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七堀策驽车，
径赴谷书寻古书。
外典不逢收内典，
《撄宁》试嗅笋和蔬。

在“京都古书店绘图”上可以看到，京都市最南端的一家书店便是位于七条通和堀川通交叉口上的谷书店。它背靠着气势宏伟的京都塔，简直可以称得上“身居要津”了。我一直没去看看，因为距我住的地方相当远，对于我这个喜欢骑自行车乱窜的搜书者来说，算是一个小长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一个并不了解的书店是件危险的事情；而且日本不同的书店仅从名字很难判断其主营方向，因为都有相当正式的店名，不像国内，凡有正式店名者多是新书店，卖旧书者一般来说都没有名字，如果有也会标出“旧书”二字。一次偶然的机会坐车路过那里，惊鸿一瞥，才初步确定是家旧书店。名叫“谷书店”，本来就让人从发音上自然而然地想到“古书店”，加上门口大大的“古书买入”的广告也更让人浮想联翩（日本把“旧书”称为“古书”，而这在中国却指“古籍”）。所以，一有机会便专程拜访。

初进门便大喜，因为小小的店面顶天立地全是书架，书架之间仅容一个瘦削如我的人通过，富态一些的人要来恐怕不太会受欢迎——当然，富态的人也不大会来（我印象中在旧书店遇到的淘书者大都很瘦，两者间或许存在某种联系）。仔细一看却稍感失望，因为绝大部分是佛教的书，我对佛教典籍向来如对佛教一般敬而远之。所以，这次来算是乘兴而来，却要空手而归了——好在这也是我淘书多年来常有的遭遇，何况现在更是客客气气地“访”而非急急忙忙地“淘”了。

转完几排书架，本来已经打算撤退了，却忽然看到有个角落堆了一些线装书，忙去翻看，更加慨叹日本书店的纯正：因为这基本上仍然是线装的佛经。可是，我不甘心，把那一箱子佛经又仔细翻了一遍，终于看到一套可有可无的书，明治十年（1877）万青堂刊海保元备补注《文章轨范校本》三册及其后两年出版的奥田遵补注《续文章轨范校本》三册。

说“可无”是因为此书太多，日本的旧书店里只要出售线装书就可能会有——日本人刻印中国古籍，最喜欢的书或许就是《十八史略》和《文章轨范》。长泽规矩也在其《收书遍历》中记载，当时有一些日本的三家村学究（原来这样的人哪里都有）到中国来，也想搜罗些古籍回去，便四处询问有没有《十八史略》与《文章轨范》的古本，被传为笑谈。

而说“可有”的原因则相当多：首先从外观上看品相还齐整，干干净净，价格也算合理；从内容上看，刊刻精致，字体娟秀规整，书为中型本，版面分为上下两栏，上栏占三分之一，即所谓的“补注”；从收藏看，据《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记录，国内图书馆收录此书虽不少，但海保与奥田氏补注者却仅有一二残本，亦可满足居为奇货的想象。

而且还有一些额外的原因。

一是书以人重。补注者海保元备字渔村，是德川幕府时期名儒，写过《渔村文话》，与斋藤谦的《拙堂文话》并称为“文话双璧”——以文话家身份注文章之选本，自然可算得上“鲁班耍大斧”了。就是充校正之役者亦非常人，乃海保氏弟子岛田重礼，对此人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但要举出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白鸟库吉和狩野直喜大家一定很熟，此二人便是岛田氏执掌东京大学时的弟子；与白鸟库吉并称为“史哲双星”的服部宇之吉又是他的女婿；最后，他的小儿子或许大家更了解（可能感情也更复杂），便是对中国古籍之精熟让当时国内的版本学家敬畏的岛田翰。

二是此书后还附有万青堂的“发兑书目”，共录近五十种书，每种都详细列出书名、册数、作者（或编者）、内容提要和价格。这是一份相当有趣的资料。中国古书很少印出价格，周叔弢先生就曾说“古籍中标明价格者，可谓绝无仅有”（见《周叔弢先生遗札十四通》，《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所以至今我们对古代的书价还没有很清晰的概念。日本明治之前刻本也多不标价，但从明治开始，则多效西方标出价格。即此书亦在版权页上盖了一枚长方形阳文朱印，内写“定价八十钱”。书目单中最便宜者为清天基石（即石成金）编《画家联锦》一册，仅十钱；最贵者则为四十一册的《通俗演义三国志》，六圆五十钱。其中还有一些颇为珍贵的书，如元人欧阳起鸣（此书目误为欧阳起）的《欧阳论范》，此书国内仅南京图书馆（下文简称“南图”）藏一明代成化七年（1471）刊本，而在日本却有和刻本行世，亦可庆幸，日后可即目寻访了。

