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尼（William Frances Victor Bonney，1872—1953）是英国最伟大的妇科手术大师。他出生于英格兰切尔西医生世家，1911年（39岁）就出版了名著《妇科手术教科书》。此书第1版至第4版是与伯克利（Sir Comyns Berkeley）合著的，第5版与第6版为其独自编撰，第7版与学生霍金斯（Howkins）及麦克劳德（Macleod）合著。1974年的第8版易名为《邦尼妇科手术学》，由著名的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约翰·M.莫纳汉（John M. Monaghan）主编了1986年的第9版和2004年的第10版，中译本于2007年问世。

我之所以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邦尼的巨著，是因为我怀着极大的崇敬之心，将此著作奉为妇科手术的“圣经”。

我和宋鸿钊教授于1993年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大会上见过莫纳汉，谈话的中心当然是邦尼大夫。

邦尼推崇和发展了魏式（Wertheim）子宫颈癌根治手术，并对此加以改良。他在1941年报告的500例手术中，给出了5年治愈率达42％、手术死亡率14％的数据。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

邦尼的卓越贡献是创新妇科“保守性手术”的观念和实践，即子宫肌瘤剔除术和卵巢囊肿剔除术。后来的医学界越来越清晰地阐释邦尼的人文关怀和科学理念，我们也意识到应该将“保守性”（Conservative）一词改为“保护性”（Protective）。

将长有肌瘤的子宫切掉或将生有囊肿的卵巢切除可能是惯常的模式，但邦尼指出：“为了半打纯属良性的肿瘤而切除年轻妇女的子宫，不啻为一次妇科手术的彻底失败。”多么严肃而中肯的忠告！他本人也在1945年（73岁）时，创造了从一个病人的子宫上剔除了258个肌瘤的纪录。他还发明了为了减少子宫肌瘤手术时出血特制的手术钳——邦尼手术钳（Bonney Forceps）。他在书中用八页的篇幅详细地描述了子宫肌瘤剔除术，根据不同部位，采取不同的切口，应用不同关闭空腔的缝合方法。如此阐述，至今无人超越！他对卵巢囊肿剔除术亦用心良苦，开创了爱护卵巢的医学先河。

学习与实践邦尼的肌瘤手术，我在我的《妇科手术笔记》一书中，用三节的篇幅描述了“肌瘤剔除术”，其中一节的题记是：“在犁过的马铃薯地里，仍然可以找到马铃薯。”此题记表明在手术中要十分认真仔细，现已成为业内借鉴之语。

于是，我们必须以邦尼的观念重新定义“保守”和“保护”的内涵差异——这是迄今还没有真正提出的概念问题。

“保守”是指在医疗，特别是外科手术时墨守成规，亦步亦趋地施行，或手术拘谨、范围不够，或为避风险、求得平稳等；而“保护”则是充分考虑病人意愿，在完成治疗或手术时，更注重完美，着意于保护组织、保护器官、保护功能、保护心理，把身体与精神结合起来，把治病与救人结合起来。所以，不在乎手术大小，在乎是否达到“四个保护”，这便是邦尼倡导的子宫和卵巢手术的根本目的所在。

作为外科大师，邦尼还明确指出，学习外科需要经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学做助手，并理解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二是学习手术的详细步骤，不断积累经验，沉着地应对每一步；三是学会指导助手，让手术快捷有效。这对青年医师与指导青年医师成长至关重要，而我们常常对此不甚重视，形成“自然发展”的态势。

邦尼重视外科和外科医师训练、成长的各种细节。比如，他强调外科医生应把手术作为一种艺术，而不仅仅是技术。他推崇外科技术要“简洁”，这和现今提倡的“微创化”如出一辙。邦尼还要求外科医生遵循一项法则或掌握一种本领，即把想法、施术转化为清晰和简明的绘图。这是令人击节赞赏的明智之见、垂范之举！

此外，他提出手术要“量体裁衣”的建议，就是个体病例个体分析。他充满激情地呼吁“整个团队应该把充满期待的手术过程当作一种快乐、鼓舞和成就”，不正是我们要树立的医疗行为和团队精神吗？

这时，我们又一次领悟到，多读经典原著不仅使我们能够获得知识和得以授业，更重要的是能够更好地领悟大师和先哲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