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卡尔森在她的萨福新译本的序言里写道：

“我们只知道，萨福爱女子就和她爱音乐一样深。让我们就到此为止吧，行吗？”

答案是：我们想而不能。

因为“萨福”是一个早就不再属于萨福的名字和符号。“萨福”和萨福的诗，没有什么关系。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惟一应该记住的是：如果没有萨福的诗，“萨福”也就根本不会存在。

在我们的时代，每提到萨福，就会想到同性之爱。但我们应该知道，“萨福”虽然是“激情”的象征，这份激情的对象，却不一定都是女性；因为萨福歌诗本身的模糊性，每个不同的时代都可以依照自己时代的偏见，嵌入一个不同的性别。

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萨福开始出现于希腊的喜剧。在安提法奈斯（Antiphanes）遗留下来的喜剧短片里，萨福出了一个谜语：“何物女子，怀抱幼儿，虽不能言，其声远扬，而近者不闻？”萨福的父亲猜说“城邦”，但他错了，谜底是“书简”，在希腊文里是阴性名词。这真是一个象征性的时刻：萨福的声音——女儿和女性的声音，抹掉了“城邦”的父权政治秩序，骄傲地宣扬了文字和书写的力量。

即在此时，人们对萨福爱情生活的兴趣已经十分浓厚。据阿西奈俄斯在《学者晚宴》中说，公元前3世纪的诗人赫米西纳（Hermesianax）称阿尔凯乌斯和另一位诗人阿那克瑞翁都曾追求萨福，虽然阿那克瑞翁和萨福并不同时；而公元前4世纪末的喜剧作家狄菲卢斯（Diphilus）在题为《萨福》的喜剧中，更是把阿耳喀罗科斯和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希波纳斯（Hipponax）都写成了萨福的情人。这部剧作不幸已经佚失，同时至少还有五部以萨福为题材的喜剧，也已不存。

大约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有关萨福之死的传说。在萨福神话中，我们首次看到一个男子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不是诗人，而是一个年轻英俊的渔夫；他不是萨福的追求者，而是萨福苦苦追求而不得的人。这男子名叫法翁（Phaon）。据说，他是萨福的死因。

著名喜剧作家米南德（Menander，约公元前342—前292年）写了一部《来自卢卡斯的女子》，称萨福为了对法翁的无望的爱，从卢卡斯（Leukas）的悬崖投海自杀。系于奥维德名下的《列女尺牍》第十五篇“萨福致法翁”，更是以萨福的口气，把萨福对法翁的爱情描写得淋漓尽致（见第三辑）。当它在15世纪被学者们发现时，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萨福亲笔信的“拉丁译文”。出自男性作家之手的滔滔不绝的独白，似乎比女诗人的断简残章更迷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奥维德的诗里，萨福不是失败的追求者，而是弃妇。换句话说，不是法翁不爱萨福，而是他的荡子本性决定了她被抛弃的命运。这首长诗最关键的段落，是听到“萨福本人”这样向她的男性听众——法翁/诗外的读者——宣告：

我爱过上百的人——作孽的爱——可是现在，
你这冤家，以前为众人所有的，现在属了你一人。

不仅是“一人”，而且是一个男子——他的魅力击败了所有女性情敌：

无论匹拉或者美瑟那的少女，
还是勒斯波思的处子，都不能令我激动。
阿那托利亚，金发的西蒂罗，只让我厌倦，
阿狄司不再愉悦我的眼睛。

对男性读者来说，有什么比奥维德的诗简更理想呢？让我们在诗和性的双重意义上皆独立于男性世界的女诗人亲口承认，她甘心为了一个男子而放弃过去的一切，忏悔以往“作孽的爱”。如果同性恋爱在异性恋者的眼光里是一种“疾病”，是“不正常”的行为，那么，她被成功地“治愈”和“矫正”了，甚至矫正到这样一种程度——连写作的能力也同时丧失了：

