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东吴是兼任教师的天下，
那群教师没有一个把学生当人看，
不是瞧不起学生就是戏弄学生，
这样怎能做到校训中揭示的Unto A Full-Grown Man呢？

与古人相较，我读《孟子》是很晚的事了。高中时候“国文”课除“国文”课本之外还有一种“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是规定要教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是依据朱子的四书精选编辑而成，大致而言，编选得还算妥适，由此以窥传统儒学，尚有门径可寻。“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与“国文”一样，共编了六册，以供高中三年六学期所学，前三册为《论语》，后三册为《孟子》与《大学》《中庸》选。我在宜兰乡下的一所县立中学读书，学校乱得很，但高中所遇的“国文”老师都还好，学问都不错。高一“国文”是刘伯勋先生教的，他是湖南耒阳人，一口难懂的湖南话，但教书十分认真，批改作文更是仔细，他说他的话不好懂，就用文字与我们沟通，他改作文，会在所改的作文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他的意见与评语，有时候红彤彤地一片（老师改作文要用红笔），批的比学生写的还多。高二与高三，“国文”是由禚梦庵先生担任，他学问好又大气，不只教我们读中国书，还要我们接触西方名著，一些早期的俄国作品与法国作品，是先听他介绍我才看的，他使我真正打开了文学的视野。他们两位不仅是称职的“国文”老师，而且把规定要上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也教完，所以我在高二的时候，就把《孟子》的精华读过了。《孟子》的篇幅长，课本所选有限，我不满足于课本所选的，后来在坊间找到一本有白话解释的《孟子》，就私下很认真地把它读完，不懂的地方，有时去请教禚老师。他看我会找古书来读，显得十分高兴。

我觉得孟子是儒家里面最奇特的人物，不但是儒家，整个中国人里面像他的也很少。孟子是个有意气的人，虽然孔子也有意气，但没有他的显著。所谓有意气，也可以说是有脾气，常常会动肝火，说上几句话，就会跟别人“杠”上。请看《孟子·梁惠王上》篇的第一章，说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客气地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一听火大，竟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弄得梁惠王一头雾水，都老头了，还那么冲动干吗？孟子还不止如此呢，他接着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这例子举的也太耸动了吧，全是杀戮死亡的血腥故事。有人说，孟子如此说是一种“策略”，他如不这么说，没有人会听他，他必须让语言充满“张力”。我不认为是，在我看来，孟子的个性就是如此，他的逞意气是他生命力旺足的表征，先秦的思想家没一个比他有生命力的。

他的理想比所有人都高，“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理想在一般人而言太高太大了，就连孟子本人也不见得都能达到。这跨离事实太过遥远的不能实践的理想，岂不证明孟子之道是一种迂阔不切事实的虚幻？不是的，所有的理想都要允许它有不切事实的地方，因此它才是提示，才是指引。孟子比孔子活得还久，他活了八十四岁，直到他终老之前，仍斗志昂扬，他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高中的时候读《孟子》，最着迷的就是这段话，孟子不但怀楬橥高远的理想，也要做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所谓“大丈夫”就是做条真汉子，不乞怜诸侯，也不依仗别人，完全独来独往。这理想能让普天下实现固好（到时普天下都是有见识又有情有义的汉子），如果做不到，我也要独自做到。孟子屡次说他要“独行其道”，“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好大的口气，千万人横阻在前我也要独行其道，面对真理，他不惜与天下作对，与世界为敌，这舍我其谁的英气，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也找不上几个。高中时期，他成了我英雄崇拜的对象，当然我崇拜的英雄还有很多，尤其是狂飙的浪漫时代所强调的“悲剧英雄”，但在我崇拜的所有人物之中，孟子无疑是最早的了。

孟子还有一种特殊的英雄气，是别人没有或很少有的，这英雄气就是直接挑战权威，毫不畏缩，毫不逃避。他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斩钉截铁，一点都不游移，一点都不含糊。这话现代政客也说，但都是在群众前面讨好选民，孟子时代根本没有选民，他堂堂皇皇地面对操生死权柄的君主说他想说的话。有一次他对着当时东方最有势力的霸主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看不起臣子，要知道臣子更看不起你，你如把他们当作土芥踩在脚底下，他们就可以把你看成不共戴天的仇人，必除之而后快！看看这话说得多么决绝，多么凶狠，却壁立千仞、堂堂正正，他的英雄气在于他敢于面对逆势，反对强权，不像一般政客，只挑软柿子捏。

