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双溪

我觉得东吴的英文校训比起中文的更有气势，
口中一念，
感觉自己与浩气相聚，
两腋习习，
顿时忘记自己处身在简窳的现实环境之中了。

我考上的东吴大学在士林的外双溪，当年外双溪没有什么建筑，是一个谷地，两边是山，北边的山比较高，南边的比较矮，两山之间，有一条蜿蜒的小溪经过，那条溪就叫双溪了。我读东吴的时候，那儿还没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的文物据说还收藏在台中的雾峰，那里辟有一间小小的展览室，只供“国宾”级的访客参观，其他人就无缘瞻仰那些稀世珍品了。大一上学期即将结束的那年冬天，上课时偶尔听到一阵阵爆炸的声音，原来对面山脚在炸山洞，听说故宫博物院要北迁来此。双溪是由东朝西流来，东吴是在双溪的南岸，南岸的土地狭窄，溪对岸还算开阔，只一个陆军的行政学校在那里。行政学校的校舍都是木制平房，附近民居几户，其他尽是稻田，我们学校如果非要建在外双溪，为何不建在那边而选择这么狭隘的角落，真让人不解。

当然令人不解的事尚多，一开始也管它不着。当时的东吴大学整个学校只三栋半的建筑，一栋是所谓教学与办公大楼，还有一栋是女生宿舍，一栋是男生宿舍。教学与办公大楼坐落在山脚，前面有一长排阶梯，走上去还要花费一些力气。这座大楼是学校所有行政包括校长室，教务、训导、总务三处的办公所在，各系办公室也在其中，办公室的上面就是教室了，教室相当简陋，只一张黑板与几十张带桌板的木椅而已。还有一栋没完成的活动中心，所以只能称半栋，上面用来当礼堂，下面用来当餐厅，学校所有的“硬件”设备仅止于此。

不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所简陋的学校，一所有规模的中学甚至于小学，设备都要比它像样。举例而言，学校是知识的殿堂，首先要盖的应是图书馆，而东吴就没有，它的图书馆只能相当于一个普通小学校的图书室，藏书少不用说，管理也很糟，反正也没人去借书，有些学生到毕业都不知道学校还有图书馆。直到我们大四的时候，学校建了间安素堂，安素堂的主体是一座教堂，它旁边的附带建筑就辟为图书馆了，但所藏的书与期刊，比一般好一点的中学尚不如。

东吴大学用英文来叫是苏州大学（Soochow University），一九〇〇年由基督教卫理公会设立于苏州，在历史上算是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了，只比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晚成立了两年。卫理公会是从英国圣公会演变延伸出来的一个独立教会，原由宗教家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所创，后来迁到美国，这所教会自己定名叫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中国人早年把它翻译成“美以美会”，一直到现在，卫理公会的英文名字还是The Methodist Church。不论叫作美以美会还是卫理公会，它都是全美最有势力也最有钱的教会，以前在大陆它就独办或与其他教会合办大学达十三所，当然最有名的就是东吴了。东吴在大陆原是一所很有声望的大学，它在苏州的校园清雅、建筑考究，法学院设在上海，更是全国法学界的翘楚。问题是像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世界性教会、一个有历史的学校怎么会跑到外双溪畔这块不怎么样的地方来“复校”呢？这岂不把东吴的金字招牌给弄砸了吗？要说起来真是一把辛酸泪，提起来话长了。

