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公司好像是九十年代以后才有的。有了搬家公司之后,至少家中物件从甲地移到乙地的过程,不再是件让人头疼的事。一九九六年我搬过一次家,头一次找到搬家公司,白天市区有些路段不让开大卡车,说好了六点钟车到旧家开始搬,一拨精壮小伙,楼上楼下地跑,大冰箱往身上一扛蹭蹭蹭一溜烟。偌大的立柜,居然一人也能背负而上,令我知道了搬家也有专业与业余之分。这边搬出来到那边搬进去,用时不到三小时,虽然面对新家里尚未就位的一大堆书,知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搬家之速,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这当然是以过去的搬家为参照的。我说的是七八十年代的搬家,在那之前的五六十年代,搬家倒也省事,因为大多数人家根本就没几件家具,其他物品也极少,尤其是“公家人”。我父亲原在部队,部队较地方更有供给制的遗风,家里从桌椅橱柜到睡觉的床,全是公家的,上面有白漆的标记,到现在我还记得家具的某个部位有一白色的圈,里面有个“军”字。
公家没想到的,似乎是洗澡,所以我家较大宗的私人物件里,有一只很大的木头澡盆。六岁时搬家,除了那只大澡盆,印象中就只有几只箱子。配给的家具照例都在原处,到新家自有那边原住家用的那些,若不够用,又好意思开口,就找组织上要。
地方不比部队,“私有化”程度要高些,但一则穷,一则那样火热的“革命”氛围,有一种不由分说的要求顾大家不顾小家的要求,于是生活普遍因陋就简地艰苦朴素起来。搬个家,若是新居不太远,甚至弄辆三轮车也能搞定。
要到七十年代中后期,“文革”高潮过去,革命的魔咒开始失效,幻灭的幻灭了,才有一种过小日子的冲动在潜滋暗长,其标志之一,就是有一股做家具的风弥漫开来。不是买,大多是自己做,什么宫灯桌、五斗柜、大立柜,什么捷克式、老虎腿,一时颇为热闹。我的导师那时也在干木匠活儿。当然通常是请木匠到家里,这里面故事多多,暂且不表。后来结婚要二十八条腿、三十二条腿之类的说法,都是从这一阵风而来。它的后果之一是,搬家一下变得困难了——想想看,一下多了这许多狼抗之物。
搬家之兴师动众,过来人都有体会。既然并无这项服务提供,没地方找人,就只好找朋友熟人帮忙。家中人自然也全体动员,届时要分别扮演指挥员、接待员、督察员、火头军等多种角色,忙着端茶倒水,做菜做饭,指点家具摆放位置等一应事项。没准儿还要客串卫生员,因来者大多业余,大物件搬动之间,压着脚、蹭破皮之事难免,于是乎心下歉然,手忙脚乱翻箱倒柜甚或到邻家去寻碘酒、紫药水。
所谓“业余”,最见于搬大物件之时。若搬到较高的楼层,一个冰箱,已经大费周章,再有个大立柜,往往狼狈之极。大立柜似乎是家具中的重中之重,有两门、三开门之分,不能拆分是一样的,搬动时至少要两三人的合作,遇力气不够的,往往是四个人一人守着一只脚,没处着力,只能兜底来,弯腰低头,一点点地挪动。
力气有大小,使劲有巧拙,上楼时前面的人还要倒退着走,一时向这边倒,一时又向那边倾侧,歪歪倒倒地前行,指挥的生恐有失,不住地提醒:“慢点!”“小心!”
其实快也快不了。平日都没干过这活儿,姿势又别扭,走不多远有人喊便吃不消,于是就歇下,擦汗、喝水、抽烟、聊天,倒也好整以暇。有次我被一哥儿们喊去搬家,他家在五楼,一个大柜子,我们搬了一个多小时才弄上去。
当然比起这种蚂蚁搬家似的移动,气魄大的法子也是有的。彼时大家房子都小,家中杂物常去挤占楼道,搬个家还要去挪人家的煤灶类,太是麻烦,有人就想个招,用绳索直接将大物件从下面吊上来。这法子上面要有好几人拉拽,下面要有人绑定,看上去虽颇“壮观”,却也有几分惊险,偌大的橱柜吊在半空,要令其平衡,还不能擦碰到墙,也并非轻而易举。
如此这般,搬一趟家真是大动干戈。物品的完整性却又是没保障的,某次参与搬家,是一熟人新婚,结果五斗柜上立着的镜子撞在门框上,立马掉地粉碎,因是熟人,却又发作不得,强作笑脸连说“没关系,没关系”。
但我知道,他暗地里必是把我们给骂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