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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一九三六届班史

一九三二年九月,燕京大学教务处注册课正式公布本科一年级新生注册人数共一百九十四名,内男生一百三十二名,女生六十二名,是即“一九三六班”之最初组合。其时班友初会,各不相识。四年以来,乃能珍重此机缘,发展创造,使此极端偶然之组合,逐渐于吾人观念中形成一有生命有情感之集团,使吾人爱护之,留恋之,或且终身莫能忘。此间诸班友苦心缔造之经过,有足述者。爰以学年分为四期,就个人所知与采访所得,分志如下,借供同学日后回忆之资耳。

(一)埋头苦干之大一时代

我班大一,始于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去“九一八”事变不过一年,去淞沪之战亦只数月。开学之后才半月,日本正式承认叛逆组织之消息突然传来( 九月十五日 );又三月半,复有榆关事件之爆发( 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 )。此后双方兵戈相持者又五阅月,卒于五月三十一日,于塘沽签订停战协定,结为城下之盟。而我班之大一时代,亦即于此等屈辱声中,告一结束。

此第一学年内,我班第一次全体大会召集于九月二十八日,当场出席同学一百零五人,先后选出第一届本校学生自治会代表大会代表任宝祥、张兆麟、刘克夷、任永康、何瑞珍、杨培元、牟克淳、陈伯流、赵续、张玮琦、李清华、谭素清、李雅笙等十三人,并本班执行委员陈翰伯、石棨年、王元美、赵世平等四人。旋由该执委拟定本班班宪草案,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以书面通过正式发表为《北平燕京大学校一九三六班班宪》,共八章二十七条,确立“燕京大学一九三六班班会”名称,并以“练习团体生活,增进同学幸福,并求学识的进步,及个性上的发展”为宗旨。四年以来,未尝更改。

班会组织既已就绪,遂于同年十二月由本班班执委会出版股发刊《一九三六双周刊》,借以联络同学感情并鼓励同学自由研究与发表之兴趣。此为我班第一次合作精神之表现,亦我校班会史上之创举也。唯惜该刊出版不过二期,却以榆关事件之爆发而停刊。

榆关事件发生后六日,我校同学以战事紧张,平津危殆,遂召开全体大会议决全体进行救亡运动,并请求学校延期考试。学校当局以事实上之困难,未能允准,几经周折,始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提前宣布放假,俾同学可以尽量参加目前紧急工作。我校同学遂利用此时机,组织前线慰劳队,北平各大学各团体,亦先后起而效尤。留校同学则在学生抗日会领导之下,更能与教职员抗日会通力合作,于组织民众扩大宣传之外,又审查前敌将士之急需,发起“万顶钢盔运动”,辛勤劳苦,奔走呼号,不旬日间,而财力已大备,乃又进行购置事宜。初有购买美国钢盔之议,嗣以运输迟缓,不能济用,遂改由北平某厂特别承造。几经试验,效力无异。每次出品,即由慰劳队输送前方。其事尚未结束,乃又应前敌将士之呼吁,发起“万斤咸菜运动”“棉衣运动”与“钢刀运动”,诸事进行之迅速与全体师生之开诚共济,顿使我燕大校园呈一番新气象。

经此一番试练,学校与同学之误会,涣然冰释。师生情感,因而益笃。两星期来之紧急救济工作既因军事之进展而告一段落,于是教授同学间咸以恢复日常课业借以维持长久抗日工作为必要,遂同意于二月一日从新开学。开学之日,全体师生莫不有一种异样之感觉——既兴奋,而又悲凉。此种心理,洪煨莲教授于其当日开学辞中,言之最为明切,其略曰:

“我们这次开学,有双重严重的意义:在我们学校以外,北平的社会,还没有恢复心理上安宁的状态,还有人逃开北平,还有人预备着逃;还有人搬东西到他们所以为稳固的地方,还有人预备着搬。稀奇的谣言天天还有,说不尽的恐慌处处还有。在这一种环境里面,我们居然再开我们的课室,再撞我们上课的钟,再继续去做研究、试验、教读的工作………我们的不跑,不搬,回来,开学,是有一个和平时不同的严重意义……无论精神上如何不痛快,我们是不肯旷课,我们是不肯逃责。这是这次开学和别次不同的第一个严重的意义。