我无法遣词造句，安排出一首歌诗：
若要写作，必须无虑无忧。

但是奥维德的诗简没有能够清洗萨福的名声。公元2世纪的芦纸文本说：“人称她行为不检，是爱女性的。”苏伊达辞典说：“她有三个伴侣：阿狄司，特里斯芭和美加拉。她们之间不纯洁的友谊，使萨福得到一个恶名。”于是，爱好萨福歌诗的人，出于为她正名的渴望，捏造了“另一个萨福”。伊连在他的《历史杂记》中说：“我了解到在勒斯波思岛还有一个萨福，她是女校书，不是诗人。”苏伊达辞典则说：“（那‘另一个萨福’）是勒斯波思岛弥特利地方人，一个竖琴演奏者。她为了对弥特利的法翁的爱，从卢卡斯的岩石上跳下去淹死了。有人说，她也会作抒情诗。”这种说法一定曾经是古代罗马学者们辩论的热点。悲剧作家塞内加（公元4？—65年）在写给卢西琉的信中说：“语法学家狄第慕斯（公元前80—前10年）写了四千部书。就算他只是读了这么多没用的书，我都会可怜他。在有些书里，他探索荷马的出生地；在另外的书里，他研究伊尼斯的母亲是谁，阿那克瑞翁到底更爱色还是更爱酒，萨福究竟是不是妓女，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就是知道了也应该立刻忘记的问题。而人们居然还抱怨人生太短了！”

到了中世纪，萨福的九卷歌诗突然消失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以为它们是被思想正统的基督教徒烧掉了，他们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年代：公元380年，和公元1073年。但是，现代学者认为，这不过是关于萨福的又一个浪漫神话而已。真实的原因往往没有那么富于戏剧性，只不过，人们似乎喜欢想象那位被爱情所“燃烧”的女诗人萨福，毁灭在熊熊的火焰中。

萨福的声名并没有随着她作品的消失而减低。也许，空白和残缺反而更加刺激了人们的好奇。法翁的传说虽然无稽，却一直在萨福神话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时而和萨福的同性之爱错综交叉，时而淹没了萨福的同性之爱。最重要的是，萨福对法翁的爱被视为萨福应得的惩罚。法国学者比埃尔·贝耳（Pierre Bayle）在他1697年编纂的《历史与批评辞典》（英译本，1710）“萨福”词条下开宗明义地指出：“因为她的诗和她的爱，萨福是上古最著名的妇女之一。”但他在萨福的爱情生活上花费的笔墨远远多于对她的诗歌的赞扬：“萨福一直被视为著名的女同性恋者。有人以为，正是因为如此，她才被称作‘男子气概的萨福’。 但如果她是存心忽略人类的另一半，那么，她的期望落空了，因为她爱上了法翁，而且，虽然她想方设法使法翁也爱她，她的努力全是徒劳。他蔑视她，他的冷漠迫使她从高高的悬崖上跳下，熄灭了她那吞噬一切的火焰。”

燃烧的萨福被冰冷的法翁“熄灭”了。她的死成为一种象征：萨福，女同性恋者，曾经独立于“人类的另一半”，她对男性世界的忽视终于得到了报应。

在18世纪意大利作家维瑞（Verri）的小说《女诗人萨福传奇》（1780）里，是萨福对法翁的爱——更准确地说，是法翁裸露的身体——激发了她的诗才。在这部小说中，萨福平生第一首诗是她在看到角斗比赛中的法翁之后才吟诵出来的。她的全部诗歌写作都围绕着法翁而展开。萨福被描写为热情奔放不能自已的女子。最后投海而死：感情压倒了理智。

在著名的法国画家雅各-路易·大卫1809年创作的油画《萨福与法翁》（插图三）里，萨福在两个男性——法翁与小爱神厄洛斯——的合谋下，松开了她的竖琴（诗歌写作的象征）。一页稿纸散落在她膝下，她的头被法翁转向画外的观众，正对着我们孜孜窥探的目光。她完全处在被动状态中，而身背弓箭的法翁（我们注意到那昂扬的箭头和他健壮的臂膀）却是轻松自得的——我们从他的双腿站立的姿势就可以看得出来。

然而，对于不同时代、不同性别的人，萨福代表了不同的东西。法国中世纪女作家克利斯蒂纳·德·比桑（Christine de Pizan，约1364—1429年）把萨福描述为“学问渊博的女子”，虽然我们甚至不知道萨福是否能够阅读——或者，如果她能够阅读，阅读些什么。19世纪后期，女性主义运动的萌芽使萨福成为“新女性”的偶像。女性作家把她奉为典范；她的性取向使她在沉闷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象征了性爱的自由。虽然萨福本人可能不会阅读，阅读萨福歌诗原文对于“新女性”来说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一向被视为学术研究的根基，人们历来认为只有男子才能胜任，“智力低下”的妇女们与之无缘。