我上东吴后，大二有门“孟子”课，由于我高中就对孟子有了热情，开学后就毫不犹疑地选了它。教“孟子”的是一位已属盛年的教师，当然也是兼任的。他对教学尚具热忱，他也许知道学生的程度不行，总是试着用最通俗的方式来解释他认为的深奥古典，有时语言显得轻佻，然而学生的兴趣并没有被引导出来，表现得一样很冷淡。这证明教师不见得要讨好学生，只要保持自己的风格就行了，但这位教师似乎并没有什么风格可言。我对他的语言方式并不赞同，我不喜欢伶牙俐齿型的人，不善言谈甚至有些木讷，反而显示可能具有某些犹待发现的内涵，令人想静静地再等些时候，也许隔一阵子会有些收获。但他太试图逞口舌之辩了，而其实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口才，我对他也渐渐不耐烦起来。在上了几堂课之后，他自己似乎也觉得有些罗掘俱穷般无力了。

我有次在走廊遇见他，跟他礼貌地招呼，他邀我到教师休息室，表示想跟我谈些事情，我拘谨地站在一旁。他问我对他教的孟子课有什么意见，我客气地表示没意见，他说现在学生程度不比以前，对古文都无法了解了，古人的思想，现在人都有隔阂，这时代的人完全不能知道古人所说所想的。孟子这门课是有意义的，他试图用现在人的语言来解释孟子的思想，但看得出大家听来还是有困难，所以孟子是很难教的。我点头说是，但我心里却不是这么想。

我心里想：你以为是语言与沟通的问题，其实错了，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你的问题是你不了解孟子，尤其无法把握孟子的真精神。我心里想这么说，如果你了解孟子，绝不会把孟子教得这么糟。孟子教人“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证明孟子学不仅仅是桩学问，而是一种生命的体验，只要掌握这个核心，孟子的语言是人人都能懂的。没有难易的问题，只有深浅的问题，了解了孟子，能说出孟子深刻的意涵才是重要的，深刻的话反而好懂，而且引人入胜，因为每个人都有了解这项真理的能力。现在舍本逐末，把人生具足的“初心”放掉，要在语言的难易上做文章，就离道太远了。这是我的意见，但为了保持礼貌，我一直隐忍着没说，我很惭愧我当时缺乏孟子直言不讳的“英雄气”。

老师对这位伟大历史英雄的真实无法掌握，这是症结之所在。他还有个问题在于太过功利化，孟子的任何语言、任何举措在他的口里都是藏有目的的，他说孟子是藏利于义之中，孟子标举的义，其实是大利之所在，所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这样解释，表面不见得没道理，但他把孟子当成千古的大阴谋家看了，孟子的真精神绝不在此，就算是天下利、万世名，孟子一概都没计过也没求过，他直道而行，不计利害，这才是孟子，孟子从来不是个会算计的人。

东吴的其他老师，大致上也一样，都庸俗又市侩得厉害，他们也许有些小聪明，但没有真学问，教得稍好的，其实也只是在逞口舌之巧而已。除此之外大部分老师对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与潮流很不清楚，教大二“历代文选”的曹升老师，竟然说《诗大序》是孔子的著作，又说《系辞》也是孔子写的，上课时又赞又叹地为我们“颂扬”这圣人的字字珠玑，而且要我们必须背下来，说期中考、期末考默写都各占五十分。他不知道讨论《诗大序》的文字已多得可以出好几本书了，至于《系辞》，在一千年前欧阳修就写了一篇《易童子问》，早已怀疑《系辞》并非孔子的著作。后来到大三，周鼎珩先生教授的《易经》，说法也跟曹升一模一样，他们表面上都沉迷旧学，反对新学，但对古代著作的了解，比宋元以来的学者不知相差多远，与新一派的学者也不能比较，那些问题在民国十多年的时候，《古史辨》的学者都早已讨论过了，而且已做了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们读书时，《古史辨》是禁书，张心澂的《伪书通考》也发行不广，像我们这样蠢呆的学生不知道尚情有可原，大学教授竟然毫不知悉，真令人匪夷所思了，他们难道连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这么通俗的书都没有读过吗？