另外，书目中还有海保氏的那本著名的文话。“文话双璧”均被王水照先生收入所编《历代文话》之中，《拙堂文话》原即以汉文撰写，自无问题；而《渔村文话》则以日文撰成，故需迻译方可。《历代文话》所收译文译为了白话，然从其行文、措辞及语气可知原虽为日文，但实欲为文言，即其序、题记、跋因用汉字，无须再译，故仍为文言；更巧的是，其书多引及《文章轨范》（书末甚至有专论《文章轨范》一节），不少内容便来自此校本，如“锻炼”一目之末论及范仲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句，便引及《文章轨范》，译文云：“泰伯据《严先生祠堂记》中‘贪夫廉，懦夫立’的句子，和《孟子》‘闻伯夷、柳下惠之风’的一段，想出了这个‘风’字。”而此校本原文为：“盖太伯因记中有‘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闻伯夷、柳下惠之风’一段，因得一字也。”译文自然不算错，只是文体有别而已。

眼看这家书店也就这样了，没想到结账时在柜台下又看到一摞书，随意翻了翻，竟然翻出一套王弼注《老子道德经》，刊本阔大，行款也疏朗，要不是有很细小的日语阅读符号，几疑为唐本。大喜过望之余心中也颇为忐忑，因为此书未标价，不知究竟如何。把书交给营业员。她见我翻过书后手不知道往哪里放，一边忙着给我抽了几张湿纸巾让我擦手，一边一本一本地算钱，到《老子道德经》时翻来覆去地看，似乎也很为难，然后便开始打电话，那边可能是店主，她报了书名问多少钱，那边说的时候她重复了一下，我虽然日语贫乏但还是听明白了价格，有些小贵，但还是咬牙买下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书中密密麻麻布满了红、蓝、黑三色札记，想来原藏者一定不凡。后来回到家仔细查阅了一番，书首页中缝有“卢橘堂”字样，则当为享保十七年（1732）刊本；此外，书之扉页有“东海”“源惟馨”的印章，那些札记亦多以“馨曰”开头，则可知此书为东海源惟馨旧藏，其人曾撰有《东海先生百绝》。

这时，才觉得谷书店之旅还算不虚此行，心情也放松了，就顺便捎了一函二册的日本京都知恩寺僧孝誉上人的诗集。此书是知恩寺为贺孝誉上人九十九岁而编（他活到一百零四岁），昭和五年（1930）三月初版印刷，到十月便第二版了，不知是太畅销（寺里僧人太多，不够分发）还是发现了第一版的错误。书前有日本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手题的序文。正文虽然是用铅字排印的，但书印得也还清雅古朴，可以留着把玩。另外，我对作者所取书名颇有兴趣，叫《撄宁邨舍诗》，作为京都知恩寺（此寺就在京都大学旁边）的第七十九代住持，孝誉上人的诗集却取名于《庄子》“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者，撄而后成者也”之句；而“邨舍”亦非寺院之景——可见他应当有些诗人的气质吧。回来想挑一诗来与大家共享，但把书翻了一遍，仍未找到——诗都很平淡，不知是僧人写诗易有（甚或是例有）的蔬笋气，还是日本人写汉诗常有的“和”气——杨守敬在与日本文献学家森立之的笔谈中便说“仆最服贵邦论学能与我邦先哲抗行。若诗文，仆未见有卓然成一家者”，其实杨守敬是一个“不惯作媚语”的学者，一千多万字的《杨守敬集》中几乎没有一首诗（仅有《藏书绝句》三十二首，但学界已基本论定其非杨守敬所作），这在古代文人中恐怕是很罕见的。这样一个不作诗的人对日本汉诗都有那样的评价，其诗如何则亦大体可知了。

在将此集翻了两遍后，决定选一首《偶得乡书》来作为代表：

雁声今夕不凄寥，
乡信细闻灯数挑。
第一书中堪喜事，
两亲强健二光消。

诗虽平，然语淡情深，就不以技法来求全责备了。而且还引发了我素来的感慨：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其实只负担了信息本身的传递，却完全滤去了一封乡书在纸张与笔迹中所携带的多重意蕴——这种差别也正如目前大行其道的电子版图书与版刻线装书之间的不同一样。 welLnCMSJTPpsI0X1mjjcMHqZ4CHopAtRJIGmRlpyLh/Mu08cQ7pGwpWyvXkkxYC