也是在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1821—1867年）在诗集《恶之花》里为萨福涂抹上了一层“颓废”的色彩，虽然这种“颓废”实际乃是对正统道德与保守思想的积极冲击。他把勒斯波思描述为女性的乐园（见第三辑）：

勒斯波思！在那里，慵懒或热烈的亲吻，
太阳般燃烧，西瓜一样清凉，
装饰了黑暗，镀金于闪光的日子——
它们充满了拉丁游戏，希腊式的乐趣……

勒斯波思，在那令人窒息的夜色里，
少女们在镜子前睁大空眸，
在贫瘠不育的欢乐中相互拥抱成熟的肢体，
品尝那些发育饱满的果实，
在勒斯波思，在令人窒息的夜色里。

诗人骄傲地嘲笑“老柏拉图”们的不适，以挑战的语气提出：

爱情

嘲笑天堂，也同样嘲笑地狱！
是与非的律条，于我等何有哉？

然而，这个女性乐园却是“失语”的。沉浸于“不育的欢乐”（既指同性之爱，也一语双关地暗示了创造力的缺乏），它必须依靠一个男性代言人：

因为勒斯波思已经选择了我——从所有男子里——
歌唱她含苞的树林的众多秘密……

当萨福的形象最终从勒斯波思“令人窒息”的夜色中凸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具虽然“可爱”却没有生命的躯体。波德莱尔也把萨福的死解释为惩罚，但他巧妙地告诉我们，这惩罚不是因为她爱女性，而是因为她背叛了这种爱。

19世纪末，埃及农民在开罗附近耕田时，发现了一些芦纸文本。1895年，牛津皇后学院的两个年轻人依靠埃及探索基金的援助，在开罗以南大约一百二十英里的奥克西瑞克斯（Oxyrhyncus）开始了他们的发掘。他们把发掘出来的芦纸文本装在饼干筒里运回伦敦。直到今天，对这些支离破碎的芦纸文本的整理工作还在进行之中。我们现有的萨福遗诗，很多就是从这些芦纸文本里发现的，比如残诗五，十六，四十四，或者五十八（依照娄伯经典文丛的编号）。

这些芦纸文本的出土，正当萨福的名字成为热门话题之际。20世纪初，一些男性学者试图恢复萨福的名誉，把她塑造为贞洁的女教师； 与此同时，宣扬同性之爱或者只是追求爱情自由的文艺女性——无论是在巴黎开创沙龙的那塔丽·巴尼（Natalie Barney，1876—1972年）以及她圈子里的女诗人们（往往也是她的情人），还是西尔维亚·汤森·华纳（1893—1978年）与瓦伦汀·奥克兰（1906—1968年），一对同性恋爱的作家伴侣——依然把萨福视为保护神。那时，将成为第一位法兰西女院士的玛格丽特·尤瑟纳尔（Yourcenar，1903—1987年）——走起路来俨如女王，好像所有的门都会自动为她打开——还太年轻，还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前往希腊（希腊在20世纪成了艺术家们的朝圣之地），也还未遇到那位她以为集希腊之美于一身的希腊美人，甚至也还没有写出《火：萨福或者自杀》。那时，在欧美女诗人中有一个响亮名字的是希尔达·杜利特尔（H. D.），在现代英语诗歌中占据了一席重地的“意象派”创始人之一。

那是1911年。中国的最后一个皇朝被推翻的一年。在巴黎。杜利特尔和庞德（她从前的情人），还有十九岁的诗人阿丁顿（她后来的丈夫），“一起在伦敦的茶室分享书籍、诗歌和点心”（瑞诺兹，第310页）。他们一起阅读《古典学刊》，上面曾发表一系列关于新发现的萨福残诗的文章。杜利特尔的诗，题材和意象是希腊的，诗行短小、跳跃，是萨福式的。萨福的残缺是无意的，杜利特尔的残缺则被庞德“提升”为一种主义：意象主义。这是20世纪初期，发生在英美诗歌界的一个大事件。

杜利特尔有诗《墓志铭》：

好让我能说：
“我死于生——
曾经生活过一个时辰。”

好让他们能说：
“她死于寻求
非法的热情。”

