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僻只缘心自远，
青鸦时过助寒氛。
陌头为染家园色，
赖有东坡一溪云。

吉村大观堂也在寺町通，不过比藤井文政堂离繁华的中心地段更近些罢了。前边提到过京都古书研究会印行的那份“京都古书店绘图”，其实，这张图我先是在网上看到，但网上故意拍得很不清晰，只说每家古书店均有售，可我去了许多家都没看到，第一次看到便是在吉村大观堂。不过，那次来吉村大观堂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他们家有古籍。后来，从藤井文政堂网上看到《游仙窟钞》图片后，我便时不时看看其他书店有没有类似的照片，搜来搜去，发现吉村大观堂原来是有古籍的，虽然为数很少，但也值得一去。

后来又在他们的网站上看到了图书目录，仔细翻了很久，头昏脑涨，终于发现了一套想买的书，谢肇淛的《五杂组》。于是便兴冲冲地来访了。

但到书店后才发现，这家书店真正的线装书很少，大都是大正、昭和时期一些奇怪的出版物（当然，那些肯定是有价值的，只是我不懂罢了）。找了半天，摸不着头绪，只好把书名写给店主看，店主也一头雾水，估计那张书目是他们书店很久以前传上去的。

看来《五杂组》是没了，只好再找找别的，还好，在其结账的柜台上发现了几册线装书，拿来一看，有个别还不错的，本着“贼不空回”的惯例，买下作为代表。此后还来过几次，但也只是零星地翻出几册古籍来，意思也不大。

其一是一套《孔子家语》，五册，宽保元年（1741）风月堂刊行，底本为王肃注本，还有冈白驹补注（此人在前面论《蒙求》一书时已提到过）。《家语》一书，于东瀛颇受欢迎，江户以来之翻刻本无虑数十种，且有多种补注本行世，其中声名最著者有二：一为太宰纯增注本，一为冈白驹补注本，均颇常见。

第二套是我非常喜欢的收获，《苏长公小品》四册，弘化三年（1846）青木嵩山堂本。

明清以来，小品大为流行，尤其是晚明和现代文学史上一些作家的小品脍炙人口，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就很喜欢读明末的小品文。不过，此类文体虽然从晚唐便有了，但有学者指出，最早将此词移植到文学中的便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王纳谏编刊的《苏长公小品》，此后学界才将此类作品依例称为“小品”，可知此书于中国散文史亦有其价值，更何况其作者是千古风流的苏东坡！此书编者王纳谏，学界所知甚少。刘尚荣先生《苏轼著作版本论丛》云：“圣俞字纳谏，号观涛，江都人，晚明学者。”《中国古籍总目》亦录为“王圣俞”，实误。按明张弘道《明三元考》卷一四云：“王纳谏，江都人，字圣俞，号观涛，治易，丁未进士，授行人。”万斯同《明史》卷一三七又云：“万历丁未进士，吏部员外郎。”据此则知，王纳谏字圣俞，号观涛，江都（今属江苏扬州）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

此书明代有过数刻，最早的万历三十九年心远轩刻本为二卷，其后吴兴凌启康则将此书重编为四卷，并以朱、墨两色套印出版，红色为评点，此本已被收入第一及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清代则仅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吴兴闵氏刻本，其本当依套印本刊刻，却删去了眉评。此书国内公藏并不算少，但近些年套印本走红，此书的套印本在拍卖场很受欢迎：2007年，中安太平拍出六万元高价，2011年，北京泰和嘉成又拍出近四十五万元的天价。

此和刻本正是凌氏套印本的覆刻本，当然，其版面做了一些改动，将版面分为上下两栏，将原本的朱色眉批置于上栏，改用墨色印刷，正文在下栏。其本刻工精细，字迹娟秀，十分悦目。尤需提及者，由于国内自康熙本后便再未刊印，所以，这个和刻本成了《苏长公小品》一书近三百年来仅有的刻本，亦可宝贵。

此外还有一些零本，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安政六年（1859）刊行的《陈龙川文钞》。数百年来，日人并未注意陈亮，江户后期，日本出版界突然重视起这位“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人中之龙”来：天保四年出版了“史朝富编、徐鉴校”的《龙川先生酌古论》二卷，其实，国内并无此书，史朝富与徐鉴是《龙川先生文集》嘉靖本的编刊者，并未将《酌古论》单行，所以，这个单行本是日本出版者从嘉靖本文集中择出刊行的；嘉永三年（1850）如不及斋出版了由藤森大雅编校的《龙川文集》十五卷，过后又出版了修补本十六卷甚至三十卷。如果这两部书的出版还算是偶然的话，那此后便显得过于密集了：安政六年芥隐书屋便出版了由芥隐居士编、大桥正顺校正的《陈龙川文钞》四卷四册，其卷一是以《上孝宗书》等为主的“书简”，卷二为“中兴论”，卷三、卷四即《酌古论》（我所买到的便是此本），选文有非常明确的倾向；到了次年，也就是万延元年（1860），又出版了六卷本的《龙川先生集要》，篇幅虽较前为巨，但仍以前及之三部分为主要内容；仅过三年，文久三年（1863）便又出版了藤森大雅编校的《陈龙川文钞》三卷，选文与前四卷本同。看看编者自己的话就知道原因了，藤森氏在序文一开始便说：“夫制虏御患之道，有不得不然之势，又有不得不然之务。苟能因其势、尽其务，则戎虏虽强，国力虽微，无有不可为者。故自古豪杰之士，必为明不得不然之势，穷不得不然之务。宋陈同甫者，豪杰之士也，读其《上孝宗书》及《中兴论》诸篇，于制虏御患之道能烛乎事机之会，审乎应变之要。”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日本在嘉永六年（1853）受到美国坚船利炮的入侵，并于次年被迫开国，一时间陆沉之虞，迫在眉睫，而豪杰之士，亦思奋发有为，以期救亡图存，此书之风靡，其因在此。只是令人感慨的是，其所师法的陈亮其实并未能挽救南宋小朝廷，甚至整个日本所师法的中国亦未能避免西方殖民的惨痛——但，日本，做到了。 MRZc6nJy4ZVgHQ1YL4tg86tc0Nz9/5BhOsO2JzUiRTvWe5VLHXTHopQ894nCId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