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指路窥仙乡，
怅恨迟来误十娘。
佚鉴幸能开倦眼，
不惭文政老书房。

藤井文政堂虽然身处京都市旧书店最集中的寺町通，但寺町通书店林立之地在丸太町通到四条通之间，而这家书店则僻处于五条，算是寺町通的神经末梢了。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个名字对我而言不如前边几个书店那样，给我一种有宝可淘的暗示。所以便一直没想过要来拜访——如果不是因为偶然的机会，我可能会与在日本访书最有趣的收获失之交臂了。

有一次在网上查京都的秋季书市，忽然看到有张藤井文政堂的照片，便随便点进去看，发现竟然是用多张照片拼凑起来的书店全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网络的照片中把书店预逛一遍，随便一看便发现在书店靠墙一侧有一架线装书，数量很多，让人大吃一惊。但通过照片上的价签可以看出，全都是佛经，因为之前去过了其中堂、谷书店等几家专营佛典的书店，知道在日本，这种书店是很纯粹的，一般不会为了赚钱偷偷摸摸地放几本畅销读物。正打算退出，忽然在那堆佛书旁边看到了另一堆风水、测命的书，这个我就更不感兴趣了，但也证明这家书店不是一个苦行僧似的佛学书店，或许也会有别的书吧。于是又把照片尽量放大，再检查一遍刚才看过的那些价签，忽然看到一张很不起眼的小书签，上面写着“游仙窟钞”四字！这本书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它问世后便在中国失传，但墙内开花墙外香，在日本家喻户晓，影响亦大，而且也产生了繁多的版本系统。孔夫子旧书网上有日本人开的书店，其中有庆安本《游仙窟》，那应该是《游仙窟》最好的版本了，然索价太昂。这个《游仙窟钞》是一个后出的版本，也还不错，这本书上没写标价，我自然在想象中希望这是一个可以捡到的宝贝，于是便兴冲冲地来了。

七转八拐终于找到这家店，店面不大，却显得很宽敞，主要是因为门前竟然有十数平方米空地的停车场，这在京都已算得上奢侈。店内也同样敞亮，因为只环墙放了书架，不像此地一般书店那样蜂房式的格局。一进门我就冲向照片中看到的那个位置，但是，照片中看到的《成唯识论》《华严经》之类都还整齐地码放着，却不见了《游仙窟钞》。我不死心，一遍一遍地翻，但还是没有，如之奈何！

这时出来一个老板一样的人，他看到我在翻那些线装书，便指着书架下的抽屉让我打开，遵命一看，全是零散的线装书甚至散叶，对于这些又脏又乱的东西我一向有些发怵，虽然我也知道很多珍稀的书就是从这里翻出来的，“冷摊负手对残书”，听起来似乎很有诗意，其实却不然——要想买到一本很珍贵的书，又希望它干干净净，那就只能去拍卖场了。

书架下大概有近十个大抽屉，我一一打开搜寻，当然，《游仙窟钞》仍然未见，但却搜到了一本同样于中土失传却存于东瀛的典籍《韵镜》。

《韵镜》是等韵之学最重要的典籍，但此书却如同前言之《游仙窟》一样失传于中土，在日本繁衍生息，且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影响范围不仅在于语音层面，甚至成为日本人取名的理论指引（参见于冬梅、李无未《〈韵镜〉与近代日本人姓名的命运预测》一文）。直到杨守敬发现此书，与黎庶昌一起刻入《古逸丛书》，此书才算重回禹域。

《古逸丛书》所刻为永禄七年（1564）本，我买到的是元禄九年（1696）刊刻的《校正韵镜》，虽然晚了一百余年，但其校正却自有价值。永禄本之前的享禄本便已不可靠，看一下清原宣贤的跋文就可知：“《韵镜》之书，行于本邦，久而未有刊者，故转写之讹，‘乌’而‘焉’，‘焉’而‘马’，览者多困，彼此不一。泉南宗仲论师偶订诸本善不善者，且从且改，因命镂板，期其归一。”而永禄本又说“顷间求得宋庆元丁巳张氏所刊之的本，而重校正焉”，可以想象，此本内容实已数次“‘乌’而‘焉’，‘焉’而‘马’”了。杨守敬在将此刻入《古逸丛书》时仍然指出了其“校改传刻之误”：“唯内转第一本，撮口、合口之音而云‘开’。第二不撮口音而云‘合开’（原文为‘开合’）。”“又第十一转当云‘合’而云‘开’。第十二当云‘合’而云‘开合’。”（《日本访书志》卷四）此《校正韵镜》扉页云：“世间流布之《韵镜》，其误多，或‘开’为‘合’，‘合’亦为‘开’，空位为定位，以定位为空位，且亦文字之笔画，鱼鲁、刁刀之误不为不少，故《日月灯》《切韵指掌》之以古本逐一改之，新号《校正韵镜》，镂于梓。”语言虽尚不流畅，但刊者确实下了功夫，像杨守敬所举的错误在此本中皆得到改正。李新魁先生《韵镜校证》一书多用《七音略》《切韵》等来校证此书，但未能看到此本，所以其书不少校记实与此书暗合，由此可知此本之价值。

当然，国内学者之所以未能利用此书来校勘，主要原因是此书存世甚少，据王宝平先生主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目录》可知，国内并无此本，而据日本全国汉籍普查检索，日本收藏似乎也并不多。

另外，此书之版式也值得一提，其版心竟然是很少见的三鱼尾——古籍刊刻中如果忽略不同时代的风格统而论之的话，则大部分版心均为单鱼尾，也有不少双鱼尾，亦有少量无鱼尾者，三鱼尾以上的书虽然在一些讲版本的书中会提到有此一式（肖振棠、丁瑜《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一书便只举了明初《春秋书法钩玄》一书为三鱼尾的例证，此后潘美娣的《古籍修复与装帧》也袭用此例），但实际上却非常罕见。

买到此书后，我便对《韵镜》格外留意，后来，在新村堂书店又买到了一本，两年之中得到了两本，看来颇有缘分。不过，这次买到的较前一本更有意义，其书的原藏者对此书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在全书中用红笔增加了一些韵字，还与永禄本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校对，而且对全书前的数篇序言均进行了注疏的工作，先以红笔写要注之词，然后以墨笔写注语，甚为详尽。另外，藏者自己也有一些校改意见，比如“内转第八开”中，“以”字本一列于第三等，藏者用红笔将其勾入第四等，李新魁先生《韵镜校证》一书亦认为此字当为第四等。

最后说一下这家书店名字的来历。“藤井”最简单，如许许多多的日本公司一样，是老板的姓氏，而“文政”则是其创立的时间，日本的文政年间，即1818—1829年，相当于中国的清代嘉庆之末！一家冷清的旧书店，能以家族企业的形式维持二百年而不辍（这样的店在京都还有不少），对此，我们应该表示敬意。 mLdHC4tywxLWRz7TfP56UK/nGD3UqpdSGbeZmt11mveARUFgy3amd0Bj0u7K4Um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