问题出在东吴在台湾有一批热心的校友，太过急躁地在台湾搞“复校”的活动，一九五一年就潦草地把学校开办起来。他们筹到的经费有限，只能在台北南阳街附近的许昌街租了间楼房，办大学因陋就简有点像办补习班，水准当然无法高，但这群复校的校友还扬扬自得，后来还称这段复校的过程是筚路蓝缕。他们并没有争取卫理公会在美国总会的支持，所以不能动用卫理公会有关教育的那笔特别经费。有段时间，卫理公会跟学校的关系紧张，不愿承认台湾的东吴是他们办的学校，后来不断有人奔走，关系才逐渐缓和起来，直到我入学的那年，总会才派来一位名义是“会督”的牧师来驻校，但总会的资金仍不准动用。讽刺的是教会在一九五三年就决定在台中办东海大学，还请了当时美国的副总统尼克松来破土，光是土地就买了一百四十公顷，校舍与教堂请世界有名的建筑师来设计，其中包括了贝聿铭，出手阔绰得不得了。东吴的校地只有十五公顷，与东海差别之大犹如天壤了。有次一位学长告诉我，东海的那笔钱原来是东吴的，东吴被弄到现在的模样，不只不能与东海比，就是与同是私立学校的文化、淡江与辅仁比也相差甚远。校地蹇迫，校舍粗陋，为世人所笑，完全是那群校友乱搞出来的结果。

我刚刚入校，还不知其中的委曲，但新生训练时才知道学校名字是大学，其实只是所独立学院，因为“大学法”规定一所大学，必须要由三个以上的学院组合而成，东吴当时只有一个学院，当然不能算是“大学”，它的正式名称是“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因为法学院前面有“东吴大学”的名字，大家不加考究，就叫它东吴大学了。当时的东吴法学院共有六系，其中法律、政治、经济、会计也许与法律有关，而中文系与外文系根本与法学无关，放在法学院，纯粹是权宜之计。当时东吴的“领导”（对上行文称“东吴法学院院长”，对下行文称“东吴大学校长”）是石超庸先生，他的名字译成英文是C.Y.Stone，名是音译，姓是意译，十分特殊，外国人与洋派的中国人都叫他Dr.Stone，假如不知情的再转译回来，可能成了史东博士了。他是耶鲁的博士，人长得高大，面孔黝黑，说话有广东口音，我几乎没有单独听他说话的机会，几次全校性的大会听到他发言，都行礼如仪地没什么特别。

新生训练的时候，我看到礼堂两边高挂着学校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还是孙中山的手书。这幅字到处都看得到，应该不是专为东吴写的，当年老蒋在庐山宣布对日抗战，讲台左右也是高悬这幅标语。我特别注意到在东吴黑红相间的校徽上有一小行英文字，上面写着：Unto A Full-Grown Man，译成中文是：做一个完整的人。我看了特别感动。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都能帮助我们独立成人，但中文的“法”字太有迹可循了，至少太依靠古今的“完人”作典范，而英文中的Unto A Full-Grown Man却没有这个味道，对沉醉在浪漫思潮中的我来说，英文里的完整的“人”给我更大的激励。当时我的信念是：真正的“人”是独立的、不依仗别人的，道德之所以高贵是因为道德来自于自觉，而不是来自于他人或他物的规范，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浩然之气是在我自觉的心中油然而起的，不是受圣人的指引，也不是受“完人”的影响启发而来的。君子独立苍茫，没人值得效法，也没人可以依傍，真正的英雄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觉得东吴的英文校训比起中文的更有气势，口中一念，感觉自己与浩气相聚，两腋习习，顿时忘记自己处身在简窳的现实环境之中了。

不久就正式开学，第一周的课就让人失望。大一的课，原多是一般的通识课程，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心理学、三民主义等课，唯一中文系的专门课是文字学。东吴强调英文教学，大一除了每周有四学分的英文之外，还要修两学分的英文文法，两门课同一位老师教，因为老师性格懦弱，教学法也很冬烘，学生反映十分一般，所教所学的，现在已没任何印象了。国文则是由一位能言善道的老师担纲，他名叫华仲麐，是贵州人，他的个子高壮，头发因为稀疏干脆剃光，这使得他更是红通通地油光满面，一口斩钉截铁的贵州官话，总是头头是道又充满自信。他的举措言行，真像一个正面的官场人物。我后来想，华老师如出来演戏，最好的角色就是扮演关公，他天生一副丹凤眼，只要戴上假发与假须，穿上绿蟒袍，根本不须化妆就可上场了。