好让你能说：
“希腊的花朵；希腊的狂喜
永远索回了

这样一个人——她死于
追随
精致的歌失去的节拍。”

我们第一次看到，那曾经包裹木乃伊的芦纸，被小心翼翼地揭开，一条条，一丝丝，一缕缕；萨福的残缺，一个偶然历史的事故，成为一种精心策划的现代美学。

支离破碎的萨福。

天下很多事情，往往坏在过分严肃上面。我们该容纳一些自嘲，以保存自省，和一个宽阔的视角。罗纳德·佛班克（Ronald Firbank）的《虚荣》（1915）是我喜欢的一篇小说。贺乃基太太，一位时髦的沙龙女主人，主持了一次情调高雅的晚宴（特意把紫罗兰，或“堇”——“萨福的花”——撒在餐桌上，食物高高堆起好似祭坛，还有“勒斯波思的葡萄酒”——从百货市场买来的），一切准备都只为英各拼教授将要向在座的客人们披露“最新发现的萨福残诗”。经过许多的闲谈碎语，许多的辗转周折，终于，晚饭吃得差不多了，客人们记起了萨福，空气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充满了期待，贺太太拼命摇她的黄扇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教授（大写的）开口了——背诵了一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希腊文。满脸迷惑不解的李斯理夫人连称：“太迷人了！”仙伯乐太太请求教授用“英文大白话”讲解一下。

“用大白话来说，”教授有些不情愿，“就是，‘不能够’，（他摇动一只手指）‘不能够，哪怕她的双足充满愤怒！’”

“你意思是说她跑掉了吗？”

“显然。”

“呕！”仙伯乐太太看起来像要晕过去。

教授把萨福的残句形容为“充满冒险精神的诗行”，“装饰性的，没有用处的……丝绸上的水彩画”。

“‘不知道为什么，’乔夫人坦白承认，‘它让我激动——真的！’”

在小说结尾，另一位太太趁势背诵起萨福的“致爱神”（里面萨福所追求的人是“他”而不是“她”——关于这一人称代词的性别变化，见第一辑第一首诗的译者注）。

“‘妙极了，亲爱的。谢谢。’一个无名的声音。”

“‘基督教，毫无疑问’，教授颇有些狠巴巴地对巴先生说道，‘发明了许多值得赞扬的东西，但是，它摧毁的比它创造的多得多！’他心中旧藏的异教精神抬头了。”

20世纪的萨福神话，虽然因为近代的潮流，演义得轰轰烈烈，却没有什么太新奇的变奏，只是法翁不再时髦了。然而，在学术研究里，萨福对法翁的爱被赋予不同的阐释：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纳吉（Nagy）用原始神话和祭祀礼仪来分析萨福/法翁故事，非常富于启发性（详见第三辑奥维德诗之译者注）。

近年来，欧美文学界出现无数的小说，戏剧，诗歌……关于萨福。且不提一个又一个萨福译本，层出不穷的萨福研究。“勒斯波思人”（Lesbian），因为萨福的缘故，成了女同性恋者的固定名称，这恐怕是谁也知道的了。然而，其室则迩，其人甚远。萨福终究飘摇不定，刚刚只在我们伸出的双手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萨福编织出来的神话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对她的残诗的解读。须知萨福的歌诗和我们的《诗经》相似，在阐释方面充满疑难，学者们常常不得不根据上下文进行“填空”，而我们可以想见，这种补缺行为是如何参与了诗歌意义的创造；尤为重要的是，学者们在补缺时采用的选择本身会被萨福神话（及学者本人的意识形态）所支配，从而丧失确定性和权威性。换句话说，后世的“意识形态”不仅决定了文本的解读，更决定了文本自身的创造与建构。这种情形，实在是比“萨福的性倾向”意义更深远也更复杂的文学与文化现象。

就拿著名的残诗三十一（娄伯经典文丛编号；本书编号第十五首）来说，在这首诗里，诗人因看到一男一女亲密交谈而受到强烈震撼——“我虽生犹死，至少在我看来——/死亡正在步步紧逼。”试图“维护萨福名誉”的学者，如19世纪的魏拉莫维茨和缪勒，努力将其解释为诗人在用夸张的修辞手法赞颂新娘子的美，或者仅仅是在对女友表达“一种友爱的感情”（！），但谁都知道这无论如何难以说通。在我们的时代，虽然已经不用再对同性恋爱讳莫如深，但是，正如海德堡大学的格仑·莫斯特（Glen Most）教授所提醒我们的，原诗的模糊性使我们不能把同性恋爱的解读视为理所当然；而同性恋爱的解读之所以成为可能，根本只是因为后代学者对原诗所作的“填空”。具体来说，此诗的第五至第六行是解读全诗的关键：