东吴的教师热衷于背诵也是令人不解的，大一“国文”课所上的《陆宣公奏议》，课上讲过的每篇都要背，大二之后的“历代文选”“历代诗选”也是篇篇要背，声韵学里烦琐的声纽与韵母也无不要背，否则无法做“系联”的作业。更荒唐的是我们从大二开始连上了三年徐子明老师的课，他在大二开《左传》，大三开《史记》，大四开《论语》，他上的所有课都没有一般的考试，他说他不要见到学生写的“的了吗呢”白话文，他说他一看到白话文就生气，他说：“要你们写文言你们也不会写。”所以他把考试改成背书，而且不许默写，要一个个站到他面前倒背如流地把他规定的古文背出来。他要求学生背书要像打开水龙头，自来水就立刻奔流而出的样子，不许中断，不可犹豫。我记得《左传》他要求我们上学期背《城濮之战》，下学期背《秦晋殽之战》，《史记》上学期要背《项羽本纪》，下学期要背《高祖本纪》，都是极长的篇幅。里面杀声震天，死人盈野，背的时候我们都管它不着，只把声音当成连缀的环节，像乡下老太婆不明经义，只把佛经死记死背下来一样。阿弥陀佛，假如我们每背一遍历史就要重演一次的话，我们所犯的罪比杀人狂希特勒不知道要重多少倍呢！

徐子明当时是台大历史系的教授，原名光，字子明，由于讨厌现在人没大没小地直呼他徐光，就把字改成名了，这叫作“以字行”。台大中文系也有一位老教授毛子水，原名是毛准，字子水，也是以字行。徐子明先生教我们的时候，至少也有八十岁了，说也奇怪，他那时还是台大的专任教授，并没有退休，以前退休的法令似乎与现在的不同。据说徐先生在台大很不得意，因为台大从傅斯年之后就常标榜是继承了北大精神，有自由又开放的学风，徐子明是最讨厌“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对胡适等人完全嗤之以鼻，要他在台大待下去，无疑是让他受罪。但台大有宽敞的宿舍可住，薪资与福利也比私立学校好，他似乎就因这个原因在台大“忍辱负重”了。

后来我台大的朋友告诉我，徐子明在台大，纯粹以“怪胎”的方式出现，他对任何有职位的人一贯轻视或敌视。譬如当他经过台大文学院院长沈刚伯的办公室时，一定会骂一句“王八蛋”，然后吐口痰，走过中文系系主任台静农的办公室时也是会吐口痰然后骂句“王八蛋”。我问那朋友，先骂王八蛋与后骂王八蛋有没有分别，他摇头说这一点他倒没有注意，反正徐子明就是立异以鸣高的这种人吧，他说。这一点与我在东吴看到的也没有什么不同，他老是痰多，上课时常匆匆走到窗边把窗子推开，然后哈呸将一口浓痰吐出去，有时看到不顺眼的人，也会骂一声。他看人都是用瞪眼的方式，从来没见他笑过。他个子老高，天热时穿白色的短衫，天冷时穿长袍，下面着中国式裆很深的裤子，腰的部分没有裤带，是翻转内折式的。他教我们时已老，可能有泌尿上的疾病，下了交通车，来不及走上楼来上厕所，往往朝着大楼前的水沟就小解起来，也不管路过的是男生还是女生。当时没有任何人去管他，不论校方还是系方都没人告诉他在公开场合小便是不宜的，时间久了，大家习惯成自然地把他当成学校的一景，也没人觉得意外了。

他似乎在文化认识上受伤很深，整个世界不朝着他认可的方向运行，甚至反其道而行，让他很伤心，却无能为力。他认为国民党失去整个大陆江山，是新文化运动害的，在他看来，没有新文化，没有白话文，没有胡适，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整个中国就没有今天的陵夷之痛。他早年出国留学，还拿过威斯康星大学的学位，也到过欧洲，对西方文化语言浸淫甚深，他除了娴熟英文、德文，对拉丁文与希腊文也有研究，据说新生南路圣家堂的耶稣会教士看到他都十分尊敬的。但他晚年，把那些让人家尊敬的东西都抛弃了，变得急切又愤慨，他把整个西方几千年发展出来的文化或文明用最短的两个字来概括，那两个字就是“狗屁”！

他不相信现代医学，他年老有泌尿问题，有人劝他开刀，说那是很简单的手术，但他拒绝，只服食中医开的药。他把所有的西书都扔掉、烧掉，书桌旁只放了一部丁福保编的《说文解字诂林》。他轻视、敌视整个世界，但都没有回应，他就把这种轻视与敌视带到课堂，把怒气尽数发在受现代教育的学生身上。他只要我们背书，背得不好就大声地跟学生叫：“滚出去！”他跟我们说：“在我眼中看来，你们什么也不是！”这已经是比较轻的责罚了，要知道几千年的西方文明，在他老人家眼中也只是“狗屁”两字而已，而大学者沈刚伯、台静农在他嘴里只能与最不堪的字眼相比。只获得“你们什么也不是”的詈责，我们何其有幸啊！

