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舞场

一

新文化运动以后，“新”作为一种价值就确立起来了，相对于“旧”，“新”总是代表着积极向上，代表着先进，故支持“新生事物”，仿佛是一种“政治正确”，新中国成立后就更是如此。问题是“新”与“旧”的标准因时而变，贴哪个标签关乎政治需要，往往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时被目为“新”者，彼时又被目为“旧”。比如交谊舞，四十年代由史沫特莱带到延安时，绝对“新生事物”，是被认为有益身心健康且有反封建意义的。

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还在跳，五十年代初学苏联老大哥，更是动员党员干部要带头学着跳的，不仅要扫除文盲，也要扫除舞盲，“向困难进军”，学跳舞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项。“文革”后我在电影里看到那时候电影上的画面，女的穿布拉吉，大辫子上缀以蝴蝶结，男的白衬衫带背带的工装裤，或是苏式的军服，相拥起舞，脸上一概是透明的笑，装点出一种明朗而富于朝气的气氛。

予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那时我家在一部队大院里，到周末院里一楼的食堂就辟为舞场，据母亲说，我父亲也时常去跳，还颇为热衷，我觉得难以想象。更难以想象她说那时的邻居谁谁谁，也都去跳过，印象里这几位有笨手笨脚的，有缩头缩脑的，怎么下得了场？但是“响应党的号召”，有困难也就说不得了。不想“文革”一来，就变成地道的“旧”了，因源于西方，就往“资本主义”那边“旧”，有了“资产阶级”的属性。我那辈人小时候只会跳“忠”字舞什么的，再不知有交谊舞一说。

谁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上大学那段时间，交谊舞居然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而且显然又被目为“新生事物”了。“新生事物”往往是要“倡导”的，倡导经常采取的是层层发动、全民动员的方式。我不是学生干部，不够资格去听老校长的动员，不晓如何阐发交谊舞的意义的，不过也能心知其意，因报纸上已经在宣传了，总之，“开放”就是“新”，交谊舞无疑是“开放”之举。

学生干部接到的指令很明确，要发动同学跳起来，党员干部嘛，自然要身先士卒，都得跳，不会就学。我们班长是个较老派的人，对交谊舞之类肯定没什么兴趣，却也不反对，只是——“不能搞强迫命令嘛”。他好像不是止于腹诽，正经向组织反映过的。也没得到什么下文。但因班长的消极态度，跳舞令在我们班显然未得到大张旗鼓地贯彻。固然是组织、动员不力，没有真正“发动群众”，另一方面，我们班的“群众”也委实落伍了点：大多来自苏北农村，男女几无接触，连文体活动也几乎没有，这样的“交谊”，正眼看也要拿出勇气的，显然已大大出于承受力之外了。此外五十多人的班级，女生止得六七个，更难形成交谊舞的氛围。

我们的兄弟班级则是另一番气象。那一年中文系招了一个大专班，基本上都是南京人，女生又多，比我们班活跃多了，跳舞令下达未久，早已舞得风生水起。大概是想拉兄弟一把吧，那班上的干部就提出给我们启蒙。盛情难却，却之不恭，班长若是推诿，就太说不过去了，于是说定某日联系好场地，教舞。

在我们班按兵不动的这段时间，交谊舞会已在校园里遍地开花。每到周末，食堂、体育馆这些地方早早就被排满，届时彩灯闪烁，一片“嘭擦擦”之声。下了好大决心决定组织学跳舞的人发现根本找不到地方。最后因陋就简，找到了物理楼上的一片露台。那日下午，一拨人到了那里，大专班派来一拨女生，已在等候。这场合就更分明地见出“群众”的难以发动了：事实上不少人也是被逼来的，或者说，连哄带骗。虽然反对以组织名义强制参加，班长还是劝党员干部都去，就是不学，看看也行。这会儿一帮人杵在露台上，一个个都是不自在的模样，或者自顾自说话，好像没有跳舞这回事，班长等人空自吁请着：“跳嘛，跳嘛。”即至大专班女生上前邀请，好几个都推脱、退缩，说是先看看。我在一边暗笑：倒像是抓壮丁。

