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医学的进步，诊断治疗的方法和手段不断提高，甚至连大众都对各种医学新名词耳熟能详。

于是，无论是医者抑或患者都陷入了新技术的狂热之中，这其中的两个突出特点是：

其一，过分地相信检查、化验，过分地依赖技术、仪器。

其二，过度的诊断、过度的治疗。

其实，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经济、文化、医疗卫生发展不平衡的国度，医疗人力、医疗资源的缺乏仍然是主要的问题，缺医少药并没有完全解决。这已经是一大难题了，而过分地依赖仪器设备，或执迷于新技术、新药物以及不合理的过度的诊治，既浪费医疗资源，又构成或增加了医疗之难。

两难相加，难上加难！

首先，是观念上的偏颇，即认为新方法、新药物一定是最有效的、最好的。实际上，临床经验告诉我们，新与好并不构成等式关系。况且，还有“新”（技术、方法、检验、仪器）的理解，甚至滥用，或者商业利益带来的扭曲；还有对“新”的掌握，以及潜在问题的认识。因此，盲目地追求“新”或“高大上”乃是一种误区。

其次，是临床诊治规范化和个体化的实施不力，临床诊断和治疗是有规矩的，这就是共识指南或规范，是大家都必须遵守的。

规范的制定除了遵循疾病过程及诊治流程之外，也要兼顾医疗实施者的状况和医疗资源的条件，达到合理、合规、合法。因此，过度诊治肯定是背离规范的，过犹不及，或更甚于不及。当然，我们在推行规范化时，也同样强调个体化，即从病人的具体病情、具体条件，实施个体化处理。但个体化不是自由化，而是在规范化的基础或前提下，做因人而异的处理。

此外，人性化、微创化也都是临床的基本原则，都是避免过度诊断、过度治疗的盾牌，也是保护机体和精神、减少和避免伤害的根本。

再次，我们必须强调“技术异化”是偏离哲学观念的医疗实践弊端。所谓“技术异化”就是“唯技术论”“技术至上”以及“技术经济化”。“医学技术”成了医疗的代名词，是医学追求的“浮躁化”和“商业化”的结果。

诚如前述，这其中还包括非医疗因素驱动造成的技术扭曲。

技术是必要的，数字是宝贵的，但医疗实践完全依赖数字和仪器检查报告，而忽视疾病历史和现状、临床观察与经验，大概是不可以的。所谓“离床医疗”是一种危险倾向！

“见病不见人”是为医之大忌。如果仅仅让化验报告单传达信息、仪器设备示波闪烁，医生的心智会“板结”和“沙漠化”。病人的意念会“孤独”和“迷茫”，因为双方都可能会搞不清楚“谁是我的医生？”“谁是我的病人？”。

这是多么令人担忧的、可怕的情景啊！

所以，林巧稚大夫早就告诫我们：临床医生要临床，不要离床。离床医生不是好医生！

最后，我要叙述一个令人诧异而深思的故事，也是一个事实：《英国医学杂志》曾列举了六十余种“病”，认为没有必要采取什么方法去治疗，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用什么方法有效，也许不治疗比用什么方法去治疗更好，也许最好的方法是不治疗。

这不是消极、保守的态度，而是一种冷静的、科学的、理性的举措，我们不仅要看动机和过程，更要看感受和结果。

对有些“病”，还可能越治越坏！

典型的例子是194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华尔特·赫斯（Walter Rudolf Hess）、安东尼·莫尼斯提出的前额叶脑白质切除术治疗躁狂性神经病。1942—1952年，美国万余名接受手术的患者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这一治疗术式亦被取消。

在妇产科，20世纪四五十年代，孕期的己烯雌酚暴露（EE）引起所生女婴之阴道腺病及后来之阴道透明细胞癌，用“反应停”（沙利度胺）致婴儿短肢畸形（海豹胎儿），都是医学史上的著名案例，当应铭记教训。

我们错治了一些病，包括一些真正的疾病，也会有所称的“疾病”被治疗——有人甚至调侃道：很多很多聪明的医生，治愈了很多很多没有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