“这一次开学还有第二个和别次不同的意义:上月的‘提前放假’四个字,包含了许多说不尽的苦衷。……国难的时期,恐怕不是一两个月就过去了,长期抗抵,现在不过刚刚开始。因为我们是教员是学生,既不肯在职业内轻看我们的责任而偷工旷课;又因我们是爱公理爱中国,而不得不在职业外尽我们的力量去参加抗日工作……我们要社会了解我们的抗日工作是辛勤劳苦的工作,是特别牺牲的工作,是有计划有系统有纪律的工作,是能持久不懈的工作,是研究学术与救国相辅而行的工作,是值得他们信任的工作。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不容易,但是为燕大的前途,为中国的前途,为公理的前途,我们必须达到这目的。这是此次开学不同的第二个严重意义。”( 燕京大学校刊五卷二十二期

今日重读此文,当尤能促吾人以极深刻之反省也。

开学之后,救国工作,仍在继续。先是于三月初旬应全国红十字会之请,于三日之内,由我全体师生工友赶完卫生包三万三千余件,其后又继续组织近郊及教职员儿童抗日会,加紧军事训练,举办国货展览,扩大国外宣传,帮同国军挖筑近郊战壕等,而我校近三年来继续未断之师生大会,亦即始于此时。此次运动,校园之内,全体动员,无复师生之分,班级之别。故此时期我之校史,亦即我之班史。此校园中,除救国工作而外,不复见其他有组织之课外活动,吾人之力量,吾人之心血,竭于斯尽于斯矣。然而吾人如此努力之结果,仍不免一塘沽协定之报酬,其孰能忍于是耶?!

(二)不甘后人之大二时代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本班同学一百一十八人开始其大学学业之第二学年,本年本班学生自治会代表大会代表为高向杲、张兆麟、王汝梅、陈翰伯、王宇 、黄遹霈、薛庆煜、杨培元、张玮琦、瞿超男、韩湘瑞十一人。本班班执委为高向杲( 主席 )、黄遹霈( 文书 )、陈强业、高浴、孙翠媛、吴佩珉、邓懿、方纪等八人。

是年十月,本校校董会主席孔庸之先生以本校一切行政及教学既渐由国人主持,则维持本校之常年经费,亦应由国人担负,遂提议在国内募集基金一百万元,以利息还历年亏空。此项提议由校董会通过后,复于十一月三日由教职员全体大会通过。十六日司徒校务长发表“为百万基金运动告全体同学书”。二十三日学生自治会组织基金募集委员会,除请同学认捐外,并分别组织十人团,广事微募,本班同学对此项运动,极为努力。至学年终了时,本班认捐人数七十一名,募银四千一百二十九元五角,以此数论,在诸年级中为第一位。

一九三四年二月,春季始业。我班同学积极开始课外活动。四月十三日晚,假女校体育馆开第一次联欢大会,并恭贺新选健康皇后吴佩珉女士。是晚大家融融乐乐,会聚一堂,至晚十时,始尽欢而散。自是而后,我班同学之感情,乃日益融洽。

同时,本班同学黄遹霈君等数人,乘春光明媚之际,发起“燕大摄影会”,于四月十九日开成立大会,到各班同学二十余人。当场议定会章,选举职员,并决定会务进行方针。是由我班同学所发起之最早课外活动团体之一。先于此者,更有近三年来蜚声平津之韶韺乐社。按该社发起人中之林圣熙、白广智、伍伯禧三君,俱系本班同学。初创在一九三二年国庆日,经半年余之训练,始于翌年校友返校日做第一次公开演奏,遂崭露头角。是年五月,又为募集百万基金,先后公演于北平协和及北京饭店,乃博得音乐界之良好评价。是后又迭在平津两埠演奏,并由百代公司制片。我班林君长社之日,一面既觅得固定社址于达园,一面又在北平社会局立案,社务进展,乃蒸蒸日上。

此时我班方在发愤图强,暑假却又匆匆而至,吾人即在此种方兴未艾之活动精神中,结束其大二时代。

(三)登峰造极之大三时代

大三时代继承大二时代末期之精神,努力发展课外活动,遂造成我班班史上之黄金时代。本学年中,我校学生自治会经过一度改组运动,其代表大会之组织,不复以班级为单位而改行学系单位制,故其代表人名,于此不录。不过班会依然存在。是年本班班执委为龚普生( 主席 )、黄遹霈( 文书 )、任永康、赵曾玖、李鲁人、孙德亮、方纪、张希先、孙翠媛等十人。

本学年开始之初,却由本班班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为本校百万基金映演电影,募集捐款;并筹备全班联欢大会与西山远足等事宜,甚见蓬勃气象。而其最足称道者,尤在我班同学之努力发展课外活动。在此一学年中,其由本班同学发起之本校学生课外组织,计有下列各团体:

