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一部纪录片里才知道,中国第一家电视台一九五八年就开播了,比我出生还早两年,这便是央视的前身,当时叫北京电视台。我有个中学同学非常肯定地说,至迟到一九七六年,南京已经可以收到电视信号了。
他对头次在家中看电视的日期言之凿凿,实因家中那台自己组装的电视机恰在一个非常时期组装成功:毛泽东去世的那段时间,电视机正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全家人围着看他哥哥摆弄天线,屏幕上先是雪花点,后来有扭曲的条纹,再后来,忽然之间,画面出现了,众人一起叫:好!好!!
但很快又不好了。接下来有多次的反复,画面时有时无,电视里正播放的哀乐因此随天线角度的变化断断续续,间以他们的叫好声。当然,是为试验成功叫好,只是这是说不清的,所以他们要不断地互相提醒,小声点!以便压抑住兴奋,不致因叫好招来无妄之灾。
这时已是“文革”的尾声了,“革命”已然意兴阑珊,好多人的兴奋点转到了“小日子”上。自己打家具、自装收音机之风,持续了好一阵了。组装电视机则相当“前卫”,我家隔壁一邻居家看上电视似乎还要更早点。也是自力更生,显示器用的是监视器,据说是巴掌大的圆形。如果跟他家的孩子关系好一点儿,我与电视的邂逅应该会提前不少,不幸吵过架,故当住他家楼下的小三子提议带我上去看,并保证“没事”时,犹豫再三,我还是强忍好奇心,矜持地放弃了。
这些拥有电视机的人家都是大大超前的,电视机大面积进入我们的生活是后来的事。
“大面积”很直观,我指的是大面积看电视的人群。较早买了电视机的人家,请人到家里看电视成了一个项目,似乎他们也有邀邻居亲朋看电视的义务,所以往往挤了一屋子的人。若在夏天,受惠者就多得多。天热,屋子里待不住,电视机被搬到院子里或房前的空地上,如同小规模看露天电影,邻里熟人自带了凳子排排座,左近不大认得的人,甚至还有路人,站在后面利益均沾。当然,距屏幕的距离要近得多——不抵近了看也不行,因最初进入家庭的黑白电视机,不是九吋,就是十二吋,多人围观时,坐或站后面的人,即使瞪大了眼也只能看个大概。
大尺寸的电视通常要大一点儿的单位才有,属贵重物品,多半有一箱式的电视柜,平日上着锁,钥匙有专人保管,等闲不让看。当然到了节假日柜子会打开,届时那些住在单位里的单身汉端着饭盆就前来抢占有利地形。礼数也是要讲的,遇领导或年长同事从家里赶来,少不得要让座。有什么好节目,会早早地传开,春晚更不必提,你甚至可以见到扶老携幼大老远跑来看电视的热闹场面。
我家有电视机不算晚,是在我和妹妹一再敦促下买的。父亲单位里一位神通广大的同僚找的关系弄到的,虽也只有十二吋,却是进口货,匈牙利产,橘红色的外壳,特别处是可以用电池,应该是旅行或郊游时用的。我一直想显摆一下,苦于没机会——没事你扛个电视机跑野外去干啥?再说人家是放在私家车上,那么大个家伙,我怎么弄到野外?故只能任由它“泯然众人”了。
照说我就不该跑到外面去看电视了。但一九七八年的春晚我倒是特特跑到父亲单位里看的。他们进了一台二十一吋的彩电。大彩电,那是什么概念?!
预料人会来得很多,电视架在了礼堂里。人满为患自不待言,我印象深的是转播结束以后。满大街都是人,从单位里、从有电视的亲朋家里出来,像是南京城有无数个电影院同时在散场。时已深夜,公共汽车停了,那时还没出租车一说,人都在街上,或走或骑自行车。那年春晚好多老歌唱家复出,“文革”前家喻户晓的老歌又唱起来了。往家走的人意犹未尽,哼唱着老歌,于是大街小巷都在“红湖水,浪打浪”。仿佛有一种“家家扶得醉人归”的气氛在空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