华老师上课的时候一直抽烟，而且是一根接一根地抽，好像很少中断过。后来我听他说，那时他一天至少抽两包，有时还会抽到三包，抽的都是绿壳的双喜牌香烟，是当年公卖局出的最贵的一种牌子。他规定上课的课本是《陆宣公奏议》，用的是艺文印书馆的明刊影印本，陆宣公指的是唐朝著名的宰相陆贽。华老师对古代的官场文化十分娴熟，喜欢说臣子与皇上之间的关系，但都理想化地要求进退合宜、出入有度。他不喜谈宫闱密辛，上课的时候，说教的意味比较重，这应该是受大宰相规行矩步、义正词严的影响吧。但他上课也会取巧，明明一次要上两节课，他只上一节，另一节规定学生默写上次教过的课文，默书的时候他不用来教室，要两个助教轮流监督。

当时中文系有两位助教，一位是黄登山先生，一位是张晓风女士，张晓风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在台湾年轻作家中已很有名气。黄登山个性随和，监督我们默书时总是面孔朝外，学生偶尔抄书他都假装没看到；张晓风则很严厉，看到作弊一定举发，弄到坏学生对她十分头痛。有一次班上同学章孝慈趁黄登山监督时也跟着别人拿书出来抄，想不到一周后他竟然跑到华老师面前涕泗纵横地大表忏悔，说自己错了，请老师把他的卷子改成零分。老师感动得不得了，在课上大肆赞扬，说君子绝非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有过不惮改，才能成圣成贤等。老师说得不错，但其他抄书的人就觉得脚底有刺了。华老师的结论是像章孝慈这样的人，品德如此端正，加上好的学识，未来一定不可限量。想不到真被老师说准了，章孝慈三十年后竟然成了东吴的校长。

东吴中文系当时请洪陆东先生做系主任，但后来华老师告诉我，当年洪陆东并不是专任教授，而是一位兼任教授，当然主任也是兼的。我想一个学校连系主任都是由兼任教授来充当，确是亘古之奇了，但华老师说得言之凿凿，不由得人不信，他说一直到我们毕业，东吴中文系的专任教授只他一个，其他的除助教外全是兼任。据说洪陆东教授以前在大陆做过司法行政部的次长，自己是诗人也是书法家，他当时年纪已很老了，没有八十岁也有七十余岁，在学校很少见到他。他只在系里教一门课，就是杜诗，是排在大三上的。大三时我们上他的杜诗，闹了不少笑话，洪老师是浙江黄岩人，浓重的乡音，没几个人懂，他把杜诗的《北征》念成“剥金”，在台上摇头晃脑地把诗又唱又读的，他不讲格律，也不太讲诗的典故，杜诗不是“无一字无来历”的吗？但他也许想我就是讲你们也不懂啊，就不去讲它了，只用他难懂的黄岩话不停地赞叹说这首诗真是好啊，真是好啊，下面的人一个个晕头转向地呆坐在那儿，不知好在哪里，更不知道该如何把金山一般的杜诗“剥”下一点黄“金”来，我们真是空入宝山呀。

中文系既除了华老师之外一概是兼任，整个系当然显得松垮垮的，学生是需要启发辅导的，但系上没人关心学生，日子久了，学生也变得像一盘散沙般，除了偶尔勾心斗角，彼此就关系很浅了。照理来说华老师是专任教师，应该多负点责任，但华老师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又是个爱憎分明又太有豪气的人，他也根本不会去管学生的事。有一天我听他在教师休息室约几个同事吃饭，曹升老师问他有没有酒喝，他大笑说：“有没有酒喝？你有没有搞错，我家的酒就是不多，也可以把你曹升活活地淹死！”后来有一次在老师家听他同乡好友谷正刚先生说，他们华家在贵州的时候，是专门生产茅台酒的，“华茅”这商标代表茅台的最高品质，销路也是最好的。当然到了台湾，他也没法那么阔气了，但他的生活还是比别人过得奢华许多。

我从大一到大四都得修华老师的课，除了在大一有他开的“国文”之外，大二大三的“中国文学史”也是他开的，大四时，则上他开的《文心雕龙》。“国文”与“中国文学史”是系里的必修课，《文心雕龙》则是选修课，但东吴那时课开得少，所有选修课几乎都是“必选”，因为根本没有“不”选择的余地。