合旧有的韶韺乐社及燕大摄影会等共九团体。此九团体之组织,或关音乐,或关艺术,或关文学,或关政治经济,颇足见在我班同学领导下,我校同学活动兴趣平均发展之一斑( 按体育活动另见本班体育史 )。至此新成立之七团体中,时事座谈会与东北及蒙古问题研究会,颇能充分反映苦闷的时代空气所给予青年之压迫,因而促发其自动的研究与探讨,而本校徐淑希、洪煨莲、陈博生诸教授,亦能乐为辅导,不失为青年良好导师。现象社社员五十余人,曾出版《现象半月刊》一种,分国内外大事述评、文化消息、青年问题及书报评介诸栏,乃不幸以两期而停刊。燕大音乐会会员虽多系音乐学系师生,但其活动范围普及全校,历届公开演奏,均以全校师生为对象,故与一般学会性质不同。话剧研究社为我校近年来唯一有组织之话剧团体,其社员除做理论与技巧上之研究外,更于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在本校公演《最后一计》《婴儿杀害》及《打是喜欢骂是爱》等三剧,甚博好评。昆弋曲研究社,在我校尚系创举,其成立甚得清华大学俞平伯教授之辅助,并为介绍该校曲社教师陈延甫氏为指导。五月十七日,该社延请名家韩世昌、白云生诸人在本校公演《医卜争强》《昭君出塞》《钟馗嫁妹》《石秀探庄》及《狮吼记》等五剧。燕京新闻并曾出专刊介绍。至于燕大口琴会,在此后起诸团体中,最为活跃。该会首演于清华大学双十节庆祝会,继以《天国与地狱》《漠中商旅》《林中铁匠》《多瑙河之波》及《茶花女》五名曲同时出演于本校大礼堂。其后又历次公演于北平协和、天津维斯理堂、南开大学及东方广播电台。历史虽短,而独能与韶韺乐社争光辉。在此数团体外,更有一历史悠久之大团体,虽不自我班发起,但我班参加人数最多,任职者亦最众,此即燕大基督徒师生团契是。同时本年又系我班同学在各学系学会中最为活跃之一年,如吴天德君之于英文学会,谭斌斌女士之于法文学会,赵曾玖女士之于国文学会,阮康成、孙德亮二君之于教育学会等此不备述。

除此而外,更由我班同学主持是年四月二十七日晚之校友返校节游艺大会,并届时欢送一九三五班毕业同学。是晚由双方代表相互致辞后,即由我班代表将纪念品“着我先鞭”之软匾一方,献赠毕业班同学。此简单仪式在备极隆重的典礼下举行之后,游艺会随即开幕。当场有本班同学谭斌斌、庄恭尧、张玮琦、邝文翰、吴天德、戴艾桢、李功原等主演之英文话剧 Knave of Hearts 。赵曾玖、周炳林、李宜培、陈翰伯等主演之中文话剧《虚伪》。又有卞煦孙、吴天德等主演之笑剧《晚宴》等,间以古廷昌君之提琴独奏与容慕韫女士之钢琴伴奏,极尽一时之盛。至是年暑假,我班医预同学二十余人,以修业期满,相携离校,团体实力,由是锐减,而我班之黄金时代,遂在此握手言别声中,悄然长逝矣!

(四)炉火纯青之大四时代

我班大学学程上之最后一年,终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开始矣。本年度班执委为高向杲( 主席 )、任永康( 文书 )、吴天德、李宜培、陈翰伯、王珏、方纪、孙翠媛、王元美、赵曾玖、邓懿等人。此时课外活动,不复有当年蓬勃气象。除一二团体仍在继续外,大部俱已偃旗息鼓,勒马收兵。大家整顿精神,收拾心情,准备以最大之努力以完成此最后学业,初不意华北事件竟又突如其来也。

去岁入秋以来,敌人即以鬼祟刁奸之外交手段,向我华北作积极之侵略。至十一月后半,“华北问题”之谜,已发展至最高限度,所谓“五省三市”“三省三市”之种种流言,终日飞扬传播于吾人耳际。相继而来者,则有叛逆之组织“冀东防共委员会”(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与天津接连几日中之不伦不类的请愿示威。时局空气,日益紧张。其间虽有何应钦部长衔命北来,但终不能予吾人彷徨迷惘之心理以明白确切之答复。首当其冲之北平青年同学,忍无可忍,遂于十二月九日,联合举行示威请愿,并向何部长提出六项希望,总以维持领土与主权之完整为原则。是日我校同学与清华同学于冰天雪地寒风割耳之中,往返奔波于西直门西便门间,设法进城,终未能果。十一日《大公报》社评曰:“其中有冒寒风,浴冰雪,环城游行,从事呼吁者,殊令人有一九一九年‘五四’及一九二六年‘三一八’重来之感!”