未料很快“抓”到了我的头上。也许因为我是南京人，想来会大方些，才找到我。那女生与我未怎么说过话，却是面熟，算是认识吧。我也没推，跟着到了场上。只是那样的氛围，总不免有几分尴尬。坏事就坏在肢体接触上。我是地道舞盲，得从ABC教起，第一步，便要我搂着她的腰。此事大难——天地良心，此前我与异性的肌肤之亲，限于中学某次学农时过一水沟拉了两个女生一把，手的碰触而已。大专班女生倒大方，见我不知如何下手，就把我一只手拿过去放在她腰际。从手到腰，这一步迈得忒大了，让人不自在。故对后面教舞步有点心不在焉，手的接触仅维持在若即若离的状态。那女生不悦道：“搂紧点嘛，男的是要带着女的跳的，你这样怎么带？”这显然只会叫人更紧张。我果然手紧了点，只是越发乱了方寸，步子不知如何走，只觉手心出汗，那动作不是搂，不是扶，是紧攥住人家衣服，像抓救命稻草。如此这般，过一阵儿那女生就停下来道：“也用不着那么紧嘛。”此语一出，我距崩溃也就不远了。

此后不知班上是否还组织过类似活动，即使有，即使来动员，我也不会去，自觉平生未尝受此大辱——实在是“伤不起”了。

二

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全民皆舞，肯定是夸大其词，然而跳舞之风的确是盛。上面有号召，下面很起劲，焉得不盛？我们班跳舞不成气候，显然无碍大局。

起先都是单位组织，也就在单位食堂、会议室之类的地方跳跳。学校、机关，凡大些的单位，周末原本早早沉寂的食堂一下子热闹起来，充作舞场，大有歌舞到天明之势。没人做过统计，想来同一时间举办的舞会的场次，空前绝后。这种舞会属内部性质，参加者大体上都是本单位的人。倒也不是凡外人就拒之门外，只是限于同学同事的亲友熟人，“社会上的人”则是要警惕的——这是没有单位的待业青年的别称，直到八十年代末，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仍是一个“不三不四”的可疑人群。有许多关于他们在舞场、冰场滋事生乱的传言。

倘单位里某人带进了可疑的人来，事后必有人好言相劝。此所以虽然总有人在托关系带着进入单位的舞场，通常情况却是不得其门而入。

但是时势推移，很快就在单位之外有了别的去处。我是说，营业性的舞场开始出现了。在南京，名声较响的有两处，一是北极会堂，一是五台山，都是原先的人防工事改造而成。两处都是偌大场地，能容好几百人共舞。我与这种地方应是绝缘的（南京刚出现旱冰场时，我“先锋”过一阵，跳舞这种很“潮”的事我则因那次学跳时遭受重大心理挫折，从此敬而远之），不知怎么居然也去过一两次。好像是十元钱一场票吧？

但我所谓“全民皆舞”，光靠这些场子担不起，题目中说的“遍地舞场”，单位的、公共的之外，还得把家庭舞会算上——当其时也，家庭舞会真是遍地开花。家庭舞会，建国前不用说，建国后直到“文革”前，也还有的。多半是富有而洋派的人家，发帖子邀了人来舞，很绅士，很正式。这样的舞会，八十年代也有的吧？主人多为高干子弟，也唯高干才有那么大的房子。是不是够绅士就难说了，因时不时听说舞会成了流氓场所，警察得了消息去拿人，跟端黑窝似的。我说的家庭舞会并非此类，能不能算舞会都很难说，因往往不是说好了有备而来，所谓场地嘛也是逮着谁家是谁家，绝对的因陋就简，随意得很。过去朋友聚会，不外喝酒聊天而已，再不就是偶或弄到什么片子，集体观摩。也是时风所染吧，那阵子若是有男有女、人数稍多的聚会，经常好好的就跳起舞来。往往是聊了一阵，忽然有人提议：“我们来跳舞吧。”于是就搬桌搬椅腾地方，放上磁带就跳将起来。有次是在一对画家夫妇家里，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客厅，还放着沙发电视柜之类，六七个人在房间中央方寸之地，你说怎么跳？也就是和着节拍挪挪步子吧。

不仅家里，宿舍也可成为舞场的。我印象很深的一次，便是在宿舍里大跳迪斯科。虽然上面号召跳舞，迪斯科却显然不在其列。交谊舞被定性为“健康”的，迪斯科则似乎有“颓废”的嫌疑。然而还是很快在年轻人中风靡一时——这个，当另说。 /VdPIYwqjugZpkmL/foPj6tjhNyfYRS5InIFE8Pib/XFbd6XrbxkJosDsSSXWu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