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到了台北，
过了几个月之后，
我才知道台北其实是座空城，
表面上有点繁荣，其实没有什么内涵。

台北一直距离我们很远，远到我们梦想却无法到达。我记得我读初三时的某一天，教我们课的老师请假，说到台北去办事了，等他回来，大家都央他说些台北的事情。明明知道他只是办自己的私事，不见得看到什么特别的，但大家还是不死心，好像七百年前热那亚监狱中的囚犯，央求同样关在牢里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要他说他千里迢迢在东方的见闻一样。

台北对大多数人而言都可望不可即，但比起其他的地方，譬如纽约、伦敦、巴黎、罗马等，还是近些。那些地方不仅仅是遥不可及，更是星星一样的地名，这辈子无论如何，自忖是绝对到不了的。台北还好，乘火车就可以到，只是到台北需要事先找个好的理由，对我们孩子而言，这比什么都困难。

有一次老师问我们究竟想知道台北的什么，这倒让我们犹豫起来。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自己心中的渴望，我们想知道的事漫无边际，很大也很多，但真要说又说不上来，这才是我们的困窘。一个爱篮球运动的同学老是把当时几个明星球员挂在嘴上，譬如“克难”队的陈祖烈、“国光”队的罗继然等，他对“中国广播公司”每周现场转播的篮球竞赛熟悉得不得了，说话兴奋时，常做带球三步“翻身上篮”的动作。他问老师去过台北的三军球场吗？老师说没去过，只知道球场就在“总统府”前面，老师说去台北的时候没赶上有球赛，就是想进球场也进不去，他听了大失所望。

另一个爱电影的同学问台北的电影院是不是很大，老师说是比较大一些，但跟我们乡下的也没太大的不同。他继续问在台北看电影是不是都得戴特殊的眼镜，银幕上的人都能“飞”出来呢。因为不久前，小镇上演一段很短的电影，是“搭配”着一部长片推出的，开演之前每人发了一副纸糊的眼镜，一眼红一眼蓝，电影里面一个人表演马戏团的甩瓶游戏，那瓶子一不小心就“跃出”了银幕，就像朝人的脑袋飞来的样子，电影院里惊叫不断，乱成一团，那叫作“立体电影”，当时新奇得不得了。老师说立体电影还在实验阶段，没有真正地流行，至少在台北还没有这么演剧情片的，也许美国有，台北在这方面比美国要落伍，这是大家可以确定的。

老师把眼睛转向我，我已想好了问题，我想问台北的书店是什么样子的，但老师只看了我一眼，并没有问我。我从初二留级之后，就独个儿展开了无限壮阔的阅读之旅，书本为我打开了一幕幕的生命奇景，我常到小镇的书店看书，小镇书店的书与杂志不一定很多，但已令我目眩神移了，我想台北的书店应该更好。我在一本杂志上看过一篇报道美国纽约书店的文章，有家书店店名叫什么已忘了，但店门口的招牌上用英文写着：“有智者在此垂钓。”啊，那真是贴切又高雅，台北有那样的书店吗？我并不是关心书店规模的大小，而是想知道那个让我怀抱理想、充满憧憬的出版品供应中心，我心中知识的殿堂，到底是一种什么模样，是像罗马的万神殿或者像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大教堂一样，仰头高望，到处都充满了神奇的光吗？

后来初中毕业，我跟着几个同学赶到台北参加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当时的师范既不是大学也不是专科学校，等级与一般高中相同，毕业出来可以在小学教书。乡下的学生很向往读师范，师范是公费，不需要缴学杂费之外，生活上吃的、穿的都由政府提供。然而参加考试的人实在太多，我虽然自觉考得不错，但还是没有考上，不只我没考上，跟我一同去考的同伴最后都是铩羽而归。然而那次北上考试，对我而言，不是完全没有收获，我终于可以近距离观察一回向往中的台北，但遗憾的是没有去看书店。

对小镇的人来说，台北的的确确是个大都市，这在乘火车往台北的路上就体会到了。火车只要过了八堵，两边连绵不绝的都是仓库和油槽，大型的工厂林立，铁路不断有分岔，分岔的铁路上有火车在上货或卸货。在快要到台北总站的地方有一座名叫华山的货运车站，里面还有座火车调车中心，那里的铁轨像时钟一样四射而出，上面停着很多黝黑的蒸汽车头，而那些车头正冒着浓烟，随时准备运作，那景象令我感动。火车经过公路平交道，栅栏上的灯闪烁着，铃声大作，公路上排着一辆辆等待通过的汽车，有大客车、货车与轿车，还有许多带篷子的脚踏三轮车，当然还有脚踏车与黑压压的行人，场面零乱而繁盛，光从铁路上看就有如此的风景，台北真是个不寻常的都市啊。