我们大四的时候有一门“中国思想史”的必修课，课表上写的是由林尹教授来教。林尹字景伊，浙江瑞安人，他是师大的老牌教授，也是师大“国文”研究所的所长。大学办中文研究所，师大的博士班成立得比台大还早，所以当年我们一些年轻的教师如教文字学的赖炎元先生、教声韵学的陈新雄先生，都刚从师大博士班毕业或还在修业中，“中国思想史”由我们老师的老师来教，当然令大家延企以待了。

当年师大“国文”研究所，极重师承，相沿成风，对老师必称字号，绝不敢直呼其名。师大学生对外校老师就没这个规矩，像台大的名师，也台静农、屈万里地乱叫，但对林老师他们不仅不敢叫他林尹，连叫林景伊也觉得不够恭敬，都只能称呼“本师　林先生”，写出来，林字前必空一格，念出来，必在林字前一顿，表示鞠躬顿首的意思，十分有趣。因为林先生以前在大陆曾做过黄季刚（侃）的学生，而黄季刚又是章太炎（炳麟）的弟子，所以师大这派人，遇到要提起章黄的时候，也毕恭毕敬地称章先生、黄先生，而钱玄同因曾为林先生的《中国声韵学史》做过序，也算是林的老师，遇到这位疯疯癫癫的晚年连姓都改了的“疑古玄同”老哥，他们也得敬称他钱先生，表情也是凝肃得很。

我们在教室恭候“本师　林先生”，但林先生却晚了半个小时才进教室，他在教室外捻熄了手上的香烟，一上得讲台就问我们买了他写的《中国思想史纲要》没有，没有要快买，然后天南地北地大谈中国思想发展的“大势”。他说中国思想的大势在先讲孝亲，然后“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的移孝作忠，这叫修齐治平，也就是“大学之道”。他要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孝亲，以免“子欲养而亲不待”了，整堂课他在演说儒家的孝亲之道，根本不是什么中国思想发展的大势。更有趣的是他越说越得意，竟然从他西装的内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扁平的玻璃瓶，里面装了大半瓶洋酒，他打开瓶塞，当场就喝了起来。

那一堂半课除了信口开河的乱讲以外，就是打开瓶盖喝酒，下课后有点踉跄地走下台来，后来直到我们把大四课上完到毕业也再没看到过“本师　林先生”，下一周的课他要他的儿子林耀曾先生代课，从此一直代到我们毕业。林耀曾先生自幼饱沃庭训，最擅背诵，他讲起庄子哲学，就把《逍遥游》《养生主》整篇背出来，怕学生跟不上，又把背诵的文章用板书写在黑板上，两堂课用在写黑板的时间占去一堂半，这使得我们对他背部的认识比正面要多。

后来我们才知道，林耀曾先生当时还在师大硕士班做学生，按理他还没有讲师的资格，当然是不能教我们大学的功课的，但林老先生护子心切，自己出面到东吴“卡位”，找我们学生集体做他儿子试刀的对象。林耀曾教我们的时候还很腼腆，有点胆怯，但父命不可违，这可能是他父亲在第一堂课就开宗明义跟我们大谈中国思想要从孝亲开始的原因。

但课表上教授的名字一直没有变，在登记上面，我们都是“本师　林先生”的弟子，这是毋庸置疑的。

东吴是兼任教师的天下，而兼任教师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有的没有学问，有的缺乏良心，也有两者兼缺，再加上几个愤世嫉俗的人在里面搅和，弄得一片昏天暗地。最严重的是那群教师没有一个把学生当人看，不是瞧不起学生就是戏弄学生，这样怎能做到东吴英文校训中揭示的Unto A Full-Grown Man呢？要教养学生“做一个完整的人”，必须先把他当成人看，自己要尊重知识、尊重学生，学生才会要求自重，才会完成自己而“成人”。从这个角度看，东吴办学的人，可以说对不起他们的校训太多了。我想起孟子，他把最卑微的人都当成圣贤看，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句话并不保证人一定都成了尧舜，但圣人就是面对一个判了死刑的犯人，也不会随便地把他抛弃。唉，典型在夙昔，古今对照，才知道我们处在一个多么黯淡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