我们大一的时候，可能因为无聊，几个人常在学校的总课表前看各系所开的课程，不见得与自己有关，但看一看也好，有一点像在照相机的观景器里看世界的意味。东吴虽然由心急的校友匆匆复校，但好像一直不忘记注重外文，譬如与我们中文系相连的外文系，在课表上就排了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课程。这时我们发现在我们中文系的大三课程中，竟排了一门“韩文”。当时我们怎么也想不透，要我们中文系学生修英文、日文还有点道理，修韩文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了。一个同学说韩国比日本更接近中国，受中国的影响更深，研究韩国会让中国研究得到更大的启发，另一个同学说东吴学校小，比起其他的大学起步又迟，必须出奇制胜，从韩国来研究中国是别人没有开辟的学术领域，等等。第二天我们遇到大三的学长，一问才知道所谓“韩文”根本不是韩国文化或韩国文学，“韩文”只是“韩昌黎文”的简称罢了。

反正一切浑浑噩噩、糊里糊涂的，课程开得不清不楚，教书的老师一个个精神涣散，上课既不准备，下课也无作业，走上台来，总是胡扯一通，他们都是兼职，只拿微薄的钟点费，学校也没要他们负什么责，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负些什么责来。一位戴着深度眼镜的《诗选》老师，年老得走路都有点力不从心了，第一次上课点学生的名，忽然发现有话可说，他说以前一位老师问学生，说你为什么名字叫作“凤梧”呢？学生说：“回老师话，学生母亲生学生的当晚做梦，梦见一只凤凰停在梧桐树上，就为学生取名凤梧了。”老师接着问：“你母亲当晚假如梦见一只鸡站在芭蕉上，就该给你取个什么名字呢？”说完停了一下，几个意会到的男生笑了起来，大部分学生傻子般等答案，他却说诗的“六义”是风雅颂赋比兴，不晓得其中的比兴是不能读诗的。这个例子举得十分轻佻而不负责，只是好逞小慧罢了，与文学的比兴其实没什么关系。但多年之后，大家都忘了诗义与诗教了，独对凤与鸡的记忆犹在。

我的大学生活于焉开始。一切混乱而无章法，我天天挤三趟公车到荒芜的学校，中午想尽办法吃便宜又简单的午餐，有时五毛钱买一个馒头果腹。学校很小，又没图书馆，课余根本没有去处，课间只得找个空教室坐着空等。我是乡下来的学生，这儿没有朋友，有时闷慌了，就一个人到学校建筑之外的野地去闲逛。男生宿舍右后方山坡上有几棵松树，坐在铺满松针的树下，听松涛、看远处的云彩很惬意。从东吴的教学主楼朝后山的方向走过去，有曲折的登山石梯可以走，半山有座前“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的坟墓。再往上走就没石梯了，是杂草丛生又十分弯曲的小道，有一段路还须手脚并用地攀爬才能上去，上到顶处朝南望，整个松山机场就在眼前，一阵风来，就让人有振衣千仞冈的感觉。

东吴还不错，至少还保有一些都市见不大到的“野趣”，但我期望的不在这里，我如选择野趣，就无须用尽手段挤进这大学的窄门，待在宜兰乡下不是更好吗？我真正向往的是知识，它是我生命中最感贫乏又极想追寻的东西，但在开学的几天之中，一层层的失望扑面而来，我希望以后会改善。大学绝不会是我初看到的那么糟，一定有一些伟大的蕴藏是让人在一般状况下看不见的，否则就不会叫那东西是“宝藏”了。大一学生还要上军训与体育课，还须做体力上的操劳，上了整下午的课，拖着极为疲惫的身心赶回位于爱国东路的服装社的包伙餐厅吃晚饭（我后来只包晚餐），去晚了他们是不会等人的。晚餐后我无处可去，通常走到重庆南路书店闲逛，逛到书店纷纷打烊才回到宁波西街的住处，在厕所附设的淋浴水龙头下草草冲个澡，挤进有臭味的工人寝室。我把铺盖打开，设法倒头就睡，但总是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