台北又是“政治之都”，是台湾最高领导中心之所在。乡下地方的学生，比较没有见识，也没见过“世面”，心中还保持着落伍的军国主义思想，老是想向权力的象征物敬礼，朝掌权的大人物效忠靠拢。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就唱一首歌颂“蒋总统”的歌，歌词中有“您是大革命的导师，您是大时代的舵手”，到我读高中的时候，“蒋总统”依然在做“总统”（他一直到逝世都是在任“总统”，他过世的时候，已是一九七五年，我大学都毕业十年了）。当时台湾风雨飘摇，但因为无知，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安。我们被教育成要认定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而我们的“国家”是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必须尽其所长地贡献自己，以完成“大时代”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也许只是小石子小沙粒，但凝固起来，也可以成为撑住上天的大柱子。

台北既是最高领导之所在，当然值得我们顶礼膜拜，对我们乡下的学生而言，来台北多少有一点政治上朝圣的气氛。我们私下希望能见到一些特别的，最好是有庄严而神圣意味的事情在我们眼前发生。我的一个同伴在火车上告诉我，他最想在台北见到一些仪式性的活动，大的如阅兵，小的像仪队交班，或者能看到“总统府”前的升旗典礼，那些活动都令人热血沸腾，如果能被我们碰到，就不枉此行了。我听了以后，也怦然心动，深以为然，可见我们初中男毕业生的幼稚。结果我们考完，没有余闲（其实是没有余钱）在台北久留，只得匆匆回家，来时火车上的憧憬，一件也没有实现。

那种有法西斯含义的又充满仪式性的想象，只存在于几个特殊的学生之间，并不是那么普遍，关于台北也有一些温柔又美丽的联想。对一些追求时尚的学生而言，台北还是个时尚之都，不过在这一方面，不论“嗅觉”与毅力，男生都不是女生的对手。男生也会追求时尚，但中学时代的男生，也许被初初发现的情色本能弄得晕头转向，“焦点”老是不能集中。

上高中后男生的制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军训服，卡其布料的，口袋上绣着蓝色的学号与姓名，土气得不得了。爱耍帅又有点“流气”的男生，喜欢把军训的大盘帽弄得像美国电影里面的空军飞行员戴的一样，两边垮下来而且皱巴巴的。军训教官说那种帽子叫牛屎帽，不准人戴，而调皮的男生还是喜欢戴它，而且把它弄得脏兮兮的，据说台北学生都这么戴。男生的时尚，好像只停在这一阶段，有点叛逆，但不够彻底，想起来就觉得可怜。

女生一旦陷入时尚的幻想之后，就会全身以之，“勇猛精进”得不得了。在穿着方面，学校给女生的待遇要比男生的好很多。女生不必天天穿卡其布料的军训服，她们是有第二种制服的。女生的第二种制服是上身穿浅色的衬衫，下身着黑色的百褶裙，军训服是有庆典或有军训课时才要穿的。一个家境比较优渥的女生，随家人到台北一趟，回来突然变得时髦了，她的与众不同是她在穿第二种制服的时候，把裙子里面的衬裙刻意露出一小截（初中女生很少懂得穿衬裙的，一到高中就都懂了）。开始大家以为是她不小心走光，后来知道不是，她告诉她的同伴说是台北流行的，不久这种穿着方式便“席卷”全校，女生都在黑裙下面露出一点白色蕾丝边。其实并不好看，而台北女生如此穿着，也是从过时的好莱坞影片里学来的。

爱漂亮的女生还晓得把学校规定的短发弄得边上微微上翘，只要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就满意得不得了。还有些女生懂得稍稍在脸上打一点粉底，还搽一点透明的唇膏，教官检查时说是皮肤敏感必须搽防晒膏与护唇膏，教官也不敢怎么办。那些保养的资讯都是从报上妇女版得到的，而投机则出自女性的天性。在普遍困窘的时代，原来也有贫富不等的生活方式，同样是卡其布，布料有好坏的分别。有一种俗名叫丝光卡其的卡其布，又细又亮，穿在身上，就算是制服还是能显出富贵气，我读高中的时候，班上有几个同学穿这样的料子。讲究衣着的人还会把衣裤烫得很平整，女生百褶裙上的褶痕与男生长裤的两条垂直压线往往成了身份的代表。还有皮带的环扣，可以用一种在台北才买得到的擦铜油把它擦得金光透亮，远看就像黄金做的一样，但每三四天就要重擦一次，不然环扣又模糊一片，比没擦还难看。

这些服装上的讲究与仪容上的修饰，都说是来自台北的风气，后来我有机会到台北读书，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乡下人对台北的想象，其实错得离谱。台北有的学生也很土，甚至于跟我们乡下来的学生比也相去不远，跟得上潮流的人并不多，而且赶潮流的人绝不说他们的潮流是来自台北。我读大学时，班上就有一些会打扮的女孩，她们说，台北要是跟纽约比，那可是天渊之别呀！

