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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吉村大观堂
——东坡小品

地僻只缘心自远,
青鸦时过助寒氛。
陌头为染家园色,
赖有东坡一溪云。

吉村大观堂也在寺町通,不过比藤井文政堂离繁华的中心地段更近些罢了。前边提到过京都古书研究会印行的那份“京都古书店绘图”,其实,这张图我先是在网上看到,但网上故意拍得很不清晰,只说每家古书店均有售,可我去了许多家都没看到,第一次看到便是在吉村大观堂。不过,那次来吉村大观堂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他们家有古籍。后来,从藤井文政堂网上看到《游仙窟钞》图片后,我便时不时看看其他书店有没有类似的照片,搜来搜去,发现吉村大观堂原来是有古籍的,虽然为数很少,但也值得一去。

后来又在他们的网站上看到了图书目录,仔细翻了很久,头昏脑涨,终于发现了一套想买的书,谢肇淛的《五杂组》。于是便兴冲冲地来访了。

但到书店后才发现,这家书店真正的线装书很少,大都是大正、昭和时期一些奇怪的出版物(当然,那些肯定是有价值的,只是我不懂罢了)。找了半天,摸不着头绪,只好把书名写给店主看,店主也一头雾水,估计那张书目是他们书店很久以前传上去的。

看来《五杂组》是没了,只好再找找别的,还好,在其结账的柜台上发现了几册线装书,拿来一看,有个别还不错的,本着“贼不空回”的惯例,买下作为代表。此后还来过几次,但也只是零星地翻出几册古籍来,意思也不大。

其一是一套《孔子家语》,五册,宽保元年(1741)风月堂刊行,底本为王肃注本,还有冈白驹补注(此人在前面论《蒙求》一书时已提到过)。《家语》一书,于东瀛颇受欢迎,江户以来之翻刻本无虑数十种,且有多种补注本行世,其中声名最著者有二:一为太宰纯增注本,一为冈白驹补注本,均颇常见。

弘化三年青木嵩山堂刊《苏长公小品》

第二套是我非常喜欢的收获,《苏长公小品》四册,弘化三年(1846)青木嵩山堂本。

明清以来,小品大为流行,尤其是晚明和现代文学史上一些作家的小品脍炙人口,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就很喜欢读明末的小品文。不过,此类文体虽然从晚唐便有了,但有学者指出,最早将此词移植到文学中的便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王纳谏编刊的《苏长公小品》,此后学界才将此类作品依例称为“小品”,可知此书于中国散文史亦有其价值,更何况其作者是千古风流的苏东坡!此书编者王纳谏,学界所知甚少。刘尚荣先生《苏轼著作版本论丛》云:“圣俞字纳谏,号观涛,江都人,晚明学者。”《中国古籍总目》亦录为“王圣俞”,实误。按明张弘道《明三元考》卷一四云:“王纳谏,江都人,字圣俞,号观涛,治易,丁未进士,授行人。”万斯同《明史》卷一三七又云:“万历丁未进士,吏部员外郎。”据此则知,王纳谏字圣俞,号观涛,江都(今属江苏扬州)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

此书明代有过数刻,最早的万历三十九年心远轩刻本为二卷,其后吴兴凌启康则将此书重编为四卷,并以朱、墨两色套印出版,红色为评点,此本已被收入第一及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清代则仅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吴兴闵氏刻本,其本当依套印本刊刻,却删去了眉评。此书国内公藏并不算少,但近些年套印本走红,此书的套印本在拍卖场很受欢迎:2007年,中安太平拍出六万元高价,2011年,北京泰和嘉成又拍出近四十五万元的天价。

此和刻本正是凌氏套印本的覆刻本,当然,其版面做了一些改动,将版面分为上下两栏,将原本的朱色眉批置于上栏,改用墨色印刷,正文在下栏。其本刻工精细,字迹娟秀,十分悦目。尤需提及者,由于国内自康熙本后便再未刊印,所以,这个和刻本成了《苏长公小品》一书近三百年来仅有的刻本,亦可宝贵。

此外还有一些零本,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安政六年(1859)刊行的《陈龙川文钞》。数百年来,日人并未注意陈亮,江户后期,日本出版界突然重视起这位“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人中之龙”来:天保四年出版了“史朝富编、徐鉴校”的《龙川先生酌古论》二卷,其实,国内并无此书,史朝富与徐鉴是《龙川先生文集》嘉靖本的编刊者,并未将《酌古论》单行,所以,这个单行本是日本出版者从嘉靖本文集中择出刊行的;嘉永三年(1850)如不及斋出版了由藤森大雅编校的《龙川文集》十五卷,过后又出版了修补本十六卷甚至三十卷。如果这两部书的出版还算是偶然的话,那此后便显得过于密集了:安政六年芥隐书屋便出版了由芥隐居士编、大桥正顺校正的《陈龙川文钞》四卷四册,其卷一是以《上孝宗书》等为主的“书简”,卷二为“中兴论”,卷三、卷四即《酌古论》(我所买到的便是此本),选文有非常明确的倾向;到了次年,也就是万延元年(1860),又出版了六卷本的《龙川先生集要》,篇幅虽较前为巨,但仍以前及之三部分为主要内容;仅过三年,文久三年(1863)便又出版了藤森大雅编校的《陈龙川文钞》三卷,选文与前四卷本同。看看编者自己的话就知道原因了,藤森氏在序文一开始便说:“夫制虏御患之道,有不得不然之势,又有不得不然之务。苟能因其势、尽其务,则戎虏虽强,国力虽微,无有不可为者。故自古豪杰之士,必为明不得不然之势,穷不得不然之务。宋陈同甫者,豪杰之士也,读其《上孝宗书》及《中兴论》诸篇,于制虏御患之道能烛乎事机之会,审乎应变之要。”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日本在嘉永六年(1853)受到美国坚船利炮的入侵,并于次年被迫开国,一时间陆沉之虞,迫在眉睫,而豪杰之士,亦思奋发有为,以期救亡图存,此书之风靡,其因在此。只是令人感慨的是,其所师法的陈亮其实并未能挽救南宋小朝廷,甚至整个日本所师法的中国亦未能避免西方殖民的惨痛——但,日本,做到了。 T5lDNAAOqND651Zysm470j4p/CzTU2XYaOWvdKWRJdO1Fp0bCllLZJvphNUg4+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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