啊那是让我的心在胸膛里狂跳，
当我看到你，哪怕只有……

在这两行诗句里，第一个成问题的是“那”——在希腊文里，它是中性，既不指“她”，也不指“他”，倒似乎是指诗人面临的这种情境：一男一女的亲密交谈。下文的“你”本来好像使问题解决了——诗人一定指的是那个女子（？）——但是莫斯特指出，这个“你”其实是后代学者“径改”的结果。假如我们采纳一位德国学者赫尔曼在1816年提出的建议，对残缺的原文做一种不同的修补，那么，这句诗就会变成“当我看到，哪怕只有……”，而不知“看到”什么。换句话说，“看到”没有宾语，萨福嫉妒的可以是诗中的男子（说明萨福是“同性恋”），也可以是诗中的女子（说明萨福是“异性恋”），也可以是两个恋爱中的人（说明萨福形单影只、渴望爱情）。

莫斯特的结论：“是一些具有局限性的、在短时间内时髦的偏见——无论是关于妇女的，关于性的，还是关于诗歌的，等等——决定了我们的期待语境，帮助我们选择什么才是合理的或者可能的，而编者，诗人，以及其他读者，无不把这些期待语境带到对古代诗歌和记载的阅读中来；正是这些语境，在我们理解、编辑和翻译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角色。”

同性恋爱的解读，虽然在眼下是时髦的，也是（在某些文化语境里）具有“政治正确性”的，或者，正因为它在眼下是时髦的，和具有“政治正确性”的，不一定是惟一的，也不应该是惟一的。

但是，当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萨福离我们更远了。

在中国，周作人大概是最早介绍萨福的人之一。他1914年发表在《中华小说界》上的文章，把萨福译为“萨复”，称其“生周定王时”，又赞其诗“情文并胜……譬诸蝶衣之美，不能禁人手沾捉”。周氏自己译过几首萨福的诗，录在《希腊女诗人》一文中，发表在1926年的《语丝》杂志上。当初，我还是因为看了周氏的译文，深为其素朴优美感动，才发心翻译古希腊诗歌。虽然翻译家大多自谦，说翻译是嚼饭哺人，而懂得彼国语言的读者，又往往嫌译文不够贴切或不够雅致，但是，巴别塔一天不成，我们一天需要翻译；而况好的译文，是能够唤起读者许多的企慕，就像我读到周氏译文那样。我自己虽然还未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心向往之。

周氏希望中国能够接受一点古希腊的影响——热烈地求美，求热烈的生，而不是如植物一般苟活。我一直想找到他根据英国韦格耳（Arthur Weigall，1880—1934年）的《萨福传》编译的《希腊女诗人萨波》（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初版），但还没有如愿。

在这以后，对萨福作品的介绍，除了一些“零星的译文”之外，是大片大片的空白。直到20世纪末期，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了已故诗人罗洛（1927—1998年）根据玛丽·巴纳德（Mary Barnard）1958年的英译本《萨福》所译的《萨福抒情诗集》，收诗一百首。

人生短促，如芳春之暂躅。与其相争相毁，不如做一点切实的事情。

公元2世纪的芦纸文本残片，称萨福“相貌颇陋，皮肤黝黑，身材矮小”。虽然这已是萨福逝世之后将近八百年的记载，譬如三国时候的人谈论西周，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近年不知如何在我国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称萨福曾因事被判死刑，遂在法庭袒胸，致使观众惊叹，并抗议说“如此美丽女子不可让她死去”云云，完全没有历史根据，只能说是萨福神话在异代异邦的延续而已。

这一新神话的创造，似乎满足了一种新的需要，那就是：在如今的时代，很多人愿意相信，一个女性作家的身体，比她的作品更引人注目，更有魅力。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幸是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男性沙文主义者，亦是对人生比对文学更感兴趣的人。 cKvM+yXqusTa6tct6+o9k6/fMBTL10Ca0ukwr4FpKPHqJkQpBP+q/hRDqf532/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