“一二·九”运动之后,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之组织,仍在秘密进行,是以于同月十六日又有第二次六千同学之示威反抗运动。燕清同学,亦直破西便门而入。是日警察居然以棍棒刀枪相加,自午至夜,负伤同学达百余人。自此而后,吾辈同学,不复能安于所业,遂携手而起,共赴时艰。学校课业,于是陷于停顿状态。如此者一月,学校当局始以事实上之困难,不得已于本年一月七日宣布提前放假,二月一日重行开学,开学之后,虽得暂时安然上课,但至补考期前,终又以请求免考,以进行救国工作问题,同学意见发生分歧。此时外界舆论方对我学生运动有种种揣测之辞,而我同学内部又突以考试问题发生争执,殊为不幸。本班同学有鉴于此,遂于二月十七日下午四时,召开全班紧急大会,对于此次请求免考问题,作极端慎重之考虑,咸以为不应因此枝节问题而招致任何意外之损失。遂由全体到会同学,一致表决通过,拟定原则数条,交由本班执行委员会当晚草成《为请求免考事告全体同学书》文曰:

诸位同学:

这次学生爱国运动,经过两月的壮烈牺牲之后,能够委曲求全,忍痛复课,这是历次学生运动中稀有的良好现象,我们应该用全力来保持这一页光荣的历史。

现在校中同学,鉴于大考有碍爱国工作的进行,议决请求免除大考。爱国情殷,能不同情?惟外间对于我们这种举动的观察,恐不免有见仁见智之差,或者竟会疑惑我们是怕读书,怕考试,因而假名爱国,出此下策的。那样岂不是使爱国运动蒙一种不良的影响,而我们反成了爱国运动的罪人么?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冀察两省的一切组织,已是运用如意了,现在足为敌人之眼钉肉刺者,只有平津的几个大学而已,如果我们因内部问题,使同学与学校间,或同学与同学间,发生一种分化与冲突,自己来摧残自己的组织,造成一种鱼游釜中,尚且同根相煎的惨局,那岂不是使“亲者痛心,仇者称快”的愚蠢举动么?所以我们不希望因免考问题,酿成学校内部的纠纷。

考试制度容或是一种疵政,但在平时尽有提出反对的机会,似不应与这次免考运动混为一谈。投鼠忌器,当为我明敏之同学所不为。

所以我们热烈的希望,希望诸同学审察环境,权衡得失,本合作的精神,觅取折中的途径,幸勿以一时感情的激荡,自毁以往的成绩。如果爱国有道,同人等绝不惜任何牺牲,拥护参加。但认考试期间甚短,影响于爱国工作者极微,小题大做,反有轻重倒置之嫌。勇敢掬诚相告,惟诸同学谅鉴之。

燕京大学一九三六级全体同学,二月十八日

此书情挚辞迫,大义为先。故其影响所及,卒能使我同学,排除误会,捐弃成见。于是数日以来争执不下之免考问题,遂由此迎刃而解。余深信我校同学此种以事论事之精神,与我班同学此种在患难中掬诚相见之态度,必将在我校校史上留为最光荣之一页。深愿我后来同学,能珍重此精神与态度,得使与我燕大母校共生存焉!

回顾我班四年来之大学历程,既以“榆关事件”始,复以“华北问题”终,为期虽短,而家国民族之遭遇,至于此极。“一九三六”本早为历史家预言为极难度过之一年,而今日之事实,又在步步证明中。“殷忧启圣,多难兴邦”。我班同学何幸得于是年以完成其大学学业?又何幸得以“一九三六”多苦多难之名以为我班之名耶?“一九三六”四大字,永远鲜明的印刻于吾人脑海中,更愿于本文之末以西方湖上诗人Wordsworth之名句,献赠于我班同学之前:

“Bliss was it in that dawn to be alive.

But to be young was very heaven.”

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 CJk7nvKcgrj5x9+itdViYnviDkrSiB/1XKpOHU20c6HqXQC45m2xsx5mPmN3s9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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