦小王子裔也，先世驻牧插汉儿 （即察哈尔） 之地，因以名部 （《明史》又略称虎墩兔为插酋） ，尝避俺答，徙帐于辽东边外，隆庆款塞，土囊亦未与盟。及卜失兔立，号令不行，虎墩兔乃崛起于诸部既衰之余，奋然有恢复祖业之志，然时会不济，女真相竞，既东受阻，遂反兵南下，于是蓟镇被害无虚岁矣。时祸起东北，边防日棘，宣大之兵，又多徙辽东，塞垣空虚，岌岌可危。万历之末年，蓟辽边臣乃啖虎酋以厚利，欲结势以抗清兵，给白金四千，翌年为泰昌元年（1620），乃加赏至四万。自后虎酋扬言助中国，邀索无厌，而边臣不悟。崇祯元年（1628），复以奖赏为名，大掠至于宣大，由三月至五月，沿边骚略，过新平堡，拆边墙，焚市楼，计前后杀死边民二千有奇，携去并带伤者一千有奇，头畜牛羊以数万计，其有尸无名者不计，陈仁锡叙记其事，尝痛言曰：
六十年休养生息之黎民，戕杀几空，痛哉！
又曰：
山海树重城，而宣云多泥垣，反得隆庆诸老，因款备战，十年经营力，今复大谬不然矣。昔也无兵，兵战死于辽东而不补；今也又无马，非无马也，插不使我马入蓟……自奴患溯万历二十年，大率欺督抚用一“骗”字，胁将士用一“吓”字……今插尤甚焉，初避俺答遁居东偏；昨避奴酋，逃逸西土，是勾践之智也，能下人者也。又且倏战倏款，倏挟赏，倏进贡，以弄中国。挟三十六家大头目，诛残属夷，直抵甘肃，皆以避插为名，闯聚内地，我乃有不侵不畔之卜夷
［卜失兔］
而不能宣慰，但曰款尔，否则怖之曰战尔。夫插岂终受款之人？又岂一战字可愚之？象人纸马、可阵之也哉？
是边事殆已无望矣。崇祯三年（1630）用兵套虏，三镇款市遂绝。
又三年，虎墩兔死，不十余年而明祚亦移矣，《明史·鞑靼传》曰：
明末亡而插先毙，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国计愈困，边事愈棘，朝议愈纷，明亦遂不可为矣。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于燕京
Hou Jen-chih
After the fall of the Yüan dynasty, the Mongols retired beyond the Great Wall, but still constituted a formidable menace.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forced to concentrate attention on the military consolidation of the northern forntier. Within half a century, nine military stations were built on a line stretching from Liaotung to Kansu. These were the so-called“Nine Border Stations”among which Tatung, Hsüanfu and Shansi were especially important.
During the first seventy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Chinese held the Mongols at bay, but during the next hundred and thirty years they were much less successful. This was due to the rise to power of two unusually vigorous Mongol chieftains, Yeh-hsien and Anda. The Ming emperors pursued an essentially peaceful policy in regard to the Mongols. The tribes beyond the border were entirely dependent on China for silk, tea and clothes, while practically all the horses used in the Chinese armies were supplied from nomadic her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horse markets were opened on the Liaotung border and horse and tea markets on the Kansu border, not only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but as a factor in promoting peace. The Tatung horse market was opened in 1438, but was closed soon after. It was reopened in 1551 at the Ch’en-chiang fort together with the Hsüanfu market at the Hsien-k’ai-k’ou fort, both places holding spring and autumn markets. At this time Anda dominated the Chinese frontier, and when serious disturbances followed, the markets were closed by order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next year. Nearly twenty years of hostility followed resulting in a serious drain on the imperial treasury. In 1570 Anda quarreled with his grandson who put himself under Chinese protection. Anda marched to the border to demand the return of his grandson. An exchange of refugees was arranged and Anda agreed to send tribute to the Emperor and took oath not to invade China. As a reward for this homage he was crowned with the title of Shun Yi Wang.
To stabilize peaceful relations the Ming government opened four horse markets during the following year, at Shui-ch’üan-ying in Shansi, at the Tesheng and Hsin-ping forts in Tatung, and at the Chang-chia-k’ou fort. Thi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city of Kalgan. At each place a yearly market was held, on which occasion the Mongols brought horses as tribute to the imperial court, and received in return banquets and other rewards. In later years one large and seven small markets were added, the latter being held once a month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oor Mongols living near the Great Wal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descendants of Anda carried on this peaceful relationship for about sixty years, the old battlefield being turned into prosperous territory.
（原载1938年《燕京学报》第23期）
[1]
萧芹乔源等，以罪亡入虏，挟白莲教与其党徒数十人事俺答，筑屋曰板升，俺答甚信任之，详见下文。关于犯左卫试破城术事，赵时春逆鸾本末一文，记之最详，附录于此，以供参考：“萧芹结党，谋翻大同左卫城，语俺滩［即俺答］曰：‘吾咜城，城即下，那颜骑马可入城。’城中人夜觉其谋，缚其党，悬该
阁。五月二十五日平旦，虏骑传［应作薄］城，则游击兵已陈城外山。萧芹咜城，城上缚囚呼暮，芹大骇，俺滩计沮，乃呼诸酋以疲老马及卤获不可生者互市，获叚布数十万匹，厌钦南方珍酒果，虏益喜恣盗，边上甚恶之。”《武功录》所记略同（p.69-70），惟不言互市事，并以左卫城作“破虏堡”，以五月廿五日作五月初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