到了台北，过了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台北其实是座空城，表面上有点繁荣，其实没有什么内涵，也许有内涵，短期内我也没法发现。我读书的学校，是一个由傻瓜与骗子所组成的空壳，没一个老师是认真的，他们学问不好，道德又多发生了偏差，职员看起来都很忙碌，但不知道所忙是什么，更可怜的是被糊里糊涂分到这里求学的学生，他们也都浑浑噩噩地在这儿按表上课，很容易被眼前的假象所蔽，得过且过，既没意志力，也无是非感。我后来才知道，不只我们学校如此，台湾在一九四九年之后能够逃掉一劫，并不是我们“励精图治”的关系，而是不久爆发了朝鲜战争，东西世界形成冲突反而保障了台湾的安全。朝鲜战争过了不久，又爆发了越战，越战为台湾又带来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当然台湾整体上也没犯太大的错误，因此后来的路，走得还算平稳。但我想，任何一个与台湾一般大的地方，维持了几十年的安稳，它的发展都会跟台湾没什么不同。台湾当然有杰出的人物，但与其他地方一样，绝大多数杰出人物都被淹没在庸俗的滚滚洪流中。台湾其实没有太多值得骄傲的地方。

我初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无聊，经常在台北重庆南路的各家书店游走，一边寻找读物，一边打发时间。重庆南路上书店林立，却没有一个是发热又发光的，如我心中知识殿堂的模样。那里任何一家书店都比我们乡下的书店大，但开书店的，都把书当成商品，书店陈设老旧庸俗，光线也暗，在里面看书，永远不会有“智者在此垂钓”的高雅情绪。有些书店你只要翻开一本书几分钟，就有人来问你是不是要买，在那儿久站，就有人把眼睛盯着你，怕你是窃贼，一家书店还在进门口公布了一张窃贼的放大照片，下面还有他亲手写的悔过书，让人看了十分不舒服。

我记得我高中时所看的汉译世界名著，那些白色封面的大部头书，里面真是包罗万象，那些书曾启迪我对人生的无穷想象，也使得我与我所处的现实世界有些格格不入，对我而言，不知道是幸抑或不幸。我记得那些汉译世界名著是由新兴书局出版的，有一次我从书后面的版权页看到新兴书局的地址，就在台北市，我何不去找找看呢？当时我想。

那个出版社曾是我寤寐以思，总想要去“朝觐”的圣地，那里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雨果、左拉、罗曼·罗兰的幽灵，还有狄更斯与雷马克的。就像维也纳近郊专门埋音乐家的墓地，里面有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苏佩、施特劳斯的坟，走到那儿一定要悄悄地不发出任何声音，因为那是创造最伟大声音的音乐家长眠之处。到新兴书局，再好的文学家也要搁笔，至少暂时搁笔，因为那里堆放着多少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啊！用维也纳的坟地来比喻这家书店并不合适，它该是希望与梦想的诞生地，但从庄子的齐物我、一死生的角度看，我们不是凭借伟大人物的死亡而得到新生的吗？

新兴书局在台北市一条叫晋江街的地方，那里巷弄纵横，很不好找，问路上行人，没人知道有这家书局。后来找到一个当地人，说看地址似乎可从强恕中学边上的一条小巷“直通”，最后终于找到。

这家在我心中“盘踞”已久的书店，不但毫不起眼，还可能是在畸零地上一套楼房的一个边间，房子不工整又狭隘，里面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我熟悉的书，也有许多我陌生的书。东一部西一部的汉译名著，都是白色的封面，几本《简·爱》压在《傲慢与偏见》上，《双城记》与《约翰·克利斯朵夫》混在一起，地上堆着还没拆封的纸包，里面放的应该都是书。另个房间还有许多黄色封面，请师大教授宗孝忱先生用小篆写书名的书，都是国学的典籍，有《柳河东集》《曹子建集》等。还有许多绿色精装成套不零卖的《笔记小说大观》，那些书，我在其他地方都看过，也都知道是新兴书局出的，但平时确然没有把所有的兜在一块。我一直把汉译世界名著放在心中的特殊位置，想不到出版它的，只是一个做大杂烩出版生意的商家罢了。

里面伙计告诉我这两天是书店的出货日，是不做零售生意的，他也没心招呼我，我在那儿久待也没有意思，便废然离去。后来我书读得渐多，才知道新兴书局当时出的书都是翻印以前大陆书店排印过的出版品，不论国学与汉译世界名著都是一样，不只新兴书局，其他出版社也大致如此。当时台湾还没有出版法，也没有著作权法，只要不违反“国策”，任何书都能印，而且在版权页上大剌剌地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原来整个出版业，都义正词严地做着偷窃与欺骗的行当。

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高等教育，我们社会的其他行业，有几个不是做着跟出版业同样的事呢？我少年时对台北的憧憬，从此消失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